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錯機製：從文革六十周年到川普訪華

一個不該被忽略的巧合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川普以美國總統的身份再度踏上中國土地。在長安街沿線，飄揚的星條旗、五星紅旗、列隊的少年——一切如十年前的舊夢，隻是賓主皆已變樣。兩天的盛大接待結束後，川普飛回華盛頓。第二天，五月十六日，是中共《五·一六通知》發布的整整六十周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的日子。

 

這兩個日期挨在一起，是一個誰也沒有刻意安排的巧合，但巧合常常是曆史遞過來的暗示。一個國家的領袖以最高禮遇被另一個國家接待；六十年前的同一周，另一個國家的最高領袖正在親手發動一場吞噬本國數千萬人的浩劫。當年那場浩劫之後，發動它的人沒有受審，發動它的黨沒有道歉，遇難者沒有名字，作惡者沒有名冊。整整一甲子過去，五月十六日在中國仍是一個不能公開紀念的日子。

 

而在大洋的另一邊，那個曾經引以為豪的、能夠糾正自身錯誤的國家，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拆掉自己的糾錯裝置。

 

這就是這篇文章想談的事：國家的糾錯機製。

一個國家如何麵對自己的錯誤

任何政治製度都會犯錯。差別不在於是否犯錯，而在於犯錯之後會發生什麽。

 

一個有糾錯機製的國家，能夠在錯誤發生時止損，在錯誤之後清算，在清算之後立法，使後人不會再走同一條路。它依靠新聞自由把錯誤暴露出來，依靠獨立司法把責任追究下去，依靠選舉把責任人趕下台，依靠學界與公民社會把記憶保存下來，使錯誤成為恥辱的紀念碑，而不是反複發作的舊病。

 

一個沒有糾錯機製的國家則相反。錯誤不被承認，責任無人承擔，受害者被噤聲，加害者從容善終，遺忘成為國策，曆史成為宣傳材料。這樣的國家會一次又一次重複同樣的錯誤，並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大、更血腥、更難以承受。

 

中國的二十世紀後半葉就是這樣一部教科書。

中國：六十年的沉默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被定為"右派"的至少五十萬人，許多估計遠高於此。他們中有作家、教師、工程師、學生——其中絕大多數是響應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才說出真話。他們被流放勞改、家破人亡。直到今天，反右的完整名單和死亡數據仍是禁區。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與隨之而來的大饑荒，按學者估算，造成約三千萬到四千五百萬人非正常死亡——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人為饑荒。楊繼繩在《墓碑》中一卷一卷地寫，文獻擺在那裏，國內至今禁出。死者沒有墓碑，活者沒有交代。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以一紙通知點燃十年浩劫。紅衛兵打死老師，子女批鬥父親，鄰居互相揭發。學校停課，文物被砸，知識分子自殺者無數。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普通中學校長，無人能免。

 

毛澤東死於一九七六年。本應是清算的時刻。

 

但清算沒有發生。

 

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的《曆史決議》中給了毛澤東"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後世概括為"七分功、三分過"——的定論。決議本身已是黨內反複磋商的妥協產物，發表後即被高高掛起。"宜粗不宜細"，是當時定下的處理方針。粗到什麽程度？粗到沒有一個文革打手被司法審判，沒有一座官方的文革博物館被建起來。巴金晚年呼籲建一座文革博物館，呼籲了幾十年，至死未見。

 

更徹底的是記憶的刪除。今天的中國大學生很多人不知道大饑荒，不知道反右的具體經過，不知道劉少奇是怎麽死的。教科書一版一版地修，新聞一條一條地審，紀錄片一部一部地下架。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又是一次錯誤，又是一次沒有糾正——三十多年來連提及都困難，更不必談追責。

 

沒有糾錯的代價是什麽？是錯誤從未真正過去。今天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拘押、對香港的清洗、對律師與異見者的係統打壓、對一切公共討論的窒息——其手法、語言、心態，都可以在反右和文革裏找到原型。一個不肯埋葬自己罪行的國家，注定要在罪行裏繼續生活下去。

美國：一個國家如何與自己的恥辱周旋

把鏡頭轉向大洋的另一邊。

 

美國從來不是一個清白的國家。建國時蓄奴；十九世紀屠殺和迫遷印第安人；十九世紀末排華法案；二十世紀初期的種族隔離；二戰中將十二萬日裔美國人關進拘留營；冷戰中的麥卡錫主義；越南戰爭中的暴行；安然事件；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伊拉克戰爭裏那場以虛假情報為基礎的入侵。這些都是恥辱，而且是巨大的恥辱。

 

但美國與中國不同的地方在於：每一項恥辱，最終都被以某種方式拽到公共討論的中央。

 

南北戰爭之後有重建，雖然失敗，但留下了三條憲法修正案。麥卡錫被參議院譴責，從此名聲掃地。一九六四年通過《民權法案》，宣告了種族隔離在法律上的終結。一九七一年《紐約時報》刊出五角大樓文件，讓公眾看清政府如何就越戰撒謊；一九七三年《時代周刊》《華盛頓郵報》把尼克鬆一步步逼到辭職。一九八八年裏根簽署《公民自由法》，國會正式向被拘留的日裔美國人道歉並賠償。安然事件之後有《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金融危機後有《多德—弗蘭克法案》。伊拉克戰爭的虛假情報，被一份又一份公開調查寫進了曆史。

 

這些反應都不完美。許多賬至今沒算清，許多傷口仍在流血。但關鍵在於：錯誤是可以被說出來的，權力是可以被起訴的，總統是可以因為撒謊而下台的，國會可以為幾十年前的惡行正式道歉。這就是糾錯機製——不是某一項製度，而是一整套相互製衡、相互監督的安排：獨立的法院、自由的新聞、有牙齒的國會調查、能讓人民趕人下台的選舉、一個會因為恥辱而行動的公民社會。

 

這套機製使美國能夠在每一次跌倒之後爬起來，並且爬得比之前更高一點。

川普與共和黨：拆毀糾錯裝置

而這套機製，從二〇一七年起被持續撼動，從二〇二五年起被係統性拆解。

 

公私不分：川普就任之前沒有出售自己的商業帝國。他在白宮的同時繼續從特朗普集團獲利。第二任期開始後，他的家族被估算從總統職位獲得約三十億至四十億美元的收益，沙特LIV高爾夫在他的球場舉辦巡回賽，外國政府讚助商前來排隊，加密貨幣業務被家族新開數家，外國買家通過"川普幣"直接向他付款，其交易不透明、不留名。眾議院監督委員會民主黨估算，由外國款項和企業付款構成的總統獲利已超過二十二億美元。這不是美國總統從未見過的情況——這是美國總統從未見過的規模。

 

公職私用：政治籌款活動一桌一百萬美元在他的私人會所舉行；州長、參議員排隊到他的多拉爾球場開會以示效忠；副總統、內閣部長、外國元首在他的物業留下足跡和收據。整個政府的注意力變成了對他個人利益的關注。

 

攻擊司法：當法院判他敗訴，川普稱法官為"激進左派""瘋子"。當一名聯邦法官博斯伯格阻止其驅逐計劃，他公開呼籲彈劾。司法部跟進提交不當行為投訴——後被駁回。據美聯社統計，川普第二任期開始十五個月內，至少在三十一起案件中被聯邦地方法院認定違反法庭命令；移民個案中類似的不服從超過二百五十起。學者們說，他們記得過往一整屆總統任期偶有違令——這一屆是體製性、政策性、係統性的違令。一個不再服從司法的行政分支，意味著三權分立已經形同虛設。

 

攻擊官僚體係：所謂"政府效率部"以馬斯克為旗手，在第一年用大規模解雇、買斷、騷擾的方式裁撤聯邦工作人員，使國家應對災難、社會保障、食品檢驗、空中交通管製等基本職能受損。這不是改革，這是把一個由專業人員維持的政府變成由忠誠分子組成的隨從隊。

 

攻擊大學與新聞：以"反猶太主義"為由對哈佛等大學施壓；以行政命令威脅律所；提起誹謗訴訟騷擾記者；恫嚇那些不肯順從的媒體所有者。當年中國的反右，第一刀也是砍向大學和報紙。

 

個人品行：川普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被陪審團定罪的前總統——紐約州的偽造商業記錄案，與他試圖遮掩與豔星斯托米·丹尼爾斯交易的事實有關。在另一項民事訴訟中，他被認定對作家伊·吉恩·卡羅爾實施性侵。三段婚姻，多次外遇，與傑弗裏·愛潑斯坦多年的私交關係——他自己曾在鏡頭前為愛潑斯坦"喜歡年輕女人"開玩笑。這些事在任何尚有公共道德的政治體裏都足以使一個政治家退出舞台。在今天的美國，它們成了支持者的某種榮譽勳章。

 

最關鍵的一擊是問責的消失：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他親手煽動的暴民衝進國會大廈。這本是美國製度自我糾錯的最大機會：參議院曾經因為水門事件讓尼克鬆辭職。而這一次，參議院沒能定罪川普；選民將他重新送回白宮；他上任後赦免了一千五百多名一月六日的暴徒。共和黨的體製內人物——那些本可以充當製度護欄的參議員——選擇了沉默或附和。

清算調查者：擦除記憶

如果說前麵那些事還可以被辯護為"政策分歧"或"行政權伸張"，那麽近一年來發生的另一件事，則赤裸裸地指向了糾錯機製本身。

 

二〇二二年至二〇二四年間，特別檢察官傑克·史密斯領導了兩項針對川普的聯邦調查：一項關於他試圖推翻二〇二〇年大選、最終引爆一月六日國會暴亂的圖謀；一項關於他卸任後非法保留高度機密文件、並阻撓政府收回。兩項調查都已進入聯邦起訴階段——史密斯本人後來在國會作證時說，他的團隊"已發展出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據"證明川普犯有刑事罪行。這是美國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前總統被聯邦刑事起訴。

 

川普在二〇二四年大選中勝選。根據美國司法部一項長期內部規則，現任總統不能被起訴。史密斯隻能撤回案件——但是，他和他的團隊在結案前做了一件頗有先見之明的事：在內部備忘錄中明確要求FBI將所有證據保留至少到二〇三〇年二月一日。這個日期不是隨便挑的——屆時川普第二任期已經結束，"現任總統不可起訴"的規則也不再適用。換言之，史密斯是在為未來某一天可能恢複的追訴，預先保住證據鏈。他在結案文件中專門寫道：撤案"並不基於起訴案件本身的實質理由"，也"不應被解讀為對任何特定人士的免罪"。

 

這是一位職業檢察官在巨大政治壓力下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他不能現在起訴一位現任總統，但他不願讓證據隨時間消失。他是在以美國糾錯機製最古老的方式工作——為將來可能的清算保存檔案。

 

而川普政府的回應，是把保存檔案的人一一清除。

 

二〇二五年一月川普就職沒幾天，司法部就解雇了曾在史密斯團隊工作的若幹職業檢察官。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六、二十七兩天，新任FBI局長卡什·帕特爾在四十八小時內解雇了至少十二名曾參與海湖莊園機密文件案的FBI雇員——其中一人是即將達到退休資格的退役軍人，下班離開辦公室後被叫回，當麵通知辭退。同年十月，又一批曾調查推翻大選陰謀的探員被解雇。十一月再一批，針對所謂"北極冰霜行動"（Arctic Frost）——史密斯調查的前身。其中一位探員被解雇又被恢複又被再次解雇——前後不超過二十四小時，連辭退理由都沒擬好。被解雇的探員提起集體訴訟，指控這是一場"報複行動"。FBI特工協會公開斥責帕特爾領導下的"任意而混亂的報複運動"，警告這"在削弱本局、剝離關鍵專業能力的同時，把整個國家置於更大的風險之中"。解雇通知書上一律印著同一句話："濫用聯邦執法權"——而原告律師指出，他們的當事人"未經任何調查、未被告知任何指控、未獲得任何辯解機會"就被解雇。

 

緊接著，證據本身被瞄準。佛州聯邦法官艾琳·坎農——正是當年裁定史密斯任命非法、並據此撤銷機密文件案的同一位法官——在二〇二五年底批準了川普一方的動議，永久禁止公布史密斯報告的第二卷。那一卷據信詳細記載了川普非法保留機密文件、以及對調查實施妨礙的全部證據。一份由納稅人出錢完成的、關於現任總統涉嫌犯罪的官方報告，就這樣被一位法官的一紙命令封進了鐵箱。

 

把這一係列動作合在一起看，是一幅極其清晰的圖景：調查者被清除，證據被封存，報告被禁止公開，檔案被準備銷毀。這不是被動的"不調查"——這是主動的"毀掉調查"。一位現任總統，正在用國家機器，係統性地拆除針對他自己的糾錯基礎設施。

 

而這一切的精確之處令人不寒而栗。它與文革年間銷毀檔案、迫害記憶保存者、追殺"翻案派"的邏輯，是同一種邏輯——隻是換成了溫火慢燉的形式：不打砸，不流血，隻是把人解雇，把檔案封存，把報告禁掉，把那個本來準備等到二〇三〇年再翻開的卷宗，一頁一頁撕掉。

 

楊繼繩為了寫《墓碑》，從檔案館一袋一袋把資料偷運出來，因為他知道這些紙一旦被銷毀就再沒有了。史密斯把證據冷藏到二〇三〇年，是同一種動作——一個職業人在製度被顛倒過來之前，把真相塞進時間膠囊裏。而川普政府正在做的，就是搶在二〇三〇年之前，把膠囊找出來砸爛。

一條似曾相識的曲線

毛澤東不是一夜之間發動文革的。

 

他從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開始，發現了把知識分子打成階級敵人是多麽有效；他從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開始，發現了黨內同誌不敢說真話是多麽可怕；他從七千人大會上的尷尬開始，決心要重新奪回權力。一九六六年的浩劫，是前麵每一次未被糾正的錯誤層層堆積的總爆發。

 

每一次"小"錯誤被放過，就是給"大"錯誤鋪路。每一次"大"錯誤被掩蓋，就是給"更大"錯誤開門。這是沒有糾錯機製的國家的命運曲線——一條向下、向暗、向血腥處持續滑落的曲線。

 

美國今天的軌跡有點像。第一任期裏，川普以總統身份做了許多在過往不可想象的事——拒絕公布報稅單、親屬在白宮擔任要職、煽動支持者襲擊國會——其中絕大部分沒有受到真正的法律追究。當一個總統發現自己可以做這些事而仍然能夠再次當選、再次掌權，他在第二任期裏所做的事必然更大、更狂、更不受約束。

 

我無法預知川普和這一屆共和黨的"倒行逆施"是否能夠延續。也許它會在中期選舉中觸礁，也許聯邦法院的某一道鐵壁還會頂住，也許某一位紅州的參議員會突然記起自己宣過誓的那部憲法。美國比中國幸運的地方，在於它的糾錯機製並不集中在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黨手裏——它分布在五十個州、九百多個聯邦法官、幾千家地方報紙、幾百萬選民、幾十萬檢察官和律師身上。要把它徹底毀掉，需要時間，也需要這些人全都同時放棄。

 

但我也無法不擔心。因為中國的故事告訴我們：糾錯機製一旦被拆毀，重建它所需要的代價，是幾千萬條人命。

真正的防線

文革六十周年，今天在北京沒有任何官方紀念。受害者的名字仍未公布，加害者的名冊仍未列出，博物館仍未建立，教科書仍未改寫。一個十億人的國家，在最大規模的自我浩劫之後，選擇了集體失憶。這就是沒有糾錯機製的國家所走過的六十年。

 

川普訪華的兩天，美方與中方互相稱兄道弟。川普在中南海讚美習近平"演員一般的氣質"，習近平要川普"不要把中美關係搞砸"。兩位元首背後的兩套政治體製，正在一個奇異的方向上互相靠攏——一邊是一個從未學會糾錯的舊極權，一邊是一個正在被勸服放棄糾錯的舊民主。

 

真正的防線，從來不隻是法院、不隻是國會、不隻是新聞。法院可以被填滿聽話的法官，國會可以被收編成橡皮圖章，新聞可以被買下被告倒被恫吟。真正的最後一道防線，是公民拒絕遺忘的能力，是曆史學家拒絕寫假賬的勇氣，是普通人在被告知"不要看、不要說、不要記"時仍然選擇去看、去說、去記的那一份倔強。

 

文革六十周年，中國的紀念是沉默。

 

但願六十年後，美國的紀念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