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1976年9月9日訃文ZT

9月9日――毛澤東出生在默默無聞的農民之家，去世時卻成了曆史上最重大的革命人物之一。

毛澤東出生時，中國飽受內亂蹂躪，陷入赤貧，還被更先進的外國勢力所蠶食，他一生都是為了實現兒時的夢想，讓中國恢複其傳統地位，重新成為一個偉大國家。用中國人的話來說，他堪與中國的第一個皇帝、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的秦始皇相提並論，毛主席本人也非常樂於將自己同秦始皇對比。

他以極大的毅力和精心策劃的戰略，駕馭了農村中的不滿力量與民族主義力量，把一支微不足道的農民力量變成了百萬雄師，率領他們征戰20年，於1949年在全中國取得了勝利。在這個過程中，這支軍隊既有過與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程度相當的大戰，也經曆過堪與亞曆山大大帝的征途相媲美的英勇長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是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半封建國家，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占地近400萬平方英裏，人口為世界的五分之一，毛發起了一係列規模龐大，有時引發劇烈動蕩的運動，旨在將它改造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到他去世時，中國已經能夠製造自己的核彈與製導導彈，成了石油生產大國。

在中國的複興過程中，毛還改寫了中國的外交進程，為西方國家通過“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的百年恥辱畫上了句號，為中國贏得了全新的承認與尊敬。最後，在1972年，就連美國也放棄了20年來難以平息的敵意，當理查德·M ·尼克鬆(Richard M. Nixon)總統訪問北京時，毛麵帶微笑地表示歡迎。

與此同時，他不允許任何人反對自己的控製，為了鞏固新政權，50年代初，他發起了一場運動，數以十萬計的人們遭到處決。50年代末，不顧黨的其他領導人的批評，他發起了“大躍進”，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經濟混亂和食品短缺。在他統治的年代，他打倒了黨內一個又一個競爭對手。他還冒著令整個國家陷入混亂的風險展開了“文化大革命”。

雖然在毛澤東領導下，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但有些評論人士認為，他發動的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以及他要求別人俯首帖耳的做法，最終把許多中國人變成了心灰意懶、憂心忡忡的芸芸眾生，他們願意順著政治風向的變化而行動。

複雜的人物

作為20世紀最卓越的人物之一，毛澤東是個異常複雜的男人——有時他精於盤算且很現實，有時又沒有耐心，他既是浪漫的夢想家，又是個人主義者，也是嚴厲的執行紀律者。他本人曾說過自己“身上有些虎氣……也有些猴氣”，也許，畢竟他也被各種矛盾所分裂，正如他喜歡用這些矛盾來解釋自己身邊的世界。

毛澤東是一名中國的愛國者、好鬥的革命家、熱誠的傳播者、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戰士、政治家和詩人，但他首先是一個道德說教者，他深深相信，人的美德必須置於隻不過是經濟的進步之前，這也是孔子以來的中國人相信的東西。和過去100年來的許多中國人一樣，他對帝國主義的欺侮感到憤慨，他想把中國整個拆毀，好讓它變得更加強大。他向往著在中國建立平等的革命烏托邦，在這個國度裏，人民大眾的熱情將為其提供發展的動力。

“我看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的1958年寫道，大躍進是他發動的最大、但最終造成巨大破壞的運動之一。“有了這種力量，什麽事情都能辦成。”這兩句話是他思想的驚人總結。

和許多偉大領袖不同，毛澤東從未對日常事務行使過絕對的控製，也從未追求過這種控製。但是出身卑微、在湖南農村長大的他，後來成了八億中國人事實上的君主，如果不是活著的神的話。他的每句話都是國家的教義。被打印在用紅色塑料皮包裝的小冊子裏，這本《毛主席語錄》發行了數百萬冊，它們被認為具有不可戰勝的神奇力量。

權力、特權與焦慮

盡管毛澤東是忠誠的列寧主義者，與他的俄羅斯前輩一樣，強調需要有高度組織性和紀律性的黨，但他卻把自己置於全黨之上，當黨對他構成阻力時，他還尋求用個人崇拜來取代黨。

盡管他擁有極高的權力和特權，在他的人生晚期（大約是從1960年起），毛澤東似乎開始被焦慮困擾，他擔心中國革命麵臨危險，可能會退到中國帝製時期的舊精英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道路上去。在他眼中， 這種危險看似非常大，因為在那個時期蘇聯發生了他稱之為“修正主義”的情況。在毛澤東看來，尼基塔·S·赫魯曉夫(Nikita S. Krushchev)強調用物質的鼓勵來刺激以消費者為導向的生產，以及赫魯曉夫領導下黨內特權精英階層的明顯出現，都是可憎的事物。縱觀中國的問題，毛澤東在1964年抱怨說，“幾包煙就能買個支書當當，更別提把女兒嫁給他了。”這個說法也許帶著他特有的誇張。

為了振興中國，淨化黨的隊伍，確保自己死後革命仍然能夠進行下去，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正如他後來承認的，文革帶來的後果甚至連他本人都無法預見。

黨的團結受到損害

數十萬年輕人被動員起來，當了“紅衛兵”。他們往往難以控製，習慣於內部鬥爭，在全國串聯，毛澤東號召“炮打司令部”後，他們羞辱和責備毛在黨內的對手。在那兩年的動蕩中，經濟受到破壞，甚至發生了流血事件，後來終於恢複了秩序，那是在時任國防部長林彪領導下的越來越強大的軍隊，以及周恩來總理等幸免於難、不太激進的黨內領導人的幫助之下。

但是，黨內至關重要的持久團結被毛澤東嚴重地破壞了，這種團結是在20世紀30年代史詩般的“長征”中形成的——“長征”是一次長達6000英裏的遠征，一支初出茅廬的軍隊跨越高山、河流與荒原，從中國南方的江西來到西北部的陝西。“文革”中被清洗的最重要的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他們被扣上“走資派”的帽子。劉少奇曾是毛澤東多年的最親密戰友之一，1959年起出任國家主席，當時毛為了讓自己潛在的接班人得到更多經驗，辭去了這個職位。那以後，毛澤東唯一的官方職務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林彪元帥因為在軍隊支持毛澤東上起了作用，加上他對毛澤東不斷地獻媚吹捧，被冠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與接班人”的稱號，他的接班地位於1969年被寫入黨章。但是林彪的這個地位隻持續了兩年；據官方的說法，1971年，林彪暗殺毛的企圖被發現後，試圖叛逃蘇聯，因飛機失事，在蒙古死亡。更奇怪的是，在那以後傳到外界的書信和講話中，毛澤東堅持說，他早在1966年就開始懷疑林彪了，利用林彪隻不過是為了鏟除劉少奇而已。

林彪死去數年後，大總管和調節人周恩來倍加努力，幫助顯然已經蒼老的毛澤東領導這個國家，讓其進入了一個看來持續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發展階段。但是，周恩來在1976年1月因癌症去世，日常領導工作落到了前任黨總書記鄧小平身上，顯然是在毛的許可下，周恩來於1973年重新啟用了鄧小平，把鄧小平安排在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位置上，讓他成為可能的接班人。

火速失勢

鄧小平旋即受到毛澤東的猜忌，比劉少奇和林彪失勢的速度還要快。周恩來逝世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即遭撤職，再次被打為“黨內走資派”，並遭毛澤東指責為曲解他本人的指令，過分強調經濟發展。

在毛澤東的晚年，有一些人認為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垂垂老矣的獨夫，越來越喜歡心血來潮。在剛剛過去的冬天，他邀請尼克鬆再次訪問北京，回到他擔任總統期間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毛澤東的這一舉動被外界視為可能標誌著他開始脫離現實，不過按照中國的觀念，這也可以解讀為對好友的親善姿態。

毛澤東最後一次公開露麵是在1971年；在後來發布的照片中，他看起來往往像是身患疾病。他似乎難以控製雙手和麵部的運動，談吐不清，激起了有關他曾中風或罹患帕金森病的猜測。

然而，他仍然不斷地在書房裏接待各種外賓，無甚生氣地坐在一張花格圖案的沙發裏，左圖右史。此外，他似乎依舊在令北京四分五裂的政治衝突中表現活躍。據說，他最後的動作就包括挑選最終接班人華國鋒。華國鋒知名度相對較小，早年在黨內的任職地包括毛澤東的家鄉湖南湘潭。至於兩人是否有親密的私人關係，則不得而知。

與莫斯科的矛盾

近年裏，毛澤東的精力還被中國與蘇聯之間的巨大分歧占據。這是戰後世界局勢的一大關鍵動向。在中國看來，中蘇衝突一部分來源於黨的思想之爭，毛澤東擔心蘇聯的修正主義是可能會顛覆中國革命的危險的異端邪說。另一部分來源於政治與軍事之爭，涉及毛澤東早前抵製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的控製、後來又在中國邊境抵禦蘇聯軍隊。還有一部分來源於領土之爭，涉及北京認為沙皇時代的俄羅斯曾吞並中國領土。

雙方的爭執在60年代初浮出水麵。盡管在那之前外界沒什麽人覺察到了這一點，但如今看來，顯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在20年代最早開始接觸的時候。當初，來自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等人在摸索掌權的道路，而斯大林從遙遠的莫斯科給他們下達的指令一再將他們引向災難。

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充當顧問——毛澤東戲稱他們為“欽差大臣”。斯大林和這些代表先是指示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合作。然而，蔣介石於1927年突然反目，屠戮了數千共產黨人。斯大林隨後下令中國共產黨為大城市（基本不存在的）無產階級發動“革命暴動”做準備。

在蘇聯的直接幹預下，毛澤東曾於30年代初被剝奪了職務與權力。直到共產黨被迫在1934年開始長征之後，在又犯下了多次策略失誤之後，毛澤東才憑借他在農村革命中組織與領導農民遊擊隊的非凡才幹掌握了黨的指揮權。

首次出訪

在1949年底，毛澤東設立自身領導的中央政府後不久，他帶著勝利的愉悅來到莫斯科訪問。然而，他立即就遭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領域的首場危機：他與斯大林就一份援助協議和蘇聯特許權的條款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爭論。盡管有那麽幾年毛澤東嚐試了強調重工業的蘇聯經濟發展模式，但到了50年代中期，他開始心生疑慮，不僅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裏這麽做用處不大，還因為它帶來了官僚主義、權貴主義和資本主義傾向——也就是其中的物質激勵。

在50年代中後期，一係列事件把這種長期令人不安的關係發展成激烈的爭鬥，最終演變為公開的武裝衝突。首先是尼基塔·S·赫魯曉夫在1956年做的報告，抨擊斯大林慘無人道，還搞個人崇拜。毛澤東此時已將自己設想為世界上重要的馬列主義思想家與革命家，這件事讓他猝不及防。他很惱怒事先沒有與他商量，而蘇共中央領導人赫魯曉夫出麵揭露的事情也令他處境尷尬。

緊接著，在因為大躍進造成的混亂局麵而批評毛澤東之後，國防部長彭德懷於1959年被打倒，而蘇聯顯然在這件事情上有所牽涉。其他情況也接二連三地冒出來：在中國與印度的一場邊境衝突中，莫斯科未能支持北京；北京與台灣和華盛頓之間爆發了牽涉一些小島的台海危機；到了最後，蘇聯突然於1960年7月將技術專家悉數撤出，撕毀了數百份計劃修建工廠等設施的協議。

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在向羅馬尼亞工人黨全國大會所做的報告中將中國領導層稱為狂人，毛澤東也很快向同僚表示，“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

這場危機在1969年的冬天到達頂點：蘇聯與中國的邊防部隊沿著烏蘇裏江結冰的河岸爆發了衝突。在此之後，蘇聯持續在兩國邊境地帶增派陸海空三軍，直到將四分之一的兵力囤積在這一地區。

在每位到訪的外國領導人麵前，毛澤東都要花上不少時間強調蘇聯擴張政策的危險性——用他的話來說，是“霸權主義”。他認定，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是對和平的最大威脅。這讓他得以用更積極的眼光看待美國，並助推兩國在1972年之後取得關係的逐步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