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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冰心在玉壺(五)

(2015-07-01 09:55:44) 下一個


第五章 
流放河北被迫離開北京


 1958年父親被空軍總政治部打成極右派,無端撤銷了所有職務,並在醫務級別上被降了五級之後離開北京,離開了他的家庭,當時的父親以為可能隻有一兩年的時間,哪裡想到這一走就是二十年!

父親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河北省灤平縣醫院,從北京乘大約8個小時火車到承德,然後再搭幾個小時長途汽車到灤平。剛開始,院方隻令他打掃衛生,清潔廁所和醫院走廊及診室等等,父親毫不介意,照做如儀,而且非常認真。那年他47歲,平生第一次見識中國北方鄉村,雖然灤平是縣城,但五十年代的中國北方小縣城,其貧窮落後與他熟悉的富蔗廣東,相差甚遠。

另一方麵,父親在北京生活了不過七年,他的北京話仍夾雜著濃重的廣東口音,但他並未因此而羞於表達,在醫院打掃衛生的時候,見到最多的是病人,於是父親開始了他的針灸“外交”,跟病人打招呼,噓寒問暖,耐心詢問病況,表示他可以用針灸幫助他們解除痛苦。當地的老百姓十分質樸,隻要能治病,全然不理會你的政治背景。醫院方麵倒是也很開通,對父親的右派身份並未如北京那樣趕盡殺絕,他打掃衛生的工作隻做了大概不到兩個月,已經被安排接待病人了,這令一向以治病救人為己任的父親非常高興,隻要能給病人解除病痛,就是他最大的心願。

在北京,父親的針灸醫術已然獲得很大成就,1956年甚至被評為先進工作者,來到灤平縣醫院,前來求治的病人絡繹不絕,隻是醫院需配備一名護士,為父親作翻譯,因他的廣東國語實在令鄉親們很難聽懂。儘管如此,病人依然有增無減,而且父親的醫術一傳十,十傳百,很多外縣的病人也趕來,甚至連鄰省遼寧的病人家屬也趕著馬車,帶著家裡的病人來求診。

父親在北京受到的種種不公、冤屈、迫害,在這裡都一掃而空,人們尊重他、敬愛他,僅因他的高明醫術,令很多久臥病床的病人重新有了希望。父親其中一篇手稿便是在那段時間寫下的,那是關於針刺治療闌尾炎的報告。闌尾炎雖然算不上很嚴重的病,但是一旦發作(尤其急性發作),就要馬上治理,否則發炎的部分穿孔會引起腹膜炎,後果甚至危及生命。當時的各大醫院,不論規模大小,遇到此症,都會以手術割治為唯一治療辦法。但是在沒有手術條件的鄉村,若有病人患急性闌尾炎,將會是很危險的。

父親在他的報告中指出,連針灸大師朱璉也認為闌尾炎是不適於針灸治療的,並建議應送醫院割治,以免延誤。然而,父親為病人著想,用西醫的方法診斷,用針灸的辦法為病人解除痛苦,結果,病人不用送到外地醫院,也不用開刀,就在父親的銀針下逐漸恢復了健康。他在報告中總結了用針灸治療38例闌尾炎的過程,隻有1例僅接受了一次治療便轉院了,其餘37例都被治愈。

父親以針灸治療闌尾炎一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直到今天,依然沒有多少人知道針灸竟然是可以治愈闌尾炎的,西醫不清楚,即使專職針灸的醫生,也沒有把握像父親那樣用針灸治療闌尾炎。看來,父親在針灸領域裡的創新,至今都無人超越。

沒有了政治運動的幹擾,父親在灤平縣醫院開展的針灸工作異乎尋常的順利,病人源源不斷地從灤平縣四周趕來。就在那段時間(1958至60年),父親甚至治癒了聾啞病人,此事曾傳到承德專區的一間報社,記者特意趕到灤平縣醫院,採訪了父親,寫成一篇十分感人的訪問稿交到上麵,結果,稿子遲遲不發,最後記者被告知:歐陽靜戈是極右派,無論他做得多麽好,多麽受病人歡迎,也不能在報紙上報道,這是原則問題。

當然,以父親的性格而言,他根本不在乎是否登報表揚,令他最感到心滿意足的是病人們對他的信任,每天源源不斷的病人充盈著小小的診室,多少疑難雜症在父親的針治後恢復健康;多少躺在農村的架子車上拉來的中風病人,終能自己走著回家;多少聾啞兒童開口說話;太多治癒的病例,數不勝數。

當年,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初期,北方農村已經開始缺糧少油,但是因為父親超絕的醫術,樸實的鄉親們還是設法將當時非常奇缺的食物(如雞蛋、肉類等)送到他的診室,以酬謝父親的救命之恩。我還記得,當年父親回北京探親,總是提著大包小包,沉甸甸的,裡麵有雞蛋、臘肉,還有飛禽,連當時的北京都難得一見,那都是鄉親們的一片心意啊。

本來父親被從北京下放至灤平,有著放逐、發配、懲罰之意,但父親卻在那裡憑他的針灸醫術治病救人,方圓百裏,名聲不脛而走,鄉親們把父親視為神醫。1961年,灤平縣醫院黨委宣布摘掉父親的右派帽子,並且將父親調到承德市專區附屬醫院,承德是專區首府所在地,他們認為,像父親這樣的名醫,是應該在承德行醫的,而且承德的居住條件也比灤平好多了。

走筆至此,不禁想到當時中國底層的老百姓其實是非常善良的,即使是當地的黨員幹部,也不像大城市的幹部般胡作非為、泯滅良心。父親在那段時間雖是戴著右派帽子被驅逐至灤平的,但在那裡沒有人認為他是敵對分子,反而對他讚賞有加,歡迎之至,父親從三反運動到反右運動,五年的時間裡失去的尊嚴,在這個小小的鄉村又重新拾起,除了不能與家人團聚之外,父親的心情可以說基本是舒暢的,起碼生活單純、簡單,沒有了北京城的那些如虎臨門的政治運動。

1962年夏天,十二歲的我和二姐乘火車從北京到承德看望父親,那時的父親剛從灤平調到承德不久,承德專區附屬醫院裡貼了很多病人為父親寫的感謝信,為讓貧窮的農民少花錢,他早就試用針灸治療闌尾炎,還以針灸治愈聾啞病人,中風的病人更是治愈無數,當地人簡直就將父親看成神仙一般。當時的我對於父親是右派這件事,不是很懂,但在學校已感到受歧視,心裡不開心,回家也沒人問,母親和兄姐都對我絕口不提,可是那次承德探父卻給我很深的印象。

那一年父親五十歲出頭,帶著我們上街,一路上總是跟人打招呼,好像整個承德的人都認識他,每次打招呼還要停下來跟人家聊兩句,然後介紹我們“看,這是我的兩個女兒”,人家就會特意看看我們倆——北京來的女孩。短短一條路,因招呼打得太多,走半天都走不到目的地。那時承德市還有三輪車,父親帶我們去外八廟,叫了一部三輪車,那三輪車夫也是父親的病人,於是兩人一路走一路聊。回來的時候在一個飯館吃飯,我們一進去,廚子和服務員就趕出來歡迎了,原來他們也是病人,熱情地讓父親隨便點菜,他們一定奉上最好的飯菜。我至今還記得,其中一個炒茄子,那茄子端上來的時候,依然泛著鮮亮的紫色,奪人眼目,令我難以忘懷,而平時的炒茄子端上來都是黑乎乎的。不知那是不是承德特色呢?

父親確實在承德很有名氣,不僅承德,周圍鄉鎮縣城及至鄰省,幾乎人人都知道歐陽大夫/歐陽醫生,隻是父親每年回北京的探親時間卻十分有限,一年僅有十天的探親假,這十天之中,還包括往返的交通時間,所以在北京隻能有一個禮拜的假期。而且上麵還規定,父親的探親假不能選在“十一”、“五一”這種政治性的節日,元旦和春節人多擁擠,最好也別回京,所以父親能夠選擇的假期多是母親上班我們上學的日子。短短的有限相聚時間,實在也談不了什麽,何況我當時尚年幼,更不懂如何與父親溝通。

唯一與父親保持聯繫的是我們的書信往來,父親剛剛離開北京時,我剛上小學,還不懂如何寫信,過了幾年以後,母親給父親寫信時,便叫我寫信封上的地址,再後來我可以寫簡單的信了,便開始給父親寫信,記得那些信的內容都是日常生活的流水帳,父親有時會將我的信寄回來,上麵是他給我改的錯別字跟病句,我們父女的感情就是這樣慢慢建立起來的。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明報的專欄上便寫過這樣的話:

“自我懂得寫字,承德二字便被不計其數地寫在不計其數的信封上,承德即父親,父親即承德,像是一條無形的脈管一樣,在承德與北京我家之間,流了二十多年的血、淚、情、愛。”

直到今天,提到承德,看到承德兩個字,甚至都會引起我的一種特別感觸,一種碰觸內心深處之痛的傷感。

父親在承德專區附屬醫院一如在灤平縣醫院一樣,工作繁忙,病人源源不斷,雖年過半百,卻依然身強力壯。那時,住在香港的三伯父給父親寄來一本英文版有關瑜伽的書,從那時起,父親便開始堅持做瑜伽。記得他回北京探親的短短幾天,還給我們示範瑜伽動作,地上舖一塊地毯,他便可以在那上麵做倒立,而且毫不費力。可見父親當年雖然不能一家團聚,但對前途還是充滿憧憬,他能為病人解除痛苦,就是他最大的滿足,唯一的追求,為此,他要保持最佳的身體狀態。


然而,在遠離北京的承德,父親以為可以躲過那種殘酷的政治運動,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僅僅幾年以後的一場浩劫,將會帶給他另一場災難,這場名為文化革命的災難,如同狂飆一樣將他捲入幾乎滅頂的惡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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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雅雲 回複 悄悄話 災難深重的年代,毀了多少有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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