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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樣的大社會裏。在這樣的社會裏,大體上有兩種方式可以讓我們維持秩序和事務正常運轉,一是政治,二是某種形式的獨裁。一種方式是進行妥協,另一種是訴諸蠻力。我們的建國先賢選擇了政治。
在政治活動裏,你認識到不同組織、利益和觀念的存在。你試著尋找平衡、協調這些利益的辦法,尋求妥協,或至少實現其中的大部分。你按照一套規則行事,將它奉為憲法,或變成習慣,從而幫助你以一種所有人都認為合法的方式達成妥協。
政治的不足之處在於,人們永遠無法想要什麽就的確得到什麽。它是混亂而有限的,沒什麽問題能得到真正的解決。政治是一筆糊塗賬,人們不得不在其中認識到局限的存在,然後退而求其次。失望是常態。
不過,你也可以說,這正是政治的美妙之處。它把我們卷入一場無休無止的對話,讓我們在這個過程中了解其他人,從有利於他們的視角看問題,然後試著在他們和我們的利益之間尋找平衡點。更不用說,它要好過另一選項:讓某個獨裁的暴君進行統治,方式是掃清一切對他有妨礙的人。
就像伯納德·克裏克(Bernard Crick)在他的《為政治辯護》(In Defence of Politics)一書中所寫的,“政治是一種不需要過度使用暴力而治理存在分歧的社會的辦法。”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裏,我們看到有一群反對政治的人崛起。這些團體——最佳代表是茶黨,但並非隻有右翼存在——想選出沒有從政經驗的人,也就是他們口中的“外來者”。他們消解了妥協並達成協議的合法性。如果有助於他們獲得權力,他們會不惜踐踏賦予立法決策合法性的習慣和規則。
歸根結底,他們不認可其他人。他們受到一種政治上的孤芳自賞的毒害,這讓他們不接受其他利益和觀念的合法性。他們不承認限製的存在。他們想讓自己和自己的信條獲得全盤的勝利。
這種反政治的傾向,對我們的民主產生了一種極壞的影響。它導致了一係列不乏雷同之處的螺旋下降:
這些反政治的人選擇沒有執政經驗或缺乏這方麵技巧的人擔任議員。這樣的先天不足會導致政府運轉失調,由此導致公眾對政府更加厭惡,進而使他們想要尋找更多的外來者。
這些反政治的人不承認政治是一種受限的活動。他們做出天花亂墜的承諾,製造不切實際的期待。當這些期待無法兌現,選民就會變得滿腔憤恨,由此更加傾向於反政治一方。
這些反政治的人拒絕妥協,由此阻礙立法進程。這方麵成就的缺乏,會破壞公眾的信任。而信任的下降,又會讓達成協議變得更加困難。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奇特的階段:參議院表示它甚至不會就總統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舉行聽證會,盡管這顯然不符合常規,也不符合憲法的要求;政界人士如果試圖達成妥協來製訂法律,就會陷入擔憂;正常的政治對話中斷;民眾感到無人傾聽自己的想法,這讓他們想更大聲地喊叫,而這又會進一步破壞這種對話。
於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這樣的人走上了前台。人們說,特朗普是一名不因循守舊的候選人,說他代表一種與政治常規的分道揚鑣。這種說法不對。特朗普是我們在過去30年裏看到的多種趨勢累積的結果:讓外來者參政的欲望;口出惡言使對話難以實現的虛誇言辭風格;政黨連貫性的降低;政策重要性的下降;以及通過政治手段打文化戰和身份戰的傾向。
特朗普代表的,正是建國先賢反對的那條路。他的選戰背後,有一些暴力因素在支撐。總有一絲——有時候豈止是一絲——“我想一拳打到他臉上”的意味。
我打印了《紐約時報》一份記錄特朗普在Twitter上辱罵各種對象的詞匯清單,足足有33頁。特朗普的風格是破口大罵、窮追不舍。所有反對他,或與他意見不一的人,都是傻瓜、笨蛋或者廢物。他的選戰暗含的承諾是,他會入主華盛頓,並殺出一條血路來。
特朗普的支持者尋求的,不是一種可以回應他們需求的政治過程。他們要的是一個超級英雄。就像政治學者馬修·麥克威廉(Matthew MacWilliams)發現的那樣,能最好預測你是否支持特朗普的特征,是看你在衡量威權主義傾向的測試中得分有多高。
這不是美國獨有的現象。政治協商的勢頭在減弱,威權主義則在全球範圍內呈上升趨勢。應對特朗普這種問題的答案,是政治,是承認其他人的存在,是以發現這種差異並為之做出可行的安排為樂。就像哈羅德·拉斯基(Harold Laski)所說的,“我們應該讓接受分歧成為這個國家的基礎,這樣才能確保實現最根本的和諧。”
另一麵似乎也說明政治在目前這些玩家手裏玩得越來越離譜,越來越讓能納入政治協商中的更多數量的人群失望,甚至憤慨?所以需要不一樣的玩家來改變,沒準這種改變正是這些人對8年前O8上台時的“CHANGE”的期待,期待落空後的心理正好成全了床鋪。
也算時事造英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