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底8月初，日軍占領了北平、天津與華北地區，隨後編成的日軍“華北方麵軍”，作戰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以及綏遠、察哈爾、江蘇、安徽、湖北等省的一部分。
如何對被占領的廣大地區進行統治？
抗戰史學者經盛鴻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當時的日本內閣陸相杉山元在給日“華北方麵軍”的指令中，不同意日軍在占領區直接進行軍政統治，要求“嚴格去掉占領敵國的觀念，政治機關要由居民自主產生”。
“這就是日本的‘以華製華’殖民政策在全麵侵華戰爭初期的表述。”經盛鴻說。
北平抗戰幕後黑手
據經盛鴻等人的研究，“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軍隊已經喪失最佳布防時機。雖然當時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宋哲元意識到北平南大門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隊尚未展開。
趙登禹所率29軍132師受命急赴南苑進駐，但主力尚在涿州。
經盛鴻告訴本刊記者，雖然如此，以中方戰場指揮官趙登禹與佟麟閣等人的素養，日軍想一舉突入，並非易事。唯一讓人心存隱憂的是中國軍隊中的學兵團——這些人嚴格來說還是青年學生，在戰場上，他們就是中國軍隊的短板。
戰鬥打響後，日軍炮火直接瀉向了學兵團防區。很快，日軍突入陣地，雙方展開白刃戰，近千名學生高唱著“風雲惡，陸將沉，狂瀾挽轉在軍人……”的戰歌與日軍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
中國軍隊的增援路線也被日軍切斷，增援部隊全數殉國。
戰後多方證據顯示，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戰前，日軍找到他，並通過他將日軍進攻信息透露給29軍，原想嚇退中國軍隊，未想在預定攻擊地點遭遇拚死抵抗。
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不會遭到日軍報複？他有資格參加29軍軍事會議，會上確定的布防情況，會後即被他送往日軍司令部。
中方下達佟麟閣、趙登禹突圍的命令尚未到達二人手中，早已出現在日軍桌上。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而今，提起潘毓桂，經盛鴻還會衝口而出：“大漢奸！”
潘毓桂被逮捕後從北平押解南下，途中身掛寫著自己名字和“漢奸”二字的布條，一路遭人唾棄。
他在對法庭的供述中稱，與日軍合作，可免生靈塗炭，將華北變為沒有軍閥、政治開明的地方，為整個中國的開化建立楷模。
至於對29軍的出賣，他的理由則是：讓29軍中的反日力量盡快失敗，以免“戰事蔓延、禍及生民”，“所謂賣國，實為愛國”。
潘毓桂在戰事初開即已“下水”。日軍控製北平後，輪到王克敏粉墨登場了。
“心中十分歡喜”
河北師範大學教授張同樂對本刊記者說，1939年10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社出版《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淪陷區》一書寫了《研究淪陷區》的序言。文中毛澤東指出，利用偽政權經營淪陷區，是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行軍事進攻的同時，更加注重政治進攻和經濟進攻的主要策略手段和表現。
“毛澤東還指出，在這個問題上，有敵人的一麵與我們的一麵，在我們一麵，‘是如何支持遊擊戰爭的問題’；在敵人的一麵，‘是敵人在淪陷區已經幹了些什麽並將要怎樣幹’。”張同樂說。
當時的日本當局意識到，依靠有限的兵力控製遼闊的中國國土，並非上上之策，且如經盛鴻了解的信息，日方當時也意識到中國民眾“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必須“依靠中國人建設新中國”。
這就需要代理人。
王克敏就是被“建設新中國、建設中日新關係與東亞新秩序”之類的口號說動了心。1937年7月底，華北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維持會”組織，但胃口變大的日軍覺得，維持會已經不足以適應侵華戰爭的需要，建立統一的華北偽政權成為其必然選擇。
按照經盛鴻的說法，偽政權盡管表麵上也具有一般政府的形式，如“有自己的政府機構與行政係統，有自己的官員隊伍與軍隊、警察”。但是這些“政府”的成員都由日本當局決定，其最主要功能就是服務於日本“以華製華”的政策與利益，它必須事事、時時聽命於日本而不能有任何主見，更不能有任何實質上的反對。
日本“華北方麵軍”決定籌建華北偽政權。
最初日軍屬意於曹錕、靳雲鵬、吳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腦。因這四人在北洋時代，或當過總統，或當過總理，或是軍隊統帥、派係首領，在華北軍政界有較大的影響和潛勢力，與南京國民政府又都無曆史淵源。
但靳雲鵬說要“禮佛”，曹汝霖說老母年事已高，而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條件則是“日本退兵”。
於是“二流政客”王克敏進入日軍視線。此人曾留學日本，且三度出任直係軍閥政府的財政總長。早在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王克敏就已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要員。
1937年，王克敏在家裏接待了日軍代表，對方稱希望他能出任偽華北臨時政府主席，有史料記載稱，王聽後“心中十分歡喜，一口答應”。
據稱，王克敏曾想勸曹汝霖出山，未想被曹告誡“日本人說話，向來不可盡信”。
不久，日方又說動董康、湯爾和、朱深、王揖唐、齊燮元等人下水。
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掛牌成立。
對天皇自稱“外臣”
經盛鴻告訴本刊記者，以王克敏為首的這個“政府”，宣稱要“肅清國民黨**的黨治之弊”，“以合乎東亞道義的民族協和精神為基礎”，“絕對排斥容共政策”等；並通電全國，要求中國軍民和國民政府，認識到中日“強弱懸殊，時代迥異”，不能隻憑一時之氣，“抱幼稚虛驕之氣，釀國破家亡之禍”。
在他們負責運轉的臨時“政府”內，駐有日本派遣的行政、法製和軍事顧問，這些顧問滲透到各部門及下屬各省市。
當時，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並想委任其為“內政部”總長。但王揖唐說，災區要救濟，應設置救濟部，自己擔任總長。
“救濟部”總長可以借救災之名中飽私囊，王克敏拒絕了這個要求，二人吵了起來。
爭執的結果是，在偽政府原擬設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設置一個賑濟部。這在當時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見的部門架構。
可王克敏與王揖唐之間的梁子就此結下，王揖唐為原北洋軍閥皖係人員，王克敏則屬直係，兩係向來水火不容。為緩和矛盾，王揖唐利用王克敏好色的本性，將義女嫁與王克敏為妾，二人關係變為“翁婿”。
這兩人很快被當時的軍統局列入暗殺名單。1938年2月，戴笠致電軍統天津站站長陳恭澍，令其對王克敏相機製裁。
3月28日下午，王克敏的座車駛入軍統特工視線，陳恭澍“陡然起立”，以示行動人員準備。隨後他戴上帽子，暗示行動人員開槍射擊。
遺憾的是，此次刺殺失敗。
但漢奸們不僅爭位置，還爭相對日方諂媚。
渤海大學曆史學者問昕對《瞭望東方周刊》介紹說，1940年，王揖唐就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特意寫了一首感謝日本天皇的詩，“春殿從容溫語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自稱為日本天皇的“外臣”。而在給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連串的“感激、感銘、感謝”之語，因得綽號“王三感”。
至於潘毓桂，偽臨時政府成立時，他擔任北平偽警察局局長。公開資料顯示，此人曾在記者會上發言稱：“各位願意當漢奸的，留在北平，我潘毓桂保護他，不願當漢奸的，自己小心……”
難逃一死
在漢奸競爭中，王揖唐很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他提議配合日軍的“治安強化運動”，“通過自己的努力，將華北建設成為幸福的樂土”。
經盛鴻等學者介紹說，由王揖唐擔綱的“新民會”強調“使華北民眾與中國共產黨分離”，並意圖把華北全體居民都吸收到“新民會”中，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訓練機構，對華北實施反共奴化教育。
1941年12月，日軍決定扶植中國漢奸部隊。王揖唐開始整編華北“治安軍”。比如，他把原在密雲、平穀擔任警備任務的警防隊4000人改編為“治安軍”，還將六個團的兵力集中於通州地區訓練，使之能獨立作戰。
當時的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曾表揚華北治安軍“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對帝國進行戰爭作出了很大貢獻”。
次年，在偽新民會協議會上，王揖唐提出“要用和平來掃清英美及其在中國的附庸勢力，用反共來與共產黨及其在中國的附庸勢力進行鬥爭”。
日軍侵華戰爭期間，通過各類經濟組織掠奪中國資源。
王揖唐當政時期，偽政權與日本共同設立的“日華經濟委員會”，幾乎控製了華北絕大多數行業產業。
研究者提供的信息顯示，日方曾供認，該“委員會”曾“對重要國防資源的開發增產，以及對日供應戰略物資方麵，都取得了超出預算數量的成績”。
1943年，因與汪偽集團內鬥，王揖唐“辭”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但離任之際，貪財的他還大撈了一把——委員會值錢的公物一件未留，連廚房的米麵油鹽、庫房裏的汽油煤油都被搬了個幹幹淨淨。
三年後，法院公審王揖唐，但他偽裝生病，為其檢查的法醫亦作偽證稱王“病勢嚴重，不能做暢達語言”。
審判開始時，王揖唐一動不動，眼睛也不曾睜開。
1948年9月，王揖唐被核準死刑，提出囚室執行槍決。鳴槍前，恐懼萬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蔣總統開恩啊！”
次月，王克敏在獄中趁獄警不注意，服毒自殺。
潘毓桂則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獄中。
潘毓桂則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獄中 --- 共產黨養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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