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中華文化的底蘊
我們必須正視：一種文化上自我糟蹋的現象不能不使人憂慮。
我們悠久曆史養育和積澱下來的文化精華，尤其是那些最馳名、最具影響的——從名城名鎮名街，到名人名著名墓，乃至各類文化遺產等，都在被熱熱鬧鬧地重新“打扮”。
那 些在城市改造中殘剩無多的曆史街區，忽然被“聰明”地發現，它們竟是一種天賜的旅遊資源。已經拆掉的無法複原，沒拆的也難逃厄運——全被開發成商業風情街 （實際上是風情商業街）。更糟糕的是很多古村古鎮正被“騰籠換鳥”，遷走原住民，然後大舉招商，一個個被改造成商鋪、旅店、農家樂、茶社、咖啡屋混成一團 的“遊客天堂”。在這“天堂”裏，連一間見證曆史的博物館也沒有，導遊講的傳說不少是編造的民間故事，至於名人故居，大多是找來一些毫不相幹的紅木家具、 老瓶老壺、三流字畫，不倫不類地擺一擺。沒人拿名人的人當回事，隻拿名人的名當回事。曆史的內涵、文化的意蘊、獨特的精神跑到哪裏去了？沒人管也沒人問。
有人說旅遊原本就是走馬觀花，用不著太認真。那麽，再看看我們影視中的曆史文化吧。
我們的曆史名人隻要一跑到銀幕和熒屏上，不論明君重臣，還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動不動大打出手，甚至背劍上房。沒有確認的朝代與地域，衣食住行的道具、物品和禮俗全是胡編亂造。曆史在這裏隻是被借用的一個空袋子，什麽都可以往裏裝。
一 邊是真實的曆史被抽空內涵，隻留下軀殼，濫加改造；一邊是荒誕不經和無中生有的偽造——這便是當今國人眼中的曆史文化。經過這樣的粗鄙化打造，在人們眼 裏，古村古鎮無非是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名人故居不過是幾間老屋子，曆史上的人物全有幾招花拳繡腿，全離不開男歡女愛。沒有莊重感、神聖感、厚重感甚至基 本的美感，從哪裏感知“博大精深”？
真正強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詩宋詞、維也納音樂、俄羅斯文學。隻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會有大作 品和大家的出現，社會文明才能整體提高。而當下這種鄙俗化的潮流，這種充滿謬誤、以假亂真的偽文化，正在使我們的文化變得粗淺、輕薄、空洞、庸俗，甚至徒 有虛名，有害公眾的文化情懷和曆史觀，也傷及中華文化的純正及傳承。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很難對自己的文化心懷摯愛與虔敬。到底是什麽力量 在驅動這股潮流？一句話戳穿，即以文化謀利。
毋庸諱言，任何事物進入市場，都不免受到市場規律的製約，不免依照消費需求和商業利益調整自 己。但調整是科學調整，不能扭曲甚至破壞自己去換取經濟利益。文化更具特殊性，它直接影響著社會文明與全民素質。不能為了暢銷、票房、收視率，為了利潤的 最大化和“瘋狂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而放棄文化固有的尊嚴。這尊嚴一旦被糟蹋，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因為被糟蹋的文化，反過來一定會糟蹋人的 精神。
由此，問題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賺錢，而是靠糟蹋文化來賺錢。任何有文化良心的人，都不能回避這個問題。
文學記錄文化
我們常常會把一個地域的文化形態，看作是固有的，不變的。這是一種靜態的看法，是錯誤的。
從史的意義上看，任何地域的特征，也就是地域的文化形態，都處在流動的變化中。一種經過年深月久生成的文化形態，不管怎樣的濃鬱、深厚和牢固，漸漸都要被無盡無休的時間一點點溶解開，煙消雲散，化為烏有，而同時一種新的文化形態又漸漸形成。
盡管它們中間有著文脈上的聯係，有文化特征的傳承，但文化的形態還是要變。比如，近二十年我們所有地域文化形態，都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它們在瓦解、失散、泯滅，當然新的文化形態還在“打草稿”的階段，遠遠沒有成形。這也是我們在文化上沒有依附感的原因之一。
然 而，在翻檢這種文化的流變史時，我發現，任何一個極有特點的地域文化形態，都隻是在某一個曆史階段表現得分外鮮明，神氣活現，魅力十足。過後就變了，變得 黯淡了，模糊了，不那麽突出了。這一點，在近代大城市的文化史上看得更清楚。因為大城市受外來影響大，社會變化多，文化形態幾乎成了一種時尚性的社會潮 流。比如上海的三十年代和天津的清末民初——這兩個短暫時間內的上海和天津，文化心態就分外濃烈，地域特點異常突兀與鮮明。此時此地獨有的文化氣質，是過 往不複的。
自然，它也就成了文學的素材和對象。
地域文化的特征，表麵看是地域風貌、建築特色與人文景觀，再加上飲食裝束，這 往往是旅遊者所要看的；進而則是此地獨有的生活風習、民間文化與民俗事項，有心的旅客對此要多看一眼，外來的文化人則一定要著意地觀察。再往深處便是這裏 的方言俚語、信仰崇拜和人們的集體性格。說到集體性格，大概隻有作家才會去注意。因為它表麵看不見，需要接觸大量的人，從中感受、理解、分析、研究和歸 納。
集體性格其實就是文化性格。它是地域文化中最深刻的層麵。當地域文化進入人的心理，便形成為人們共有的性格。有了共同性格，地域形象才真正成立起來。這就是我們口中常說的北京人、廣東人、四川人、上海人、天津人、東北人等等。
文化上的集體性格是一種共性。它還會被不同個性的人表現得千姿百態，演出光怪陸離的社會生活故事。於是，作家就要把它們記錄下來。
作 家是形象的史學家。記錄是作家最偉大的工作。它遠遠是“用身體寫作”無法比擬的。當然，我說的是“藝術的記錄”。它要記錄曆史，記錄時代，記錄人生，記錄 心靈。此外，還要記錄文化。如果沒有文化的記錄，那些人類傑出的創造——各具個性的地域眾生相，便會滅跡於無形的曆史之中了。
說到這裏，我又一次心懷危機地感到，我筆下的天津人的集體性格如今正在漸漸弱化。這是現代化衝擊的結果。現代化對人類的曆史人文多元形態的破壞，是由表及裏的。先泯滅城市的曆史風貌，再衝散民俗文化，最後則是瓦解了城域人的集體性格。
所以，文學的使命之一是記錄文化。記錄文化也是搶救文化，即搶救人在曆史所創造的最深刻的文化形態——文化性格。
（文/馮驥才）寫了清末民初天津衛的《俗世奇人》,《神鞭》和《三寸金蓮》《手下留情》《舊城遺韻》《搶救老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