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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的形而上時空解釋: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2020-02-11 06:53:13) 下一個

形而上時空級別:氣,神,虛,道。這次武漢肺炎的大流行,與虛時空和道時空的虛弱有關。

既然與虛時空和道時空虛弱有關,那麽虛時空和道時空是如何決定的?地球和太陽係還沒有達到虛時空的程度,隻有到了銀河係的級別,才達到虛時空的程度,而道時空與整個宇宙有關。目前來講,整個宇宙我們了解很少,但是,銀河係我們還是有些了解的,所以,可以把這次疫情與銀河係聯係起來。

神時空,虛時空和道時空都是形而上時空,在物理上都是暗能量,而虛時空虛弱的意思就是說,現在的暗能量少了,導致疫情難以控製。

暗能量少了,是由於太陽係和銀河係的互動造成的,我們人類無能為力,但是,我們可以監測暗能量的多少,以便及時提高警惕,加強預防和隔離。

暗能量少了?暗能量如何計算和監測?

把氣場強度與哈勃常數對應起來,並通過計算宇宙膨脹的加速度,得出相應的氣場收縮的加速度,再加上銀河係的能量場收縮加速度,得出了先驅者號的異常加速度。這個計算解決了先驅者號異常加速度的問題。從計算我們知道,我們測量到的宇宙膨脹,與能氣場中的氣場相對應,而暗物質的計算與能氣場中的能量場相對應,所以,能氣場理論把暗物質和暗能量聯係到了一起。

先驅者號的加速度異常的解釋來自暗能量的計算,在未來,我們可以再發射類似一些先驅者號宇宙探測器,變換不同的角度,然後再測定這些宇宙探測器的異常加速度。因為能氣場力類似洛侖茲力,所以,物體在氣場中運動受到的力為:  F=mvQsinθ,其中θ 是物體運動方向與氣場方向的夾角,當物體(宇宙探測器)運動速度方向跟氣場強度的方向平行時,物體(宇宙探測器)受到的氣場力為零。調整不同的運動方向,我們可以得出不同的宇宙探測器受到的氣場力,根據這些數據,我們會逐漸知道氣場的方向是如何的,氣場強度是多少。這就真正開始了氣場的宏大研究。而且也可以隨時計算出太陽係在銀河係中的暗能量是多少。
先驅者10號(Pioneer 10或Pioneer F)是NASA在1972年3月2日發射的一艘重258公斤的非載人航天器,用意是為了研究小行星帶、木星的周遭環境、太陽風、宇宙射線以及太陽係與太陽圈之中最遠能夠到達的地方。
要知道,這是48年前做到的事,今天再開發一個類似先驅者號的宇宙探測器,或者叫做暗能量探測器應該不算是十分困難的事。所以,在這裏就很有必要寫一寫,就是說,我們現有的科技可以做到,隻是沒有意識到。其實,現在也意識到了,就沒有被人理解,被人應用。

以上有理論,有推論,而且該理論所要求的,現在的科技都能輕鬆達到。今後的關鍵,就是重視該理論,並且有人去實踐。

有人可能會說,誰去浪費這些錢?萬一不行呢?我們可以退一步說,可以作為暗物質和暗能量的探索課題可以吧?

以上的理論的核心,就是假如疫情是太陽係和銀河係的互動導致的,我們人類隻有做好預防是最重要的,而暗能量的預報十分必要,與天氣預報一樣重要,而且有時候更重要。

其實,說白了,這個暗能量檢測器,就是未來的宇宙天氣預報。(暗能量在宇宙係統中,類似天氣在地球係統中。)

 

 

複旦教授高晞:有關人類瘟疫的12個問題
 

 

病毒與人類如影隨形,疾病與城市相伴而生。

活到今天,人類都經曆了哪些重大瘟疫事件?大瘟疫的結束與氣候變化相關程度如何?中醫對瘟疫的防治有什麽成功的經驗?曆史上有哪些疫情防治會給此次疫情提供經驗借鑒?

你關心的人類瘟疫史的12個問題,複旦大學曆史學係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常務理事高晞這麽回答——

1. 問:人類曆史上有哪些重大的瘟疫事件?殺傷力最大的是什麽?持續時間最長的是什麽?

▲ 答:

一般認為曆史上的十大瘟疫事件有:

1976年確認的艾滋病(HIV/AIDS)

1968年香港流感(Hong Kong Flu)

1956年亞洲流感(Asian Flu)

1918年大流感(Flu Pandemic),又稱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Flu)

1910-1911年第六次霍亂(Sixth Cholera Pandemic)

1889-1890年俄羅斯流感(Russian Flu)

1852-1860年第三次霍亂(Third Cholera Pandemic)

1346-1353年黑死病(The Black Death)

541-542年查士丁尼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

165年安東尼瘟疫(Antonine Plague)

此外,還有人認為,1945年爆發全球性斑疹傷寒,也算是重大疫情。

一時殺傷力最大的瘟疫是黑死病,長時段時持爆發,導致致命層累人數最多的是天花。

持續時間最長的是艾滋病

2. 問:有哪些疫情改變了曆史的進程?

▲ 答:

改變曆史進程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曆史學家認為公元2世紀左右安東尼瘟疫對羅馬帝國的政治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14世紀的黑死病影響了文藝複興的“人文主義”興起,也有中國曆史學家認為曹操赤壁之戰時因為瘟疫爆發在與吳劉聯軍剛交戰便敗退。

但是改變人類曆史進程的絕不可能是一場瘟疫,必定還涉及其他諸多的因素,比如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等。

3. 問:中國曆史上經曆了哪些大的疫情事件?最嚴重的是哪次?

▲ 答:

殷墟甲骨文上有“疾年”的文字,可知有文字以來中國就有疫情記錄,根據張誌斌所編的《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可知,中國曆史上幾乎曆年都有“大疫”,或因天災(水災、旱災和地震),或因人禍(戰爭和饑餓)。

因為古代史料記載的缺失,從可考的數據統計分析可以確認明清時期的疫病最為嚴重,出現1580-1589年、1639-1648年、1813-1822年、1857-1866年四次高峰。

其中三次(1579-1588、1610-1611、1633-1644)疫情被稱為明末大疫,與明朝滅亡有關。1756年乾隆江南大疫,“死者無算”。

1817年由海路傳入中國霍亂,由溫州寧波北移,最後至西藏西南地區,關於這場瘟疫是史學家研究比較多,疫情的空間分布在閩廣、江南、黃河下遊和雲貴地區,時間由於不短,延至1824年,可認為是近代以來波及最廣、影響最大、研究成果亦頗多的一場疫情,該場疫情的死亡人數,嚴重的地區達到10%,對人們的心理造成極大衝擊,一度出現“食西瓜者即死“的社會恐慌事件。

它嚴重影響的社會經濟的發展,導致市場蕭條、經濟停滯。

4. 問:大的疫情是如何結束的?氣候變化是最重要的因素嗎?

▲ 答:

疫情的終結有多種因素,氣候變化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而已。

從結果看,有些病菌的死亡或終止傳播是與氣候變化或季節轉換有關,容易給人造成疫情的終結與氣候有關。

事實上,除了生物學和病菌學的因素,影響瘟疫走向的還有醫學拯救、社會應對機製(隔離、封城)、民間慈善救助、民眾自我防範意識的覺醒等綜合因素的影響,匯集在一起,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控(生物性和社會性),結束疫情。

5. 問:曆史上大的疫情傷亡慘重,是否跟當時的醫療條件有關?

▲ 答:

與醫療條件有重要的關係。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細菌學理論才被應用到臨床,之前西方醫學界一般將傳染病爆發歸因於“瘴氣”,認為是汙穢的空氣、惡臭的泥土和不潔的環境導致疾病,因為不了解空氣中彌漫的肉眼看不見的細菌,沒有可能找到對付疾病的“魔彈”,因而會遭成慘重的傷亡。

但醫療條件並非是造成重大損失的決定因素,在中國,雖然也無數次爆發“大疫”或有所謂“疾年”的記錄,因為中醫一直有對付疾疫的方法和措施,並且有完整的醫學理論支撐,所以從曆史上看,中國的大疾,往往與天災有關、甚至饑餓,而非由疾病而致。

這些就不是醫學條件可以解決的問題,需要國家力量的幹預和慈善組織介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確立的公共衛生觀念和預防醫學措施才是降低疫情風險的保障。

6. 問:中醫理論中是否有抗疾疫的方法與思想?

▲ 答:

從現有史料考察,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在東漢末年和明清兩代之際,而這兩時期正是中醫理論體係創新的兩個階段:

1. 東漢末年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雖不能稱為是對付疫病的專著,但對疫病有基本的認知。

現代學者研究指出古人總結出的6種相染途徑:①與病人的直接接觸;②與病人長時間或者近距離的接觸;③在特定地點參加特定活動;④異常的氣候與環境變化;⑤飲食;⑥遭鬼排擊。

總而言之,對於疫病的成因,古人認為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和鬼神的作祟。

需要重點指出的是——在古人紛繁複雜的論述之中可以發現“氣”的作用,無論是形而上學的致病原因解釋,還是鬼神致病的解釋,都有一根主線將其串聯——氣。

2. 明末多大疫,江蘇吳縣人吳有性創建溫病學說,著《溫病論》,他將傳染病從“傷寒”中區分出來,“溫疫之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

同時代葉天士另著《溫熱論》,薛生白和吳鞠通著《溫熱條辯》,專論“濕熱”和“溫病”。

一般認為,到清前期,醫界逐漸形成了有關疫病成因的較為係統的認識,醫家了解並探討了疫氣與“毒”之間的關係。

乾隆晚期,醫籍中會將疫氣與毒氣相聯,認為是毒氣與瘟疫相為終始者也。

但總體上沒有突破疫氣傳染的認知,以為瘟疫的傳染是通過‘氣’來傳播,不過對接觸傳播、食物傳播、水傳播、蟲媒傳播等傳播方式也產生了一些直觀或隱約的認識。

現代以來,在臨床上采用中醫對付傳染病的典型例子是上個世紀 50 年代乙型腦炎流行專項研究。

1954-1955年石家莊乙型腦炎流行,當地采取中醫治療乙型腦炎獲得顯著的效果,但此方法用到北京時,效果不佳,老中醫辨證之後發現,兩地疫情相同,但氣候不同,所以方子效果不明顯,後經北京老中醫改進後,收效特著。

7. 問:疫病不隻是醫學可以解決的問題,還需要哪些力量的介入?

▲ 答:

當科學家和醫學家意識到光靠醫學手段無法根本解決疾病傳染的問題,公共衛生和預防醫學便應運而生。預防醫學概念的產生就是源自於疾病大流行。

我的理解是預防分3個層麵:

1. 國家建立公共衛生預防機製、確立衛生法規,當疫情發生時,能有效地應對,承擔保護全社會和人群健康的責任;

2. 科學家和公共衛生學家除了承擔科學研究的探索,有必要進行預防醫學知識和公共衛生知識的普及;

3. 個人預防意識,除了保持個人衛生健康方式,更重要的承擔應盡社會責任,遵守衛生法規定。

8. 問:麵對瘟疫人類積累了哪些經驗,形成了哪些有效措施?

▲ 答:

一、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之後有兩項重要措施一直沿用至今,並能有效地起控製作用。

1. 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海港檢疫站,對貨物和外員人員檢疫。

比如,在此之前1377年,在亞得裏亞海東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首先規定,所有被疑為鼠疫傳染者,必須在距離城市和海港相當距離的指定場所,同時是在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的環境裏停留至30天才準入境,後延長至40天,稱為四旬(Quarantenaria)。

2. 政府設立一個委員會專門監督指導收屍、殯葬、戒備外來船隻、隔離、呈報病情等事項。

二、衛生立法、設立隔離場所和收容機構,隔斷疫情,救助患者。

三、國家衛生動員和公共衛生知識普及:衛生海報(現在網絡宣傳)、預防指導手冊(洗手、口罩、公筷、消毒等)。

古代社會的處理方式是隔離(驅逐出村或安置遠離鄉鎮的郊外空屋)、焚燒屍體;改變生活方式,比如開始洗澡、洗手;近代社會發明用公筷、戴口罩;調整交際方式。

四、預防學和衛生統計學興起。

五、傳統中醫有針對性的抗疫方子、現代有針對性的疫苗。

9. 問:曆史上有哪些疫情防治會給此次疫情提供經驗借鑒?

▲ 答:

1. 比如對付麻風的方法是隔離,早期是將患者驅逐出境(鄉鎮),近代以來是建立麻風病院,將患者集中在規定地區療養,禁止與外人接觸。

2. 急性和大規模傳染病突發時采取強製性封戶或者封城,阻斷傳染病的傳播與擴散。

比如1911年東北發生的鼠疫事件,伍連德采取的就是切斷由東北進入山海關的火車,將疫情首先控製在東北地區,防止疫病散播至關內;中世紀英國小鎮爆發疫情時,鎮內居民主動封城,自我犧牲,以中斷疾疫外傳;也有感染的患者和家庭在家自我封閉;或者是是建立專門時疫醫院,集中接待傳染患者,專門治療,並與醫院其他患者隔離。

3. 建立嚴格的檢疫的製度,這點前麵已有說到。

4. 接種疫苗。

曆史上持續爆發的天花,導致的總體死亡人數遠遠超過鼠疫,死亡率高達 25%,自宋代以來,中國社會采取人痘接種方法預防天花,亞洲其他國家和阿拉伯醫生也會此方法,18世紀前後人痘接種法傳到歐洲,1796年英國人痘接種師詹納發明牛痘接種術,成為有效對付天花的無害疫苗。

但當時人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此疫苗的作用與重大意義,英國議會立法強製推行接種疫苗。

疫苗接種的方法有效防治諸多傳染病的爆發,類似20世紀之前危害社會與人群的斑疹傷寒、白喉等傳染病得到控製。

5. 每次疫情爆發,伴隨而來的另一場隱性瘟疫:流言、謠言和迷信、非科學的所謂民間療法的傳播,這些社會性疫病,其傳播速度更快、感染人群更快,其危害並不見得比生物性疫情弱,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易造成社會恐慌;因而防治疫情的的一個重要措施是信息透明、科學知識普及和及時的防治方法指導。

10. 問:哪些教訓是一直沒有汲取的?

▲ 答:

吃野生動物,是從來都沒汲取的曆史教訓。從古至今,諸多大規模的傳染病都由動物引起,並由動物傳播到人。

1988年上海發生甲肝,就是因為上海習慣吃啟東的毛蚶,導致疫情,感染人數超過了30萬,毫無疑問是一次罕見的特大公共衛生事件。

SARS事件也是由於濫食野生動物引起,此次武漢冠狀病毒依然出於同樣的原因。

11. 問:瘟疫改變了人類的認知有哪些?

▲ 答:

瘟疫使人類獲得對新疾病的認知,發明對付疾病的新方法和新藥;生命價值觀發生改變,國家建立捍衛生命和維護健康的新機製,教會人類懂得與自然界和動物相處的原則等,這些都是大規模傳染病教授給人類的知識。

因為流行病是與文明同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SARS事件,不僅推動了中國公共衛生預防與應對機製改革與完善,而且將醫學史、公共衛生史和醫學社會史的研究從一個隱性的研究領域,推到了學術研究的前台,成為一門顯學,越來越多地受到史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關注,開拓了史學研究的新領域。

12. 問:在此次疫情防控的措施及響應上,相較於SARS有哪些進步?哪些不足?

▲ 答:

17年前當SARS的襲擊突如其來時,無論是政府職能機構,還是公共衛生學者、科學家都缺乏應有應對的措施與方法。

SARS事件,一、推動了國家在衛生防疫和疫病防控上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建立了應激機製,二、提高了民眾的警覺與自我防範意識,這是根本性的進步。

但是正因為我們都認為已有充分的準備和相信既存的機製,使得我們在第一時間放鬆了警惕,這意味著對抗疾疫的道路任重道遠,國民公共衛生意識的普及和公民社會責任感的教育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科學報記者李芸采訪並綜合“澎湃問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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