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北
小說連載
一
如果拿一種顏色比關露，我選過去裁旗袍用的老綠——近似於路邊的冬青葉。可質地上，又比冬青柔軟。這老綠，比嫩綠厚重，比正綠低調，比蒼綠輕靈。著附在身上，暗自華麗，不出挑，也不犯衝，和誰都能打成一片。遇紅則豔，遇黃則明，遇紫則淡，走到哪裏都爽爽朗朗，是天生的襯色胚子，默默付出的好材料。許是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緣故，關露的氣質，是內斂的。不卑不亢，少言寡語，一副深黑的單眼皮眸子，眉宇間隱含英氣，站在人堆裏，絕算不上觸目的美女。但又是清朗的，像一身洗白了的藍布衫，自有一種味道。當年上海《雜誌》社組織滬上文人去蘇州旅行，女作家中有蘇青和關露二人，滿身活潑的蘇青，對她亦是敬而遠之，不與關露笑鬧。根本不是一路人吧。能讓蘇青噤聲的女人，會有怎樣的一種平和的冷，說一不二，分明的清洌。仿佛學生時代幹練的輔導員，在場麵上，總是“正色”，不苟言笑，可對知心的人，往往又有種娓娓道來的溫婉。
父母早逝，關露身世飄零，但這無形中，也給了她走出來的機會。因為過早告別完整的家庭生活，家庭對於關露來說，可能並不是一個黑暗的所在。她的一生，都在尋找一個家，而不是打出封建家庭的幽靈塔。因此，在那個時代，茫茫一片的出走娜拉群體中，關露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她從出走之初，就沒有太重的激憤，代際之間的矛盾，在她身上，似乎沒有烙下刺目的印記。飛鳥入天，人生朝哪走，她自己選擇。但在民族危難鋪天蓋地的時代，關露選擇空間，其實又是有限的。自小孤苦，使得關露更加自尊自強，進步的路，幾乎是她唯一選擇。在南京讀書之時，她也曾和進步女學生一起驅趕女生宿舍指導員，也曾寫過熱衷於文學作品，也曾青春激憤，但更重要的是，她即將遭遇到戰爭。
時代浪潮把千千萬萬革命之士推向中國東方。1930年代的上海，因獨特的地位，成為中國革命和文藝的中心。革命是浪漫的，26歲，身居滬上，關露的興奮可想而知。這種興奮裏，有責任，上街貼抗戰標語，為抗日傷兵募捐，到前線慰勞抗日戰士，去紡織廠做宣傳，組織姐妹團，讀書班，詩歌小組，擔任組織高層的“交通”。從兩性的角度看，作為女性，關露在革命和戰爭中，自覺地扮演著配角。當然從某種方麵說，這也是一種力所能及。但在男性主導的時代，戰爭與革命，女性的參與，注定需要更大的付出，這種付出裏，夾纏著女人的無奈。
二
一首“春天裏來百花香”，讓關露的名字紅遍大街小巷。關露的文字裏，有種溫貧暖老的親切，她絕不會是在夜上海胡天胡地蹉跎了青春，而是有種“和暖的陽光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的革命樂觀。正如李安評《色戒》的一句話：一派病態的繁榮，當年的上海灘那個濁世裏，關露無異於一泓清泉，寫出這樣詞作的女子，深知人間苦痛，怎會做漢奸。世人誤解，事前也未免太不做分析判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關露31歲，留在租界搞活動。次年春，她開始寫長篇《新舊時代》。大批文人搬離上海，上海的文藝界一時間人才急缺。男性主導的文壇，竟在民族革命戰火連天的局麵下，削弱了許多。一批女作家湧上來了。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群星璀璨。柯靈評張愛玲那句，隻有上海淪陷成全了她，不無深意，放在關露身上，也同樣合適。
“國家不幸詩家幸”，戰爭讓她們的人生徹底改頭換麵。蘇青從少奶奶的生活突圍出來，熱辣辣地在滬上文壇直言不諱談女人，張愛玲則從香港轉回上海求生，一支綺麗纏綿的筆，寫盡女人傳奇。她們的寫作，背後都有一個謀生的背景，是不得不為，時事而逼。那關露呢，這位當年在淪陷區與張愛玲齊名的女作家，她的奇崛處，在於一種分裂，背後更艱巨的任務，讓她清醒與超脫，但同時也給予她精神的壓抑。革命的精彩與殘酷，迭加在這個女人身上，轉身的紅綠旗袍與一絲不亂的波浪頭下麵，卻是個扭曲的姿勢。1939年深秋，關露接到組織通知，去香港接受秘密任務，她的無間道生涯，就此開始。試想，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黏稠的空氣裏，於異國風格的港式飯店某個包裝良好的房間中，兩男一女表情凝重、竊竊私語。女的可能穿著旗袍，男的可能是西裝革履，也許都還夾著一支煙，都是風流人物，十足的羅曼蒂克。可這羅曼蒂克又不單單是那環境那行頭，不顧一切為革命，本身就是最大的浪漫。香港低窄的天空裏，關露穿著旗袍，端著手臂，踩著嗒嗒嗒的皮鞋聲，在深黑的夜，走過一個潮濕的轉角，前麵的天空有些暗紅，這是城市的燈火映天，還是黎明將至？黎明前窒息的黑，還是一下便把關露融了進去。
接受任務時，上級領導P叮囑她，千萬要注意，你在那裏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了，你可不要辯護，要辯護就糟了。關露堅定地答應了。不辯護，是為了大局，可不辯護，那就隻能成為“漢奸”。這個偽漢奸的身份，像一條毒蛇，糾纏了關露一生。接受任務的關露，來到汪偽特務頭子L夫婦身邊。據魯迅的公子周海嬰回憶，關露還曾和影星白楊一起去隆過鼻。那張整過容的照片，事隔多年，關露的親妹妹都認不出是她，可見修改力度之大。整容？是單純為了美，還是為了工作需要？看關露1939年的相片，高高的雲頭，淡淡的笑，碎花旗袍罩著披肩，帶著深色手套。平心而論，比同時代的女作家超出不少。在革命戰爭中，關露的女性身份，得到了凸顯，可這樣的凸顯，是幸還是不幸？
三
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的高門大戶裏，關露即將和特務頭子L夫婦見招拆招。對於關露來說，這段生活的艱難之處，就在於它是始終是“劍拔弩張”的，精神上的巨大壓力，使她多次向組織申請去蘇聯或者延安。電影《無間道》裏，陳永仁微笑著對他的心理醫生說，其實，我是個警察。這微笑，太沉重，光天化日，身份的錯位，仿佛一杯不加方糖的黑咖啡，越喝越有種清醒的苦痛。這時的關露，像極陳永仁，明知自己是好人，卻不得不與敵特為伍。鬥爭全所未有地複雜：一方麵，是關露姐妹對李士群夫婦曾經有恩，這是人情；另一方麵，關露想策反李士群，可李士群也想策反關露，同時他還想利用關露保持和地下黨的聯係，為自己留一條後路。這是各為其主，各有各的打算。所有問題都擺在桌麵上，彼此把對方看個透亮，這個前提下談策反，困難之大，可想而知。在這場貓鼠遊戲中，關露明顯處於下風——誤入虎穴，原來的暗鬥轉為明爭，隨時需要防範對方的攻擊。恰如伴虎，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怎能不內心糾結？1941年，L向關露表示自己政治上苦悶的心情，表達了想同組織聯係的意願，1942年2月，P由港赴滬，充分肯定了關露的工作，並安排關露撤出76號。
在深居76號的日子裏，關露以女情報人員的身份，出色地完成了組織派遣的任務。可就在這段日子裏，作為一個女人，關露失去了太多，最重要的是，她失去了一種正常的生活。當然，在革命戰爭年代，平凡生活，原本就是種奢望，但關露的絕望，在於空前的孤立。她仿佛一個人在走著夜路，周圍魑魅魍魎，她怎麽也走不到頭。1942年，剛從76號脫身的關露，又接到組織派遣，前往日本大使館日本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雜誌當編輯。《女聲》的主編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有民主思想，關露需通過接近她，進而與日本方麵的組織取得聯係，搞到情報。
又是情報工作。宿命像張逃不脫的網，關露仿佛注定吃情報這碗飯。關露這段時間的生活，相對76號的日子，是和煦的，這同時也是關露在上海文壇逐漸上升的一個階段。1943年8月，日本在本土召開所謂的“大東亞學者代表大會”，關露經組織同意，前往打探情報。出發前，中國方麵的赴日代表包括關露、張愛玲全被登報，並且配發照片。這當然是日偽拉文人下水的手段，可身擔重任，關露沒有選擇的餘地，“漢奸”名聲遠播。
四
在《女聲》當編輯的日子裏，關露和佐藤俊子的交往值得我們注意。佐藤原本是關露觀察的對象，可這兩位女性之間的交往，因為真心的參與，竟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戰爭帶來的對立。更何況，即便敵我有分歧有對立，敵在明，我在暗，虛與委蛇也有了餘地，關露的生活，畢竟有了一絲暖意。1945年，佐藤俊子去世時，關露寫下的懷念篇章，字字含情，她並沒有因為她是日本人便“另眼相待”，二人之間的友情確真，具有某種純潔的底色。女性天空的對接，有時候，也會有種相互扶持的感動。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關露圓滿完成任務，赴蘇北解放區，可“漢奸”陰雲，依舊籠罩在她頭上，一個出盡風頭的“女漢奸”，在淮陰的街道，會經常遭到進步青年的唾罵。革命勝利了，為革命付出的女性，卻依然蒙受不白之冤，關露痛苦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可關露一生的折磨，從這裏又接上了斷點。如果說滬上時期的折磨，依靠堅定的精神支撐，還可以扛過去。但這時候的關露，遭遇的卻是精神世界的崩塌，關露將自己對組織的追求寫成一首詩，交給《新華日報》副刊，相關工作人員卻說：關露的詩可以發表，但要換一個署名。國民黨正在攻擊我們收容了一批漢奸……如果我們的報上出現關露名字的作品，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影響，有人就會以此為口實攻擊我們。
句句都在理上，有苦說不出。關露精神分裂了，直到P送來了相關材料，關露心情才開朗起來，逐漸恢複了健康。1955年，因為受上級領導P案件的影響，關露被捕，關押在功德林監獄。1957年3月26日，才被釋放出獄。1966年，文革開始，次年7月1日，年逾花甲的關露再次被捕，關押在秦城監獄。直到1975年5月25日出獄，關露一案，尚未有確切結論。這時的關露，已經年近古稀，她對組織沒有任何怨言，隻希望得到一個公正的曆史結論。
作為一個女戰士，關露的女性的身份，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被淡化的。身為革命的一份子，為組織付出，她是驕傲的，可對於身為女人的個人體驗，關露卻很少提及。在她為數不少的文字中，革命的浪漫與現實充斥其間，但我們很難在這裏，找到張愛玲蘇青筆下的那種女性體驗。幹革命，男女都一樣，關露想發揮她最大的效用，為社會服務。關露的全部熱情，似乎都撲在了寫作與革命上。因為工作性質的特殊，她的情感一直很低調，可她兩次情感的最終失敗，卻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
1932年，26歲的關露與S結合，可革命工作的繁忙，卻讓關露無暇顧及家庭生活，在與S結合的日子裏，關露似乎不隻有懷過一次孕，可帝國主義的戰火已經燒到祖國的土地，大家都在抗戰，關露怎麽能願意落後。她是女人，她需要丈夫，她也定是愛孩子的，可在民族革命的關口，讓她坐在家裏坐月子帶孩子，年輕氣盛的關露，怎麽能答應？革命和女性自我的發展，在這裏形成了衝突，在生孩子和鬧革命之間，關露選擇了後者，但這也帶來了一個小家庭的崩塌，很快，關露便與S離了婚。假如關露有了這兩個孩子，這個女人的未來生活，將會發生怎樣的轉變？是不是會埋下幸福的種子，又或者最起碼，結局不會如此孤苦？打掉孩子的關露，失去的，是做母親的權力，在某種程度上說，這也算是一種剝奪。
五
1937年七七事變後，關露認識了W。1938年，關露在啟秀女中教高中語文的時候，住W家。後來關露被組織派去做情報工作，她曾和W約定，日寇投降就結婚。可等到抗戰勝利，關露來到淮陰，等到的，卻不是一場盛大的婚禮，而是一封W的絕交信。“漢奸”的困擾，折斷了關露原應有的幸福，W當然有種種不得已，他還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做。但作為關露最親密戀人戰友朋友，在關露困難的時候，他卻不能站在她身邊，這是何等的遺憾，男性世界對於女性的懲罰，又何等的嚴酷。
1949年，關露和W在北京重逢，W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勸關露忘掉過去，重新生活。曾經滄海難為水，人到中年，滿心傷痛，關露又怎麽可能再愛上別人，所謂刻骨銘心的愛，就是不跟這個人在一起，就永遠不會覺得幸福，人生的錯過，使她不能不關閉自己情感的大門。
文革時期，關露被打入大牢，她在獄中讀《紅色娘子軍》劇本，對洪常青與吳清華不曾相愛，深感遺憾，寫下詩句：椰林遺憾未為家，孤鶩長空戀落霞。 自古英雄情義重，常青焉不愛清華。——洪吳的故事裏，無疑投射了她逝去戀愛的影子。她一直不曾忘記W，可生命太短，她已經沒有機會。
1982年，關露被平反，恢複名譽，可這時的她，已經是滿頭白發，周身病痛。這年冬天，關露服安眠藥自殺。從外麵回來的小保姆發現時，關露已經告別了人世，身邊唯一的告慰，隻是枕旁的一個大塑料娃娃。她留下的信封上寫著：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信封裏裝著W年輕時送她的一張照片，背麵書：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這行字下麵，有關露題詩曰：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癡。一個偷偷生活過的女子，又偷偷地死去了。
統觀關露一生，最精彩的一段在哪裏？上世紀三十四年代的上海。和蘇青張愛玲一樣，上海的淪陷成全了她，但她一生苦痛，也正從這裏開始。寫作成就她才女的聲名，讓她在上海灘頭，格外突出；與特務周旋成就她誌士的壯烈，這是她一生的豐功偉績。但值得思考的是，革命的犧牲固然偉大，可身為女人，關露在革命中處於什麽位置上？革命終究是男性的事業，勝利的果實，關露又何嚐分享？女性的天空是晦暗的，即便是在充滿希望的革命之途，她們於黑夜出發，卻終沒有看到黎明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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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一生貢獻給了黨。但黨給了她甚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