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前文“回北京小記（五）”
北京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留有我少年青年時的記憶與回想。離開北京三十年後，經曆了與中國大陸非常異樣的西方生活，每次再回北京，總感覺既熟悉又陌生，但結論一般都是“難以適應了”
。
第一，難以適應這裏環境的肮髒，包括廁所尤其是許多公廁幾十年來固執沿用的蹲式茅坑，空氣，垃圾，異味，甚至飲水。這是我這回在住處喝水杯和燒開水金屬壺裏每次都要看到的白色堿沫，水杯喝到快到底時嘴裏會感覺粉末出現：
記的小時候母親經常交給我們的任務是敲鑿掉家裏燒水壺底厚厚堅硬的白色積澱，我們那時叫“水垢”，似乎是碳酸鹽一類，50多年後感覺沉積還有隻不過似乎沒那麽厚了？
第二，絕對的信息互聯網封鎖，感覺詫異怪誕且難以正常學習工作，不知身處18世紀的愚頑滿清還是21世紀的中國大陸？還是二者本來為一？
第三，周圍身邊成年人的謹慎情緒，“莫談國事”的無奈，隻有諸如出租車司機等粗放之人敢罵聲習近平閱兵將他出租車從前門家中趕到北京西站停放為“避難”等等，廣播裏不男不女的年輕活寶下賤地阿諛著“習主席”訪美西裝內褲如何體現“民族風貌”，西單書店一進門便是荒唐的小學水平皇帝爛臉歪文(還好未將其作假的偽“博士”論文拿來現眼）：
第四，信用卡難用難申請（國內人幾乎不用也沒有），到處都在用現金，或是現在開始流行的網上支付用手機軟件等等（其實挺麻煩），但遠不如辟如澳洲信用卡輕輕一劃的方便自然（澳洲近年的所謂PayPass使得小額購買付款隻需瞬間一晃卡無需任何輸入等等）。
第五，出版印刷的不自由使得欲撰寫回憶文章著作無法如實表達幾十年來大陸共產黨血腥專製暴行的真實情況，諸如“個人出書”等回憶錄出版社肯定不會像香港台灣等海外出版社那樣不做政治性刪節。
第六，貧富差距的明顯表露，尤其是服務行業員工與所謂混得好的新富人群間的明顯經濟狀況差異，使得享受餐飲住宅車行旅遊等有不可名狀的負罪感：澳洲社會服務業收入雖也不高但與其它行業相差不會巨大，且兼職的年輕人甚多。而大陸大批來自農村及邊遠貧困區域湧入城市的各年齡段人員長期終生地處於貧困低收入服務行業，似乎沒有改變前途的可能直至終老，讓我感覺接受他們報酬低微的服務頗為不公平。看看北京居民區旁邊無數來自外地自營小生意的貧民窟般店麵兼住所（往往是向背後居民區租來的），對照店麵背後相對富裕不少的北京居民，令人心生歎息感慨：
第七，最不適應的當然還有殘暴依然的共產黨獨裁專製，大批政治犯在押且新人不斷入獄，一代代相互比著鎮壓耍橫的共產黨頭目當局日夜製造著各式冤案慘劇。選舉，辯論，議會，獨立司法，揭醜媒體，對政客名人的冷嘲熱諷，公民表決等西方已幾百年融入日常生活的簡單文明製度慣例在此毫無蹤影，且提倡者寥寥（目前似乎隻有《炎黃春秋》一家“不同政見”出版物）處境不明動輒被打壓關監譬如最近對“維權律師”的大規模逮捕。表麵上歌舞升平的北京街景背後不知演繹著多少警察暴力政治迫害行政濫權與強拆豪奪民眾屋宇財產，一如當年共匪野蠻內戰取勝建政後對私有財產及業主的全麵瘋狂剝奪搶掠。先行者爭取民主自由的呼聲行動被反複血腥鎮壓，當局靠著金錢物質的彌漫揮散與瘋狂的欺騙造假拚命爭取年輕人做馴順奴才，一個文明理智自由民主的中華民族社會不知萌芽在何方何時。一日與友人驅車至原宣武區半部橋街44號尋找我曾被以“反革命罪”關押過的第一看守所，到近前發覺前方相鄰處現為“西城區人民法院”（宣武區現已並入“西城區”），問了法院看門武警才知看守所在對麵胡同裏：
當年關押犯人的所謂“K字樓”似乎已被翻新，但牆盡頭的崗亭還在。法院的門房老頭問“你什麽人進去了？給我兩條煙幫你弄出來”，我一笑告其“快幹上（釋放）了，下回孝敬您”。
真有點：
有時朦朧舊街頭，鄉音雖近人陌生；三十年來仍昏暗，縱是故園難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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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蒼蠅嗡嗡般的愛國賊語早料到要來騷擾，回你一句：（對大陸）都愛的五體投地糞尿皆香了，還賴這兒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