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盡管毛澤東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和其他共產黨統治集團上層的領導人如何作出決定的戲劇性場景，卻仿佛是一個來自明朝宮廷的故事。
比如說，毛的助手都是些什麽人，誰為他安排何時與何人見麵，誰為他準備他在紅色絲絨帷幕後邊的辦公室裏閱讀和批示的文件，又是誰把他的命令傳達給中共中央委員會——這一切都不為中國外界所知。這個謎團中的一個關鍵人物，自然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江青，她是個直言不諱、有時尖酸刻薄的女人，宣稱自己承擔著毛澤東最忠誠追隨者的責任。
毛澤東認為自己隻結過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父母在他14歲那年安排的一個農村女子，當時她已經20歲了。兩人從未一起生活過，所以他告訴斯諾，“我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也幾乎沒有想到過她。”
他的第二任妻子楊開慧於1930年被處決，她的父親楊昌濟是一位倫理學教授，是毛在長沙求學時期對其影響最深的老師之一。楊昌濟把年輕的毛澤東介紹給北京一位傑出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和作家李大釗，他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奠基人之一。
盡管毛有時被視為一個禁欲者，隻熱衷追求革命和權力，但他顯然也有多愁善感和浪漫的一麵。1937年，在回複一位作戰時犧牲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所寫的一首紀念詩時，毛寫了下麵的詞句：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廣袖，萬裏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楊與柳
後來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所附的官方闡釋說，毛的第二任妻子姓“楊樹”的楊，那位作戰死亡的男子姓“柳樹”的柳。
詩的第三行提到的“吳剛”，在一個古老的傳說中，為尋找長生不老術犯了些罪，被罰砍伐月亮上的桂樹。他每砍下一斧，那棵樹又馬上變得完好無缺，因此，他必須永無休止地砍下去。第七行詩中的“虎”是指毛澤東與之鬥爭的國民黨政權，所以，最後的對句描述的，是毛失去的伴侶聽到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時的心情。官方闡釋認為這首詩包含了“很大的革命浪漫主義成分”。
1928年，毛澤東35歲，他的第二任妻子還活著，他就開始與18歲的賀子珍同居。根據某些描述，賀子珍性格堅強，是一個女子軍團的指揮官；也有人說她是地主的女兒。不管怎樣，1930年，楊開慧被處決後，她和毛結了婚，後來還在危險艱苦的長征路上一直伴隨著他，是為數不多的參加長征的女性之一。她為毛生過五個孩子，其中一個就是在長征途中生下來的。
這種艱苦生活顯然摧毀了她的健康，到達共產黨在西北的新根據地延安後不久，她被送到蘇聯接受治療。她不在的時候，一位不太有名的電影演員藍蘋來到了延安，在生活樸素、與外界隔絕的共產黨人中，她必然看上去富有魅力且漂亮迷人。根據一種說法，她在聽毛的講座時，招搖地坐在前排，還大聲鼓掌，因此吸引了他的注意。毛顯然對她一見鍾情，藍蘋——當時她已經改名為江青——很快住進了毛的窯洞。
據說，兩人的風流韻事激怒了毛的一些戰友，他們覺得他被江青迷惑，背叛了真正的共產黨員、長征時的忠實伴侶賀子珍。據說，為了讓他們同意自己與江青的婚事，毛保證江青今後不過問政治。這可能是黨的領導中對她猜疑和厭惡的起源，這些猜疑和厭惡自那以後一直糾纏著她。
“文化大革命”
在接下來的30年裏，江青一直保持著低調，但在1964年，毛開始對黨感到不滿，並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轉而把江青視為少數可以信任的人之一。
江青對受歡迎的傳統戲曲和電影進行了有力改造，要求它們在所有表演中注入大量的“階級鬥爭”成分，把英雄塑造得絕對高大，把壞人都變成十惡不赦的人。她還同上海一位左派文學批評家姚文元結盟，後者願意對諷喻毛澤東的曆史劇《海瑞罷官》寫一篇尖銳批評的評論。1965年11月，這篇文章在上海發表——毛無法讓它在北京發表，因為他的對手當時在北京當權——這成了“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信號。
江青很快成為毛澤東成立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主要人物，她對很多主要領導人進行了尖銳的人身攻擊，這讓她越來越不得人心。
隨著“文化大革命”勢頭的減弱，江青的權威也在減少，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她仍繼續努力行使自己的影響力。她可能對1976年初鄧小平的下台起了重要作用。鄧小平罪名眾多，其中包括他從來不去觀看江青的樣板戲，並試圖取消天津附近一個生產隊的國家補貼，而該生產隊特別受江青喜歡。
甚至沒打個電話
很難判斷毛澤東對自己的這位備受爭議的妻子的看法。江青曾對美國學者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提到，她和毛私下裏並不總是很親密。她說，1957年，毛第二次去莫斯科時，她正好在那裏治病，但毛既沒去看她，也沒給她打電話。後來，在文革初期，毛給她寫了一封信——這封信經常被她在黨內的批評者引用。
“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他寫道，“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4月在上海還講過。”
雖然中國人都覺得江青很惡毒且居心不良，但是在尼克鬆總統和福特總統訪華期間見過她的美國人，都覺得她快樂活潑。她對毛事業的明顯熱誠，給維特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維特克覺得江青作為一個在男人主導的世界中的女人，遭受了痛苦。
毛明顯地喜歡女人，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也不完美，這與他自1949年起實行的單調的禁欲和清教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愛情被視為墮落的資產階級思想而遭到摒棄，男人和女人的法定結婚年齡被分別推遲至28歲和25歲。
婚姻不是毛為了自己而破壞規則的某種意願的唯一例子。雖然他堅決主張所有的戲劇、小說、詩歌和繪畫必須遵守常常使人遲鈍的社會現實主義原則——“我們的文藝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是他1942年在延安說的話，後來成為一種嚴格藝術標準的基礎——但他繼續寫自己想寫的詩，其中很多是按照晦澀的古典格式，並引喻那時已被摒棄的中國古典文學中費解的典故。他的傳記作者施拉姆指出，這種矛盾“似乎讓他既感到尷尬，又感到自豪”。
中國的愛國者
施拉姆在研究了毛澤東不計其數的複雜性格後總結說，從根本上講，他是一個中國的愛國者。毛把自己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覺悟”歸功於1909年他16歲時讀的一本宣傳冊，那本宣傳冊對中國“失去了”朝鮮、台灣、印度支那和緬甸等附屬國表示強烈譴責。1936年與斯諾交談時，毛還記得那本宣傳冊開篇的第一句話：“嗚呼，中國其將亡矣！”
毛澤東本性中的仇外情緒，在他發現列寧主義後得到了強化，列寧主義將中國等國家的落後歸咎於帝國主義。不過，施拉姆寫道，雖然毛成為“一名堅定的列寧主義革命者，雖然他的理論屬於馬克思主義範疇，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個性最深刻的根源存在於中國傳統之中，對他來說，中國的榮耀至少和世界革命同樣重要”。
施拉姆指出，毛晚年時甚至走得更遠，他微妙地淡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僅把其視為一種政治手段的寶庫。這從某個方麵來看，是19世紀的中國保守封建官員觀點的回歸，他們想讓中國強大起來，抵禦西方侵略，但卻堅決主張隻借用西方的“技術”，比如炮艦和議會，不引進“西學”體係，認為後者可能會破壞中國的本質。正如毛在1965年有意談起19世紀的主張時所說的：“西學的‘體’不能用。隻能用西方的技術。”
“無產者的”覺悟
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貢獻不在於他的理論著作——那些著作大多單調乏味，他本人對它們也沒什麽興趣——而在於他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當中國共產黨按照教條以城市和無產階級為重心的做法遇到重重困難、麵臨滅亡之時，毛發現了農民的力量。他的成功，在於組建了一個嚴格按照列寧主義的路線、用馬克思主義的某些基本原則為動力、但主要以農民為基礎的政黨。
在毛澤東看來，通過適當地灌輸，中國的農民、以及在黨領導層中占多數的中國知識分子，能夠形成“無產者的”覺悟。就像哈佛大學(Harvard)教授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他的開拓性著作《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中所寫的那樣，毛的貢獻是“一種在行動中得以執行而在理論上從未闡明的異端邪說”。
毛澤東的革命方法中還有另一個基本因素，就是他堅信人的力量將克服所有的物質阻力，他的想法是，推動革命的必要力量蘊藏在人民群眾之中。1927年，他在家鄉湖南省調查農民運動，並以此為基礎寫下了那份著名的報告，那次調查讓他突如其來地感受到農民中蘊含的潛力。毛澤東在一個又一個村子裏看到的農民推翻地主的解放運動，對他是一種巨大的影響。
從農民階層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以及人類意誌的力量這兩種基本洞察出發，毛澤東開始為總體革命精心製定了戰略和戰術。首先，他認識到贏得人民支持的重要性，正如他的一句被廣泛引用的話所說的，遊擊隊在人民群眾之中才能如魚得水。1964年，毛和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交談時說：“你必須了解，在我們以前，在群眾之間，從來沒有人對婦人小子講話，當然也不對農民講話，在他們有生以來第一遭，每一個人都覺得參與在裏麵。”
嚴密的行為準則
同樣，為了讓那些沒有報酬、經常沒有足夠食物和武器的遊擊隊員們保持忠誠，毛澤東製定了嚴密的行為準則。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仍能維持不敝，“他寫道， “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夥食，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
在戰術方麵，毛澤東參考了自己少年時代讀的那些中國古典傳奇小說，比如《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它們栩栩如生地描述了古代勇士和土匪的英勇與謀略。毛的戰術與公元前五世紀的軍事大師孫子的兵法非常相像，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這種戰術後來在越南戰爭中也有重要作用。
最根本的問題，是找到一個讓遊擊隊能戰勝蔣介石的更大、裝備更好的軍隊的方法。毛為此製定了兩條原則：隻在兵力占優勢時才發動攻擊，而且要出其不意。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麽秘密，敵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為何時何地我們怎樣做，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要保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
軍隊的口號
毛澤東的軍事理念被總結為四句口號，他的軍隊將其銘記在心。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除了這些，毛還發展了根據地的概念，讓遊擊隊員可以在根據地內休養生息、補充供給，並且從根據地逐漸發展壯大。最終，這個戰略取得了勝利。
勝利的時刻
最崇高的時刻是1949年10月1日，那天，54歲的毛澤東站在北京高聳的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天安門是過去前來皇帝麵前跪拜、敬獻禮物的人的必經之路。
遊行的隊列在裝有黃銅門釘的紅色大門前的廣場上聚集起來。戈壁灘吹來的冷風令空氣中帶著幾分寒意。毛澤東戴著灰色布帽，穿著破舊的外套和褲子，身邊是周恩來和朱德。他們的下麵，聚集在那裏的人群高喊著：“毛澤東萬歲！”
突然，一片寂靜籠罩廣場。廣場的巨大白色旗杆上，一小團東西緩緩升起，快到杆頂時展開為一麵10米寬的血紅色旗幟，左上角四分之一處有五顆黃色的星星。禮炮齊鳴。人群在提示下唱起了新國歌，毛在更大的歡呼聲中走向麥克風。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宣布。一周前，他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說：“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麵前發抖罷。”
他說這番話的28年前，他與另外11個人在上海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當時的黨員共有52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曾經說。確實如此。
農民出身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出生在中國中部湖南省韶山村的一座瓦房裏，周圍環繞著稻田和丘陵。他的父親毛貽昌是一位高大健壯的農民，勤勞節儉，也暴虐專橫。通過勤勞工作、節儉和一些小買賣，他把自己的身份從沒有土地的退伍軍人，變成了後來被兒子稱為“富農”的地位，雖然在那時的中國，這種地位幾乎不意味著“富有”。
毛澤東的母親文素勤是個能吃苦耐勞的女子，既操持家務，也下田務農。她是個佛教徒，對孩子們溫柔善良，與丈夫的專製嚴厲形成鮮明對比。鬧饑荒時，她會趁丈夫不注意時——他不讚成慈善事業——把食物施舍給前來乞討的窮人。
毛澤東出生時，中國處於躁動不安的狀態，大清帝國處於最後破裂的邊緣，並於1911年崩潰。自從19世紀中期以來，統治著中國的大清王朝就飽受農民起義的困擾，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紀60年代的太平天國造反，同時，外國勢力的蠶食也對中國自視優越的傳統信念發起了挑戰。
以北京深宮中皇帝的名義治理中國的政界要員們似乎在內憂外患麵前無能為力。他們腐敗、自滿，是建立在儒家經典基礎上的中國特有的科舉製度的產物，這些官員們隻會拖延時間。中國沒有工業，占人口85%的農民貧困無知，每時每刻都受著饑餓與地主過度征斂的威脅。
6歲下田
6歲那年，父親讓毛澤東下稻田勞作，但是父親也希望這個孩子多識一些字，好幫助家裏記賬，於是也送他到村學讀書。學校裏的課程是《論語》，必須依舊學的方式背誦。毛還是更喜歡中國古時的小說，“特別是造反的故事，”他後來回憶。他在學校裏常看這些書，“當教師走過麵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
13歲那年毛澤東離開了學校，白天長時間地幹農活，晚上記賬。父親經常打毛澤東和他的兩個弟弟，隻給他們最菲薄的飯食，從不給他們吃肉或雞蛋。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事，被西方作家們視為理解毛未來人生的重大線索。在一次待客時，毛澤東的父親罵他懶而無用。他被激怒了，就跑到附近的一座池塘，威脅要跳下去。衝突最終通過妥協得到平息。毛澤東同意對父親下跪行禮——但隻是單腿下跪——父親也答應不再打他。“戰爭這樣結束了，”毛回憶，“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有些學者還注意到在湖南的成長經曆對毛澤東可能也有影響。湖南是個亞熱帶省份，山脈河流眾多，讓這裏慣出土匪和秘密社團。湖南人愛吃紅辣椒是出了名的，同樣他們也以剛健的性格和政治才能著稱。在19世紀和20世紀，湖南領袖人物層出不窮。
轉校
盡管離開了學校，毛澤東仍然在空閑時間讀書不倦。16歲那年，不顧父親的反對，他上了附近一座現代化的學堂。這座學校位於一個繁忙的貿易城鎮，就是在這個學校裏，毛澤東的心智培養和政治教育真正開始了。在一個表親送給他的報紙上，他了解到19世紀末民族主義改革者們的事跡，在一本名叫《世界英傑傳》的書裏，他讀到了華盛頓和拿破侖的故事（毛從早年便開始神往於軍事功績）。
大多數同學都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考究，舉止高雅。毛澤東隻有一套像樣的衣服，平時都是穿著破舊的衫褲。此外，之前他被迫中斷讀書好幾年，所以比班裏其他人年紀都大，個子也高很多。所以這個高大、襤褸，粗笨的“新生”就遇到了嘲笑和敵意。這段經曆或許也影響了他對待地主階級的態度。
一年後，遠遊的衝動讓毛澤東來到了省會長沙，進入了一座中學。當時是1911年，滿清王朝就是在那一年被推翻的。席卷全國的政治風雲也裹挾著他。他剪掉了辮子，這是一樁反叛之舉。之後他還加入了當地的一支軍隊。又過了幾個月，他仍然無所事事，在報紙的分類廣告上尋找機會，之後在省圖書館呆了半年，讀到了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the Species)和盧梭(Roussearu)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他還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圖。
1913年，毛澤東上了長沙的湖南省師範學校，在那裏接受了他最後五年的正式教育。盡管它實際上隻是一個高中，但水平相當高，毛尤其深受倫理學教師楊昌濟教授的影響，後來還娶了他的女兒。楊教授曾在日本和歐洲留學，他主張把西方和中國的觀念結合起來，振興中國。通過他，毛很快接觸到了主流的知識界。當時的知識界正投身於“五四運動”，這是一場激烈的民族主義運動，旨在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
首次發表作品
正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首次發表了自己的作品，是一篇刊登在受歡迎的北京雜誌《新青年》上的文章，討論的是通過讓國民保持身體健康來增強軍事實力的必要性。同時，他開始展現出自己的領導才能，成立了一個激進的學生團體。
1918年從師範學校畢業後，毛澤東於同年秋天前往北京。這個時機至關重要。為了尋找最新、最有效的靈丹妙藥來振興國家，這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斷從西方的一個“主義”轉向另一個主義。正如毛澤東後來所寫的那樣，他自己剛好趕上俄羅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找了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助理員，上司是李大釗。後者當時已經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並剛成立了中國首個馬克思主義學習社團。毛澤東仍在有些“困惑地尋找道路”，但他正變得“越來越激進”。
第二年初春，他離開北京，前往上海。在那裏，他送別了一些去法國留學的朋友。因為缺乏外語能力，他不願同去。在接下來的兩年裏，他在上海、北京和長沙之間往返，一邊把一部分時間用來教書，一邊投身於組織激進的學生團體，並負責兩家頗受歡迎、卻受到當地軍閥政府鎮壓的期刊的編輯工作。
民粹主義傾向
施拉姆認為，毛澤東當時發表的文章《民眾的大聯合》反映了他的民粹主義傾向。那篇文章認為，中國絕大部分人追求進步，構成了一股強大的變革力量。在這位傳記作者看來，“這種想法可以看做是一座橋梁，引領他從1917年相對保守和傳統的民族主義，走向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1920年秋，毛澤東效仿剛在北京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老上司李大釗，在長沙也成立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第二年7月，毛澤東和另外11名代表在上海召開會議，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因為警方的突擊搜查，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辦地點被迫從一所女子學校轉移至附近一個湖裏的一艘遊船上。燃起了新的熱情的毛澤東回到湖南，並在那裏按照標準的馬克思主義手法組織工會和罷工。他找到了自己作為革命者的真正的理想職業。
處在萌芽狀態的中國共產黨深受俄國人影響，後者參與促成了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之間的結盟，當時的國民黨要比共產黨強大很多。斯大林的這一舉動，以及他之後在中國采取的所有舉動，不見得和中共是出於相同的目的，因此為日後的很多分歧埋下了種子。
斯大林首先是想在自己的東邊獲得一道友好的屏障，因此必須避免任何可能會促使西方介入的混亂。其次，他試圖控製中國共產黨。起初幾年，他的結盟政策效果良好，給共產黨提供了擴張的機會，但1927年，它突然變成了一場災難：於1925年接任國民黨領導人的蔣介石突然襲擊共產黨，展開了大屠殺。
隱約的愛國主義
興許是因為自身的民粹主義和高度民族主義的感情，毛澤東是國共結盟最熱心的支持者之一。他始終有種隱約的愛國主義態度。
對他雙重角色的批評產生了一個偶然的後果。批評最終致使他深感不快，並於1925年回到老家休養。在這個過程中，他意外地接觸到一股農民暴動浪潮。“原來我沒有完全意識到農民當中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他對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說。從那時起，毛澤東開始對農民產生了巨大的興趣——先是1926年到國民黨在廣州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之後於1927年初對湖南農村進行了一次著名的考察，最後在1927年秋，他帶領一小隊幸存下來的支持者進入井岡山地區，重新開始按照自己的方式爭取權力。那時，共產黨已和蔣介石決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