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春江南
一位喜愛琴棋詩書畫聯茶花，生活在世外桃源的凡夫俗子一枚
杭州為何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
在當代文學視閾中，方方的武漢、金宇澄的上海都豐富過當代中國城市被文學想象的方式，但是杭州沒有。盡管這個城市一直在生產作家，但唯獨一直沒有屬於這裏的城市文學。
在幾年前的一個研討會上，作家格非表達了他們這代作家的寫作焦慮：寫農村還是寫城市？格非深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學生已經對農村寫作幾乎無法忍受了。
《繁花》的出版部分緩解了這樣的焦慮，同時也更加劇了作家們的焦慮。如果說《繁花》的寫作被認為是城市文學的典範的話，是否意味著這一在中國長期被壓抑的題材類型有了複興的跡象？《繁花》之後，我們如何書寫城市？我們本就薄弱的城市書寫是否已經被過於強大的上海敘事淹沒了？80後杭州作家張哲的長篇小說新作《是夢》在上海之外，提供了一個城市書寫的杭州範本。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沈河西
《是夢》講的是1984年到2016年間一個杭州家族的故事，帶有強烈的自傳性質，書中諸多許多來源於作者的親朋好友，小說以這個家族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去展現當代中國人的生活記憶。同時，除了家庭生命史，這個小說寫的也是三十多年來的杭州城市變遷史。
許多讀者將之歸為世情小說，並與金宇澄的《繁花》作對比，但一個更有意義的問題或許是，《是夢》是否在上海這片已經被過度開拓過的城市文學版圖之外開辟出了新的城市文學經驗。
《是夢》
作者：張哲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10月
杭州，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失蹤者
在與張哲談到《是夢》時，他說，杭州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是接近於失蹤的。
張哲這番話需要從兩個角度來解讀。首先，杭州在何種意義上構成了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缺席者？如果僅就杭州有沒有被現當代作家書寫這一點來說，這個命題顯然是不成立的，盡管古典時代的杭州曾為無數文人墨客提供極其豐厚的審美數據庫，但這個城市也不乏與現代作家間的互動。曹聚仁、魯迅、周作人、鬱達夫、徐誌摩、豐子愷、俞平伯、施蟄存、戴望舒等眾多作家都寫過關於杭州的詩文，但這些關於杭州的書寫，有一個共性，就是普遍以散文、遊記等形式呈現，而在虛構類的小說中，杭州的確是缺席的。同時，當代杭州更是如此，除了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幾乎沒有重要的小說作品在書寫杭州。
1928年，鬱達夫與當時被稱為“杭州第一美人”的王映霞在杭州結婚。
第二個角度是，以城市文學的視角，當我們說一個城市是文學史上的失蹤者的時候，我們是在說這個城市沒有提供一種獨特的文學經驗。這裏的問題還不在於很少有小說的故事背景設置在杭州這麽簡單，而在於背後有一個更大的關於城市文學的問題，所謂的城市文學不簡單意味著故事的背景發生在城市，而是說城市本身成為作家書寫的對象。更近一步地說，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方麵是，城市本身的特質有沒有提供一種新的經驗。比如，重慶山城、霧都的迷離和離奇使得張恨水的小說情節跌宕起伏，撲朔迷離。而上海則更無需多言，無數中國現代作家是通過上海獲得現代性經驗的。
按照《文學中的城市》一書的作者、美國學者理查德·利罕的觀點，城市和文學文本有著不可分割的曆史，因而閱讀城市也就構成了另一種方式的文本閱讀，這種閱讀還關係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曆史：它既豐富了城市本身，也豐富了城市被文學想象所描述的方式。那麽，就前述文學作品來說，關於杭州的書寫有沒有豐富城市被文學想象所描述的方式呢？在當代文學視閾中，方方的武漢、金宇澄的上海都豐富過當代中國城市被文學想象的方式，但是杭州沒有。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即便前麵提到的諸多作家盡管都在自己的散文中書寫過杭州，但那隻能說是關於杭州的文學，張哲的這個判斷無疑是敏銳的：這個城市當然一直在生產作家，但唯獨一直沒有屬於這裏的城市文學。
“盡管城市文學在中國向來不夠發達，但還是有許多作家在書寫自己的城市，比如講到武漢，可能想到池莉。講到南京，從葉兆言、畢飛宇到葛亮。講到蘇州，則是蘇童、陸文夫等。上海則更不用說，王安憶、衛慧、金宇澄乃至新近的張怡微、錢佳楠的筆下是各不相同的上海。但是，就杭州來說，很難想到一個特別有代表性的作家。”
《平如美棠》作者饒平如為《是夢》繪製的插圖，他希望這幅畫可以留下一個中國人大家庭珍貴的相聚一刻。
張哲還發現，杭州除了沒有發展出更強勁的城市文學一脈，還被西湖、南宋等符號刻板印象化了。背後的原因錯綜複雜，其中可能和上海有關。
“經濟地位比不過上海，就隻有另辟蹊徑，或者說因地製宜，打古典文化和風景旅遊的牌，這恰好是上海的弱項。上一輩的杭州人總有一種心態，認為杭州被上海輻射或者說遮蔽了，對上海是一種既羨慕又妒忌的心態。比如一些時髦款式的衣服，杭州買不到，要專門坐車去上海的百貨商店裏買。所以上一輩的上海人也看不起杭州，覺得杭州隻不過是上海人度假看風景的後花園。但是這些情況在新千年前後逐漸改變了，因為，杭州改變了。”
離上海這座魔都太近，無疑擠壓了杭州的現代城市文學表現空間。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杭州構成了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失蹤者。但吊詭的是，杭州對於共和國的曆史來說又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城市。毛澤東稱杭州是他的第二故鄉，他去過杭州40多次，而且有諸多重大決策就是在杭州作出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明年推出的《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幹部蟬變》一書中，作者高崢以杭州為例分析在接管杭州的過程中，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幹部如何看待傳統的城市精英這一重要問題。因此，可以說，杭州是一個遠遠溢出於大眾想象的偏安一隅、被西湖南宋等符號包圍的旅遊城市，更多的經驗有待展開。
“不存”與“不響”之外，新的城市經驗需要被書寫
“杭州風景看西湖，西湖風景看白堤，白堤風景看桃柳。現在變了這副樣子，我是蠻肉痛的，實事求是說，寧可今朝沒來，寧可沒看到的”，《是夢》裏的一個老杭州麵對被台風洗劫後大煞風景的西湖風光時感歎道。而對一個城市來說，比台風改變城市景觀的力道更猛烈的是時間本身。麵對這樣的城市變遷，《是夢》的作者與筆下的人物更多的是氤氳不去的念舊，張哲管這種情緒叫“城愁”，區別於鄉土背景裏的“鄉愁”。
《是夢》內封圖片，來自意大利攝影師阿德裏亞諾·馬達羅（Adriano Madaro），他在上世紀80年代的杭州拍下這裏的市民生活，拍下兩個年輕人動人的瞬間。
談到今天的杭州，張哲更多表達的是一種失落情緒，他認為這是一座失落之城：這個“失落”同時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作動詞的“失落”，也就是丟失的意思，二是作形容詞的“失落”，也就是低落的意思。雖然在旁觀者看來，進入21世紀後，杭州的路越走越寬，從單純的風景旅遊城市變成往商業和科技甚至政治方向發展，它更現代、更具競爭力了，這應該讓人高興才對，有什麽可失落的？但是，得到一件東西的時候，你必然是交出了一些東西，必然是失去了一些東西的，這毫無疑問。我這麽說好像有點反現代化，事實上我完全不，我隻是比一般人更念舊而已，一般人覺得這些東西失去就失去了，適應新的就好，我不會這麽簡單地去看這個問題。
評論家張定浩在《關於“城市小說”的劄記》一文中給出過關於城市小說的若幹定義，比如城市小說隻能出自那些在某個城市長久生活過並且紮根於此的作者之手，城市小說要致力寫出的不是某座城市，而是“我”的城市。按照張定浩的說法，金宇澄一開始並未有野心要特意書寫上海，他沒有企圖去分析、展示、批判、建構乃至還原上海，沒有企圖將這座城市景觀化或寓言化，他想寫的僅僅是他自己看到的聽到的、屬於這個城市的人和景象，他們像空氣一樣交織在記憶中，不能被忘卻。在《繁花》裏，上海無處不在。同樣的，在《是夢》裏，杭州無處不在。張哲筆下的杭州，是香港作家西西意義上的“我城”。
“我寫的是我記憶中的杭州，而不是別人記憶中的或者現實中的杭州。所以它是且隻能是一座主觀的紙上城市。盡管我還是查閱了非常多的照片、視頻、新聞報道、文件檔案、信件、地圖，希望在小說細節的質感上盡可能準確地還原出每個特定時期的杭州人的生活。但整體上來說，它依然是主觀的。”
空間永遠是城市小說最重要的敘事語法之一。正如同金宇澄在小說裏插入自己繪製的上海城市速寫一樣，張哲也以自己的方式鋪展杭州這個城市的空間記憶。他有意識地在小說每個章節末尾插入了從古典至現代文人的杭州詩文，並附加了不同地理空間的來龍去脈。其中頻繁出現的一個詞是“不存”：前人關於這些地點的記述和我們現在看到的城市景觀已經麵貌迥異了。我在很多地名簡介的末尾都提到了兩個字——不存。有的是作為建築的實體不存了，有的是實體連同它所衍生出來的地名、區片名都不存了。這個“不存”，其實也就是“失落”的另一種說法。
“不存”與金宇澄的“不響”一樣都構成了書寫城市的基本語法和情感基調，而且相比《繁花》，《是夢》有更濃的念舊意味。在《繁花》裏，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商業大潮和日益加速的世俗氣息依然足以定義所謂的“上海性”，上海人依然是上海人，而在《是夢》裏，老杭州們一方麵對新的城市生活不以為然，一方麵又提醒自己學著接受這些變化，並放棄一部分舊有的執念。所以，“杭鐵頭”也好，“杭兒風”也好，或者是鬱達夫所批評過的貪小利、愛麵子、裝風雅等等，這些流傳已久的杭州市民性格畫像其實已經在21世紀的潮水拍打下趨於消散了。因而，《是夢》在情感上更接近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是一種哀悼意義上的城市寫作。
帕慕克最愛的土耳其攝影家阿拉·古勒鏡頭下彩色的伊斯坦布爾
但哀悼也好，念舊也好，對於一座城市強烈的懷舊情感特質，也會阻礙作者去書寫當下的城市經驗。文學評論家謝有順在談到廣東的文學時，講到一個觀點，像粵港澳大灣區這樣一個地理空間，尤其深圳這樣的城市，在過去改革開放的四十年裏，如何貢獻了前所未有的經驗，如何容納了千萬移民，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要著力挖掘的。廣東人由於長期被說成是“文化沙漠”，一直有一種試圖挖掘曆史遺產的動力來解決這樣的文化焦慮，但謝有順認為，廣東人不應該著重在往後看曆史，而應當看眼下和將來，1840年的近代文化對於廣東來說就是現在，不是曆史。同樣的，杭州也麵臨這樣的問題，杭州的現在和未來是阿裏巴巴，是互聯網、電子商務、創意產業，而我們的文學還沒有找到書寫這一麵杭州的方式。
麵對城市時的念舊或失落，並不是當代作家打量城市的慣常目光，他們更習慣以這樣的目光打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社會。而《繁花》和《是夢》都以一種回望的目光提供了審視城市新的視角。但就文學史的意義來說，是否也有必要走出這樣的念舊情緒，去直麵新的城市現實？評論家黃平有一個觀點，今天哪個作家寫好了城市，就能進入中國文學史。我覺得可以進一步說，什麽時候文學可以去處理互聯網、人工智能這樣切身的城市經驗，那才可以說，我們的城市文學真正成熟了。
2016年8月10日，浙江省杭州市，已停止使用的杭州艮山門火車貨運站。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然，就寫作來說，寫哪些不寫哪些，全由作者決定，但背後可以引申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在今天的當代文學裏，我們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去書寫互聯網等新興城市經驗的作品，又或者說，新的媒介經驗如何重塑我們對於城市的體驗，這樣的問題在今天的文學裏是缺席的。這樣的問題當然已經溢出了杭州和當代文學的關係，而指向我們的文藝創作如何回應媒介化的現實。
正如張哲談到的，過去上海人隻把杭州看成是後花園，但這樣的狀況在近年來逐漸改變了。上海人乃至全國人驀然驚覺，杭州已經變成北上廣深之外最具實力躋身一線的城市，這個城市以電商、創意、互聯網等新興產業成為眾多年輕人心中的另一個應許之地。正如曾經的深圳一樣，杭州也越來越成為一個極具未來主義氣息的城市。對於文學創作者來說，這座古典與現代並置的城市，這種過去與現代並置的時間形態，將構成一種創作上的機遇與挑戰。
城市文學除了如《繁花》《是夢》這樣去書寫記憶中這一條路，或許還可以開辟出一條書寫二十一世紀的新的道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夢》填補了杭州在當代文學書寫中的空白，但同時，回望之外，我們還可以呼喚杭州在當代文學書寫中的未來。
本文係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新京報記者 沈河西；編輯：蕭軼，走走；校對：翟永軍。未經新京報書麵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