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貝的天空
靜心如水 怡然自得 清風匝地 花開花落
今年的冬天來得又早又冷，才十一月，街上的樹便早已掉光了所有的樹葉，幹黃幹黃的葉子被寒冷的空氣吸得一點水份也沒有了，一陣西北風吹起來，就嘩啦啦地在地上無可奈何地順風疾走，幾乎每個牆根底下，都堆著這麽一堆夾著一層厚厚塵土的幹黃樹葉。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了那些花花綠綠的大字報和標語的殘屍，這些用黑墨寫在紙上的鏗鏘字句，剛貼在牆上的時候，實在是震人心魄，令人景仰，卻經不起西北風的一吹。
於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冬天，除了往年都有的幹黃葉子和西伯利亞吹來的黃土外，還多了比枯葉、黃土還多的大字報殘屍。
當年，北京揀爛紙維生的“單幹戶”（應該是比改革開放還早的第一批單幹戶），每到晚上便蹬著三個小輪架起來的爛紙筐“出擊”了，全盛時期，一個晚上可以拾到賣十元人民幣的各式爛紙。
那時，一般人的工資每人隻有三四十元左右，然而，這些單幹戶一天便可賺到一般人一個星期能賺到的錢。這，全托賴了文化革命帶來的大字報高潮。
我踏著吱喳吱喳的樹葉，徘徊在工農兵醫院門口，良久，不想進去。
我知道，他們叫我見母親，目的並非出於探望，而是借我的口，讓母親交待，利用親情，向母親施加壓力。我很躊躇，如果我這樣向她施壓力，她一定會以為我是跟那些紅衛兵一夥的，其實，我在學校受的那些歧視、壓力，她還不知道呢。
不行，時間到了，不能再徘徊了，我走進醫院大門，門診部貼滿大字報，多是聲討醫院院長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為工農兵診病，隻為權貴出診”、“從不麵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來看病竟然收錢”……。
兩個年輕人抬著擔架，擔架上躺著一個混身是血的人，從他滿頭的白發看得出這是位老人，其中一年輕人對護士說：
“您給登記一下，勞您駕了。”
護士是個頗年輕的姑娘，臉上卻鄙夷不屑地掛出一層冰霜，毫不客氣地質問：
“什麽出身？”
“嗯……。”年輕人遲疑著，迅速與另個年輕人焦急地交換著眼色，接著趕緊答道：
“中農，中農出身。”
“中農啊？不是下中農，我們這兒不給看病，你不知道我們是為貧下中農服務的嗎？”護士一邊說著，一邊還整理著襟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又大又漂亮，鍍鉻的，閃閃發光。
“噢，是這麽回事，我爺爺那輩兒是中農，到我爸這輩兒就越來越窮了，後來實在沒錢，就逃到北京來了，這要在農村劃成份，能劃上赤貧。”年輕人謙卑地說道。
“唔，那個人成份呢？政治麵目？”小護士不動聲色地繼續盤問。
“政治麵目是群眾，嗯------，個人成份嘛，他進城之後開過饅頭鋪、燒餅鋪，屬於小業主，中央有政策，說是團結對象。”小夥子誠惶誠恐地說完，偷偷舒了一口氣。
小護士瞥了他一眼，走上前掀開蓋在老人身上的舊毛氈，審視了大約兩分鍾，突然厲聲問道：
“他怎麽受傷的？”
“摔的，不小心，嗯，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小護士的眼睛直像老鷹捉小雞時的神情。“誰能證明？誰能證明是跌了一跤受的傷？”
年輕人的動作開始慌亂起來，他走到另個年輕人旁，對護士說道：
“我們呀，我們是他兒子，親眼看見的。”
小護士一手提起老人滿是鮮血的手肘，老人痛得“哎喲，哎喲”叫個不停：
“你們看看，骨折成這樣兒，能是摔跤摔出來的嗎？八成，是從樓上跳下來的吧？”
老人低聲地啜泣著，哀聲地叫：
“讓我死了吧，讓我死了吧。”
兄弟倆頓時沒了話，呆呆地，不知做什麽才好。
護士又發話了：
“我們這兒是工農兵醫院，看見了沒有？我們不給地富反壞右看病，黑五類一律滾蛋，你們趕緊抬走，別放在這兒礙事。”
“他，他是一時想不開……”
“反正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全是反革命，我們這兒不給看，快抬走！”
我快步走開，找到醫院的革命委員會。
“你怎麽這樣晚才來？”講話的是那個找我外調的人-----專政隊隊長，一口的煙味兒，連手指都是黃的。
我沒搭腔，心想如果嫌我來得晚，最好別讓我見母親，但是……
“跟我走！”他拿一串鑰匙，推門出去。
穿過醫院暖和的大樓，走到大樓的後門，推開後門，一股寒涼的風，像一盆冷水似地撲頭蓋臉地澆過來，我整理了一下大衣，緊跟在那人後麵。
大樓的後麵，原來是被揪出來的黑五類，黑幫分子的集中地，若大的院子，十幾個胸前掛著大牌子的人在勞動，那大牌子有一尺高，二尺寬，掛在脖子上，我想起了母親，一陣寒戰由心中騰起，我不敢仔細看這些黑五類分子，將目光避開，我怕……。
“我告訴你，不許跟她亂說話，不該說的別說，多用毛澤東思想和咱們黨的一貫政策教育她，懂了嗎？”他停在一間臨時搭起來的牛毛氈棚子前麵，對我進行最後的教育。
他打開門，幾乎是把我推進去的，門在我身後“砰”地關上了。
不到五十平方尺的房間裏，隻有一個雙屜的書桌、兩把椅子，書桌後麵，母親低頭坐著，她穿一件臃腫的灰布棉襖，頭發又幹又亂，正在調試著她那個掛在胸前的助聽器，也許調試得音量不對，助聽器在空洞的房間裏發出“滋滋”的尖利聲音，仿佛試圖劃破這一屋子的膠著、尷尬的空氣。
屋子裏不冷，但我仍不願除去厚厚的大衣和帽子，還有戴得嚴嚴實實的口罩，我坐下來，從側麵望著母親，不知應該怎樣說第一句話。
我輕輕咳了一聲，想引起她注意。
母親看都沒看我，反而挺直了身子，麵對著前麵的牆壁，緩緩說道：
“你們讓我交待的，我全交待完了，如果你們還認為不夠的話……”
我使勁咳了兩聲，淚水已經在眼眶裏打轉了，還好有口罩直頂到眼角下麵，即使流出來，母親也看不見。
這時，母親聽到我的假咳聲，猛地扭轉頭望著我，大概有一分多鍾的時間，母親才驚喜地壓低了聲叫道：
“是你呀，我以為是他們呢。”
又是一陣難堪的沉默，我的喉嚨梗咽著，講不出話，母親又不知說什麽才好。
“你冷啊？穿這麽多衣服？”還是母親先打破沉默。
我連忙搖頭。
“我在這兒挺好的，每天學習毛選和中央文件，下午就參加勞動，晚上……”
“你缺什麽東西嗎？”我的情緒漸漸恢複，卻忘了專政隊隊長的“教育”訓詞。
“什麽都不缺，這兒什麽都有。”
我從大衣口袋摸出一瓶肉末炒鹹菜，放在桌上，推到她麵前：
“這是給你的。”
“是你自己炒的嗎？”母親問道。
“是大媽教我炒的。”
“嗯，真是長大了，還會炒菜呢。”母親像哄孩子似的，但說得我心酸得要命，淚水又在眼眶裏打轉了。
“你還缺什麽？”除了這句話，我好像不會問別的。
“不缺啦。我不在家呀，你得學會照顧自己，不懂的事，就問大媽。哎，天越來越冷了，爐子裝了沒有？煙筒夠不夠？”
我噙著淚，隻管點頭。
“對了，冬貯大白菜你要買幾棵回來，不然冬天沒菜賣，你吃什麽。”
我望著天花板，下意識地做深呼吸，據說這可以將就要流出來的淚水“忍”回去。然後，我迅速地摘下口罩，輕聲對母親說：
“他們什麽時候讓你回家？”
可惜母親耳聾，助聽器又不夠靈敏，她疑惑地望著我：
“什麽？你說什麽？”
我又再重複一遍，母親依舊一臉茫然。
這時，門打開了，鑽進來一股冷風，專政隊隊長宣布：
“時間到了。黃珍達，你先出去！”
母親低眉順眼地走出去。
我站在桌旁，聽候發落。隊長坐到桌子後麵，母親剛坐過的椅子上，從口袋裏掏出香煙銜在口中，又拿出一盒火柴，“乞”地打著了火，眯起一雙眼睛，湊到口中的香煙頭上。
當他吸足了一口煙，又噴出來的時候，不無閑適地問我：
“怎麽樣？都談了些什麽？”
他沒讓我坐，我也沒敢坐下，支吾著：
“我讓她好好交待問題，端正態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嗯，還說什麽來的？”
“沒說什麽了。”
“胡說！你也這麽不老實！”他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嚇了我一跳，心如撞鹿。
“我問她缺什麽東西，缺什麽日用品。”
“我讓你問這個了嗎？啊？”
“不，不是，我想問……問她缺……，如果她不缺……，她就可以在……在這兒安心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了。”我結結巴巴地圓了場。
隊長似乎還滿意我的回答，將未吸完的煙頭在棉鞋後跟上碾息，然後站起來：
“以後，我們還得需要你來給她做做思想工作，行不行啊？”
“行，行。”
逃也似的離開了工農兵醫院。
走到街上，已是中午時分，幾列卡車，載著敲鑼打鼓的人們，飄揚著××戰鬥團印著黃字的紅旗，呼嘯而過。
裝在電線杆子頂上的高音喇叭，也湊興地播出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的唱段：
“提起敵寇心肺炸！強忍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不低頭，不後退，不許淚水腮邊掛，流入心田開火花。萬丈怒火燃燒起，要把黑天昏地來燒塌！
鐵梅我，有準備，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監牢押！粉身碎骨不交密電碼，賊鳩山你等著瞧吧------”
革命樣板戲確是有她的氣勢，二胡、鑼鼓，配上西洋的低音配樂，把李鐵梅的那種革命到底的快心，全表現出來了。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直唱得我熱血沸騰，禁不住一邊往家走，一邊隨著大喇叭裏的李鐵梅哼起來--------“仇恨入心要發芽”。
家裏的大門，自從抽紙煙的小腳女人一家搬來以後，便不再上鎖了，狗子和二狗子、小三兒一天不知出出進進多少次，大門形同虛設，連那個黃銅的彈簧鎖也不知什麽時候被人拆去了。
走進院子我家門口，忽見窗台上用石頭塊壓著一個素白的信封，拿起一看，信封上是父親的筆跡-------那硬朗、帶棱角的字。照例寫著母親的名字收，他恐怕還不知母親現正在接受專政隊的教育吧？
假如我不拆信，將原信交予母親，專政隊的人一定要過問、查看。我的第六感中預感父親的信會有一些惹起他們大做文章的材料，與其這樣，不如我先拆看了它。
珍達、貝女：
首先敬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
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們了，我們這裏的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深入發展，革命形勢越來越好！但我覺得我越來越跟不上形勢，我在解放前所受的資產階級教育和腐蝕，實在太沉重了，我每天都在對照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舊思想。
毛主席說：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熱忱。
我也是一名醫生，也力求在工作中“極端負責任”，以致在文革運動前，幾乎每個月都有病人從遠道送表揚信來，我以為這已是改造成功的表現了。怎知文革一來，革命群眾卻寫大字報說我假情假意，是拉攏貧下中農，用治病來腐蝕他們……。
我五七年時已經曆過這一切，如今又再……，因此，我覺得我的罪惡是太深重了，資產階級的烙印一輩子也抹不下去，又拖累著你們，心中十分不忍，但又無奈，終於，我想到了那條一了百了的路……。
幸虧革命群眾挽救了我，我要感謝黨和人民再一次給了我新生的機會。
請你們一定原諒我，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的，今後，我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革命群眾為了更好地教育我，讓我參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當你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勞動了半個多月了。我的身體還可以，隻是有時血壓稍高一些。
珍達，你要多保重，照顧好孩子們。
貝女長大了，要好好學習毛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還要學著做家務事。
夜已深了，我不再多寫，明天六點鍾便要集合勞動了。
此致
革命的敬禮！
我把兩張粗糙的信紙按著原來的折痕，又再疊好，放進信封，蜷縮在抄家剩下的唯一一張破舊的小沙發裏。院子裏傳來小腳女人的叫罵聲：
“二狗子，你活膩味了是不是？（注：膩味是北京土語，意即不耐煩）把紅寶書給扔在地下亂踩，你想找死呀？”
“不是我扔的，是小三兒。”二狗子的聲音。
“我看見二狗子踩來的，我要是告訴居委會的毛大嬸，二狗子就是現行反革命，哈哈。”小三兒奶聲奶氣的聲音，幸災樂禍地。
“你再說，我撕了你嘴！”小腳女人咬牙切齒地罵著她的寶貝兒子。
我將門與窗用力關嚴實，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腦中浮現出剛才去醫院跟母親見麵的情景，一會又湧現出父親割脈自殺後，被人推往急診室的情景……。“提起敵寇心肺炸，強忍仇恨咬碎牙”，這句李鐵梅的《紅燈記》唱段，不知怎麽又從腦子裏冒出來。
“篤，篤！”有人在敲門上的玻璃。
“你們要幹嘛？”我一個鯉魚打挺，從床上翻下來，心想一定是頑劣的二狗子來搗亂。
用力把門“呼”地打開，原來是林湘子站在門外。
“是你？”
“進屋再說！”林湘子小聲說。
今年的冬天來得又早又冷，才十一月，街上的樹便早已掉光了所有的樹葉，幹黃幹黃的葉子被寒冷的空氣吸得一點水份也沒有了，一陣西北風吹起來，就嘩啦啦地在地上無可奈何地順風疾走，幾乎每個牆根底下，都堆著這麽一堆夾著一層厚厚塵土的幹黃樹葉。
跟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更多了那些花花綠綠的大字報和標語的殘屍，這些用黑墨寫在紙上的鏗鏘字句，剛貼在牆上的時候，實在是震人心魄，令人景仰，卻經不起西北風的一吹。
於是，一九六六年的北京冬天，除了往年都有的幹黃葉子和西伯利亞吹來的黃土外，還多了比枯葉、黃土還多的大字報殘屍。
當年，北京揀爛紙維生的“單幹戶”（應該是比改革開放還早的第一批單幹戶），每到晚上便蹬著三個小輪架起來的爛紙筐“出擊”了，全盛時期，一個晚上可以拾到賣十元人民幣的各式爛紙。
那時，一般人的工資每人隻有三四十元左右，然而，這些單幹戶一天便可賺到一般人一個星期能賺到的錢。這，全托賴了文化革命帶來的大字報高潮。
我踏著吱喳吱喳的樹葉，徘徊在工農兵醫院門口，良久，不想進去。
我知道，他們叫我見母親，目的並非出於探望，而是借我的口，讓母親交待，利用親情，向母親施加壓力。我很躊躇，如果我這樣向她施壓力，她一定會以為我是跟那些紅衛兵一夥的，其實，我在學校受的那些歧視、壓力，她還不知道呢。
不行，時間到了，不能再徘徊了，我走進醫院大門，門診部貼滿大字報，多是聲討醫院院長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不為工農兵診病，隻為權貴出診”、“從不麵向貧下中農”、“工人階級來看病竟然收錢”……。
兩個年輕人抬著擔架，擔架上躺著一個混身是血的人，從他滿頭的白發看得出這是位老人，其中一年輕人對護士說：
“您給登記一下，勞您駕了。”
護士是個頗年輕的姑娘，臉上卻鄙夷不屑地掛出一層冰霜，毫不客氣地質問：
“什麽出身？”
“嗯……。”年輕人遲疑著，迅速與另個年輕人焦急地交換著眼色，接著趕緊答道：
“中農，中農出身。”
“中農啊？不是下中農，我們這兒不給看病，你不知道我們是為貧下中農服務的嗎？”護士一邊說著，一邊還整理著襟前的毛主席像章，那像章又大又漂亮，鍍鉻的，閃閃發光。
“噢，是這麽回事，我爺爺那輩兒是中農，到我爸這輩兒就越來越窮了，後來實在沒錢，就逃到北京來了，這要在農村劃成份，能劃上赤貧。”年輕人謙卑地說道。
“唔，那個人成份呢？政治麵目？”小護士不動聲色地繼續盤問。
“政治麵目是群眾，嗯------，個人成份嘛，他進城之後開過饅頭鋪、燒餅鋪，屬於小業主，中央有政策，說是團結對象。”小夥子誠惶誠恐地說完，偷偷舒了一口氣。
小護士瞥了他一眼，走上前掀開蓋在老人身上的舊毛氈，審視了大約兩分鍾，突然厲聲問道：
“他怎麽受傷的？”
“摔的，不小心，嗯，跌了一跤。”
“跌了一跤？”小護士的眼睛直像老鷹捉小雞時的神情。“誰能證明？誰能證明是跌了一跤受的傷？”
年輕人的動作開始慌亂起來，他走到另個年輕人旁，對護士說道：
“我們呀，我們是他兒子，親眼看見的。”
小護士一手提起老人滿是鮮血的手肘，老人痛得“哎喲，哎喲”叫個不停：
“你們看看，骨折成這樣兒，能是摔跤摔出來的嗎？八成，是從樓上跳下來的吧？”
老人低聲地啜泣著，哀聲地叫：
“讓我死了吧，讓我死了吧。”
兄弟倆頓時沒了話，呆呆地，不知做什麽才好。
護士又發話了：
“我們這兒是工農兵醫院，看見了沒有？我們不給地富反壞右看病，黑五類一律滾蛋，你們趕緊抬走，別放在這兒礙事。”
“他，他是一時想不開……”
“反正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全是反革命，我們這兒不給看，快抬走！”
我快步走開，找到醫院的革命委員會。
“你怎麽這樣晚才來？”講話的是那個找我外調的人-----專政隊隊長，一口的煙味兒，連手指都是黃的。
我沒搭腔，心想如果嫌我來得晚，最好別讓我見母親，但是……
“跟我走！”他拿一串鑰匙，推門出去。
穿過醫院暖和的大樓，走到大樓的後門，推開後門，一股寒涼的風，像一盆冷水似地撲頭蓋臉地澆過來，我整理了一下大衣，緊跟在那人後麵。
大樓的後麵，原來是被揪出來的黑五類，黑幫分子的集中地，若大的院子，十幾個胸前掛著大牌子的人在勞動，那大牌子有一尺高，二尺寬，掛在脖子上，我想起了母親，一陣寒戰由心中騰起，我不敢仔細看這些黑五類分子，將目光避開，我怕……。
“我告訴你，不許跟她亂說話，不該說的別說，多用毛澤東思想和咱們黨的一貫政策教育她，懂了嗎？”他停在一間臨時搭起來的牛毛氈棚子前麵，對我進行最後的教育。
他打開門，幾乎是把我推進去的，門在我身後“砰”地關上了。
不到五十平方尺的房間裏，隻有一個雙屜的書桌、兩把椅子，書桌後麵，母親低頭坐著，她穿一件臃腫的灰布棉襖，頭發又幹又亂，正在調試著她那個掛在胸前的助聽器，也許調試得音量不對，助聽器在空洞的房間裏發出“滋滋”的尖利聲音，仿佛試圖劃破這一屋子的膠著、尷尬的空氣。
屋子裏不冷，但我仍不願除去厚厚的大衣和帽子，還有戴得嚴嚴實實的口罩，我坐下來，從側麵望著母親，不知應該怎樣說第一句話。
我輕輕咳了一聲，想引起她注意。
母親看都沒看我，反而挺直了身子，麵對著前麵的牆壁，緩緩說道：
“你們讓我交待的，我全交待完了，如果你們還認為不夠的話……”
我使勁咳了兩聲，淚水已經在眼眶裏打轉了，還好有口罩直頂到眼角下麵，即使流出來，母親也看不見。
這時，母親聽到我的假咳聲，猛地扭轉頭望著我，大概有一分多鍾的時間，母親才驚喜地壓低了聲叫道：
“是你呀，我以為是他們呢。”
又是一陣難堪的沉默，我的喉嚨梗咽著，講不出話，母親又不知說什麽才好。
“你冷啊？穿這麽多衣服？”還是母親先打破沉默。
我連忙搖頭。
“我在這兒挺好的，每天學習毛選和中央文件，下午就參加勞動，晚上……”
“你缺什麽東西嗎？”我的情緒漸漸恢複，卻忘了專政隊隊長的“教育”訓詞。
“什麽都不缺，這兒什麽都有。”
我從大衣口袋摸出一瓶肉末炒鹹菜，放在桌上，推到她麵前：
“這是給你的。”
“是你自己炒的嗎？”母親問道。
“是大媽教我炒的。”
“嗯，真是長大了，還會炒菜呢。”母親像哄孩子似的，但說得我心酸得要命，淚水又在眼眶裏打轉了。
“你還缺什麽？”除了這句話，我好像不會問別的。
“不缺啦。我不在家呀，你得學會照顧自己，不懂的事，就問大媽。哎，天越來越冷了，爐子裝了沒有？煙筒夠不夠？”
我噙著淚，隻管點頭。
“對了，冬貯大白菜你要買幾棵回來，不然冬天沒菜賣，你吃什麽。”
我望著天花板，下意識地做深呼吸，據說這可以將就要流出來的淚水“忍”回去。然後，我迅速地摘下口罩，輕聲對母親說：
“他們什麽時候讓你回家？”
可惜母親耳聾，助聽器又不夠靈敏，她疑惑地望著我：
“什麽？你說什麽？”
我又再重複一遍，母親依舊一臉茫然。
這時，門打開了，鑽進來一股冷風，專政隊隊長宣布：
“時間到了。黃珍達，你先出去！”
母親低眉順眼地走出去。
我站在桌旁，聽候發落。隊長坐到桌子後麵，母親剛坐過的椅子上，從口袋裏掏出香煙銜在口中，又拿出一盒火柴，“乞”地打著了火，眯起一雙眼睛，湊到口中的香煙頭上。
當他吸足了一口煙，又噴出來的時候，不無閑適地問我：
“怎麽樣？都談了些什麽？”
他沒讓我坐，我也沒敢坐下，支吾著：
“我讓她好好交待問題，端正態度，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嗯，還說什麽來的？”
“沒說什麽了。”
“胡說！你也這麽不老實！”他猛然拍了一下桌子，嚇了我一跳，心如撞鹿。
“我問她缺什麽東西，缺什麽日用品。”
“我讓你問這個了嗎？啊？”
“不，不是，我想問……問她缺……，如果她不缺……，她就可以在……在這兒安心接受群眾的監……督改造了。”我結結巴巴地圓了場。
隊長似乎還滿意我的回答，將未吸完的煙頭在棉鞋後跟上碾息，然後站起來：
“以後，我們還得需要你來給她做做思想工作，行不行啊？”
“行，行。”
逃也似的離開了工農兵醫院。
走到街上，已是中午時分，幾列卡車，載著敲鑼打鼓的人們，飄揚著××戰鬥團印著黃字的紅旗，呼嘯而過。
裝在電線杆子頂上的高音喇叭，也湊興地播出革命樣板戲《紅燈記》的唱段：
“提起敵寇心肺炸！強忍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不低頭，不後退，不許淚水腮邊掛，流入心田開火花。萬丈怒火燃燒起，要把黑天昏地來燒塌！
鐵梅我，有準備，不怕抓，不怕放，不怕皮鞭打，不怕監牢押！粉身碎骨不交密電碼，賊鳩山你等著瞧吧------”
革命樣板戲確是有她的氣勢，二胡、鑼鼓，配上西洋的低音配樂，把李鐵梅的那種革命到底的快心，全表現出來了。
“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直唱得我熱血沸騰，禁不住一邊往家走，一邊隨著大喇叭裏的李鐵梅哼起來--------“仇恨入心要發芽”。
家裏的大門，自從抽紙煙的小腳女人一家搬來以後，便不再上鎖了，狗子和二狗子、小三兒一天不知出出進進多少次，大門形同虛設，連那個黃銅的彈簧鎖也不知什麽時候被人拆去了。
走進院子我家門口，忽見窗台上用石頭塊壓著一個素白的信封，拿起一看，信封上是父親的筆跡-------那硬朗、帶棱角的字。照例寫著母親的名字收，他恐怕還不知母親現正在接受專政隊的教育吧？
假如我不拆信，將原信交予母親，專政隊的人一定要過問、查看。我的第六感中預感父親的信會有一些惹起他們大做文章的材料，與其這樣，不如我先拆看了它。
珍達、貝女：
首先敬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
祝願林副主席身體健康！
很久沒有寫信給你們了，我們這裏的文化大革命越來越深入發展，革命形勢越來越好！但我覺得我越來越跟不上形勢，我在解放前所受的資產階級教育和腐蝕，實在太沉重了，我每天都在對照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舊思想。
毛主席說：
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負責任，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熱忱。
我也是一名醫生，也力求在工作中“極端負責任”，以致在文革運動前，幾乎每個月都有病人從遠道送表揚信來，我以為這已是改造成功的表現了。怎知文革一來，革命群眾卻寫大字報說我假情假意，是拉攏貧下中農，用治病來腐蝕他們……。
我五七年時已經曆過這一切，如今又再……，因此，我覺得我的罪惡是太深重了，資產階級的烙印一輩子也抹不下去，又拖累著你們，心中十分不忍，但又無奈，終於，我想到了那條一了百了的路……。
幸虧革命群眾挽救了我，我要感謝黨和人民再一次給了我新生的機會。
請你們一定原諒我，我是迫不得已才走上這條路的，今後，我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革命群眾為了更好地教育我，讓我參加挖掘防空洞的工作，當你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勞動了半個多月了。我的身體還可以，隻是有時血壓稍高一些。
珍達，你要多保重，照顧好孩子們。
貝女長大了，要好好學習毛選，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還要學著做家務事。
夜已深了，我不再多寫，明天六點鍾便要集合勞動了。
此致
革命的敬禮！
我把兩張粗糙的信紙按著原來的折痕，又再疊好，放進信封，蜷縮在抄家剩下的唯一一張破舊的小沙發裏。院子裏傳來小腳女人的叫罵聲：
“二狗子，你活膩味了是不是？（注：膩味是北京土語，意即不耐煩）把紅寶書給扔在地下亂踩，你想找死呀？”
“不是我扔的，是小三兒。”二狗子的聲音。
“我看見二狗子踩來的，我要是告訴居委會的毛大嬸，二狗子就是現行反革命，哈哈。”小三兒奶聲奶氣的聲音，幸災樂禍地。
“你再說，我撕了你嘴！”小腳女人咬牙切齒地罵著她的寶貝兒子。
我將門與窗用力關嚴實，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腦中浮現出剛才去醫院跟母親見麵的情景，一會又湧現出父親割脈自殺後，被人推往急診室的情景……。“提起敵寇心肺炸，強忍仇恨咬碎牙”，這句李鐵梅的《紅燈記》唱段，不知怎麽又從腦子裏冒出來。
“篤，篤！”有人在敲門上的玻璃。
“你們要幹嘛？”我一個鯉魚打挺，從床上翻下來，心想一定是頑劣的二狗子來搗亂。
用力把門“呼”地打開，原來是林湘子站在門外。
“是你？”
“進屋再說！”林湘子小聲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