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編者按：本文是《紐約時報》17年前發表的長篇訃文，精煉、中肯地總結了鄧小平長達七十餘年的政治生涯和他帶給20世紀中國的深遠影響。鄧小平誕辰110周年之際，紐約時報中文網特將此文譯出。
鄧小平像他之前的毛澤東和周恩來一樣，是中國幾位革命元老之一，他們曾為共產主義運動打過遊擊；又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成為這個國家的主要領導人。
整個20世紀，像鄧小平這樣政治生命長久的人物，即使有，也不多。
1954年，毛澤東任命鄧小平作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的總書記，把他推到了中國權力結構的上層。自那時算來，近半個世紀已經過去。
這中間，他兩次被打倒。先是1967年，文革期間作為“走資派”被清洗。不尋常地複出後，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第二次東山再起。
鄧小平直到第二次複出，才得以鞏固他的權力，1978年，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當時，他74歲，看似年事太高，除了作為一個過渡性的領袖，也許很難再有作為。而事實上，他卻領導中國長達一代人的時間。
甚至當他在1989年卸任之後，鄧小平也仍然是大權在握的大家長。1992年，他下令對軍隊領導層進行了一次清洗，又在保守派反撲之際挽救了他的經濟改革。他的健康狀況快速惡化——最後一次公開露麵是1994年的春節——漸漸遠離日常事務的決策。但事關重大政策和人事問題，仍然必須向他請示。
在鄧小平成為中國毫無爭議的領導人之後的18年，他造就了一個經濟騰飛的時期，極大地改善了12億中國人的生活。進入下一個10年的時候，由鄧小平開啟的經濟改革很可能讓中國經濟躍居世界第三，在美國和日本之後；但中國的繁榮也將被增長的人口稀釋。到世紀之交，將有近2.7億中國人找不到工作。
垂暮之年的鄧小平似乎無法規劃一條通向經濟成功的清晰的道路。他的經濟改革仍然麵臨艱巨挑戰。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成了與時間的賽跑，人口增長和不徹底的改革加劇著對國家根本性資源的侵耗。水與耕地在減少，不加節製的工業汙染加重了整體環境的惡化。
盡管如此，在鄧小平的時代，城市和農村人口的真實收入還是翻了一番多。大多數能看上電視、用上洗衣機或電話的中國人，都是在鄧上台之後，才接觸到這些電器的。中國農村的生存掙紮得到了極大緩解。
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少年時曾在南京目睹共產黨1949年的進城。在一次訪談中，芮效儉說：“看看鴉片戰爭以來150年的中國現代史，你不能不得出結論，最近這15年，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好的15年。”
那些年的大多數時候，鄧小平象征著中國人擺脫毛時代極端意識形態，和重新實現他們盼望已久的富強的願望。
但在擺脫意識形態束縛和實現富強的同時，他也代表著一種對民主化騷動的頑固而僵硬的抵觸。對鄧小平來說，中國的經濟改革，隻能在共產黨的專製統治下實現。
在毛時代往往強悍凶狠的中國軍隊，在鄧時代依舊如此。中國仍然是一個僅僅勉強承認人權的國家，並因此繼續受到抨擊。
小個子的偉人
鄧小平作為以其高瞻遠矚帶領中國人脫離苦難的聲望，後來因為在1989年6月下令軍隊在北京鎮壓一場民主運動而蒙上汙點。在天安門事件中，坦克和機關槍對準學生和旁觀者開火，鄧作為國家領導人的威望在世界上受到了損害，中國也在隨後的幾年被政治孤立。
那一代學生和知識分子中，很多流亡海外，他們認為鄧小平應對流血事件負責，並唾棄鄧的形象。但很多中國人，特別是農民，似乎很感謝鄧小平，他給他們帶來了20世紀持續時間最長的和平和穩定。如果知識分子無法原諒天安門事件的血腥，那麽農民也不會忘記鄧小平結束了他們漫長的貧窮。
在外交方麵，鄧小平主持談判，終結了英國殖民統治在中國最後的遺跡，通過聯合聲明，於今年將香港歸還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統一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實現，但他解決了中國的邊界爭端，與美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修複了與蘇聯30年的不和。
他的目標，是集中全部國力用於經濟發展，就連軍隊也要服從這個新的大局，80年代接受了大幅度的軍費裁減。
在中國曆代領袖中，鄧小平是很不尋常的一位。
在那個中國人結束了3000年帝王統治，推翻了最後一位皇帝的世紀，鄧小平是個皇帝一樣的統治者。他是毛之後革命元老的小集體中資望最深的一位；在黨內擔任過的職務，都不足以說明他作為最高領導人的實際地位。而最高領導人這個稱謂，似乎就是為鄧而創造的。直到他逝世，可以說他一直是全中國權力最大的人。
然而，從他的外形，卻完全看不出他那駕馭萬事的超強能力。政治學家白魯恂(Luxian W. Pye)形容他“完全像是在操縱木偶”。人們通常認為鄧小平身高5英尺（約1.5米），但一位學者說，“那顯然是誇張。”
在一篇1993年的文章中，白魯恂這樣形容他見到的鄧小平：
“在厚厚的沙發上落座之後，他穿著涼鞋的腳勉強著地，每次他俯身用痰盂的時候，兩腳真的是懸空的。他的四川口音很重，說話含混像是在漱口。基本看不出他思想的活躍、睿智或幽默，也看不出他有連貫的、係統的思考。”
鄧小平最小的女兒蕭榕曾在傳記中這樣描述父親：“在子女的眼中，父親性格內向、沉默寡言。隻有和老同事、老朋友一起的時候，他才喜歡高談闊論。”
尼克鬆執政時期促成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亨利·基辛格(Hery A. Kissinger)曾說鄧小平是個“討厭的小個子”。但也有人發現他的可愛之處。
1986年，伊麗莎白二世女王訪華，被鄧小平謙遜的歡迎辭感動：“感謝你遠道而來，看望一個中國老人。”
鄧小平選擇接班人十分謹慎，但接班人的問題仍然困擾他。1989年5月，他公開向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表達憂慮：“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終身製。”
同年，鄧小平指定江澤民，現在的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作為毛和他之後“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但很多中國人說，現在沒有了鄧小平，江澤民會很難掌控全黨，會被擠到一邊，就像毛澤東名義上的接班人華國鋒被鄧小平擠到一邊那樣。
鄧小平既不是知識分子，也不是詩人，人們對他最深的印象，是一個專注當下問題的實用主義者，不為曆史或意識形態所牽絆。作為軍事戰略家和政委的那些歲月中，他必須在現實軍事實力與政治家的期望之間做到平衡，這讓他能夠敏銳察知什麽是切實可行的。
他被人們記住的，是那些簡單的口號，而非係統的政策：為了擊敗來自毛派的攻擊，他時常引用毛澤東的語錄：“實事求是。”為了強調經濟改革沒有現成道路可走，他說中國人必須“摸著石頭過河”。他最著名的語錄，還是那句老家四川的諺語：“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怕亂，根植於曆史
20世紀的中國，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洪水、饑荒、革命連綿。千百萬人因戰亂和饑餓悲慘死去。鄧小平內心對動亂和動亂帶來的暴力懷著恐懼，所以他強烈反對政治多元化。
“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全麵內戰的混亂局麵，”1989年2月會見布什總統時，鄧小平這樣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
有很短一段時期，鄧小平似乎接納過民主的理念。1978年他爭取重掌權力的時候，鄧小平認同了北京民主牆運動的目標。但1979年初，在政治上一占了主動，他就鎮壓了民主牆，把運動的領袖魏京生投入監獄15年。
魏京生原是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1993年9月，服刑14年半之後出獄，仍然猛烈且毫不畏懼地抨擊鄧小平。結果出獄七個月後就二次入獄。
天安門的陰影
1984年，中共建國35周年，北京大學的學生打出橫幅“小平，你好！”用這種親切的問候表達敬愛之情。1987年初，北京大學學生民主遊行的時候高呼“小平，聽聽我們的呼聲！”仍然希望鄧小平接納他們的目標。
結果，鄧小平卻反目，鎮壓了學生運動；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因為鼓勵民主運動，也被他解職。
隨著中國經濟改革的加速，鄧小平越是拒絕政治改革，就越像是黨內精英的守護人，對製約腐敗基本沒有什麽措施。包括鄧在內的領導人出入乘坐黑色奔馳車。他們的子女成了太子黨。當他們警告大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他們仿佛都忘記了自己的虛偽。
1989年4月，胡耀邦的逝世引發了呼籲民主的浪潮，這是鄧小平執政頭10年中第三次；但這次，他已不再是希望的化身。
北大學生貼出的悼念胡耀邦的海報表達了對鄧的反感：“不該死的死了！”
被鄧小平作為潛在接班人的黨總書記趙紫陽對天安門的抗議者表達了同情，在鎮壓前夕被解職。由總理李鵬領導的強硬派的政令，淹沒了趙紫陽經濟改革和政治寬容的開明派聲音。
天安門事件之後，鄧及其家人小心地掩蓋了他在命令坦克進城一事上的具體責任。解放軍在北京打死了數百或數千抗議者以及旁觀的群眾。
前英國大使伊文思(Evans)在傳記中寫道，鄧聽說天安門周圍發生流血慘案非常氣憤，對主席楊尚昆和總理李鵬說，他們“把軍事行動徹底搞砸了”。
鄧小平清醒意識到修改血腥鎮壓曆史責任的敏感性，他知道，在他死後，他對天安門運動是一場反革命暴亂的嚴重定性可能被推翻，他可能成為曆史罪人。
鄧小平的統治幾乎延續到20世紀末，當這個世紀開始的時候，清王朝還在紫禁城中牢牢統治著中國。
1911年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後的80年中，數千萬中國人死於戰爭、侵略和饑荒。鄧小平就是在動亂中長大的，在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那五年，他成了一名革命者。在法國，他在肮髒的工廠做工，中國工人隻能領取僅夠維生的工資。
他的家人也是動亂年代的受害者。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1938年在自家附近被匪徒襲擊身亡。
1966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要砸爛共產黨的領導機構，鄧小平被定為公敵，在批鬥會上受辱，又被下放到一個拖拉機廠勞動。他的弟弟鄧蜀平，1967年被紅衛兵迫害數周後被逼自殺。
鄧的長子鄧樸方在北大被亂象嚇壞，據其妹蕭榕說，於1968年9月從四樓物理實驗室的窗戶跳下，自殺未遂。他摔斷了脊柱，幾個月沒有很好的救護，留下終身殘疾。
像許多皇帝一樣，鄧小平一方麵為中國人謀福利，另一麵也顯示出維護政權時審慎的冷酷無情。
作為一名青年革命者，鄧小平慫恿農民殺地主，據說他的理由是，一旦群眾的手上有了鮮血，搞共產主義革命才會更一心一意。
鄧小平後來得到了“實用主義者”的評價，但在50年代後期，他卻是一個政治鎮壓和快速推進社會主義的擁護者。當時，知識分子響應毛澤東“百花齊放”的號召，開始自由地表達對共產黨的批評，隨後，鄧小平就領導了“反右”運動，針對的就是那些響應號召最積極的人。
在1980年，鄧小平承認反右運動擴大化，但他堅稱那場鬥爭本質上是“必要而正確的”。
從秦始皇2200多年前統一中國開始，中國老百姓一直指望著帝王式的人物，應“天命”，統治萬民。“天命”這一封建概念原被用來支持絕對的君權，後來在孔子的思想中演化為仁愛與智慧。
1949年10月1日，這場共產主義革命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升了起來。這場革命旨在衝破舊秩序，建立一個完美平等的新社會。但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看起來都不能，或者說不願將帝王傳統徹底埋葬。
毛澤東創造了圍繞他的個人崇拜，其範圍之廣，滲透之深，以至於全國人民都模仿他的衣著，背誦他紅寶書上的語錄，在他無處不在的肖像的注視下生活。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衝破了毛澤東時代的單一色調，進入了多彩的新生活。今天在上海南京路走一走，便能從上千個閃閃發光的精品店櫥窗中看到中國人的新色彩。在這些新興的消費人群裏，跳躍著剛從香港傳過來的新潮發型，還有帶著皮草邊的真皮夾克。
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不喜歡搞個人崇拜。鄧更喜歡在不被公眾關注的幕後掌握全局，通過偶爾發表講話推行政策。
每次鄧小平失勢被打倒，他都努力東山再起。1973年，在文化大革命最殘酷階段過去後，鄧小平得到平反，但1976年毛澤東臨終前，鄧又被再次打倒，還被批為“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當時看起來，由毛澤東妻子江青為首的、臭名昭著的“四人幫”已經打敗了鄧小平。毛澤東本人下令，解除鄧小平一切職務。
此後，鄧小平在家中被軟禁了將近一年，直到他的老戰友葉劍英元帥在毛澤東死後出手相助，堅稱領導層要聽聽鄧小平的意見。
“四人幫”倒台，鄧小平複出，中國民眾歡欣鼓舞。鄧小平對當時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承諾了“全心全意”的支持。但兩年時間不到，鄧小平給華的回報卻是，將他架空為一個有名無實的擺設，並開始著手讓中國走上一條新的經濟道路。
中國經濟開始飛速增長，鄧小平說自己是這段曆史的締造者，也是它的見證者。
“我在經濟領域是一位門外漢，”他在1984年如此說道。“雖然提出了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但對於操作這一政策的細節，我知之甚少。”
毛澤東曾鼓吹“公社好”，鄧小平則宣揚“市場好”。
剩下的事情就是中國老百姓做的了。
從四川的農村到法國的工廠
鄧小平原名鄧希賢，1904年8月22日生於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省的一個地主家庭。
鄧家是當地牌坊村的首戶。鄧小平的父親鄧文明有約25英畝（150畝）的土地，每年穀物收成10噸。他的第一任妻子不能生育，於是他娶了一位姓淡的二房，或者叫姨太太。淡氏在1901年嫁到鄧家時，嫁妝包括一張朱漆木床。三年後，就是在這張床上，中國未來的領導人降生了。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匯聚了各種勢力的革命軍推翻清朝皇帝。那年，鄧小平剛上小學。
革命迅速席卷中國各地，而鄧小平很快也將加入其中。
到1919年，鄧小平的父親也加入到了當時建設國家的時代大潮中，他決定把自己的兒子送到法國半工半讀。1920年9月11日，16歲的鄧小平和其他200多名學生一起，在上海登上汽輪，他沒想到這竟是他與雙親的永訣。
鄧小平抵達馬賽時，工業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組成的一個意識形態漩渦，正沸騰著席卷整個歐洲。鄧小平很快也被卷入激流。
在巴黎，他結交了一位“大哥哥”，侃侃而談、風度翩翩的周恩來。1922年，鄧小平加入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
為了躲避法國警察，鄧小平在1926年策劃離開法國，途經莫斯科。在莫斯科，鄧小平的革命曆練得以繼續。
留法五年，鄧小平沒有學得幾樣能移植中國的工業技術，但他認識到了西方科技的力量。而法國的高雅文化，或民主人權方麵的思想家，似乎也都沒有在鄧身上留下印記。鄧小平女兒蕭榕說，這是因為鄧小平在法國屬於被當做外國勞工壓榨，和被當做共產分子迫害的下層階級。
“他接觸到的不是民主，”蕭榕說。
投身共產，回到中國
在莫斯科經過11個月的意識形態和軍事訓練後，鄧小平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命令。他以首席政治顧問的身份回到了中國，為一個割據了中國北部的大軍閥（馮玉祥——譯注）效力。
但當時的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決心消滅共產黨。鄧小平隨即南逃，1927年在武漢與周恩來再次聚首。在那裏，鄧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他更名為“鄧小平”，但名字的由來他從未公開解釋。
內戰愈演愈烈。各地共產黨人紛紛被捕、被處決，尤其是在上海。鄧小平和中共總部1927年底遷往上海。
動亂中，鄧小平遭遇了自己諸多個人不幸中的第一個。他的第一任妻子張錫媛在1930年初死於流產。張同樣也是一位年輕革命者，與鄧在莫斯科相遇。26歲喪妻的鄧小平沒有參加張錫媛的葬禮，鄧的女兒寫道，因為“革命第一”。
1929年，鄧小平在西南省份廣西第一次成功領導了共產主義起義。但他試圖進軍廣州的行動卻慘遭失敗。帶領著他殘破的紅七軍，鄧小平在1931年來到了毛澤東的根據地。30年代初，因為忠於毛澤東的革命理念，鄧小平曾在黨內鬥爭中短暫入獄。
鄧小平在1932年娶了第二任妻子金維映。金同樣是一名共產黨員，但在鄧小平後來遭遇政治衝擊時，她離他而去，改嫁鄧的主要政敵李維漢。
1933年10月，蔣介石統兵百萬發動了對毛澤東江西根據地的圍剿。圍剿通過在農村修建堡壘鏈條，圍困紅軍。紅軍由此在1934年開始了長達一年、行程6000英裏（約1萬公裏）的大撤退，此即廣為人知的“長征”。寒露酷暑，旅途磨難，還有敵軍頻繁的追擊堵截，讓這7萬紅軍在曆盡艱辛、跋山涉水的征途上減員至1萬餘人。
第一次清洗複出後，鄧小平作為黨報《紅星》的主編登上了長征路。受盡磨難的紅軍終於到達陝西延安的窯洞的時候，鄧小平被傷寒折磨得幾乎喪命。此時的毛澤東也成功逆轉了他的政治命運，再沒有失去過對革命大權的掌握。而鄧小平是他最親信的輔弼之一。
1937年，日本侵華，為鄧小平和共產黨人帶來了一個保衛國家的機會。他們充分利用抗戰，與蔣介石的國民黨爭奪民心。
八年抗戰讓共產黨軍隊從5萬人猛增至90萬人，黨員人數從4萬人躍升至120萬。鄧小平被任命為八路軍一二九師的政治委員。
30出頭的鄧小平此時已經走南闖北，而且指揮實戰，這些經曆讓他對軍事力量的有限，和政治統領軍事的重要性，有了強烈感悟。鄧小平在戰場上經曆的磨難也讓他結交了很多八路軍高層軍官，這些長久維係的戰友情誼不僅促進了他在黨內的升遷，還可能在後來他被迫害時救了他的命。
1938年，鄧小平軍務纏身，沒有多少時間來應對突如其來的父親的死訊。他的父親在四川被土匪殺害。鄧沒有回家。
但在次年，鄧小平在一次回延安時，他娶了自己第三任，也是最後一任妻子蒲卓琳。卓琳是雲南商人之女，來到延安前，她在北京大學學習物理。毛澤東出席了他們1939年9月的婚禮。
卓琳在延安改用此名，她在政治上從不活躍，1940年至1952年間生育了五個孩子，緊緊陪伴著自己的丈夫度過了之後的風風雨雨。
除了妻子，鄧小平身後留下五個子女：長女鄧林是一位藝術家，其作品曾在紐約和巴黎展出；兒子鄧樸方，下肢截癱，過去10年擔任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次女鄧楠，國家科委副主任；小女兒蕭榕，自1989年後一直擔任其父親的個人助理；小兒子鄧質方，曾在美國學習物理，1988年回國後高調經商。
戰場告捷，革命成功
抗日的勝利，和隨後對國民黨的勝利，讓共產黨人奪取了政權，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鄧小平被派往西南地區和西藏平叛，1952年回到北京。
鄧小平與周恩來再次重聚，開始在經濟委員會自己的導師、主抓經濟的陳雲手下工作，後來主管財政部。但鄧小平的管理能力和戰爭年代建立的關係讓他一路晉升。1954年6月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1956年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當時的他幾乎完全掌握了黨的人事管理，他任命了數千名幹部，打造了一個日後成為他權力基礎的黨政網絡。當時他的副手就是楊尚昆。
自1955年1月起，鄧小平最機密的任務之一，是幫助毛澤東和周恩來籌資建立一個科學組織，建造並試爆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1964年10月16日，一顆3410磅（1.5噸）的裂變式原子彈爆炸，中國自此成為一個有核國家。
鄧小平50年代晉升至黨內高層的同時，毛澤東正對自己的接班人越來越不滿。蘇聯領導人尼基塔·S·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1956年在秘密報告中攻擊斯大林時，毛澤東十分震驚，因為他原定的接班人們似乎十分認同赫魯曉夫的批判。毛澤東想，如果斯大林在蘇聯曆史上不是神聖的，那麽自己在中國的曆史上也不是神聖的。
大躍進，大挫折
通過一係列政治運動，毛澤東開始打擊自己認定的敵人。1957年的反右運動之後，又開始了1958年的大躍進。緊跟著是中蘇關係破裂，關係惡化在1960年蘇聯突然撤回援助後，變得更加公開。1963年7月，作為中蘇平息意識形態之爭的最後努力，鄧小平被派往莫斯科。那次訪問，成了以後26年中蘇共產黨領導人之間，最後一次正式的接觸。
在政治運動之初，鄧小平是毛澤東實施打擊報複的工具，千萬知識分子被送進勞改營和監獄。
但毛澤東還不滿足。他要推動中國再進步，大搞農業公社和大煉鋼鐵。毛澤東的大躍進可能是曆史上政策失誤造成的最大的經濟災難。搭建在後院的土高爐把農民的農具和鍋碗瓢盆都煉成了沒用的鐵渣。莊稼爛在了地裏。沒人敢告訴毛澤東這些失敗；糧食出口照舊。之後，饑荒降臨。
隨後的四年，3000萬中國人餓死。
這場大災難似乎改變了鄧小平，自那以後，他更多地關注能促進經濟增長的實用措施，尤其是那些能刺激中國農民提高單產的激勵措施。
隨著鄧小平在工作中和楊尚昆以及國家主席劉少奇走得越來越近，毛澤東開始懷疑他們在密謀反對自己。毛開始抱怨黨的領導人像“對待死了的祖宗”一樣對待自己，還點名鄧小平，說他像“皇帝”一樣做決定。
對鄧小平來說幸運的是，他在1958年摔斷了腿，躲過了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圍繞毛澤東政策問題的最嚴重對抗。
毛澤東又策劃了一次大反擊，鄧小平好景不長。1966年，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以消滅他在黨內的敵人。他鼓動群眾“炮打司令部”，由此將中國推進了十年動亂：每個學校、工廠、地方政府裏內鬥不止。
成千上萬年輕的紅衛兵獲準進入北京中心的領導人居所中南海。他們衝進國家主席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的家。鄧小平還被打成黨內僅次於劉少奇的“二號走資派”。
鄧小平帶有諷刺意味的自我批評無法讓紅衛兵滿意。他們把鄧繼續當做“資產階級老爺”批鬥。
鄧小平的悔過和周恩來的保護可能救了他一命，但一切職務都被撤銷，隻保留了黨籍。鄧家被下放農村。五個孩子也不得相見。鄧小平和妻子被送到江西，在一個拖拉機廠勞動，務農。
70年代初，中國看似即將崩盤。毛選定的接班人林彪，被發現在策劃政變，最後墜機身亡；毛擔憂與蘇聯爆發核戰爭；經濟一片混亂，周恩來又罹患癌症。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後，1973年4月報道招待柬埔寨領導人西哈努克親王(Norodom Sihanouk)國宴的記者，吃驚地看到了一個穿著灰色中山裝的小個子，他穿著白襪子，黑色皮鞋。那就是鄧小平。一個月前他被召回，幫助這個國家恢複元氣，可能還要接替周恩來的工作。
毛澤東把鄧小平安排到一個由激進派把持的政治局，這些激進派很快就開始針對鄧小平。周恩來在1976年1月去世的時候，群眾湧進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反對激進派。鄧小平被指為此次事件的後台，病危的毛澤東同意了對鄧小平的最後一次處分。鄧小平被軟禁。
毛澤東死於那年9月，“四人幫”於10月被捕。鄧小平要求恢複職位，而葉劍英元帥等在軍隊裏舉足輕重的盟友，都支持了他。
毛澤東最後選擇的接班人華國鋒遲遲不肯放鄧小平出來，但鄧的盟友最終勝利了。1977年，鄧小平政治上的回歸一發不可收；1978年12月，他確立了自己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戰爭與和平年代的謀略家
鄧小平迅速將中國帶回經濟現代化的軌道。
在農業方麵，他允許地方解散公社和集體農場；但農民們動作更快，他們開始包產到戶。收成迅速增長。收入也迅速增長。
鄧小平告訴軍隊，世界大戰的威脅正在消退，所以軍隊要服務於民用經濟。除了為保持中國核威懾而保留的戰略武器外，軍工生產在很多工廠停止，軍隊現代化暫緩。
因為見識過現代化給西方帶來了什麽，鄧小平的視野要比毛澤東更寬廣。
1979年1月他告訴美國總統卡特：“中國人需要很長的和平時期來實現全麵的現代化。”對美國的商人們，他說，中國需要他們的錢和技術。
1979年1月1日與美國恢複正常邦交後，鄧小平旋風式訪美，一路留下了很多不尋常的公眾形象，從親吻在肯尼迪中心用漢語唱歌的孩子，到在德克薩斯州戴上一頂白色的牛仔帽。
在國內，似乎有一段時間裏，鄧小平對經濟改革的開放態度，會讓他支持一些重大的民主化改革。
他告訴黨的領導人，他讚同中國新民主運動的精神。“民主必須製度化，法律化，”他說。
但當魏京生和他的民主牆運動的同伴們將批評矛頭指向鄧小平，中國領導人取締了這個運動，並迫害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鄧小平開始將民主與文革的政治動亂相提並論。“我們的人民剛剛經曆了十年浩劫”，“不能承受更多動亂了，”他說。
鄧小平想要經濟改革的能量，卻不能容忍隨之而來的政治挑戰。
一切的中心：經濟改革。
鄧小平主持的諸多變革中，經濟重構是重中之重。而中國人常常在沒有等到新政策之前，就已經“下海”從商。
新的市場在一座座城鎮湧現，農民開始養魚，養蝦，種植水果，供應新市場。私營和集體所有製的企業成倍地增長，之前的農民開始造玩具、煙花、磚頭、衣服——關於日常生活的方方麵麵。
農業改革比較容易地實現了。用以往任何標準看，農民都在致富。許多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蓋一幢新房子，這給建築行業帶來極大的需求。
鄧小平對工業改革比較謹慎。他在中國沿海省份廣東和福建建立經濟特區，以稅收補貼吸引香港的製造業大亨。鄧小平說，沿海省份可以先富起來，但是他的真正策略是循序漸進， 以防失敗，使黨內馬克思主義保守勢力不服。
經濟特區的設立引發的出口量的劇增一直持續到今天。中國主導著玩具，鞋和紡織品的世界市場。經濟特區不斷擴張，使整個沿海地區都富裕起來。但是向內地的擴張隻達到了一些大城市，比如北京。
財富也帶來了創傷。父母們不讓孩子上學，而讓他們打工，從而出現了童工和血汗工廠。簡易而不安全的工廠在事故或火災發生時成了死亡陷阱，導致上千工人喪生。唯利是圖的公司生產危險或無用的產品，包括一種一時風靡全國的增高器械。
犯罪團夥，賣淫嫖娼，拐賣婦女從農村蔓延到城市。老一代的共產黨幹部們在50年代時杜絕了毒品交易。現在他們痛心地看到毒品買賣開始複蘇。海洛因和鴉片再次出現。
把沿海的成功嫁接到整個中國經濟體係上去，這超出了鄧小平的能力範圍。今天中國經濟的核心國有工業企業仍沒有改革，深陷債務，為黨政官僚體製所累，而這些官僚有一大部分或是腐敗，或是不能勝任職務。
工業是共產黨權力和收入的源泉。18年中，鄧小平企圖重組這一龐大產業的努力導致了一係列“大起大落”的通脹循環，一直持續到現在。
鄧小平想讓共產黨改革國營工廠，讓管理者自負盈虧，提高工人生產力。
破產這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共產黨的詞匯裏。但是大規模的工人下崗會帶來的政治後果，使鄧的改革追隨者們總是有所顧慮，不敢大膽行動。
而當他們真的有所動作時，又沒有宏觀經濟的杠杆來調控貨幣供應，有的隻是來自北京的政令這種粗笨的調節工具。
1988年中期的價格改革導致了通貨膨脹失控，引發搶購風。恐慌不安驅使幾十萬工人上街呼籲民主，但也是為了抗議腐敗和管理不善。
天安門事件中的軍事鎮壓和戒嚴令使黨內保守勢力拿回了經濟政策的主導權。鄧小平不得不作出讓步。1989年趙紫陽倒台後，鄧和其他革命元老在確定領導人人選問題上不能達成一致。他們互相妥協的結果是江澤民。江是上海市的黨委書記，他的強項是構建共識。
經濟泡沫不斷膨脹，到80年代末終於破裂。經濟崩潰，許多產業停止生產。國外投資者紛紛撤資，信貸枯竭。
1989年11月，鄧小平宣布他不再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這是他最後一個正式職位。但是中國文化對資曆的重視使他不可能離開政治，而政治離開了他的參與也無法正常運轉。
1991年8月蘇聯政變的失敗和之後蘇聯共產黨的倒台似乎更加強了鄧小平的信念：中國共產黨要想避免同樣命運，最有效的藥方就是經濟發展。他開始批評那些恐慌西方勢力企圖“和平演變”推翻共產黨的保守派。
他告誡他們要“少說多幹”，試圖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回到發展經濟的實際工作上。
改革釋放出各種力量，最終將對黨構成挑戰。黨的意識形態已經失去它的道德號召力，千百萬中國人轉向宗教和儒家思想，尋找填補意識形態真空的道德架構。
鄧小平明白，經濟改革和它在中國社會所釋放的力量終將挑戰中共的列寧主義統治模式。
一個共產黨從保障經濟增長和收入增長中獲得合法性的時代開啟了。
“歸根到底，說服那些不相信社會主義的人，要靠我們國家的發展，”鄧小平在1991年底這樣說。“如果本世紀末能達到小康水平，那樣就能讓他們有所醒悟。到下個世紀，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那就會讓他們信服。他們大多數都會真正看到，他們錯了。”
與保守派的最後一搏
但就在鄧小平講這些話的同時，北京的頑固派卻拒絕行動。由於缺乏共識，江澤民寸步難行。
1992年初，鄧小平和他的宿敵激烈對決。敵人主要是保守勢力元老陳雲領導的頑固派。陳雲和其他一些老人退休，鄧小平主導十四大，確立了到2000年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的國家目標。
鄧小平也向楊尚昆及其異母弟楊白冰上將發難。楊白冰在軍中培植了勢力，會威脅到鄧以後的政治秩序。
但對於鄧的繼任者來說，改革的步伐太快了。他們最需要的是穩定，以便鞏固政權。到鄧小平逝世的時候，失業、國企不景氣和勞資矛盾已經困擾著領導層。
民主勢力已經漸漸鎮壓下去。但鄧的繼任者沒能規劃出清晰的路線，而是在政治上跌跌撞撞，尋求國際社會在貿易和人權方麵的讓步，卻不願拿出實際行動。
克林頓政府的一份人權報告稱，到去年底，公開的政治異見已經通過恐嚇、監禁或流放，“基本被平息”。
隻要鄧小平還有一口氣在，中國似乎就能應付得了它的諸多矛盾。但隨著鄧小平一病不起，中國人似乎陷入了停頓，看不到未來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