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冤

  千古奇冤, 事國盡瘁. 同室抄戈, 親痛仇快!

 

1951年2月18日(農曆正月十三日) 中央人民政府”懲治反革命條例”頒布的前三天, 也就是我母親約同柳亞子先生同去宋慶齡女士處求保的前三天 (2月21日,農曆正月十六日) 我的父親被槍殺了.

“中國人民懲治反革命條例”是在我父親被槍殺後的第二天即1951年2月20日下午三時, 中央人民政府舉行會議, 討論並且通過了”懲反條例”, 第三天(1951年2月21日)才登報公布於眾的. 現將蓄謀已久而又迫不及待地處決身陷囹圄的我的父親,並在半年前使其失蹤的慘案申訴如下:

1951年2月19日,”光明日報”所載槍殺我父的判決詞曰; 匪國防部首要特務邢事國, 曾任匪第五十八軍少將軍參謀長, 匪國防部二廳一處副處長等要職.1944年邢匪充任匪軍令部專任研究員時,曾與”中統”匪首葉秀峰組織”西北考察團”, 蘬集情報,全部密報匪首戴笠.1947年後,邢匪充任匪國防部二廳二處少將副處長後,負責領導邊疆特務工作.1950年7月潛來北京,繼續特務活動,被捕後堅不供認罪行.

我的父親是一名國民黨將領,中蘇邊疆專家, 蒙古,新疆專任研究員.他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疆土, 為了新中國,決心跟共產黨走而起義, 投誠的.

我的父親邢事國,原名邢文鑄,1907年生,早年入”東北講武堂”,又於1938年畢業於"陸軍大學”第十四期,任國民黨第五十八軍少將軍參謀長.

1941年在桂林參謀學校當教官. 1944年後任軍令部二廳邊疆處少將副處長(該處無正處長). 1945年到1947年,  家父曾用外交部駐蘇聯新西伯利亞副領事的身份去蘇聯考察並研究中蘇邊疆.

我父親是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將領,由於在機關故不像軍隊率部起義那樣明顯與重視,而他所搞的中蘇邊疆工作卻又導致了他受害而死!

關於我父愛國與投誠起義這一事實,可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兵團史一鳴(音)處詢問,可查閱當時的登記資料.當時我父親曾寫過三份勸他人起義的信件.

當國民黨國防醫學院撤退時,我的伯父邢文鎔(國防醫學院上校軍醫官)曾留德十一年,赴美考察一年的藥理學專家,攜帶家屬準備去台灣,特地向堅定不移跟共產黨走的我的父親告別,我父勸他留下跟共產黨走,深信有一技之長者都會有光明的前途.伯父接受了父親的勸告, 終於留在了大陸. 解放初任東南醫學院,後任安徽醫學院二級教授.

二.我父親起義投誠後一直光明正大, 從無隱瞞曆史.因為無愧於祖國與民族, 與共產黨也從無衝突.報上所載”西北考察團”乃是”國父計劃實業團”,是致力於祖國建設並開發西北邊疆,家母曾參閱過其筆記.如果是到解放區去搜集情報, 搞武裝破壞的話,那麽他才是有罪於共產黨的.然而, 即使他曆史上有罪,共產黨的政策也是”既往不咎”的啊! 當家父從蘇聯回國後,正值東北戰場開戰前夕,東北要塞司令劉一峰中將邀我父當副司令,對付共產黨.我父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而拒絕參戰.國民黨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勸我父同去台灣時,我父以”台灣沒有什麽邊疆好研究”也拒絕了去台灣.

三.1945—1947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對我中華民族的威脅將來自蘇聯.為了防禦沙皇主義者的侵犯, 為了劃分中蘇未定邊界, 我父用外交部駐蘇聯新西伯利亞副領事的身份去工作了兩年. 解放後在”新中國服從於蘇聯的外交政策”的形勢下, 在”反蘇就是反共”的時代精神下, 把我父”潛去蘇聯”為中華民族搞邊疆領土工作視為”反蘇”而罪不容赦地加以殺害, 而至關重要的1945—1947”潛去蘇聯”的一段曆史報上卻隻字不提, 豈不欲蓋彌彰?

四. 在”中蘇一家”, 不分彼此,亦無邊疆領土可言的時代, 中蘇邊疆專家非但英雄無用武之地, 反而慘遭戕害!

1950年7月, 我父光明正大地前往北京, 是應外祖父信邀前去接洽任俄語教師之職, 且算為”中蘇友好”作些事吧. 我母親勸其不要去, 因為最小的孩子八月份將要生養(我的生日是1950年8月17日)在家可以照顧照顧. 我父親說”謀職之事無論成功與否, 一個月總要回來的”. 另外他又說”我去領通行證, 領得到則去, 領不到則罷”. 他是領了通行證去北京的, 住在我外祖父吳省三宅, 從無隱名埋姓, 而且均按當時的手續, 本人去申報戶口與注銷戶口的, 派出所在他報戶口時收留了他的通行證, 並關照他”離京時取回” 何為”潛來北京”?

五. 所謂”繼續特務活動, 被捕後堅不供認罪行”. 完全是”莫須有”的罪名. 一個人不是搞反革命特務活動, 他又有什麽罪行可以供認的呢? 如果搞了特務活動, 那麽”確鑿的證據”何在? ‘堅不供認罪行”, 就是沒有罪行的罪名, 純屬誣陷不實之詞!

六. 謀職之事無成果, 他即返滬. 然而直到我出生後他仍未回來. 寫信去北京詢問, 收到回信得知他早已離京, 外祖父等四處探尋, 去公安機關報失蹤並詢問”是否有被捕的可能”? 公安人員答”如果捕捉人的話會通知家屬的”.

以後打聽到火車站, 車站工作人員記得有這麽回事, “車票退了, 人被帶走了”.  家人仍不停地尋找, 三個月後, 才收到我父親從獄中寄來的”需要冬衣”的明信片. 家母曾去送過衣物, 但一次也沒給接見.

日推月移, 轉眼到了年底, 出於無奈, 母親約好柳亞子先生將於正月十六去宋慶齡女士處求保, 這也是眾所周知的. 然而正當求保的日子到來之際, 家父卻被迫不及待地處決了. 不讓決別, 自始至終不讓見麵正說明此案不可見人之處. 因為家父光明正大, 與祖國,民族及共產黨無辜負之處, 家母才打算過了正月十五元宵節後去宋慶齡女士處. 否則, 不管他”衝喜不衝喜”, 即使是正月初一也一定要去驚撓國家領導人.

我父遇難後隻得一”抬埋證”,連判決書也沒有.判決詞也是以後在報上看到的. 因為我父光明正大, 沒有罪行, 所以才使其”失蹤” 事實證明”失蹤” 就是為了逼供與殺戮!

報上假借國防部二廳這個臭名昭著的特務機關為名, 以官大罪大的邏輯來蠱惑人心, 而二廳處級, 將級首腦無一人被殺, 即使他們的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 1946年6月國民黨政府將軍事委員會軍令部, 軍政部改組為國防部, 原軍令部二廳與軍統局的原有特務武裝部分合成國防部二廳, 其時我父尚在蘇聯工作. 由鄭介民任廳長, 專門從事收集人民解放軍與解放區的軍事情報和進行武裝破壞活動.

我父從事的是中蘇邊疆工作, 實際工作上他隻有與蘇聯針鋒相對, 寸土必爭的曆史. 如果蘇聯作為解放區的話, 那我的父親是”罪孽”深重的. 另外, 軍統局的秘密核心部分則組成國防部保密局, 由毛人鳳任局長, 在大陸相繼解放時, 保密局曾在各地派出大批潛伏特務. 我父非保密局的人, 可見他也不會是派遣的”潛伏特務”. 他從無隱名埋姓, 又無將家小送往海外. (蔣介石對潛伏特務都做了疏散親人去海外的工作, 使之”不成功, 便成仁”).

軍統局沈醉先生來信說:”令尊大人, 過去我不相識亦無往來.” 由此可見同是二廳, 不是同樣的作為. 事實上殘殺共產黨的罪惡勾當與家父毫不相幹. 如今從口口聲聲的”國防部首要特務, 二廳一處, 二處少將副處長”中, 可見我父之清白.

同誌們, 在推廣”俄羅斯語言”的時代, (家父1935年入陸軍大學選修的就是俄語. 1945—1947, 新西伯利亞領事館請了一名俄語教師, 專職提高家父俄語水平, 由此任俄語教師是當時謀職的唯一出路)

蘇聯”專家,顧問” 不是為了於今為烈的侵略與領土擴張的沙皇主義侵略步驟, 能輕易殺戮”俄語人才”? 不是”全體動員, 大張旗鼓” 而是秘密地搞”鎮反” 這正是”克格勃”的行徑, 事實上俄國人實現了借刀殺人的陰謀!

曆史上, 蘇武為祖國, 為民族爭氣節與任何黨派不相幹. 我父親是為了祖國的領土與民族的利益, 反對蘇俄霸權主義的侵略與領土擴張, 抗禦侵略及劃分中蘇邊界, 應以中國與蘇聯”國與國”的問題來看待, 僅縮小在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範疇是欠妥的, 尤其是在爭取第三次”國共合作”的今天, 我們更加地感到!

這是一個有曆史背景的大冤案, 當時已做過一定的掩飾. 今天政府應對既無”犯罪事實”又無”懲反條例”為準繩的,失蹤後被槍殺的我的父親的冤案予以甄別昭雪! 我深信中國共產黨不是將錯就錯的黨!

                                                                                                      邢共炎 1980,10,18 原稿(略有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