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帝製與“新中國”共產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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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總是將中國當代極權統治和中國古代“封建專製”混同一起，說毛、鄧或習搞“封建專製”等等。記得巴金老人曾說：“五四”反封建專製不全麵，也不徹底，因此後患無窮，導致中國當代的專製，以致發生文革（大意）。這是很糊塗的意識，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可惜此觀念很普遍。
    
    首先，秦後，中國就不再是封建製，而是大一統中央集權製的帝製。周實行封建製，各分封諸侯自治，因而周天子也就談不到國家一統“專製”，故而周實行禮製，建立國家整體秩序。周是中國古代聖賢們理想的政治製度，孔子一生所求就是恢複周朝的製度。周體製固然好，但有兩個先決條件：一是沒有外敵侵犯的威脅；二是由天子到各諸侯都遵守禮製。
    
    如果有強大的外敵入侵，周天子就必需將各諸侯的力量，集中於中央統一指揮，以投入戰爭。但如此，諸侯就將受中央政權的控製，失去自身的相對獨立。中國古代之形成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北方各遊牧民族的不斷入侵是重要原因。作為一個農業國家，非集中更龐大國家的人力、物質統一調配無以抵抗北方驍勇的騎射民族。任何一種穩固的政治體製之形成，均有其內外必然的原因，包括地理、氣候、食物、地緣、種族、曆史傳統等等。政治是因勢而治，非一廂情願之事，任何脫離實際，僅憑主觀擬想而為都是災難。
    
    再，禮製的維持建立於天子及諸侯的信約之上，即各方均自覺遵守禮製；諸侯一旦違逆禮製，天子及其它諸侯就可對之討伐；而天子違背禮製，諸侯也將不再擁護天子。在那個時代，周朝的封建禮製製度是得當的。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國家規模的擴大，各諸侯勢力的不斷增長，而中央政權卻相對地趨向勢弱，封建禮製即瓦解，諸侯挑戰周王室，禮崩樂壞，諸侯彼此紛爭，天下大亂，戰亂延續數百年。至秦，以戰爭滅六國，統一中國。秦行暴政，因此迅速滅亡，但自後兩千餘年，中國之正統體製乃是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帝製。
    
    人類群體，規模越小，越容易達至認同，也越容易建立信約及管理；反之規模越大，分歧越多越大，也越難建立信約，如果其不解體，即需要附加強力以維持。古羅馬原本實行共和製，但自凱撒卻轉向了帝製，按照一般的觀念，從共和轉向帝製，這豈不是曆史的倒退？問題就在這裏，是“倒退”的觀念錯了。古羅馬四處征戰，不斷擴張，國家規模翻倍地膨脹，而將軍們的勢力與野心也隨之膨脹，其彼此殘殺，政變連連，非更強力的獨裁不得製止，因而共和製失效；同時統治龐大的國家及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也需要更強更集中的中央權力，因而羅馬轉向帝製。道理很簡單，幾個土匪打劫，商量著辦即可；但上百土匪聚在一起，就要有個老大。補充一句，古羅馬文明最好的時期，並不是共和製的時候，而是五賢帝的時代。羅馬由共和向帝製的轉變，根於國家的擴張及規模的擴大。
    
    作為自然農業國家，中國古代實行中央集權及大一統的帝製乃是自然。一則可集中國力抵禦外敵，二則可製止內亂紛爭；這是中國傳統帝製——中央集權及大一統的兩個主要的政治功能。當然，這是相對而言，中央集權及大一統並不能完全杜絕外敵入侵和內亂，但一個朝代有兩百來年的太平也就是好了。
    
    中國古代是自然農業，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天下太平，無戰即是好。當今的民主製度固然好，但是屬於工商業化的城市文明，近代之前的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而分散的龐大自然農業國家，並無實施的可能。中國帝製延續兩千多年不是沒有原因的。用當今的“自由”“民主”去要求古代中國，如同指責古埃及為什麽不是當今的美國。
    
    中國傳統帝製與共產極權體製全然不同。中國傳統“專製”僅在國家層麵，且限於政治領域。皇權至上——國家終極決定權，官僚集團具體管理國家。其製度即管理模式主要承襲傳統——世代積累下來模式，而其主旨原則則是孔子的“仁”與孟子的“民本”精神。古代中國，雖然皇權壟斷政權，但是有製度、有道統、有傳承、有規矩、有官僚集團的製衡，更有“仁”的宗旨，帝王並非可以任意而為。而且在國家層麵之下，政治範疇之外，實行社會自治——官不下縣，傳統氏族社會甚至可以有自己的武裝——民團，以自保。這一點非常重要，其標誌中國國家實以社會自治為基礎。雖然國家層麵皇權專製，但是社會層麵則是民治——氏族社會自治。而且，傳統中國土地私有，經濟自由、貿易自由。由於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沒有分封的貴族，因此農民沒有人身依附的問題，按照歐洲的觀念，中國的民是自由民，可自由遷徙、自由謀生置業，也可通過科舉去做官，甚至做到朝廷內閣。因此，古代中國的民沒有不自由的命題。誠然，古代中國有貴賤、貧富、上下之差別，甚至懸殊，但是這是可競爭的，最底層的窮人、家庭也可以通過奮鬥及機遇，成為富人、貴人。當今歐美發達國家，同樣有事實上的貴賤、貧富、上下之別，乃至懸殊。再，中國傳統帝製有律法，王子犯罪與庶民同罪，高於法律之上的唯有皇帝，也就是古代中國是講法治的。
    
    固然，古代中國，“國政”是皇帝和官員的事，民不得參與。但是在龐大的自然農業國家，於一個鄉下農民，國家是遙遠的事，交通、信息封閉得有時連換了皇帝都不知道，何談“參政”？農民於國家所求僅是非亂、少稅賦，並無決議國政的要求，他們的“政治權利”體現於氏族社會自治中。如果誰家子弟想參與國政，那就通過科舉，去做官，這倒是民的權利。作為古代龐大的自然農業國家，將國家交給經過科舉選拔及有實際經驗官僚集團去管理，乃是最優方式。
    
    按照古希臘人的觀念，民主製意味人民直接參與治理國家，重要事務由全體公民大會決定，少數重要官員由選舉產生，任期僅一年，而多數官員由公民抽簽擔任；法庭也是由公民組成，即公民團審與判。雅典伯裏克利將民主製推到極致。但這需要國家充分小方可。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都認為，實行民主製度的國家規模限於：國家全體公民可以聚集到一個廣場，人數大約是5000至6000人。如果國家過大，人口過多，民主製度——公民直接行使國家權力即無法實行。而隻能由公民推選出代表，管理國家，此即當今的民主國家的議會製。按照古希臘人的觀念，當今的代議製不算民主製。美國3億多人口，900多萬平方公裏地域，如果沒有現代交通、通訊，當今的代議民主亦不能實行。
    
    當今歐美國家實行的政治製度，是近代以來工商業化城市文明之體現，而且是由基督教文明中孕育出來的。我們不能以此作為唯一標準，要求、衡量人類以往的曆史以及所有的文明。人類有多種文明，不同的地理、生態、種族、曆史而生成不同的文明係統，而且各文明在不同的時代亦呈現不同的形態。就其生成背景及限定條件，它們都是合理的，而其彼此間的差異也是自然的。
    
    文明在漫長的時間中逐步生成的，是世世代代的生存經驗的淘洗及積累。因此文明首先是繼承，最重要的還是繼承，任何時代文明的絕大部分都是由繼承而來。文明的繼承和維護，遠遠重要於變革、納新、創造；是由於在傳統中變革、納新、創造之困難，這些詞語才被極度強調、放大；但要對文明有完整的認識，就會看到傳統的意義遠遠大於變革、納新、創造。當然，人類的生存形態是不斷變化的、有時甚至很劇烈，因此傳統需要變革、納新、創造、調整，但是這隻能是在承繼傳統的核心與主脈的前提下進行，而不能將傳統全盤推翻、拋棄。根的原因就是文明是漫長的時間中經驗的積累，其必需成為所有成員的具體經驗，潛移默化進入人日常生活的細節，方能有效運作。沒有開天辟地、一蹴而就的新文明，所謂的開創新天新地的革命，都是毀滅性的災難。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的重要區別就是，英國革命僅限於政體革命，而法國革命則是以往的一切全盤推翻打倒，“社會革命”、“宗教革命”、“文化革命”等等。“大革命”後，法國很大努力就是恢複被打倒的“舊傳統”。
    
    對於任何一個文明體，即使有一部更好、更先進、更成熟的文明擺在麵前，其也不能將拋棄自身傳統，將“先進文明”全盤拿來。這不是該否、對錯、好壞之事，而是做不到。“先進”文明再好，但並非一拿就來，而需要在漫長時間中點點滴滴地學習，使之變為全民的具體經驗。即使我們的傳統是舊的落後的，但如果我們拋棄它，而學習“先進”又需要漫長的時間，那麽這段文明空白怎麽填補？其結果隻能是，拋棄、打倒了落後的舊文明——起碼是文明，“先進文明”又一時學不來，於是便陷入野蠻、暴亂、虛妄、瘋狂，濫殺亂革、翻天覆地的大災難。
    
    文明之首要、重要之事是繼承和維護，其次方是變革、納新、創造。文明肯定需要根據時代、生態進行變革、納新，需要向其它文明學習——何況是向更“先進”的文明學習，但需要在繼承自身傳統的前提下進行，維護其核心價值與主脈。也就是說，文明的變革與革新，是其自身的調整與生成；而非拋棄一個舊的，拿來一個新的；自然，變革與革新所受到的文明固有條件的局限，也是需要以實接受的。
    
    因此，我的想法與巴金老人相反。“新中國”之災難，並非是由於繼承了中國五千年的“封建專製”，反之倒是摧毀中國傳統文明的結果，由而整個國家、民族陷入集體瘋狂，人的原始野蠻、恐懼與殘暴，在“新天新地”的召喚下，得以合法釋放。如果說，中共革命、毛中國與張獻忠、太平天國、義和團有一致性，那是因為野蠻、恐懼與殘暴是人的自然屬性，而文明的意義乃是壓製它，而建立“人”的共生秩序。而當文明衰落或崩潰，野蠻、恐懼與殘暴便會解脫文明的束縛，洶湧而出。這在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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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古代政體雖然是大一統帝製，但中國傳統文明仍是偉大的文明，其是一套完整、有效、成熟的文明體係，而且相當穩定。當然，它是自然農業文明，但它是人類曆史中最偉大的自然農業文明。人是自然生物，有不可根除的野蠻性，任何文明都有其天然的局限、欠缺、乃至黑暗、殘酷的一麵。這是普世人性所在。雖然歐洲文明有更大的活力，更有創造性，成果更輝煌，但是完整地看歐洲的曆史，其則更動蕩、有更多的戰爭、也更霸淩、野蠻。人類並不光彩，每部文明史都充滿血腥、黑暗。
    
    因此，我們需要拋棄對文明的虛幻，否則就真的陷入烏托邦的陷阱。“五四”新文化即帶有烏托邦幻想，1949年的“新中國”與之是有關聯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在任何時代，人都受限於環境、條件，其可為性相當小，人的存在，絕大成分是“不得不”，除非是希特勒似的瘋子，而人類最大的罪惡與災難即來於妄行。靠譜的政治大多是，不是選擇更好更理想的，而是選擇更實際、害處更小的。文明總是相對的，沒有完美的文明，所有的文明都局限有陰影。我們考察文明，隻能根據當時的地緣、生態及曆史條件，而不能剝離這些抽象論述。用今天要求過去，用此裁斷彼，說到底是出於權勢。
    
    中國傳統上的中央集權大一統有種種弊端，比如壓抑了地方，否則各地方生成出諸多小文明體，即豐富文明的形態，亦促進文明間的競爭，刺激文明的活力。但這僅是事情的一麵，還有另一麵，大一統推動文明的普及，促進經濟發展、物產流轉，多種文化的融合，而且龐大的文明體更穩定，更可經受挫敗與撞擊，更可能在時間中持久延續，這是大一統的好處。歐洲近代，現代國家之形成，兩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統一國家與強化中央政權；也就是由諸多封建諸侯，走向統一的國家，並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國家。中央集權、大一統並非就一定是壞，在人類以往的曆史，它也曾是有益的，是人類文明史中重要的成就。當今，諸多學者動輒即批判中國數千年“大一統專製”，全不顧及曆史。中國古代之大一統中央集權，有弊端，但更有文明的積極意義，否則古代中國大部分地域都將處於自生自滅的野蠻狀態，或者各族群彼此殘殺滅絕。文明總是具體曆史中的文明。
    
    啟蒙運動有種不好的東西，就是抹殺曆史，否定之前的歐洲文明，將整部中世紀說成是黑暗的，不可救藥，仿佛文明從“啟蒙”才開始。“Enlightenment”這個詞就很有代表性。其實，在歐洲的文明史中，中世紀很重要，其完成了對歐洲各野蠻民族的文明化，整合了以基督教為核心的歐洲文明的主體框架，奠定了歐洲近代文明的基礎，文藝複興、啟蒙運動都是中世紀生成的果實。全盤否定過去，打倒過去，這種激進的“進步觀”很有害。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直線的曆史進步觀的進一步極端化。
    
    毋庸置疑，古希臘文明比古中國文明有更輝煌的建樹和創造。但是文明的誕生與形成是天意，也就是其由種種客觀條件與因素偶然形成的，包括驟然降臨的天才。這些均是非人所能決定的。文明是命運。古希臘文明之形成有種種原因，半島環海、山丘地形、陽光充沛、愛琴海通達歐亞，以及希臘少糧食而盛產橄欖、葡萄，這些決定了古希臘形成眾多分立的城邦，經濟多依靠釀酒榨油、航海與貿易。古希臘文明從其始便具有工商、城市文明的特點，由而產生公民製與政治民主。我們講希臘文明，多強調它的城邦、工商貿易，但古希臘還有一重要元素被忽略了，這就是海盜傳統——廣義的海盜。荷馬史詩所吟詠的阿克琉斯即是海盜，“我坐船去毀滅了12座城，並且在這美好的特洛伊平原上毀滅了11座城，我從這些城堡得過無數美好的財物。”。海盜是海洋文明的開拓先鋒。近代西方國家與古希臘很像，工商、城市、加海盜，這也是他們特別重視古希臘文明的原因。
    
    再，古希臘文明之所以如此輝煌，也是由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得益於古埃及、兩河流域及腓尼基文明的影響，也就是說古希臘文明是有來源和借鑒的。而中國傳統文明則是原生文明，主體上沒有繼承、借鑒它文明的好運氣。
    
    古希臘的曆史總共600多年，鼎盛時期不過200多年。古希臘滅亡的原因之一即是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與中央集權，其數百個城邦，紛爭內戰頻頻不斷，戰事遠多於其它地域。希波戰爭中，希臘雖然最終戰勝了波斯；但之後，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兩大同盟卻爆發了延續近30年的內戰——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內戰耗盡了希臘，最終被新興起的羅馬所滅。反之，古希臘的繼承者是羅馬帝國，是羅馬延續了古希臘文明，並將之推廣到整個地中海地域。前前後後，古羅馬存在了近兩千年——包括東羅馬。向前，羅馬吸納了古希臘；在後，羅馬收納了基督教；羅馬構建了“希羅基”（希臘、羅馬、基督教）文明的完整框架。當今所有基督教國家都是古羅馬的子孫，包括美國、俄羅斯。如果古羅馬不實行中央集權的帝製，就成不了帝國，如果不是帝國，就不可能征服統治如此廣闊的地域，而非此，古羅馬就不能整合如此龐大完整的“希羅基”文明體係，進而也就不可能有當今的歐美諸國。同理，古代中國文明與之類似，隻是中國文明的擴張是融合，而非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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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不能將人類古代的帝製——所謂“封建專製”與毛極權製度相混肴？因為前者屬於文明，後者是反文明的。為什麽這樣說？我們看事實。
    
    我們看毛“新中國”的三十年（毛後，中國進入後極權時代，暫不論述）：
    
    一、剝奪全民私有財產。農業，沒收所有農民土地、牲畜，地主被抄家，掠走所有財物。工商業，沒收私人企業、廠礦、商店、房產，以致小飯鋪、裁縫店均收歸國家。全民無私產，赤貧，唯有效忠“黨”，為其所奴役。
    
    二、摧毀中國社會。數千年來，中國農村社會自治，朝代變，國家變，但中國農村社會不變。這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基礎。但中共統治，大規模屠殺鄉紳，摧毀鄉村自治社會，在鄉村建立黨支部，設立民兵，將黨的統治一竿子插到鄉村基層，進而成立公社。以致數億農民淪為“黨”的農奴。在城市，取締或收編所有的民間團體，黨控製每個單位、街道、個人。人類文明傳統中，國家和社會是兩個層次，國家由政府專權管控，但社會則是民自治，這是文明的正常形態。因此傳統君主或帝王專製是有限的，僅限於國家層麵，而社會是民治。而共產極權摧毀民治社會，將社會從民手中奪過來，由“黨”來控製，以黨取代社會，由而黨權力便控製到每一個人。這是共產極權統治與傳統君主、帝王專製的重要區別。
    
    三、大規模屠殺、迫害，實行恐怖統治。毛統治以“革命”治國，而革命就是“槍杆子、筆杆子”。土改殺了200萬以上的地主，鎮反又殺了百萬以上的反革命（1954年公安部報告中說：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千人，判刑勞改129萬人；管製120萬人）。反右，300萬人被打成右派，遭到監禁、流放、勞改。文革，近200萬人無辜死亡，十數萬人被以反革命罪處決,武鬥死亡20多萬，700多萬人傷殘。胡耀邦說“中國在文化革命中兩億人被批判、鬥爭、牽連，所以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受到過不公正對待和迫害。”毛時代，人不僅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哪怕不經意地說錯句話寫錯個字——即使是孩子，都會遭至滅門之禍。“黨”監控到每一個人，鼓勵“人民群眾”相互揭發鬥爭，兒女檢舉父母，學生告發、批鬥老師。“黨”控製公檢法，隨意地抓人、刑訊、關押，乃至處死。文革期間，紅衛兵更是可以隨意地抄家、施暴、虐殺。
    
    四、剝奪人的基本生存權。“新中國”，言“自由”、“人權”乃是反革命罪，甚者會被處以極刑。“新中國”之殘酷，不在沒思想、言論自由，而在於人的基本生存權被剝奪，人生理性的生存被壓低到極限。“新中國”實行戶籍製度，各級政府設置人事部，城市住民不得遷徙、改換工作，除非是“組織”調動，或經過其批準。農村，農民不得更改農民身份，不得遷離本村，不得去城市做工，饑荒時，即使餓死，也不得外出逃荒。毛時代，農民一年勞動所獲，除留下口糧外，全部充公，而留給農民的口糧則壓到最低限度，至鄧改革前，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吃不飽飯，有的地區農民一天勞動所得僅有幾分錢。六零年前後幾年，3000至4000萬農民餓死。在城市，實行配給製，除特權者外，居民僅僅是勉強維生，衣食、日用品、住房均被壓到最低限度。
    
    五、國家以“革命”為本。中國傳統文明是以民為本，而毛則以“革命”為本，持續不斷地發動戰爭、革命、政治運動，將人民投入持續的災難。對其外，抗美援朝戰爭、援越抗美戰爭、珍寶島戰爭、以及援助第三世界各國革命；對內，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合作化、大躍進、反右、四清、文革。毛之“新中國”，就是將中國打造為全世界的共產革命基地。毛的一生及他的意識，中心就是革命、造反，為之不惜毀掉中國、人類。毛說，“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核戰爭有什麽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毛“革命”即：暴力與烏托邦妄想，以前者去實現後者。
    
    六、等級製的“階級鬥爭”。中國傳統社會不是封建製，人沒有固定的身份，因此不是階級等級社會。中國有官民、貧富、貴賤之分，但都不是固定的階級，民可為官，富可變窮，賤亦可成貴。這與歐洲封建製完全不同。中共立國後，一是實行戶籍製，二是實行階級等級製，這是其極權統治的兩個辦法。在中國，政府為每個人設立檔案，檔案中有兩個欄目：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這就是其被劃定的階級。在社會學上，由非階級等級製轉為階級等級製，是社會的大倒退。
    
    在製度條文上，中共的階級等級劃分是：一、革命幹部、軍人；二、工人階級；三、貧下中農；四、平民；五、知識分子；六、資產階級；七、地富反壞右。
    
    在事實上，革命元老、黨政軍各級領導是國家統治階級，也是享有特權的階級，他們掌控國家各級政權和財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黨信任的階級，黨榨取他們的血汗，但也利用他們的愚昧和暴力統治社會。平民是中性的。知識階級，黨將他們視為潛在的敵人，一方麵控製他們，一方麵利用他們的知識技能。黨之所以將他們的地位置於工農階級之下，就是利用工農的愚昧和暴力，壓製威懾知識階級，羞辱知識階級，讓其自卑，擡不起頭。同時，也在政治上收買工農階級，讓他們覺得是自己高於隻是分子，是國家的主人。再，黨製造出來的兩個敵人階級——“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資”階級。他們在社會最底層，是“賤民”，任人歧視、踐踏，並且黨給他們戴上“國家、全民敵人”的標簽，他們可以被隨時隨意地拉出來批判、鬥爭、毆打、遊街，乃至被公審處決。黨之所以製造出來兩個敵人階級，就是為了實行恐怖統治，威懾全民，領袖、黨隨時可以將政敵、異議者、不聽話的人、不忠誠的人、甚至看不慣的人，打為敵人階級，讓他及其家人永不得翻身。毛製造操縱“階級鬥爭”，既清洗政敵，又威懾人民，鼓動人民群眾的盲目革命激情，而人民也可以自覺高人一等，有了可以發泄不滿、怨憤、暴力的對象。階級鬥爭是實行極權統治的主要手段。
    
    七、領袖製。中國傳統帝製是一完整的政治體係，皇帝有終極裁決權，但並非隨心所欲，皇帝有天——崇天、有仁德要求、有史、有祖訓、有傳統、有製度、有禮儀、有官僚集團的製約等等。國家、百姓罹難，皇帝要發罪己詔。但共產極權實行領袖製，斯大林開創在先，毛將之推到極致。革命領袖是現世神，高居一切之上，沒有任何製約，可肆意而為。毛說自己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鎮反，他指示按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殺人。反右，毛先是信心滿滿倡導大鳴大放，一看勢頭不好，轉眼就鎮壓，將數百萬人打成右派。大躍進、文革都是毛個人異想天開的“偉大創造”，前者餓死數千萬人，後者讓數億人彼此惡鬥殘害，折騰了十年。
    
    八、全麵毀滅文化。在中國秦後的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中，秦始皇焚書坑儒均是大罪大惡，可見曆朝曆代是如何尊崇文化和知識人。但“新中國”建立後，則以國家暴力，有計劃地全麵徹底的摧毀中國文化、迫害知識階級。毛說“秦始皇算什麽？他隻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共產革命與極權，否定人類全部的曆史和文明，並欲以人民暴力摧毀之，而在地球上建立萬年永固的共產天堂。中共奪取政權後，毛發動一係列的政治運動，清洗知識人，摧毀所謂“封資修文化”，批《武訓傳》、批《清宮秘史》、思想改造運動、反右、乃至文革。自“新中國”建立至文革結束，除極少數外，幾乎沒有不曾遭受過迫害的知識人——包括黨內知識分子，甚者處決、自殺、終生監禁、流放，輕者批判、鬥爭、自我認罪、下放勞改等等。中共所謂的“封資修文化”，“封”即中國傳統文化，“資”即西方文化，“修”即蘇聯文化——這一條是斯大林死後補上的。也就是說，除了馬列思想、毛思想，人類所有的文明、文化均是糟粕、反動的，要打倒、摧毀。先是禁、批、改：禁書禁言禁思，對人類之曆史、文明、文化展開全麵的批判；改曆史、教育、改文字、改風俗；一路推進，到了文革進入瘋狂狀態：燒書、砸學校、鬥老師、挖墳掘墓、換街名，連老屋門上的字都要摳了。最盛時，全中國隻有一本紅寶書，全國人民的忠字舞，文革末期才又增加了八個樣板戲。當今，中國社會及民族的整體流氓化，根於毛時代對文化的徹底摧毀。
    
    九、顛倒文明價值。文明是困難的，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就是竭力維護文明。國家、民族是共生體，不論其對外如何，但對內的文明原則是共生，揚善止暴，因此其核心價值是：仁愛、公正。任何文明體，任何時代，其終極價值都是如此，否則該族群即彼此殘殺，這也就是國家、民族崩潰、解體時的現象。基督教文明的愛、中國文明的仁義、佛教的慈悲、猶太教的十戒、都體現了人類文明的共生原則，而且這些核心教義、價值是人的言行準則，充盈社會日常生活。
    
    而中共革命與極權的核心是階級鬥爭，並且暴力與專政是根本手段。毛說“以階級鬥爭為綱”，“共產黨的哲學史鬥爭的哲學”。說到底，中共革命是：貧民搶劫有產者；遊民消滅精英，奪取政權；愚眾打倒知識階級；野蠻推翻文明；砸爛以往，開新天新地。其是以仇恨為始，暴力摧毀為行，虛妄為目的的革命。仇恨、鬥爭、暴力是中共革命與極權統治的核心，即毛所說的“綱”。我們說共產革命與極權是反文明的，是有根據的。看看中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以澎湃為代表、四十年代末開始的土改、“新中國”的鎮反、大躍進、文革，在今天看來都是恐怖主義的，比伊斯蘭國更甚。
    
    中共革命與極權本質上是遊民革命與政權，這與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李自成張獻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綜合翻版——他說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隻是在新時代，這股中國曆史中最野蠻、殘暴的遊民造反力量被蘇俄收編，蘇共給了它共產意識形態、“黨”的組織模式，也給了它具體的領導，以及資金、軍事的有力支持。這使中共得以奪得中國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共的勝利即蘇俄的勝利。特別是在國共內戰中，如果沒有蘇俄的資金、武裝、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絕無贏的可能。
    
    中共革命與極權本質上是遊民革命與政權，這與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李自成張獻忠的造反是一致的。毛本人就是此三人的綜合翻版——他說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太高擡自己了。隻是在新時代，這股中國曆史中最野蠻、殘暴的遊民造反力量被蘇俄收編，蘇共給了它共產意識形態、“黨”的組織模式，也給了它具體的領導，以及資金、軍事的有力支持。這使中共得以奪得中國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共的勝利即蘇俄的勝利。特別是在國共內戰中，如果沒有蘇俄的資金、武裝、外交的全力支持，中共絕無贏的可能。
    
    作為遊民革命與政權，中共自然是野蠻而殘暴的，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由此觀之，便是當然之事。看看毛時代的“新中國”：以窮為貴；以卑賤為榮；崇暴力，鄙禮儀；尚愚昧，毀知識文化；滅精英，而舉愚民；仁義道德為反動，苦大仇深、造反為真理，等等。清楚這些，就會明白毛之“新中國”為什麽會如此黑暗、殘暴、荒誕。在人類文明史中，這是最可悲的一幕。
    
    十、劣勝優汰，民族野蠻化。中共集團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下層知識青年。他們經“五四”新文化洗禮，叛逆傳統、社會，但個人卻無出路，受左翼思想影響——當時世界是左翼思想為時尚，因而接受了共產意識，投身共產革命。在共產革命中，他們類似神甫，是共產意識的布道者、凝聚劑，沒有他們就不會有中國的共產革命。但正是由於他們信奉共產主義，有知識，而不斷遭到清洗，可以說，除個別人外，他們幾乎沒有逃脫被清洗命運的。二、社會流民精英——流氓無產者。他們處於社會底層、邊緣，不務正業，低文化，卻生命力旺盛，不甘命運，反社會，有野心，有能力。他們投身共產革命是打天下，實現抱負，出人頭地。此類人，在任何亂世，都會是造反骨幹。在共產黨隊伍中，他們是中堅，是實權實幹派。中共各級領導主要是這批人。劉青山、張子善是趕到當當上，被倒黴地抓了典型，但中共幹部，從上到下大多如此。因此，毛憤憤地譴責“他們比資本家還厲害”。這也確是毛要反動文革的原因之一。但毛本人也是一與二兼有之。三、被裹挾進的農民。其中一部分是中共脅迫強拉進去的，比如土改中，大批農民被強征入伍，為中共去打仗。再，一部分農民是因為災亂中失去生計，為了吃飯而加入中共隊伍。還有一部分人是因為聽信了共產宣傳，而投身革命。此類人中，能力強的會晉升為骨幹，被提拔為幹部。而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隻是為中共的炮灰。
    
    中共靠槍杆子打天下，趕走國民政府後，以軍隊接管中國各地政權。而中共軍隊各級領導大多是以上第二種人。他們多是殺出來的，沒文化，或低文化，殘酷、愚昧而妄為。建國後，中共在官員、幹部遴選製度上，實行階級劃線，信任“工農兵”，從他們當中提拔苦大仇深的、效忠“黨”的，敢於“鬥爭”的，而排斥知識分子，排斥“地富反壞右資”家庭的子女。由此，我們可以看清毛時代中共政權是由什麽人組成的，其性質是什麽？
    
    毛“新中國”，中國的各級政權，從基層農村，到區縣、省市，到中央，乃至毛本人，主體上是由遊民——流氓無產無業者掌握。中共政權本質上即是流民政權，近乎太平天國——中共是成功的太平天國。這也就是中共統治為什麽如此黑暗殘暴，能做出大躍進、文革如此荒謬絕倫之事？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各級官員多是愚昧殘暴的流民。看看大躍進中，李井泉治理四川，吳芝圃治理河南、張仲良治理甘肅、黃巖治理安徽。。。。他們與毛治國是一個模式，即流民當政，毛與他們是大小之別。中共土改之殘暴，也是因為中共在土改中依靠的對象——土改積極分子，是鄉村的苦大仇深的人、混混、二流子。整部中共革命與統治都是如此。文革，老紅衛兵們豪情萬丈，抄、燒、砸、虐殺，他們隻不過是模仿他們的父輩，而且是小巫見大巫。
    
    自然，凡加入中共的也會接受共產意識，並受黨組織的約束，但是共產意識及革命本就是主張暴力、殘酷鬥爭的，反人性，為“主義”不惜摧毀一切，這就是使流民的暴力合法化、正義化，由而也就更加殘酷。毛說自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他誇大了自己，如果沒有背後的蘇俄，毛連延安的山頭也守不住，“新中國”與其說是中共的勝利，不如說是紅色蘇俄的勝利。再，秦始皇、馬克思再怎麽糟，都不會搞出大躍進、大煉鋼鐵、文革那麽荒唐的事。毛哪裏是治國，而是無休地折騰、施暴、作孽，他就是洪秀全加李自成、張獻忠。從延安到“新中國”，斯大林在，對毛是個罩子，斯大林一死，毛就起身造反，毛的夢想就是，在斯大林之後，當全世界共產革命之王，將中國打造為世界的“金田”根據地。
    
    中國自古都是舉賢任能，學而優則仕，科舉製體現了古代中國的文明取向，這個取向的核心價值是仁義。國家的官員、人才的選拔，以仁義為基本原則；國家要交給文明程度高的、有教養的、賢能之人來治理。而毛時代中共政權的官員、人才遴選製度是以“階級劃線”，在實踐鬥爭中從“工農兵”中選拔，最典型的是文革期間從造反派中選拔中央領導；工人軍人進駐大學領導大學；廢除高考，推薦工農兵上大學。在文明史中，這是逆向文明，優汰劣勝，結果是整個國家、民族的文明大倒退：貧窮化、反智化、野蠻化、暴力化，也就是反文明。
    
    毛後，鄧實行改革，改變了毛路線，比如放棄階級鬥爭、發展經濟、重用知識分子、恢複高考、對外開放等等。但為了維護中共政權，鄧定下了“四個堅持”的基本原則，中國由極權進入後極權時代。由於有“四個堅持”的限定，中國即無法恢複文明的核心價值，即正義。沒有這一條，文明的整體秩序即無法建立。雖然，表麵看當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繁華昌盛，但國家、社會的內部卻是散亂、非秩序的，其穩定的維持與運轉，主要是依靠利益與暴力強製。中國社會既缺乏共識、公義、道德、信約，也缺乏法治，國家、社會趨向黑社會化，民族、人民則趨向流民、流氓化。中國的前景很悲觀，很難逃脫大崩潰的命運。這此種不幸狀況是毛時代既奠定的。
    
    十一、翻版的天平天國。中國文明是世俗文明，因此中國傳統政治重實際，重人性，保守，求穩求容，求天下太平。當然，所有的政治都有黑暗、殘酷、權謀的一麵，但中國傳統政治的正統觀念是：仁政、寬容、融合、中庸。但共產革命與極權則是將所有的事做絕的政治，其虛妄一個烏托邦目標，施以暴力革命與極權統治，橫掃一切。毛“新中國”三十年，滅了地主、鄉紳、資產階級、知識界、傳統、“封資修”文化、各宗教，毀了教育、大學、幾代青年、無數家庭，濫殺施虐、死了數千萬人，幾億人遭受各種迫害。毛以共產主義教，取代了洪秀全的上帝會，重複了前一個世紀的太平天國。中國會不會再來一次太平天國、毛革命？很難說。
    
    以上十一條，是毛“新中國”極權統治的要點，我們看看其中哪一條與中國傳統帝製相同呢？二者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態，後者是文明的，前者是野蠻、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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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組織、共產革命，以及共產黨的極權製度，這些均是西方文明中變異出來的，是西方正統文明的異端。中國傳統上的本土文明產生不了這些。不是說中國傳統文明更好，而是中國傳統文明中不具有自生共產主義思想與革命的基因。比如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思想，根於猶太教、基督教的彌賽亞精神。而在中國傳統中不存在“解放人類”的思想，甚至沒有“解放”這個社會詞語。蘇共之成功，得益於共產黨組織係統的建立，嚴密、秩序、有效、高紀律、有共同的信仰、有犧牲精神。作為世俗的自然農業文明，中國人完全沒有創建此種嚴密而有效的組織的能力。看一下基督教的曆史，就會知曉，共產黨的組織模式來於基督教會——基督教會的異化，特別是早期基督教會。而歐洲、俄國共產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延伸和極端化。工業革命給歐洲帶來劇烈的衝擊和巨變，在翻天覆地的裂變中，歐洲產生了種種極端的思想、主義、運動、革命，共產主義思想與運動隻是其中之一。共產革命的宗教性、絕對化、排它性、極端性，也是和基督教一神崇拜相關的。
    
    在歐洲，有關“共產主義”隻是一種世俗的思想與社會運動，影響也並不大。隻是在落後的俄國，共產主義革命獲得成功。其中關鍵之處在於，俄國的共產黨領袖們將之打造為宗教。這包括：將共產意識神化，為解救全人類的唯一真理，並使之成為精神信仰。將領袖樹立教主，先是馬克思、再是列寧、再是斯大林，他們是神，崇拜的偶像，絕對正確，即是共產真理。黨組織宗教化，以共產信仰為凝聚、確立領袖的權威、神秘化、集體化、個人對組織絕對忠誠、懲罰叛逆者、清洗不純者、定期學習匯報思想、建立崇拜儀式、宣誓盡忠、奉獻、為黨犧牲生命，等等。在基督教曆中，凡叛逆的異端教派，都會建立類似的教會組織。再，共產主義的排它性——一神教，否定人類既存的所有宗教、信仰、思想、製度、文化，並欲消滅之。
    
    蘇共正是在落後的俄國將“共產主義”打造為宗教，而有巨大的號召、組織、行為的力量，特別是收到了加以殘暴的國家力量，而將蘇聯建立成龐大紅色“神權”帝國。
    
    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席卷全球，有如此巨大的影響，是因為它被打造為宗教，從而為十數億人所信奉。近代，新舊時代交替，世界陷入混亂，危機重重，人的意識、思想、精神尤其如此。科學擊垮了傳統宗教，唯物論泛濫——以科學解釋世界，但是人生命的深層有宗教的需要，於是貌似科學的共產主義便很容易地被宣傳為拯救人類的新希望，於是便成為了一種現代精神信仰，加以“黨”及其所推動的運動、革命，便成了宗教——一種現代異化、異端的宗教。
    
    共產主義革命成為宗教的危害是：1、欲在世俗人世建立彼岸的天堂——共產主義；2、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去實現共產天堂；3、共產意識為唯一真理，批判、否定人類全部文明，並以暴力摧毀之；4、以領袖為現世神，全民膜拜；5、否定人性，生命的價值，大規模屠殺；6、建立極權製度，對人的全部剝奪及完全的控製。
    
    經過列寧、斯大林兩代蘇共領袖們的打造，共產主義革命成功地成為了宗教，並奪得俄國的政權，建立了龐大的紅色蘇維埃帝國，斯大林為教主。斯大林早年是東正教第比利斯聖靈神學校的優秀學生，但他以後叛教，投身共產革命，並且他最終以國家暴力摧毀了東正教，將俄國打造為“紅教”極權帝國，而他則將“帝王”及“教皇”集為一身。於此，斯大林的確是天才，“偉大”而殘暴的“現世神”。斯大林建立紅色蘇聯帝國，還有一個製度來源，即蒙古帝國的全民軍事化——千戶製。蒙古曾統治俄國200多年，對俄國的影響深遠，“蒙古”是俄國民族血液的一部分。斯大林所建立的通過“黨”來統治國家與全民的製度，綜合了基督教會與蒙古的千戶製的組織形式：在城市，將全體市民組織到各種單位——廠礦、機關、商店、學校、醫院、街道。。。.；在農村，將全部農民組織到集體農莊；而“黨”在單位、軍隊、集體農莊均設立組織——由基層始，對之實行控製與領導。而黨組織是金子塔式的，上級管轄下級，下級對上級負責，逐級遞升，集中到中央，再集中到政治局，而政治局則全全服從領袖斯大林個人。這是蘇俄創造的國家極權模式，中共及“新中國”整部“黨”、軍隊、社會、國家組織模式的都是由此而來的。
    
    中共是蘇共創立的，這是蘇聯紅色帝國部署東方戰略的一部分，是蘇共勢力在中國的延伸和擴張。中共的人員組成是以上所說的三種人，但是蘇共以共產信仰、黨的組織模式，將他們收編。蘇共與中共的關係是主體與從屬、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並且蘇共給中共提供資金、武器、軍事顧問，甚至直接任命，改換中共最高領導。雖然到延安後，中共有了某些獨立性，但基本還是受蘇共控製和領導的。比如毛本人就是斯大林選定的中共領導者；再如，西安事變，按毛的意見是要殺掉蔣，但斯大林指示釋放蔣。二戰後，也是斯大林指示毛赴重慶和蔣談判——毛本不想去。國共內戰，毛和斯大林的意見雖然有分歧有矛盾，但這仍是上下級之間的分歧、矛盾；而在整體上，中共對國民黨的戰爭，是按照蘇聯對抗美國的大戰略需要進行的，中共凡大決定都經過斯大林的首肯，有的直接就是執行斯大林的旨意。國共內戰中，蘇聯援助了中共大量武器裝備，非此中共即不可能打敗國民政府。
    
    “新中國”，整個國家建構模式都是照搬蘇聯的，政治、經濟、軍隊、司法、公安、教育、宣傳、文化。。。,可謂是全盤蘇化。這也就是說“新中國”的極權製度是蘇聯搬來的。蘇聯是“新中國”的教父，“老大哥”；“新中國”同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是蘇聯的衛星國。
    
    這裏，我舉一個象征性的事例。毛死後，屍體擺放在國家中心廣場，作為永久“領袖”，供人世代瞻仰膜拜。這是向蘇俄學來的，列寧、斯大林死後，屍體被供奉在紅場。一個國家將屍體“保鮮”，作為“神”，供奉在國家中心，讓人民膜拜，這是及其野蠻、恐怖、愚昧而又醜陋的事情。人類文明從未有過的這樣的事情，這是紅色蘇俄的“偉大創造”。不要小看此事，這是共產革命與極權的終極象征，顯露了其掩蓋的本質。共產意識宣揚唯物主義，但是共產黨卻需要製造神，用以鼓動人民革命，並統治人民。神是不死的，而“領袖”卻會死，共產黨如何解決這個悖論？他們的“唯物”辦法，就是將領袖的屍體“保鮮”，供奉在國家中心，讓人民繼續膜拜。但是他們不會懂得，在宗教中，這是屍體崇拜，屍體崇拜是對死亡、地獄、魔鬼的崇拜。因此，在人類種種文明中，都是將人的“屍體”恭敬地送走，或埋於土，或焚於火，送他們到另一個世界——冥界，而將生留給此世，而死者的魂靈也由此解脫。唯物主義可以解釋物界，卻隔於人的生死，當共產黨背棄、摧毀人類既往的文明傳統，自己卻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崇拜屍體的邪教。共產革命之如此慘烈、殘酷、凶惡，乃是根於革命黨內心之“深仇大恨”，由而迷戀暴力、虐殺、殘害、屠戮、死亡，就是要施暴、摧毀、呈見地獄。屍體崇拜，是共產革命的象征符號，如果再加上紅色黨旗——鮮血、鐮刀錘子的黨標——暴力符號的，這幅象征圖像就完整了：死亡、鮮血、暴力。以宗教意識看，共產黨就是魔鬼教。其蘇俄傳入中國，並最終統治了中國。
    
    由上，我們可以看清，中共革命及“新中國”，其思想意識、黨組織、國家極權模式都來自紅色蘇俄，而與中國傳統帝製是全然不同的政治形態。如果說，中共革命、“新中國”與中國本土傳統有什麽關係，那就是中國本土的流民造反，被納入了蘇共的政治模式：共產意識、黨組織、極權製度。這就使中共革命不再是中國傳統上的流民造反，而成為有中國特色共產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曆史上，儒家思想、道德倫理為國家正統意識形態與價值，國家、社會均是按此建立秩序的，而且國家、社會這兩個層麵也是由儒家思想、倫理縱向貫通。這是傳統中國文明的基本框架。中國國家雖然龐大，但是中國的傳統社會規模很小，自然農業的氏族社會大者也就千把人，小村子不過百多人。中國的民，在氏族社會內，遵從儒家思想倫理，是文明的；而如果個人出離氏族社會——包括天生的罪犯、混混，或者氏族社會解體，其變成為流民。古代中國，國家對民沒有保障機製，民一旦成為流民，便無依無靠，生計無著，於是求生便是唯一之事，為之付諸暴力也是自然之事。流民相匯就是江湖，進而形成黑社會，江湖、黑社會也講“義”，但是暴力為本。如果遇到國家戰亂或大饑荒，大批農民即淪落為流民，他們為饑餓所困，自生自滅，一旦遇有機會便鋌而走險。聚眾暴亂、造反。流民是中國自古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而流民也是中國最具暴力和破壞性的力量。
    
    上世紀初，大清朝終結，社會急劇變化，陷入軍閥紛爭的亂世，由而產生大批的流民。流民匯入蘇俄到中國的擴張及左翼思想的潮流，便成為中共革命。中共革命是中國本土流民暴力與歐洲、俄國的共產思潮、革命及極權模式之匯合。這是中國文明及基督教文明中的兩種異端、負值元素的集成，也就是兩種文明中最不好的東西的集合，並由此給中國帶來如此巨大的災難。這是中國文明的不幸，也是世界文明的不幸。
    
    2018年10月至11月 於伊薩卡   作者：一平

[智者不惑]

祝樓主新年：一年四季，季季平平安安；一年12個月，月月健健康康；一年52周，周周精精彩彩；一年365天，天天快快樂樂！

[智者不惑]

文章雖長卻要言不煩、旁征博引、言之有序、真知灼見、字字珠璣，必須大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