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便寫寫
隨便寫寫
我小時候的保姆 - 楊大大
蒨草青青
（2019年1月）
我是五十年代在河南出生的。當時父母工作的大學沒有托兒所，雙職工家庭如果沒有老人在身邊隻有請保姆了。楊秀花（她讓我喊她“大大”，意為比父母年長的人）就是在我出生50多天時來到我家的。她是河南安陽浚縣人，家中赤貧。十來歲就被賣作童養媳。婆家對她不好，特別是當她的丈夫得病死後，她就被婆家人罵作是掃把星克夫命，事事處處刁難指責。這時好在時代變了，寡婦可以再嫁了，她終於離開了婆家。但她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離開了她唯一的孩子並答應永不相見。
她何時再婚的我們不得而知，但知道再婚丈夫姓孟，是個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補鍋修盆的手藝人。他們兩人感情很好，孟伯伯的照片一直在她床頭放著。由於她再婚後一直沒有生育，新婆家對她也頗有怨言。加上丈夫終日不在家，無人疼惜她，她便隨著已在師院當保姆的同村人來到我家當了保姆。她那時三十多歲，比我媽大七八歲吧。一個剛走出農村的小腳文盲和一個從上海大學畢業分到河南的大學心理學老師就這樣相遇相識了。我媽和楊大大之間相處地特別好，雖然她在我家隻做了兩年的保姆，但她們的友誼一直延續了四十年直到楊大大去世。
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城裏所有人家的保姆都被趕回農村了。那時別說是保姆，就連家在農村已經在城市工作的人也被動員下放回到農村大躍進了。她離開我家的時候哭了又哭，她說舍不得離開我也舍不得離開我家。
楊大大是非常有主見有智慧的人，她人是回到了農村卻牢牢抓住她在我家時辦的城市戶口沒有遷移。正是由於她還藏著城市戶口，過了不久她又回到城市，來到部隊一個團長家做保姆，那時隻有部隊幹部家的保姆才不會被趕走。多年以後她談起她村子裏的十幾個同伴，隻有她一人留在了城市。
1959年我父母因故調入師專 ，後又雙雙被派往外地編寫教材。那時我父母是師專唯一的雙職工，我才兩歲多又沒有老人照顧，於是由師專領導出麵找到教育局，我被允許“破格”進入幼兒園全托，是幼兒園唯一一個周末也無家可回的孩子。那時正值全國三年‘自然災害’，河南更是重災區。別人家的孩子還能在周末回家補上一口飯，我卻是越到周末越沒有東西可吃。多虧了楊大大，她一個小腳女人每兩三周抽出大半天的時間，來回走三個小時（那時河南小城市還沒有公交）把我接出幼兒園補充點吃的。後來她多次提到：每次我一見到她就說“我餓…我餓……”。她趕快拿出從團長家省出的兩個半塊饅頭說：“出了幼兒園大門你就可以吃這半塊，那半塊要等回幼兒園的路上再吃”。但我等不到走出幼兒園抓起半個饅頭就往嘴裏塞，三兩口半個饅頭就不見了，不吃完另外的半塊我就一步也不走了。
楊大大時不時地接濟我，可她卻無法接濟她的丈夫孟伯伯。大躍進時各家的鍋盆都被拿去大煉鋼鐵了，孟伯伯的生計也斷了 - 再沒有鍋盆可補了。接著就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再加上河南省嚴重浮誇虛報糧食產量，以及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 “敞開口可勁吃”了一兩個月後，農民手中再無糧食可支配，隻能出外討飯。雖然楊大大把每月管吃管住後的有限工資全部拿給了娘家婆家，但糧食是“統購統銷”產品，沒有糧票去哪兒也買不來糧食呀，孟伯伯隻得也加入了外出討飯的隊伍。記得我媽說過：有一天突然來了一個農民要找楊大大（楊大大無法給家人留部隊地址，她留的是我家地址）說楊大大的丈夫餓死在了逃荒的路上。這麽淒慘的噩運再一次降臨在命途多舛的楊大大身上......有道是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
別看楊大大不識字又是小腳（她到我家後開始放腳，但是太晚了成效不大。我見過她的雙腳的後三個腳趾都被壓彎在腳掌之下的樣子，讓人不忍直視），她卻有一顆與時俱進的心。首先，她進城後很快養成了很好的衛生習慣，這也是我媽和她很合得來的原因之一。其次，她把腦後梳?剪成了短發, 把偏襟大褂改成了現代的對襟式樣。她每天都把自己打扮的幹淨利索得體。第三，她手很巧 - 會做衣服會做鞋會繡花（後來連我的女兒還穿過她做的老虎頭鞋，這是後話）。第四，她在城裏做保姆的幾年也練就了做飯做菜的本領。第五，她很節儉但絕不吝嗇。即使再勸阻，她走親訪友也從未空過手。即使再沒錢，她也會做點好吃的帶上。
孟伯伯死後，她的賢惠能幹引來部隊大院的人不斷給她提親，我媽也勸她再找一個。她說自己命不好 - 克夫。再勸，她則堅定地表示不想給人當後媽。文革前夕，師專一位和我家關係挺不錯的耿教授在夫人去世後，自己上門向楊大大提親來了。我媽顧慮他們兩人的懸殊：一個是師專資曆最老工資最高的教授 ，北京人，不但生活精致且文學造詣頗深；一個是保姆出身的小腳文盲。這樣的兩個人能有共同語言嗎？耿老師打消了我媽這個疑慮：我再有兩年就退休回北京了，我的晚年生活不再需要詩歌散文，而是需要一個賢惠能幹的伴侶相陪。她和你家交往這麽多年，我對她也算知根知底。誰知楊大大卻一口回絕了：他年齡比我大十歲，過幾年他一死我又成了寡婦。我媽勸道：至少他人還不錯，至少他家底殷實工資高還沒有孩子。你年齡也大了得為自己的晚年著想，他的工資可以讓你倆衣食無憂。即使他去世，你每月還有撫恤金可領。可無論怎樣勸，楊大大就是不為所動。
楊大大似乎能掐會算：半年後文革開始了，耿教授被關進了牛棚。工資被扣發，人被批鬥來批鬥去延續數年。設想當初如果楊大大嫁了他，她這個貧農是不是也要跟著遭殃呢？所以我們常感歎楊大大既有主見又有遠見。
不久，楊大大的主見和遠見又有了新的體現。
自從孟伯伯不幸去世後，楊大大不再把錢捎回娘家婆家了。因為她知道今後萬事隻能靠自己了。此後每隔幾個月她就把二三十塊錢交給我媽讓幫她存著。她對我媽絕對信任，我媽對她也絕對真誠。就在她拒絕耿教授的提親後不久，她讓我媽把她的全部存款提現，說是她要買房！
我媽著實被嚇了一跳並堅決反對：這四年多她省吃儉用的錢加在一起也不到幾百元。（那時一個工人每月工資隻有三十元，她吃住以外每月也隻有十幾二十元）。 再說，她住在團長家的大房子裏買房給誰住？可她說：我就是聽你的話要為自己今後做打算，我不可能一直做保姆，一旦我離開主人家總得有個落腳處吧。我們跟著她去看那個房子。如果那也叫“房子”的話，那便是全市最小的房子 - 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臨街搭建的陋巷蝸居，像極了臨街的違章建築。但她主意已定，用她全部存款四百元買下了它。
幾個月之後文革開始了我父母被整的自顧不暇，而楊大大也好久沒來了。
又過了好幾個月再次見到了楊大大，這些日子她也忙得不亦樂乎。團長一家已調動到外地。楊大大也已在一個小工廠工作了。她這次是要搬走她從老家帶來的唯一家具 ，一個一直寄存在我家的木板櫃子。我們隨著她來到她的小屋，房間已粉刷一新但是實在太小了，隻能放下一張單人床、一張二鬥桌和一個臉盆架。那個櫃子勉強擠了進去。再看房門口搭了個遮雨棚可以放下做飯的爐子。令人吃驚的是小屋之上又加建了一層閣樓。我順著立在床尾的梯子爬上去，上麵竟然有一張床和一個長條案桌。很明顯這是閣樓封頂之前才得以放進去的。楊大大顯然開始為她的未來做準備了。
我媽時時感歎楊大大的主見加遠見，如果不是她堅持買下這個小屋，她現在可到哪裏歇息呢？再看她把這個屬於自己的小窩收拾地整整齊齊一塵不染。牆上貼著畫，瓶裏插著塑料花，小窗上還貼著她自己剪的窗花。這個溫馨的小窩就是她全部的家當和未來。
楊大大的這個小屋也成了我們家文革中可以光顧的溫暖小窩。在這裏不用受紅衛兵監視，我媽可以盡情訴說我們家的遭遇和委屈。我媽講得不能自己，楊大大陪在一旁唉聲歎氣；說著說著我媽淚流滿麵，聽著聽著楊大大潸然淚下。兩個生活經曆完全不同的女人就這樣互相理解著，從對方那裏獲得了安慰、同情和信賴。
文革終於過去了。楊大大又開始每幾個月就拿來幾十元讓我媽給她存起來。一天她說她準備收養她一個親戚的女兒小娥。她跑街道辦事處跑民政局跑公安局，幾十趟之後終於把十六七歲的小娥的戶口從農村辦進了城。這種在我媽看來是難於上青天的農村轉為城市戶口之事，居然被楊大大辦成了。又一次讓我媽對她刮目相看佩服不已。
再往後每次見麵她都會抱怨命苦：費勁千辛萬苦才辦來的小娥卻不願意和她一起生活，總是找各種借口跑回自己家；再往後小娥在農村找對象了，為此楊大大兩次跑回農村找小娥父母勸說可小娥及父母卻不以為然。
小娥在農村結婚了，再也不回城裏了。楊大大也已經到了退休年齡，可這種非國營小廠沒有退休金。正當我們都為她的未來發愁時，她勤快善良的好人緣為她打開了另一扇門：小廠領導把她留下來在門崗工作。楊大大格外珍惜這次機會，她不但幹好本職工作還額外幹起了打掃廠區衛生，為辦公室燒開水的差事。她的勤奮努力得到了廠裏上上下下的認可，她一直幹到了七十歲。
在這之前的兩年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她住的小屋要拆遷了。由於小屋是 “樓上樓下” 外加有兩個人的戶口，她有兩個選擇：一是搬到一個單間另外還會得到一些現金補貼；二是搬到一個裏外套間但要再多交兩千多元。她選擇了後者，而且她沒有和人商量又幹了一件讓我們大跌眼鏡的事 —— 她要領養已經二十歲的小娥弟弟。她給的理由是：小娥弟弟非常願意來城市和她生活在一起，他懇求過好幾次了。另外她堅信小娥弟弟人老實不像小娥那麽沒良心......。這次城市戶口是辦不成了，可是她卻成功地讓小娥弟弟頂替她進了工廠。
小娥弟弟剛從農村來時兩人相處的還不錯。可是他進廠工作後兩人的矛盾日漸增多。楊大大沒有收入了，她要求小娥弟弟把工資全上交由她來安排生活開支。小娥弟弟越來越不從，楊大大的抱怨也越來越多。二是楊大大看不慣小娥弟弟的舉止言行免不了嘮嘮叨叨。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自己親生親養的孩子在那個歲數也極難相處。更別說是突然從農村領來一個成年男孩了。爭吵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大，終於有一天小娥弟弟頭也不回地搬走了。
這一次楊大大的主見加遠見成了固執加偏見。她的自尊心不允許她落淚後悔，但對她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她一下子老了很多，沒有了經濟來源的她變得更加節儉了，平時她做小孩鞋帽換點錢用，也變得更加自尊敏感。那時候我已結婚生女，老公又到千裏之外讀研。她主動提出要到我自己的家給我照看孩子。我媽考慮到她畢竟小腳又七十多歲了，再加上我住在四層沒有電梯，這萬一孩子老人誰有個閃失....所以拒絕了她。這一次她可真的生氣了，說我們嫌棄她了，怕她會連累我們等等......。她幾個月不上門了，直到我媽猜出原因上門解釋賠禮道歉她才釋懷。一次閑聊中，她說她的那個親生兒子現在在安陽工作，托人帶話給她：說如果沒人照顧她，他願意為她養老送終。但楊大大卻堅定地表示：絕對不會去聯絡她的兒子，因為從小沒有照顧過他，也答應過永不相見的。
沒有了經濟來源的她變得更加節儉了，多少次我媽問她要不要從存款裏取出點錢用？她都說不用。她每次來或我們每次去她那裏都盡可能地給她帶些肉和蛋這種她絕不舍得買的東西。一次我送她離開，為了讓她少走點路，我送她走到後麵一個公交車站。交給她一元錢囑咐她一定要坐車回去，因為她新的住處在坐了四大站公交後還要走很長一段路。她催促我快回去小孩還在家呢。等我走回到單位門口時那輛公交車開過來了，楊大大卻不在車上。我猜出是怎麽回事了。果不其然，等了好久楊大大提著很多東西邁著小腳步履蹣跚地走了過來。我的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一毛錢一張的車票她都不舍得花呀，我還把她帶到更遠的車站，讓她走了更多的路。
九十年代初我出國之前最後一次去看她，因為是事先約好的，她做了很多的菜，還給我那不喜歡吃菜的女兒包了純肉餡餃子。我本想留些錢給她，她卻堅決不收。1995年在加拿大見到我媽時才得知楊大大已經去世了。楊大大在世的最後一年，我媽去看過她幾次都沒見著，鄰居說她到親戚家去了。有一天小娥弟弟突然來找我媽，說是楊大大去世了，他在楊大大的家裏翻遍了也找不到房契，他猜想房契是放在我家了。詢問他楊大大怎麽突然去世了？他也說不清，隻說是楊大大得了‘失心瘋’（即受到很大的變故或刺激而得的精神疾病），來到她婆家（孟伯伯）的侄女家就不走了。後來就跑丟了去世了。這個沒良心的小娥弟弟，自從搬出去後再也沒有回來看過他姑姑，現在卻為了房契而來。我媽氣得斥責他：“房契的確在我這裏，但我不能交到你手上。你姑姑自從讓你接班她就沒有了收入，你有關心過她是怎麽生活的嗎？”可生氣歸生氣，譴責歸譴責，小娥和她弟弟卻是辦過領養手續的法定“繼承人"。在約定好的日子，我媽把楊大大的房契外加三千多元存款當著小娥弟弟廠領導的麵，交給了小娥弟弟。當那密密麻麻近三十年的存款記錄條展現在廠領導麵前 —— 每幾個月二三十元的存入，僅有的兩次為買房子的取款，特別是得知她最後的幾年沒有收入也一次也沒有來取過錢時，廠領導也落淚了。是的，除了我媽，沒有人知道楊大大在我家存了那麽多錢。在河南，直到九十年代初一名大學講師的月工資才是100元人民幣左右。楊大大的這一筆 “巨款” 是多麽不易，為自己卻舍不得花上一毛錢。
都說人在做天在看，都說好人有好報。可這麽堅強自立明事理的好人楊大大卻一生坎坷。而她用幾十年勤勞節儉勒緊褲腰攢出來的房子和錢，卻全落進了造成她晚年傷心流淚的“繼承人”手裏，蒼天有眼嗎？！
【注：這是夫人寫的回憶文章，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