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從期待改革到呼喚革命——當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變遷（轉載）
| 作者: 王天成 |
|
本文是作者為他和滕彪編輯的《回到革命：中國大轉型前夜的激辯》一書所寫的導言。該書近日已在香港出版。它匯集了吳國光、何清漣、陳子明、孫立平、李偉東、 張博樹、黎安友、沈大偉、秦暉、榮劍、笑蜀、範亞峰、蕭瀚、李一平、曹長青等20多位學者近年來有關革命與改革、漸進與快進、異議和維權運動、民主轉型條 件等方麵的文章。 作者在文中指出：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提出一個更積極的問題，那就是革命如何可能？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正在陷入大麻煩。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 經濟改革和數十年高速的經濟增長幫助延長了共產黨的壽命，然而，這次它可能沒有30多年前那樣的好運氣了。習近平往回走是在進行一場冒險，他很可能成為中 國最後一位獨裁者。改革期望在他的統治下快速破滅，這未必是壞事。當人們對中南海絕望了的時候，才更有可能回頭發現並釋放自己的力量。
|
|
中國最近有一個新的傾向，就是革命思想的複興。將來的曆史很可能會證明，這是一個重要的轉向。 這裏所說的“革命”，並不是我們因深受其害而熟知的共產革命，而是擺脫共產革命所造成的奴役、壓迫的民主革命。
自從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後，在超過20年的時間內，占主流的思想是希望通過漸進改革實現民主憲政。“告別革命”是許多人的共同看法，他們認為漸進改革才是通向自由的最現實和代價最小的路徑。但是，2011年似乎是一個明顯的分界線。從那時起，思想氛圍開始變化，革命的呼聲開始上揚，以至迅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滕彪博士提議匯編相關討論，邀請我參與，目的就是為了反映這一新的、重要的轉向，以方便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人閱讀，同時也作為這個非常年代的一個記載。
在此，我將跨越30多年的曆史為讀者梳理這一轉向的由來和意蘊。這一轉向是對90年代以來的思想的一個反動，90年代的思想則是對80年代思想的一個反動，所以，我將追溯到80年代甚至更遠一點。 我將首先追溯當代中國獨立思想、特別是自由民主思想的發祥，以及80年代人們對於如何實現民主的看法，然後進入90年代，評述漸進改革主義，最後討論革命思想在今天的複興。
一
具體到當代中國的極權主義，所謂“一個主義”、 “一個政黨”， “一個最高領袖” 是什麽，是大家都再熟知不過的，我就不必說明了。至於全社會的政治化,所有曾經曆或目睹過70年代末以前的種種批鬥會、群眾運動的人，都記憶猶新。此外，當代中國的極權統治，也像蘇聯等共產極權國家一樣實行了國有化、計劃經濟。它不僅是沒有效率的、對於作為常態的饑餓匱乏負責，也經由控製人的生計而控製了人的意誌。
建立於1949年的當代中國極權主義，在持續了10年之久的“文革”達到頂峰，數十年中所造成的災難和進行的迫害罄竹難書。迫害和災禍孕育了極權統治的衰落，而作為極權統治巔峰的“文革”，是導致其衰落的尤其關鍵的事件，。
“文革”之所以對於導致極權主義的衰落是尤其關鍵的，因為它預備、造就了去毛化的力量。 “文革”緣起於高層分歧和內鬥。毛澤東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清洗整肅其明顯和想象的對手，打倒了一大批高級幹部亦即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中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也包括後來主宰了中國政壇將近20年的鄧小平等共產革命元勳。“禍起蕭牆、殃及池魚”， 在這場整個國家被卷入的內鬥中，遭受迫害的普通人遠遠多於黨政官員。不過，正是被打倒或靠邊站的那些革命元勳成為毛澤東死後去毛化運動的決定性力量。去毛 化從華國鋒上台後就開始了，但複出的元老、高級領導人們要求走得更遠。平反毛時代的“冤假錯案”,針對“兩個凡是”[2]的、被稱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 停止“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這些舉措在全國人民麵前暴露了毛澤東統治的荒謬，對人們的思想產生了強烈震撼。
然而，鄧小平等複出的元老們所要求、推動的去毛化運動是有限度的。為了鞏固自己重新獲得的權位，以及將毛澤東的繼承人華國鋒排擠出局、控製最高權力，他們需要-一場去毛化運動。當他們達到目的、確立了自己的新正統地位後，便停滯不前了，守護他們在其中享有特殊權力和利益的後毛時代共產黨政權成為最高考慮。作為老練的政客，他們深知自己的最大利益在於有限而不是徹底否定毛澤東，擔心徹底否定會對共產政權-構成後果難測的傷害。
不過，正是在有限的去毛化的情境之下，以近30年 共產統治的殘暴與造成的苦難為大背景，當代中國獨立思想發祥了。很長時間中，人們幾乎普遍被共產黨的欺騙宣傳所左右。到林彪事件發生時，在極其有限的資訊 下，一部分人開始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澤東產生質疑，不過既沒有機會表達，也不能確信質疑是否正確。當官方開始推動去毛化、糾正毛澤東時代的錯誤後，人 們從中獲得了進一步覺醒所需要的資訊，表達的機會或者說“縫隙”也來了。鄧小平等元老們害怕徹底否定毛澤東而危及共產黨一黨專製，但是，知識分子和許多普 通人——在見證、親曆了個人獨裁和共產黨統治所造成的災難後——認識到毛澤東其實不是症結所在，產生了毛澤東的專製製度恰恰是症結所在，1949年以後共產黨所竭力剿殺的對於自由、民主的渴望重回人們的心中。
極權主義從此無可挽回地衰落了。鄧小平等強硬派一直試圖將人們的思想統攝於所謂 “四項基本原則”之下，曾數次發動“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但應者寥寥，“文革”及“反右”運動中那種大批判、大揭露的風光不再。共產黨已經無法徹底控製人的思想，一種區別於官方意識形態的亞文化（subculture）逐步衝破障礙向前發展。隨著經濟改革的推進、公有製的衰落（所謂“改革”其實是部分回歸1949年前），專斷權力失去了更多所能控製的領域。中國進入了兼具極權主義色彩的威權主義時代，或者說後極權主義時代。
在有限的空間裏，以不同形式反思、批判共產專製，重新出發探討和表達對自由民主的渴望與要求，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獨立思想的基調。要求民主的第一次明確而有影響的呼喊，來自於1978年 的西單民主牆運動，雖然魏京生等運動的代表性人物沒有受過較好的理論訓練卻表現出令人欽佩的敏銳洞察力。文學作品是讀者最廣泛的，一批記者、報告文學家、 小說家揭露描述了共產統治下官員的專橫、人性的扭曲、人的命運的怪誕悲慘，著名的作品例如劉賓雁的《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白樺的《苦戀》等。哲學 家王若水、文學家周揚等試圖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發現、突顯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政治學家嚴家祺不僅提出了領導職務限任製的共和製原則，還以文學的筆 調介紹洛克、孟德斯鳩的分權思想，要求從非程序政治過渡到程序政治。法學界發生了一場“人治與法治”的爭論，此後，“法是統治階級的意誌體現”、是“專政 工具”的觀點也受到挑戰。龔祥瑞的《比較憲法與行政法》雖然晦澀，卻是一些青年學生了解西方法治和限權政府思想的啟蒙讀物。哲學家李澤厚通過研究思想史， 得出了一個有名的判斷，亦即中國近代以來一個教訓就是“救亡壓倒啟蒙”，國家的危難、人 民的饑餓痛苦，壓倒對自由平等民主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人權利的注視和尊重。胡 平發表了他廣為人知的《論言論自由》，它迄今依然是漢語界關於言論自由的最佳作品。包遵信、金觀濤等組織出版了《走向未來叢書》，介紹西方人文科學自然科 學新成就。西方學術著作開始被大量翻譯出版，例如商務印書館在累積的基礎上集中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備受歡迎、影響了很多青年學子。
在80年代後期，“文化反思熱”發生了， 70餘年前的“五四”精神重現。許多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對延續不斷的專製主義負責、要得到民主就必須棄絕傳統文化。在這個反思熱中，劉曉波鼓吹擺脫正統道德束縛、解放人性；梁治平批判了中國傳統中的法觀念，有力地傳播了法應以個人權利為本位的思想； 蘇 曉康、遠誌明、謝選駿等人製作的係列電視短片《河殤》將反思熱推上高潮，它認為中國文明是黃色即農耕文明、不同於孕育了民主的西方藍色也就是海洋文明。正 當“文化反思熱”高潮之際天安門民主運動爆發了，它的結局將對中國知識界產生巨大震撼，特別是關於如何在中國實現民主的看法。
80年代理論界沒有發生過民主轉型路徑問題的爭論。有爭論的是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時間、順序問題，當然，這一爭論並非與路徑問題沒有關係。當時，西方50年代至70年代流行的現代化理論開始傳入，談論現代化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一種時尚。在現代化研究熱中，產生了一種“民主緩行”的論調，它就是蕭功秦、吳稼祥、張炳九等人鼓吹的“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者們以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Huntington） 對發展中國家政治秩序的研究為理論基礎，推崇韓國、台灣、新加坡、香港“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模式，主張由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新型專製權威推動經濟改革、實現 經濟騰飛，然後再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實行民主化。這種觀點受到廣泛的質疑。多數人認為經濟體製改革中已經表現出來的困難和障礙需要通過政治體製改革來應 對，隻有在民主的前提之下經濟改革才有可能合理和成功。
在80年代後期一段時間曾流行“球籍論”，認為失敗的社會主義試驗導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距離進一步擴大，如果不盡快進行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全麵改革而奮起直追，再過幾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由於落後而麵臨在這個地球上的生存危機——被開除“球籍”。文化反思熱借批判傳統文化、批判孔子來批判當下的專製，情緒的激昂充分體現了對專製的厭惡、對自由民主的急切渴望。
這裏還想提到曆史學家錢乘旦、陳意新所著的《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它是“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本小冊子，據我所知，也是80年代惟一一本研究現代化路徑的專著。錢乘旦、陳意新歸 納了三種政治現代化模式，即英國的“漸進改革之路”、法國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國的“民族失敗之路”，並將印度、菲律賓、沙特、埃及、墨西哥等第三世界 國家非別歸列於“漸進改革之路”或“人民革命之路”兩種模式之下，但沒有進而討論中國如何實現政治現代化，是通過“漸進改革”還是“人民革命”。
“改革還是革命”並不是80年代的爭論。沒有人出來說需要一場民主革命，也沒有人爭辯說應該告別革命、通過改革實現民主。這一方麵是由於人們對於革命並沒有90年代後那樣多顧慮和負麵看法，相反，人們對於曆史上推翻專製暴政的革命普遍持正麵看法。當時並沒有像90年代那樣反思所有的革命，無論社會革命還是政治革命，盡管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必定會導致一些人對共產革命的價值發生懷疑--。。另一方麵，共產黨已經開始了改革，氣氛比以前大為寬鬆，而且經濟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知識界總體的共識是促成進一步改革。在這種情況下，80年代最奇妙的一件事或許是，在官方主導的輿論氛圍中，“革命”沒有受到質疑、批判，而革命的話語卻在讓位於改革的話語。
靠革命起家的共產黨在攫取政權後依然定位為革命黨，認為自己在從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在它的話語體係中，革命受到褒揚，改良遭到貶斥。凡是“革命的”都是好的、進步的，“改良”則是“保守的”、“反動的”[3]。但到了70年代末，共產黨這個一貫高揚革命、貶斥改良的政黨，不得不做出某些調整和改革。所以，進入80年代後，在官方一邊，盛嘯數十年的革命話語終於衰落，而讓位於改革話語。根據已故異議人士、獨立學者陳子明的統計，1977年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革命”出現225次，“改革”出現零次；1982年十二大政治報告71次提到“革命”，而僅有18次提到“改革”；1987年十三大政治報告中“革命”出現23次，“改革”出現175次[4]。
官方話語中的改革，主要是經濟體製改革。1980年，鄧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有一個著名的講話——《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提出要解決“權力過分 集中”的問題。這應該是鄧小平最開明的講話了，但其真實意圖所指是華國鋒，為華的下台做理論、輿論造勢，而非真要進行政治上的製度性變革。即便是這樣一篇 講話，由於發表後不久趕上了波蘭團結工會事件，要也被中宣部要求不要再做宣傳。改革話語是圍繞經濟體製而興起的。在80年代初，關於如何對待毛時代形成的 經濟體製，共產黨高層分歧很大， 1984年10月 中共中央通過《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是改革派對於保守派的重大勝利。從此，改革成為全國上下的熱點話題這個決定沒有涉及政治體製改革。不過，到了 1987年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報告，則專門辟出一部分談論政治體製改革。那是中共曆次代表大會最開明的政治報告，但它的著眼點依然是經濟體製改 革，也就是，對政治體製中不適應經濟改革需要的部分進行改革--，例如黨政關係、中央地方關係、人事製度、社會矛盾的協調處理等。這與民主轉型所要求的政 治改革是兩回事。
盡管如此80年代的知識界總體上比較樂觀，對政治改革有一種期盼。自去毛化運動以後，官方調整了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比過去明顯寬鬆一些。-鄧 小平曾數次發動的“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似乎並沒有妨礙人們對於改革的期盼，一如沒有阻擋住“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蔓延。一個帶來 了人類罕見災難和迫害的專製政權，當它開始改革以後，哪怕是有限的、跛足的改革，也同樣能激起人們的樂觀和期待。經濟改革已經開始了，人們便聯想到進而並 非沒有可能發生政治改革，雖然或許沒有人能說清楚、敢說清楚到底能走多遠。圍繞經濟體製，高層形成了改革派與保守派，人們認為改革派是開明的，由此想象他 們在政治體製上也不是沒有可能向前跨出一步。 當時的領導人許多都曾在“文革”遭受迫害或衝擊，根據陳子明的回憶，“在1980年代，人們普遍相信，覺醒後的受害者起來拆毀曾經加害於他本人的舊模式、舊體製，是有可能的”[5]。說這是人們普遍的看法也許有些誇大，但誇大得並不多。改變舊體製有多少和程度之分，我那時候是一個學生-，根據我的了解，沒有人相信共產黨會在短期之內放棄對權力的壟斷，不少人隻是希望盡快有部分政治上的開放。
一些的具體改革呼籲所要求的都是部分政治開放。曹思源在80年代以呼籲修憲而知名，他在1981年、1988年兩次提出的修憲主張中，巧妙地提到了應該承認 三權分立的合理性，但並沒有清楚地將其作為盡快兌現的訴求。他走得最遠的是要求刪除憲法序言中的人名，其實也就是刪除“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他 特別希望憲法條文寫得更細一些，從而劃定政府對言論的幹涉、懲戒邊界，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能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共產黨的政策主張需要拿到那裏去討論 通過才能推行實施。另一個非常活躍的呼籲政治改革的人溫元凱走得更遠一些，提出了“直接選舉人民議員”、執政黨和其他黨派“不能隨意由國庫支取活動經費” （“黨理黨費”）、“執政黨要容忍其他政黨（包括遵守憲法的反對黨）”（“黨容黨派”）、“建立憲法委員會實行違憲審查”等主張。這些主張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大膽的，已經超出了-有限的部分政治開放的範圍。90年代以後的漸進改革主義者們鮮有提出如此係統的、直指原則性變革的要求。
有一個觀點如果不提到，關於-80年代政治思想的記錄，是嚴重殘缺的。它隻是一個常識性的看法，卻非常重要，也不幸被經常遺忘。那就是，民主需要用實際行動去爭取。“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給予的，而是從下到上爭取的”，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1986年12月4日學生集會上這樣說的時候，他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80年代中後期頻發的學潮，與知識界渴求變化的急切思想氛圍有關，更是“民主需要爭取”的思想的結果。
1989年 天安門民主運動是自發性的，也就是並沒有事先的戰略計劃。那一年4月中旬，沒有人預料到會從悼念前中共溫和的領導人胡耀邦開始而演變出一場規模空前的民主 運動。運動的目的是希望撕開裂口、促成政治變革，而不是進行一場立即結束中共統治的革命。實現與政府對話、得到政府的合理回應，是激勵運動堅持下去的重要 因素之一。在5月14日與統戰部長閻明複的對話中，學生的訴求除了要求改變官方視學潮為動亂的定性外，還要求進行政治改革、落實憲法規定的政治自由。運動 導致了共產黨高層的分裂，在溫和派的努力授意下短暫地開放了部分媒體報道。假如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真的如其參與者所願，從轉型政治學的角度看，由此 在中國發生的轉型則既不是完全的革命，也不是純粹的改良，而是革命與改良的混合（可以簡稱“革改”）。
不幸的是，激昂的80年代是在北京城的血光中結束的。在等待它的90年代，知識界分化了，在政治上退卻、轉向保守。在一段跌入深淵般的沉寂之後，知識界會重新出發傳播自由民主的價值，並超越80年代，然而，它的總體精神氣質是保守的。
同樣是在1989年6月4日，在波蘭，人們湧上街頭慶祝團結工會在議會自由選舉中出人意外的壓倒性勝利，揭開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整體性迅速崩潰的序幕。官方輿論對於東歐國家在民主建構和經濟改革方麵的成就諱莫如深，而對於俄羅斯、東歐國家原本就處於危機中的經濟在市場化改革開始後的大幅但暫時的下滑，則著力渲染。許多人對於蘇東轉型的過程和成就並不了解，他們的看法總體上是相當負麵、灰暗的；蘇聯的崩潰震撼很大，其原因後來被許多人想當然地歸結於改革速度太快[7]。因而，本來是人類自由重大勝利的蘇聯東歐劇變，在中國留下的也是陰影，挫傷了對轉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對轉型的惶恐。
“六四”鎮壓之後，知識界麵臨著一個不同的國內政治環境。統治集團清洗、整肅了內部的溫和派，立法廢止了憲法承諾的遊行示威權利，加強了對大學的控製和“思想 政治教育”，開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他們以前所未有的高調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似乎隻有專製才能維持穩定、才能發展經濟，如果實行民主就會亂、 經濟就發展不起來。在一段時間內，官方不再談論要“深化政治體製改革以適應經濟體製改革需要”，甚至經濟體製改革也停滯了。不過，到了1992年，鄧小平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六四”之後最初的一段時間，知識界許多人都“有—種窒息感，一下子墜入沒有邊際的時間深淵”，“真的好像死過—次”[8]。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他們的心情又變得輕鬆、樂觀起來，因為“曆史又在前進”了，因為向自由市場經濟轉型符合一個廣為人知的理論——民主政治必須立足於自由市場經濟之上。他們由此重新產生了對更廣泛的改革的期待和聯想。
在“痛定思痛”、重新活躍起來之後，知識界許多人對於自己曾置身於其中的80年代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可以說，80年代的思想是從反思共產極權、專製統治開始的，90年代的思想則是從反思80年代的知識界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開始的，而且，在相當程度上，80年代更多地是反思、批判專製的年代，90年代則主要是重新思考轉型路徑的年代。
天安門民主運動盛大的場麵和悲劇性的結局尖銳地提出了路徑問題，一部分人更堅決地走上了對抗的道路，更多的人則退卻了。由此，對激進主義的批判開始了，“告別革命”橫空出世，漸進改革主義興起——80年代呼籲“改革”，90年代無數人鼓吹“漸進改革”。
下麵，我將簡略追溯知識界的轉向是如何在學理上發生的，“漸進改革主義”是如何在學理上得到論證的。 限於篇幅和本文的目的，我的講述隻能著重於90年代以來知識界思想的一個側麵，但是，我相信，從這個側麵，可以看到90年以來知識界思想的主線和精神特質。
90年代上半期發生的一場關於“激進與保守”的爭論，是中國知識界思想轉向的一個重要標誌和來源。激發這一爭論的是1988年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在香港的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的演講。餘英時在演講中揭示了晚清以降中國思想演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就是不斷 激進化——從主張西方政治製度，進而全盤否定中國的文化傳統；從倡導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張共產主義社會革命，最後發展到主張文化革命。餘英時是 最有影響的新儒家倡導者之一，他的演講最後落在對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傳統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文化反思熱的反思上。這篇演講在90年代初傳到大陸之後激起了熱烈的反響，對激進主義的批判正式開始了。
在餘英時那裏，並非所有激進的都是不可取的，保守的是可取的，例如，他並不反對辛亥革命。他的觀點是，“ ‘激進’和‘保守’應該在緊張中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 “在一個要求變革的時代，“激進”往往成為主導的價值，但‘保守’則對‘激進’發生一種製約作用”，“在一個要求安定的時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調，而‘激進’則發揮著推動的作用”[9]。然而，大陸知識界經過這場“激進—保守”的討論之後，在長期被官方輿論汙名化的“保守”獲得正名的同時，“激進”卻被汙名化了，似乎大凡 “保守的”就是正確的、現實的、好的，“激進的”則是浪漫的、災難性的。
在這一批判“激進”、轉向“保守”的思潮中，李澤厚、劉再複的對話錄《告別革命》1995年橫空出世了。 “我們所說的革命，是指以群眾暴力等急劇方式推翻現有製度和現有政權的激烈行動” [10]。 “我（李澤厚）讚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讚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這種革命方式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 [11]。辛亥革命帶給中國的是一個大爛攤子，是一大堆無序的混亂、破壞。“辛亥革命未必必要 ”, “戊戌變法可能成功”[12]。所以，他們要告別革命，無論推翻專製的政治革命，還是共產革命那種改造整個社會的革命。他們說，影響二十世紀中國命運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對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二十一世紀不能再革命了。。“改良比革命好”[13] 。“法製、理性、漸進、建設”[14]。政治民主“遠不是當今中國現實所急需”，中國未來的發展應該遵循“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的邏輯順序[15]。
李澤厚在80年代是思想界核心人物之一，到了90年代依然有影響，但並不像以前那樣受歡迎。由於並不明確的原因，甚至沒有人將他列為自由主義學者之列。然而，這並不影響知識界整體性地倒向保守主張漸進改良。反激進主義已成為時尚，李澤厚、劉再複的對話錄也是這個已經開始的時尚中的一個插曲，著名的一個插曲。
西方學術界關於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與以法國為代表的歐陸自由主義傳統的區分，是反激進主義潮流最主要的理論靈感來源。反思批判的對象則是從晚清到80年 代末的所有激進主義，其中當然包括共產革命，以明確未來的目標和道路。法國的傳統是理性主義的，法國革命是暴烈的，造成了曆史的曲折，也是後來的社會主義 革命的源頭。英國的傳統是經驗主義的，革命是溫和的，道路是漸進改良，是通向自由的順利、成功之路。推崇英國道路於是成為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思想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在許多人對英國道路的表述中有一個並非可忽略不計的矛盾。一方麵，所有人都知道英國曾發生過革命，也不對英國革命持否定態度，另一方麵，在概括英國道 路時，卻隻說是“漸進改革”、“漸進改良”，似乎革命從來沒有在英國發生過。實際上，英國不隻發生過光榮革命。作為英國憲製開端的1215年《大憲章》就是貴族起義的結果，此後還發生過帶來關鍵性製度變革的起義。1688年 “光榮革命”確立英國立憲政體大本大原之後，英國才沒有發生過革命，隻是漸進改良和演化，因為革命已經不需要了，立憲政體給了合理改革必要的政治前提和空 間。但這些相反的曆史事實並沒有妨礙不少人視漸進改革為中國的最佳選擇，認為它是我們過去在晚清的最佳轉型選擇，更是我們現在或未來的最佳選擇[16]。
1990年代知識界的一個重大事件，是自由主義公開亮出旗幟。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傳播當然不是到90年代才開始的。從70年代末到80年 代末，個人權利、法治、分權、議會民主等自由主義基本政治原則都已經提出來了，不過並沒有亮出自由主義的旗幟。作為啟蒙的初始階段，那時甚至較少提到自 由，而更多地提到的是民主。自由、民主、法治、共和、憲政等自由政府元素在概念上不被區分，當談到民主的時候指的可能是所有這些元素，它們彼此的複雜關係 也有待探討。1990年代以後，對這些元素的認識和闡釋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17]，使憲政成為一個流行詞和訴求，並亮出了自由主義的旗幟、梳理了自由主義的不同傳統。然而，90年代的自由主義雖然在理論知識上超越了80年代，在精神氣質上卻是退卻、保守的。它認為自己承繼、傳播的是英美傳統，是經驗主義的、真正的自由主義。正是這一自認為找到了正宗的自由主義，為漸進主義提供了最有影響的學理論證，因為相較於其他思潮，自由主義更受信任，它被認為代表了中國政治的未來和希望。
有三個西方思想家對於90年代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特質的形成有著決定性影響。 18世紀的英國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對法國革命的批判，奠定了西方保守主義的原則。長期以來，深刻影響了法國革命者的盧梭在中國備受推崇，柏克卻被汙名化、不受重視。進入９０年代後，在反激進主義思潮的激勵下，以及隨著對西方學術界關於柏克研究的接觸的加深，中國學術界也重新認識、解讀了柏克及其開創的保守主義。在重新解讀保守主義和傳播自由主義方麵都很有影響的劉軍寧認為，保守的柏克與自由的柏克是同一個柏克，保守主義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傳統的一個分支。 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界限在中國因此被模糊了。深入討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區別已超出了這裏的範圍，但需要略加說明的是，柏克之被定義為思想史上的保守主義者，不是因為他否認自由的價值，而是因為他不隻推崇自由的價值（他還推崇傳統、宗教等），更是因為他對於變革的態度。保守主義者並不一定反對變化，保守主義的定義性特征是反對快速、劇烈的變革。哈耶克（Friedlich A. Hayek）就將保守主義定義為“反對急劇變革的態度”[18]。柏克生活在光榮革命以後的英國，擔心法國革命的精神傳染給英國人，強調曆史的連續性，持一種演化主義的曆史觀，主張漸進改革的發展路徑。
哈耶克將畢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捍衛人類自由、反對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上。４０年代，西方國家對於市場經濟的前途缺乏信心，哈耶克寫下了其成名作《通向奴役之路》，警 告如果引入計劃經濟，結果將是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極權主義。他繼承了柏克的演化主義曆史觀，複興了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提出了“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又稱“擴展秩序”（extended order）的概念，以批判建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ic rationalism），即試圖對社會實施整體控製、根據理性原則來設計社會。 所謂“自生自發秩序”並不是離開人們行為的自然秩序，它也是人的行為的結果，但卻不是人類設計、強加於社會的秩序，而是人們在交流交易中所形成的規則、從社會內部逐漸演化產生的秩序。 哈耶克的著作在90年代被大量引進到中國，其“自生秩序”概念風行於知識界。這一原本為了反對計劃經濟、極權主義的概念，在中國流行開來時計劃經濟已被宣布放棄，雖然仍有重要的批判、認知意義，所起的一個作用竟然是被許多人拿來反對快速的政治變革，主張逐步演化、發展的路徑。
卡爾·波普（Karl Popper）批判了曆史決定論即認為科學可以認識曆史發展規律、預言人類未來的思想，以及與這一思想緊密相連的“整體或者說烏托邦社會工程”（holistic or utopian social engineering），而主張以符合人類認識邏輯的 “零星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改良社會。 整體或者說烏托邦工程“目的在於根據一個明確的計劃或藍圖再造整個社會”，零星社會工程師總是“努力作出一些能夠不斷改進的小規模的調整和再調整來實現其目的”[19]。 整體工程是不科學、不理性的、反民主的。科學不能研究作為整體的社會，隻能研究社會的某些方麵。人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來製定改造整個社會的計劃。改造 整個社會將給許多人帶來不便，革命者們會選擇壓製批評和不同意見。最終，他們極可能會形成一個新階級，新社會的新統治階級、新官僚貴族。 零 星社會工程是科學、理性、民主的。零星工程師的心態是開放的，知道自己的知識非常有限。其方法是試錯的。它對治社會最嚴重、急迫的弊病，而不是追求最大的 終極美善。零星工程不會導致權力的集中。其成敗更容易評估，即使失敗了，也不是大錯，能容忍人們自由討論。波普這一反極權主義、捍衛自由民主的學說，90年代在中國流傳開來以後，也被用來反對快速的民主轉型。結束專製、建立民主被當作了整體工程，被認為應該分解為許多細小的部分緩慢推進。
１９９８年被一些人界定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亮出旗幟的一年。那年底，朱學勤在《南方周末》上發表文章宣布，經由李慎之為《顧準日記》和劉軍寧所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所寫的序言、王焱對陳寅恪的評價、圍繞作家王小波生平的議論，自由主義“擠”出門縫開始了學理上的公開言說。朱學勤這樣界說自由主義： “它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曆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曆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製，與計劃體製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製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製，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後，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20]
朱學勤被認為90年代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這一界說將漸進演化的變革觀置於優先地位、視其為自由主義的定義性特征，從中近可以看到哈耶克、波普，遠可以見到柏克，然而未必是完整解讀的哈耶克、波普[21]，也未必是恰當運用的柏克。
我並不打算斷言我國所有的自由主義者都是漸進改革主義者或者退卻到極點的演化主義者，但是，柏克的保守主義、哈耶克和波普為代表的２０世紀英美自由主義，對於９０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影響的巨大，卻是不爭的事實。如果說90年代中國傳播的自由主義是保守的自由主義，或者說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合流的產物，大致是沒有錯的。
回顧西方政治思想史，自由主義曾與王權主義、保守主義相對立，積極要求改變現狀，包括主張革命，是激進的。隨著社會主義、極權主義的興起，它反對人為設計改 造整個社會，隻讚成漸進的改良和演化，變成保守的。西方自由主義的這種轉向，目的在於守衛西方社會的自由，並不是為了解決專製國家的轉型問題。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傳播的正是為了守護西方社會自由而發展起來的保守的自由主義。由於解讀的偏差，其保守更超過了西方的保守的自由主義。
盡管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在傳播自由民主價值上所作的貢獻是顯著的，對自由主義傳統的界分選擇、重新認識闡發豐富了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緣起和荒謬性的認識，但是，所傳播講述的自由主義中保守的精神氣質並不適合一個需要大變革的國度。
三
現在我就簡略說明一下，在90年代以來的當代中國語境中，“漸進改革主義”究竟是什麽意思，它的問題在哪裏，並進而評述近年來在革命思想的興起。為此，首先 需要說明一下什麽是民主轉型。它的內容並不難理解，是一些常識性要求。民主轉型包括兩個階段、兩個維度，即政治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政治自由化主要是開放 言禁、黨禁，關鍵是容忍政治反對派的存在。政治民主化指的則是自由、直接選舉全國政府。
那麽，中國學者所說的“漸進改革”是什麽意思、它與民主轉型有什麽關係呢？無數的人鼓吹漸進主義，有的人有自己的理論視角和較係統的設想，有的人則沒有。有 較係統觀點的，彼此也有差異。例如，在知名的漸進主義者中，俞可平、周天勇等官方學者與周舵、張千帆、張博樹、胡星鬥、季衛東等民間或偏民間的學者在論述 和主張上就不一樣，而且，官方學者之間、民間學者之間也各不相同。不過仍然可以厘清漸進主義的基本思路和傾向。 首先，看看漸進主義是什麽或者說主張什麽。從眾多涉及漸進改革的作品，可以發現：第一，漸進主義主張逐步的、慢速的改革；第二，漸進主義主張先從較小的、不 觸動現製度大原則的問題改起，從小到大、從局部到整體碎片化地推進；第三，漸進主義假定小改革會導致大改革、開啟民主轉型之路，或者認為許多小改革累積起 來最終會形成自由民主製度；第四，漸進主義認為隻有逐步的、碎片化的改革，才能代價最小、最平穩地過渡到民主。那麽，漸進主義不是什麽或者說反對什麽呢？ 第一，漸進主義既反對暴力革命，也反對快速、劇烈的整體性變革，認為這些都是激進主義；第二，除少數例外，漸進主義不要求政治自由化，也就是不要求盡快開 放言禁、黨禁，不認為民主轉型要從自由化開始；第三，漸進主義不要求甚至反對盡快舉行全國大選，認為中國還不具備舉行全國大選的條件；第四，漸進主義假定 或者說擔心快速、劇烈的整體性變革會導致大的動蕩甚至國家的分裂。 概而言之，在中國的語境下，所謂漸進主義是這樣一種思潮，即認為中國的民主轉型應該從細小的改革開始，慢速地、碎片化地推進，轉型的關鍵內容，也就是涉及整 體原則的變革，特別是開放黨禁、全國大選，可以也應該緩行，隻有這樣中國才能平穩地、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自由民主。與剛才所說的民主轉型所要求的種種政治上 的開放比較一下，可以用7個字概括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漸進改革主義的特點，那就是“回避要害”、“繞圈子”——民主轉型所要求的重大變革被回避了。由於思維方式的扭曲，沒有任何漸進改革主義者提出在近期內舉行全國議會、領導人的直接選舉即民主化。熱情傳播自由民主價值、將民主作為中國政治轉型方向的人，竟然在實際上沒有提出民主化的要求，這不能不令人詫異。
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外比較政治學著作中，有時也會出現“某某國家通過漸進改革轉型為民主”之類的說法。但是，那些著作中所謂“漸進改革”（gradual reform）是與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漸進改革”很不相同的，須慎辨其涵義。例如，70年代西班牙的轉型是由政府主導的，首先放寬了媒體控製，報紙、雜誌 展開了政治改革的熱烈討論，在大量溝通基礎上起草的《政治改革法》獲得議會通過後交付全民公決，然後開放了黨禁（先開放了除共產黨之外的黨禁，不久後也取 消了對共產黨的限製），幾個月之後舉行了全國議會大選。轉型從自由化到民主化即第一次全國大選所曆經的時間不到1年7個月。它是由西班牙政府分階段、分步 驟進行的，所以，西方學者可能會說那是漸進改革。然而，再明顯不過，那種“漸進改革”與當代中國語境中的“漸進改革”別如天壤（為了能區分開來，不致引起 誤解，我寧願稱前者為“逐步改革”）。
不論主張者們的初衷如何，當代中國話語中盛行的漸進改革主義，其實是對民主轉型的性質和過程缺乏基本認識而提出的一種想當然的路徑設想。就其將重大的、整體 性的變革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而言，當代中國的漸進主義，客觀上不是一種關於民主轉型的戰略。毋寧說，它是一種在頭腦中想象為以實現民主為導向、實際上乃是 回避甚至反對民主轉型的言說，是一種偽漸進主義。
支配著漸進主義者們的種種觀念和假定，是不成立的或有疑問的。漸進主義者們很注意“策略”。他們認為，隻有提出較低、不觸動現製度根本原則的要求，統治集團才有可能接受，從而開啟政治變革之門。然而，以統治集團是否可能接受來作為提出訴求的標準，表明他們缺乏一種動力觀、不懂得民主轉型的發生原理。民主轉型在許多情況下，是依靠民眾抗爭所造成的強迫性形勢發生的，而不以統治集團單方麵的意願為轉移。他們回避開放黨禁、全國大選之類的關鍵性要求，試圖通過降低要求來說服或誘惑使統治集團開始改革，不僅高估了統治集團的公益心，也減輕了統治集團的壓力，方 便了統治集團回避任何有意義的變革，將民主轉型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事情非常明顯，如果連要求都不提出來，實現的可能性不會更高，而會更低。漸進主義者們 認為最重要的是啟動政治改革，隻要改革開始了，即使是微小的，也會由小到大直線向前發展，而實際上，微小的、不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改革，即使開始了，也是可 以停止、取消、逆轉的，在世界範圍內可以找到許多這樣的案例。 他們想當然地認為，慢速、小步向前推進才是穩健的、安全的，大步走會摔倒，實際上，一旦變革開始了，如果太慢、轉型的過程太長，不確定性會更高。他們反複 渲染快速、大幅變革會亂，營造了一種“轉型恐懼症”，使人們沒有信心、勇氣麵對未來，從而也使轉型更不可能發生了。
漸進主義者們總是強調“漸進改革是代價最小的”，這種反複渲染傳遞的是不願付代價的信息，幾乎無異於在鼓吹免費午餐主義。可是，這個世界的真相是，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漸進主義者們認定“統治集團主動啟動的改革是代價最小的”，而實際上，曆史表明，主動改革的代價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慘重的。改革者的誠意、 決心和戰略選擇，改革的速度、節奏和改革的程度，以及製度架構的設計選擇等，決定改革的成敗和代價的多少。漸進主義還有一個嚴重的政治後果，就是導致了一 種等待主義，坐等“漸進”改革的發生。
漸進改革主義從90年代開始，在中國流行了20餘年。它與民主轉型隻有想象而非真實的聯係，但這種聯係正是它能流行20餘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產生和流行的原因不止來源於理論的認知，也來源於內心的怯懦。90年 代以後知識界保守的自由主義所提供的複雜的理論背書，使其為許多人所深信不疑。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如果有人對它提出質疑，會被冠以在當代中國語境中已經 被汙名化、意味著不“現實”不“策略”的“激進”一詞。鼓吹漸進主義的人如此之多，使得它的影響沒有止於中國國境。流亡海外的一些異議人士也一度認同“漸 進改革是最佳路徑”[22]。甚至一些經常與中國學者接觸的西方學者也受到了影響，認為中國是如此之大，最好是慢慢地改，快了會亂。
但是，到了2011年左右，它正式開始走向衰落。2011年前後，發生了兩件對漸進改革主義思潮非常不利的事情。如果按時間順序說，一是本人拙著《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從2010年底開始在網絡雜誌《中國人權雙周刊》連載，在互聯網上流傳開來。我在書中，以1970年 代以來發生在世界範圍內的民主轉型案例研究為基礎，第一次係統地提出了對於當下中國語境中漸進改革主義的批評，並提出了一種我成為稱為“大轉型”的替代性 戰略思考框架。我批評了李澤厚、劉再複的“告別革命”，解釋了“非暴力革命”是革命概念在當代的發展，並介紹了“革改”即“革命+改革”的轉型模式。在此之前，已有一些人對“告別革命”論非常不滿，也有人對漸進主義提出了質疑，但一直沒有係統的論述與之抗衡。
另一件事情是2011年早春發生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浪潮，它開始於突尼斯，席卷埃及、利比亞，波及也門敘利亞等中東國家。它的消息、進展通過不能被徹底控製的互聯網及時傳播到處於遠東的中國，像是在進行一種實況的民主轉型發生學教育，對許多人產生了強烈的震撼。有網民利用推特上一個發布匿名消息的推特賬戶「秘密樹洞」，號召中國人也到各大城市一些特定地點聚集舉行「茉莉花革命」，結果基本上什麽也沒有發生，隻是使警察疲於奔命。那是一場“影子革命”，雖然沒有成為真革命，卻有力地傳播了革命的觀念。
此後，關於“革命”的討論和對改良、漸進改良的批評，在推特、微博等“短平快”網絡空間的討論多了起來。莫之許是這些空間在這方麵最活躍的發言人之一。2011年底，蕭瀚發表了《簡議“改良”與“革命”》、《論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它們是身居國內的學者近年來最早主張革命的文章。
2012年初的一個事件，清楚地表明了思想氛圍有了一個大變化，一種主張革命的文化興起了。它就是韓寒三篇博客文章——《論革命》、《說民主》、《要自由》所引發的 一場罕見的熱烈爭論。韓寒是一位人氣很旺的青年作家和評論家，他在這三篇文章中反對革命、主張漸進改良，像當年李澤厚一樣斷言“民主並不是當今中國所急 需”，立即引來了許多人的批評，“革命——改良”成為一個熱門話題。
2013年，由於中共領導人王岐山向官員們推薦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研究法國革命的名著《大革命與舊製度》，該書一時有些洛陽紙貴，圍繞托克維爾再次發生了“革命——改良”討論的一個小熱潮。博源基金會舉辦了“中國能否告別革命”的座談會，秦暉、朱學勤、榮劍等受邀參加，從與會者的發言看，有人從過去保守的立場有所退卻。
這次革命話語的複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對改革期望的破滅。從70年代末開始，就有人盼望政治改革。80年代的共識是促成政府不僅進行經濟改革，也進行政治改革。1989年北京城的呼喊仍然是寄希望於政府開始政治改革。“六四”鎮壓給了人們沉重的打擊，但是1992年 重啟經濟改革並且是走向市場經濟，人們又恢複了樂觀的情緒，開始對政治改革的聯想和期盼。在排斥了革命的情況下，人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改革上了，對 改革的期盼不是降低了而是提升了。當胡溫接掌權力的時候，人們曾對他們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們站穩腳跟後會有所作為。可是，不僅政治改革沒有發生，經濟 改革也停止了，停在一種半吊子的市場經濟上，或者說權貴資本主義中。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導致的社會不公、兩極分化等問題越來越尖銳地表現出來。2008年 以後經濟的下滑加劇了人們的焦慮和不安。人們願意給政府漸進改革的機會，但一直沒有看到有實質意義的突破。現實的狀況不僅是停滯，沒有表現出政治改革的真 誠意願，而且對艱難弱小的公民社會的打壓更加嚴厲。對於改革的呼籲已經太多了，改革還是沒有發生。在現實麵前，原本就沒有給出清晰路徑的、90年代以來的漸進改良主義顯得越來越沒有說服力。
當然，並不難理解，在這次革命話語的複興中，知識界不會像90年 代整體性倒向保守那樣，整體性地倒向另一邊——激進或比較激進的立場。而且，那樣也未必是好事。壓迫性的政治環境、自我否定勇氣的不夠、學術地位個人利益 的考慮、認知的原因等，都會使不少人繼續堅持保守、漸進改革主義的立場，特別是那些在這方麵有過著述的人以及在生存上需要依賴官方學術機構的人。自由的渴 望和保守的言論在他們那裏還會繼續糾結在一起。不過，“革命”的話語終究回歸了，一種革命的文化終究在興起了。在一個需要大變革的時代，彌漫的不再是保守 的精神了。這會對未來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這裏需要說明一下 “呼喚革命”是指什麽革命，特別是它應該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經典的革命概念指的是暴力革命。不過，革命概念在當代有一個新發展，就是將民眾的大規模和平抗 議擊敗專製建立民主也視為革命。關於暴力與非暴力，中國的異議人士中間一直有爭議。隨著革命話語的回歸，這種爭議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發生了。我是一直主張非 暴力的。基於2008年以後到海外所作的民轉型研究，我更加堅信應該走非暴力抗爭之路。
國際著名智庫“自由之家”2005年完成的一項統計研究-發現，過去30年近70個政治轉型中，絕大多數依靠的是非暴力抗爭。在67個人口100萬以上、發生了轉型的國家中，非暴力抗爭起了關鍵性作用的達50個、多於70%；由掌權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動的轉型隻有14，還有3個則是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幹預下開啟的；反對派沒有或幾乎沒有使用暴力的占40個，訴諸過暴力但對轉型的發生沒有起關鍵作用的有20個。
這個統計還發現，非暴力抗爭對於轉型起了關鍵作用的國家，也比通過自上至下的改革轉型或反對派訴諸過暴力的國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穩定的民主：在14個發生過自上至下改革轉型的國家中，到2005年，隻有2個變成了自由國家，有8個是部分自由國家，有4個回歸了不自由國家；反對派使用過暴力的20個國家中，隻有4個成了自由國家，12個部分自由國家，4個回歸了不自由國家。[23]
上述數據表明，經由改革實現轉型是小概率事件，暴力革命則更加不現實，由於改革的局限性和暴力行為的副作用，也更少可能獲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所以，民主派 既不能坐等改革的發生，也不能在當今時代夢想暴力革命，而應該訴諸非暴力抗爭、追求通過天鵝絨即溫和革命造成強迫性的形勢開啟民主轉型。
那麽，這樣的革命是否可能呢？ 特 別是在習近平接掌政權以後，是否可能呢？習近平不屬於這個時代，他的頭腦是毛時代的。他上台以來，不僅沒有表現出向前走的意願，相反，所有的跡象都表明他 要往回走。在統治集團內部，他追求個人絕對獨裁；對於思想、輿論和公民社會，其控製與打壓是“六四”以來最嚴厲的。過去20多年來異議群體和維權運動所艱難找到、取得的有限空間，被擠壓殆盡。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需要更明顯了，似乎也更困難了。不過，革命是否可能歸根結底隻能由未來的曆史回答。
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提出一個更積極的問題，那就是革命如何可能？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的經濟正在陷入大麻煩。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改革和數十年高速的經濟增長幫助延長了共產黨的壽命，然而，這次它可能沒有30多年前那樣的好運氣了。習近平往回走是在進行一場冒險，他很可能成為中國最後一位獨裁者。改革期望在他的統治下快速破滅，這未必是壞事。當人們對中南海絕望了的時候，才更有可能回頭發現並釋放自己的力量。
本書文章收錄的重擔主要是滕彪博士所承擔的。原本打算不僅收錄主張革命和主張改良兩方麵的文章，以體現一種“激辯”的氣氛。但是，鼓吹漸進改良主義的文章太多，從90年代一直到現在，人們對其中許多觀點是熟悉的。多選近幾年出現的傾向革命的文章，反而更能體現出“激辯”的氣氛，因為讀者知道另一方在哪裏。關於選文標準等，請看滕彪博士撰寫的編選說明。
注釋：
1、這裏的描述係基於胡安?林茨（Juan Linz）關於極權主義的經典解釋。參見Juan Linz(2000): Totalitarian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PP. 65-75。
2、“兩個凡是”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它首先出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關於“兩個凡是”與毛澤東的繼承人、時任中共主席的華國鋒的關係，目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去毛化在華國鋒當政後就已經小心、然而速度並不慢地開始了。不過，1980年底華國鋒被迫辭去中央主席職務，對他的指控之一就是堅持“兩個凡是”。
3、 在官方的話語體係中，伯恩斯坦的改良主義是反動的，清末的立憲改良是騙局；法國革命、美國革命、辛亥革命等“資產階級革命”有進步意義，盡管有局限性；最 “偉大”、最“正確”的是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作為最“偉大”、最“正確”的革命，當然不允許反對，反對共產黨、試圖革它的命則是 “反革命”，罪莫大焉，必須堅決鎮壓。這些都是是官方曆史、政治教科書中的標準話語。
4、陳子明《從“改革”到“革政”——近三十年話語與思想史片論》，《領導者》總第44期（2012年2月）。
5、同上文。
6、由於時間的倉促，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有些內容直接摘自我的《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香港晨鍾書局，2012年）。
7、2007年，著名的“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發表了經濟學家奧拉•哈夫裏立辛（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報告，總結了前蘇東地區轉型15年 後的結果：變革快速、廣泛的東歐國家要比變革較慢或隻進行了有限改革的獨聯體國家，在經濟增長、製度建構、吸引外資、貧富差距、減少貧困等方麵的表現都明 顯要好，社會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價也更少。當時在經濟轉型上存在兩種戰略主張，一是快速的，二是漸進的。大爆炸戰略主張者們認為，變革的遲緩會導致嚴 重的尋租行為，產生對變革的抵製甚至使變革逆轉。他們認為組織、製度的建構是非常重要的，但應在經濟自由化之後實現。漸進主義者們擔認為步子太快會導致更 大的社會代價、給人們帶來更大的痛苦。他們主張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應先建立組織、製度，以保證得到最大效應。後來的曆史證明大爆炸主張們的擔憂和判斷是 正確的。獨聯體國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經濟自由化程度也明顯不及東歐國家。其中，白俄羅斯、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經濟體製仍然非常類似於過去 的計劃經濟。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貧富差距懸殊，少數寡頭控製了龐大的財富。（ 長期以來，國內知識界以為俄羅斯的經濟改革是快速、激進的，但實際上並不準確。俄羅斯的休克療法流產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並不徹底，隻實行了中等程度的經濟自由化）。參見Oleh Havrylyshyn：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Th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v e m b e r 9 , 2 0 0 7 , n o . 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
8、劉再複的一段表述體現了許多人在“64”之後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種窒息感，一下子墜入沒有邊際的時間深淵，這種體驗真是“刻骨銘心”。“經曆了一次大沉重之後，反而輕鬆了。我真的好像死過—次，開始了第二人生。”（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第2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04年，第5版）。
9、餘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見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激蕩》第1-29頁。
10、李澤厚、劉再複《告別革命》第24頁。
11、同上書，第60頁。
12、同上書，289頁。
13、同上書，289頁。
14、同上書，294頁。
15、同上書，第22頁。
16、 李澤厚之後，以漸進改良主義的觀點來審視晚清的改革和革命的人很多，例如，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就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位。過去幾十年一直受到讚頌的辛亥革命 被不少人否定了，完全被汙名化的預備立憲得到了肯定，甚至要求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的立憲派也被一些人認為是激進的，未來應該從中吸取教訓。這方麵的文章、著 述構成了“自由主義言說”的一部分，其“應用”而非其“學理”部分。
17、2011年，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高全喜出版了《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新看法，認為《清帝遜位詔書》的頒布是使得辛亥革命成為“中國版的光榮革命”。
18、討論基礎概念的、辨析基礎價值的文章很多，比較有代表性、傳播較廣的，包括劉軍寧的《共和•民主•憲政》和我的《論共和國》等。
19、哈耶克說，“嚴格說來，保守主義是一種正統的，或許是必要的，無疑是廣泛傳播的反對急劇變革的態度。”“法國革命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裏，保守主義在歐洲政治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前，保守主義（在歐洲）的對立麵是自由主義。”Friedlich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p39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
20、朱學勤《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南方周末》，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
21、 國內學者將哈耶克的“自生秩序”、波普的“零星工程”用於民主轉型路徑的思考，作為反對快速大幅變革、支持漸進改良主義的依據，其實是對他們學說的片麵解 讀和濫用。在哈耶克那裏，“自生秩序”的範圍是有限製的。在波普那裏，“整體社會工程”並不泛指所有重大的變革，指的隻是該找試圖改造整個社會的“烏托邦 工程”。波普也不相信在專製政體下會發生合理的改革，認為專製政體隻能通過暴力推翻。關於這方麵的論述，請參見本人《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108-113頁。
22、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長期堅持在國內抗爭，他對轉型路徑的看法也被彌漫的、“漸進改革是最佳道路”的觀點所裹挾。他2008年被捕後在法庭上說，他所主張的是“漸進、可控、有序”的轉型道路。這一表述直接來自於另一位漸進主義者周舵。
23、參見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Struggle to Durable Democracy（A special report of Freedom House, 2005）;
Stephen Zunes : Weapons of Mass Democracy: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e Most Powerful Tactic Against Oppressive Regimes(2009) (http://is.gd/G6CMS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