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教室
C：在您的自述中，您的決定常常包含對他人和周圍環境的考慮，可以看出您是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人，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科學是這個時代造福人類最為直接的、影響力最大的手段，您為什麽一心選擇遁入空門呢？甚至有人說，您的選擇是對教育資源的浪費，您對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L：一切行業存在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人。為了人的什麽呢？我想不僅僅是生存，而應該去尋找人的幸福，人的發展，讓人能成為真實的自己。教育尤其如此。我從小喜歡數學，是因為數學向我展現了世界的神奇，人類心智的偉大，打開了一片心靈探索的世界。我所關心的，是心靈的啟迪、成長與教育。如何讓人成為一個豐富而完整的人，一個幸福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探索。 曾經我是一個過於理性而拘謹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當中。 我在佛法 及傳統文化中獲得了莫大的喜悅與成長，前行的信心與力量，我看到了心靈的自由與寬廣，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揚它。
曾有一位中央領導到龍泉寺視察，他問我為什麽出家。我說：“出國不如出家，很多大學生出國，都去為美國打工了，我要為中國文化服務。”領導聽後很讚許，說：“我們國家培養的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你弘揚中華文化，很好。”
C：照您所說，這似乎也是一種愛國精神？
L：小學的思想品德課上，老師就教導我們：“紅領巾是國旗的一角。”我不知道別人怎麽想，但我當時挺感動的。高中時我特別喜歡讀屈原寫的楚辭，也受到他很大的影響。我覺得愛國就要愛我們的文化，佛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當然，我對儒家、道家、中醫、太極拳等也很感興趣——我覺得我們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強。
C：那麽您是否考慮過一邊做科研一邊學習佛法呢？有人說“中國不缺修為高的隱士，缺的是像亞裏士多德、牛頓這樣在哲學與科學領域都很有影響力的人”，像您這樣有天分的人，應該承擔起這樣的責任。中學時數學與傳統文化對於您來說是相互促進的，這種內心的平衡在大學畢業的時候為何就不受用了呢？
L：你說的方向沒有錯， 我也希望把佛法和科學相結合。但學任何專業都需要就其本身深入鑽研，如果還沒有鑽進去，就奢談什麽結合，那往往是膚淺的。我了解有一些西方國家的佛教學者，他們為了了解佛法，會到泰國、緬甸等地出家體驗十幾年，然後才回到大學裏講課。佛法博大精深，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修行方式。所以出家這幾年，我是以學修佛法為主的。此外，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強國了。我們有世界最大的射電望遠鏡，我們的人工智能技術與美國比肩，我們生產的無人機翱翔於世界各地，我們開發的支付寶、微信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我覺得傳統文化的研究這塊還是需要更多的人參與，然後才能將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有機結合。
C：那您會不會考慮像您所說的西方國家的佛教學者一樣，出家若幹年之後回到塵世？畢竟作為居士也可以修行。
L：這個沒必要。有一回，一位我的高中老師來看我，勸我到大學裏研究佛學。我告訴他，在一般大學裏麵，佛學是哲學係-宗教哲學專業中的一個三級學科，研究經費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範圍也比較窄。有一些外國的佛學科係，上世紀比較紅火，現在去讀的人很少，已經快到門可羅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還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員的基數有保障。他聽了也比較支持我的選擇。再一個，我不想受學術體製的限製，經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興趣的問題、細枝末節的問題，乃至於有違佛教基本立場的問題。這樣隻會限製自己的發展。我希望在環境清幽的地方有一個小廟，我在廟裏辦一個小研究所，然後大家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晨鍾暮鼓，沒有什麽人來打擾，隻剩下修行和思考。有空我還可以陪父母去世界各地轉轉。海德格爾說：人，詩意地棲居。
C：您認為目前在寺院的修行研究，是您理想中的佛教學習方式嗎？
L：北大的學生多少會有些理想主義，不安於現狀，我個人也會對現實有些批判吧。我姑且說一說現在的想法，將來也許會變化。我覺得主要是教學方式可以改進，佛教本身是以生命體驗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讓人們覺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來思考生命、認識生命，是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並不是盲從於某種教條。所以應該更多地采用體驗式教學，這樣的課堂應該是很開放和民主的，應當少一些灌輸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當下，在師生的互動和對話中重新建構，隻有這樣才能獲得真正的領悟。因此才有了那麽多的禪宗公案。我們對當下發生的事情，要有很大的開放性。教室之外發生的事情固然重要，卻沒有教室內正在發生的事情重要。
C：在外界的評論中，有些指出您大學畢業剃度出家時缺乏足夠的社會經驗。您是否想過和李叔同一般，先積累社會經驗，再遁入空門？
L：社會經驗慢慢會有的，否則多少歲能說有足夠的社會閱曆呢？可能到四十歲、五十歲也未必真正理解這個社會。所以這個不是理由。人生是短暫的，我覺得當我選定了一件事情，就應該先堅定地去嚐試，同時要時常反觀內心，總會有所提高。社會經驗在佛門一樣可以積累。我們僧團的出家人來自各地，文化程度和生命經驗各不相同。我來到僧團之後才發現，原來有這麽多種不同的人，我很喜歡了解身邊同學的生命故事，覺得這些故事極大地拓展了我的生命。而且我覺得這種經驗在其他任何一個團體都是難以獲得的，不管是企業還是事業單位，你接觸的人都是和你類似的。在學校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很多人理解的所謂社會經驗，主要是指社會的黑暗麵，我覺得這是很狹隘的。我所理解的社會經驗，是指了解人的豐富性，人性的多種可能性，同時了解怎樣和不同的人相處。
責任與自由
C：您提到過，在大二時就有了出家的打算，但您在本科期間一直並沒有放棄專業學習和研究，另外還考了托福和GRE。那時為什麽沒有選擇更多地去研究佛法？
L：專業課當然要學好，那是自己本分的事。不能把其他的事情作為逃避學習的借口。如果專業課成績不好，幹別的也很難安心、投入地去做。所以我在專業課上還是很認真的，高中時也有一定的基礎。但我也沒有刻意要去和別人比。至於英語，本來不想考的，後來我媽跟我說，將來即便你出家，英語也是基礎。我聽她的，就去考了。
C：父母當時就知道您想出家？
L：看我那麽喜歡學佛法，應該能想到吧。
C：您為什麽又申請去麻省理工讀研呢？
L：也是避免讓父母操心，當時就順從他們的意思去申請了。首先我希望能完成學業，在北大的求學經曆是一生中難得的。既然不會馬上出家，那我得給父母一個交代，讓他們知道我在好好學習，不用過早地擔心。
C：媒體報道中很多都提到您與父母的爭執，稱您的父母“內心飽受煎熬”，父母的態度是您遇到的最大阻力嗎？
L：媒體上常說我父母不同意，其實父母是非常愛我的，他們也願意給我一個嚐試的機會。恰恰是因為媒體的炒作，給我父母很大壓力，導致他們在一段時間中對此耿耿於懷。很多媒體其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可能他們恰恰代表的是最保守、落後的社會成見，給那些行為有別於大眾觀念的人以最無情的打擊。其實中國自古就有這個毛病，社會輿論是不給個人以空間的。你們看看魯迅的文章，想要做點革新的事情嗎？那些看客的吐沫星子已經把你淹死了。
C：媒體報道具體對您和家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為什麽您長久以來都沒有做出回應，直到今天願意與我們分享？
L：應該說，這些炒作給我的家人帶來很大麻煩。其實這幾年來的報道多是一些陳年的往事，很多還是編造的，沒有什麽實際內容，我也不想成為大眾的焦點，所以一直拒絕采訪。但每次又有人把這些往事炒起來，就會有很多人去騷擾我的父母、親人、老師、同學，還經常違背新聞道德，捕風捉影，給他們帶來很大壓力。我想說，這些媒體讓我挺憤怒也挺無奈的。我是一個平和的人，但是一個敢愛敢恨的人。對於這些缺乏獨立思想，全靠炒作過活的媒體，我已經知道他們的品味，以後也不會接受他們的采訪。我也希望北大的同學不要迎合這類媒體，不要把第一手資料給他們。
因為媒體它喜歡炒作，你給他一點信息，他就會捕風捉影把它放大。佛法裏有句話叫做，“是非以不辯為解脫”。自從我出家的事情被媒體關注以來，有很多人來找我，前幾年我是能躲就躲。但有一次還是被撞見了。當時我還是居士，一位法師正帶我們出去散步。有一位母親，為了她自己的一些人生困惑以及孩子的教育問題來找我，在我們出去的路上等我。我當時想趕緊躲起來，那位法師比較慈悲，他對我說：“人家這麽想見你，你就和人家交流交流吧。”於是我就留下了，和那位母親談了約一個小時吧。但以我當時的水平，解決不了她的問題。我隻能告訴她，一個僧人的成長周期是很長的，至少需要五年吧。她當時挺遺憾的。
前不久，她又來找我，留言給我說：“五年過去了，你能見我一麵嗎？”這一次我又拒絕了她。但拒絕了她之後，我仿佛感受到一種召喚，來自廣大的人群。我就想，我是不是太決絕了？我希望把佛法學好之後再麵對大眾，但什麽叫學好也沒有具體的標準。也許大家需要我發出一些聲音了。這也是我接受你們采訪的一個原因。
C：您現在與父母的關係如何？他們現在持怎樣的態度？
L：他們都還好。我母親考取了國家二級心理谘詢師，還有國際催眠師，經常去全國各地參加心理學的培訓講座。我在她的影響下，對心理學也很感興趣，今年剛拿到國家三級心理谘詢師的資格證，目前還在參加“京師博仁”團體輔導師的培訓，也許今年就能拿證。我們平時在心理學上也會有一些交流，所以母親也是我的一位老師。2015年的時候，有一次我媽告訴我，她在整理我高中時候的文集，準備出版。當時我正忙，而且也不想過早地麵對公眾，我就請她再等等。3年過去了，現在她開始繼續整理我高中時的文章。
我父親喜歡音樂、攝影，夢想周遊世界。他的足跡已經遍布世界五大洲，隻有南極洲和南美洲沒有去過。他還到世界各地的中學去考察物理教學的情況，學習他們的經驗。他有時會給我發來一些遊覽中的照片。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我很放心。
上次父親節我才跟我爸通一個電話，和我媽經常會微信聯係，討論些心理學的問題。可以說，他們越來越釋然。
C：您覺得比較理想的家庭關係是怎樣的？
L：首先，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選擇；其次，不是說沒有關係，應該去相互照顧、相互尊重。我覺得西方的父母和子女的關係可能相對來說要好一些，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很多中國的父母是沒有自己的生活的，他們的一輩子就投在子女身上，子女成家了，有了孫子之後，就投在孫子身上，沒有為自己而生活。
C：如您所說，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對於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並且是十分不尋常的。在您看來，他們對於自由的理解與您的理解有什麽不同呢？
L：首先，我特別感謝我的父母，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包括對自由骨子裏麵的熱愛。我父母給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對我也有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因為“智”是智慧，就是追尋心靈的一種東西，然後“宇”呢，是一種比較開闊的格局。
不過我學習佛法之後，我所理解的自由就會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內心的一種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樣。比如說，一個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夠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為我們的心念是受很多東西影響的，比如說，我們吃飯時的心念就受廚師的影響很大。我們看見一個東西，第一印象也不是當下能夠控製的，而是我們過去的一種積累，比如說，見到一個人，莫名其妙地就會很討厭，覺得和他性格不一樣，想控製也控製不住。或者有些時候明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斷地拖延、不斷地逃避。當然，心理學裏麵對這些問題講得挺多，很多時候人是無法控製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學，需要心理谘詢。如果每個人想不痛苦就能不痛苦的話，那心理學就沒有什麽必要了，所以我是更側重這方麵的一種自由。
當然，我在最開始學習佛法的時候，對它的理解還是會偏於另外一邊。佛法裏麵有很多戒律，以及對人的要求，但這種要求其實是為了幫助人去訓練自己的心，並不是要束縛人的身體。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把握住這一點的話，尤其是最初學習佛法的時候，就會展現出非常拘謹的形象，就會讓我們父母覺得難以接受。我記得大一的時候，父親帶我去買麵包，我就說這個麵包不能買，因為我對它起貪心了。父親就很受不了，就覺得你怎麽這麽教條，這麽磨嘰。慢慢地，我對佛法的理解才變得更加的靈活，和人相處的時候也會更加去考慮到別人，同時對自己也不會過於嚴苛，所以我覺得，其實這種內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協調的。
那時候，家中雖說有了電視機，但節目頻道就這麽幾個，按幾十下的遙控器，節目頻道就又重新來過。而且看多了，也就厭了。
C：您強調自由，但同時又強調愛國、社會責任，怎麽去平衡這兩者呢？
L：一方麵，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務於社會的道路，現實上要有所妥協，適應自己所處的團體和時代。佛法裏有一個詞叫做“隨眾”，大家幹什麽你就幹什麽。
另一方麵，人不能被他的社會角色和定位所綁架，他始終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即便他是一個團體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斷地有一種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對自身和環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覺得我們思想的自由其實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靈才能自由。同時，隻有秉持獨立的思考，才能真正為社會和時代負責，而不是人雲亦雲、隨大流。
柳智宇是"數學天才"，曾以滿分摘得國際數學奧賽金牌;高中畢業後，他被保送至北京大學;大學畢業前，他成功申請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大學畢業後，他來到北京西山腳下的龍泉寺，成為一名修行居士。之後出家為僧，法名賢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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