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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共產黨能解亂，還是添亂？
“國家社會主義”和法西斯黨
法西斯主義三大特征
習近平的“國家社會主義”化
一，習近平的權力欲
二，法西斯文化在中國
三，新威權主義“假軍師”
四，超級權力機構：國安委
兩大亂源，三種亂局
兩大亂源：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
三種亂局
現在擔心國家會亂的有識之士很多。利用人們的擔心，2019年9月27日中共國務院發布一份白皮書《新時代的中國與世界》重彈謊言：沒有共產黨統一領導，中國就會分裂和解體。過來人，有閱曆的人，能獨立思維的人是不會再相信這種戈貝爾式謊話的，但亂和解亂的問題確實已經擺在了大家麵前。
共產黨能解亂，還是添亂？
自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滿清皇朝被顛覆，中國在動亂中又經曆了100多年。期間有過軍閥與革命之亂，有過二次世界大戰之抗日戰爭，有過國民黨與共產黨爭奪統治權的內戰，死亡了以十萬數計的中國人。自中共建政後，中國的戰爭總算結束了，人們以為中共會為自己帶來一個穩定的中國，然而，中共統治了中國70年，這70年是什麽樣的70年啊？中國非正常死亡人口居然是戰亂39年死亡人口的倍數。以死亡人口最多的“解放戰爭”統計來說，國軍死亡171.1萬，共軍死亡26萬，共死亡197.1萬；如果加上戰亂中的無辜百姓，死亡人口約有200多萬。可是，中共建政後呢？以中共自己的統計數據來說：
建國初的土改運動死亡人數，“周恩來估計83萬人，毛澤東估計2—3百萬人。”學者采用的數字都超過100萬。
1950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中共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被判刑157.61萬，被殺人數為87.36萬。
1957年反右運動（即有不同看法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前總理朱鎔基），定為右派552,877人（受不同程度迫害約140萬人）；由於迫害摧殘，至1978年右派平反時僅有10萬餘人活著。
最嚴重的非正常死亡發生在1958—1962年。由於中共迫害不同政見，使政治和經濟政策失去理智，終於導致人為大饑荒。大饑荒期間，中共竟然不許和鎮壓饑民乞討，餓死人口在1500萬—4500萬人，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
1966年，一係列非正常死亡運動引發了中共內部鬥爭。作為政治罪人的毛澤東開始進行政治反撲，發動了所謂“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對前戰友和同事發動滅絕人性的迫害，10年間又非正常死亡至少200萬人。
1989年發生的反貪腐和求民主“六四學生運動”中，中共竟動用20多萬解放軍正規軍進行大屠殺，其後又在國內進行政治抓捕迫害。死亡和被迫害人數，至今無法統計。
中共建政後的非正常死亡數據，最少在3432.36萬（按大饑荒餓死約3000萬人計，未計1989年後的非正常死亡）；是抗日戰爭（傷亡 12,784,974人）加內戰200多萬非正常死亡的2.3倍。這些數據說明什麽？說明共產黨的建政統治和反分裂的70年是以迫害知識群體中有思想的人、大批殺害“異己”和餓死農村弱勢人口維持的。如此大規模的迫害和暴虐，終於使國內大多數老百姓“鴉雀無聲”。
改變中共27年暴政統治的竟然是毛澤東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這次運動不但有個古怪的邏輯：“大亂達到大治”；而且一亂就是十年，直到毛死。運動把中共中央和各地縣級以上官員作為主要鎮壓目標。原來習慣鎮壓民眾的中共官員們頓時感受到了自己推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惡果。1976年毛澤東一死，以軍隊為先鋒的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就以宮廷政變方式逮捕了“群眾專製”的主導者“四人幫”，並以中共全會的方式作出決定：“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之後，那些從“群眾專製”中醒悟的中共高階官員們通過多種方法，把依然堅持“群眾專政”的毛派官員清除出了領導層。
然而，事實是中共一黨專權和專製的政治並沒有變。當形勢逐步和緩後，中共的統治方式又一步步地向毛氏獨裁恢複。以鄧小平為首的一眾老權力領導人，不但把意圖對中國政治進行民主法製化改革的兩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趕下了台；鄧竟然還對自己指定的總書記江澤民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麽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至此，封建個人獨裁的權力思想又主宰了中共最高權力層，一切幾乎回到了滿清王朝崩潰前的政治原點。它造成了此後30年中國社會和中共內部的專製與民主化的鬥爭。由此可見，中共權貴的專製統治本身就是製造和積聚社會矛盾的根源，是民族分裂和動亂之源。
回到眼前，白皮書說：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發展取得曆史性成就，比曆史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民族複興的目標。“70年來，中國發展之所以成功，最根本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體量巨大、國情複雜，治理難度世所罕見，沒有集中統一、堅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中國將走向分裂和解體，給世界帶來災難。”真的嗎？習近平的馬仔如曆任朝廷宦官奴才一般的吹捧，實在不值得評說。習近平的經濟和政治能力與其前四任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胡錦濤相比到底高低如何，有經濟、法製、民主、文化、國際關係等數據為證。在毛式大口號、大規劃、大戰略之下，無度揮霍30年來國人的辛苦積累，卻不見創造新經濟、文化成就。才7年就至今天的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局麵。一切隻能證明習近平及其權力小集團之無能、自負和危險；而為了維護其個人的權力獨裁地位，繼續使用昏招把國家引入更大災難，則是他現在正在做的事。
久亂不治的中國和中國民眾太渴望長治久安了，可是，筆者不得不說，中國大陸之亂不但沒有結束，而且，我們將麵對的依然是國家體製結構顛覆之亂。誰也不能排除它可能是大亂。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大規模的國內衝突。如國共兩黨衝突，或中共黨內分裂引發的文革式大規模群眾衝突，或六四運動和香港式群體抗爭；另一種是法西斯主義之亂。前一種可以說眾所周知，而後一種我們大部分人隻是在書本上讀過，並沒有經曆過，但它已悄悄地在我們身邊出現了。習近平的“中國夢”玩得就是法西斯主義。自習近平上台以來，從西藏到新疆，從香港到沿海，政治鎮壓麵之廣，鎮壓程度之深（封鎖網絡信息，封閉語言，連親朋好友間議論豬瘟都抓捕），罪名之荒謬，直比二次大戰前的法西斯主義。將現在習近平小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與二戰前的法西斯主義相比，其相似程度令人吃驚。那麽，“法西斯”專製是一種什麽樣的政治形態呢？
“國家社會主義”和法西斯黨
國內大部分人隻知道，法西斯主義是希特勒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種族屠殺，並被戰後紐倫堡國際法庭和世界輿論判上絞刑架的罪行，但並不知道法西斯主義並不是希特勒的發明，也不知道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曾經是被一個國家多數工人和青年人熱血沸騰追求的國家目標。這個國家就是20世紀30年代的意大利。
1914年的意大利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可是國力不強，在戰後分配中吃了虧。於是，意大利人便懷念起了老祖宗——羅馬帝國。在一種民族主義的複古強盛情緒氛圍下，1919年3月便產生了一個組織，叫『戰鬥的法西斯』。“法西斯”（Fascis）是羅馬帝國時期的一種權力象征物，代表著羅馬帝國的權力和強盛。即相當於中國大唐的『魚符』。1921年這個組織更名為國家法西斯黨；1923年2月該黨又與國家主義黨合並。合並後的國家法西斯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國家至上主義。該黨首腦的鼓動和演說，既使拿到今天的中國，也會得到“憤青們”的歡呼。他說：“如果資產階級以為可以在我們身上撈到救命稻草，那是他們搞錯了。我們必須深入勞動群眾······我們要讓工人階級習慣於管理階層的責任，要讓他們了解管理一個工商企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將與技術上和精神上的保守主義作鬥爭······既然政權的繼承問題懸而未決，那麽我們不可以心虛膽怯。我們必須勇往直前，······。”“如果十九世紀是個人（自由主義意味著個人主義）的世紀，那麽可以認為這個世紀將是“集體”的世紀，因而也就是國家的世紀。”“國家是絕對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個人和群體都是跟國家相對的概念。個人和群體隻有作為國家的組成部分才是‘可以想像’的。”說這些話的人叫墨索裏尼，一個被當時的意大利“愛國憤青”們崇拜的五體投地的“國家英雄”。在他的《法西斯主義學說》中，他還把法西斯主義定義為“有組織的、中央集權的民主主義。”並說，“法西斯國家不是反動國家，而是革命國家，因為它旨在解決某些在別處產生的世界性問題，包括在政治領域中由政黨分裂、議會篡權、胡亂集會所引起的問題，在經濟領域中由工會在各行各業中日益增多增強的功能及其相互間的衝突與安排所引起的問題，以及在道德領域中由缺少秩序、紀律和愛國主義教育所引起的問題。法西斯主義希望建設一個強大而生機勃勃同時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國家。”
法西斯這個“國家至上”概念能迷惑當時意大利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地方，不僅隻是國家、民族、強大和羅馬傳統之類的概念和詞匯，重要的是在國家法西斯黨執政初期，墨索裏尼任用了一位財政經濟學教授德•斯特法尼為財政大臣，施行了一套經濟貿易自由的『新經濟進程』政策，使意大利經濟得到了近3年的快速增長。在1922年10月30日至1925年7 月德•斯特法尼擔任財政大臣期間，意大利經濟以年均工業產值6．4%.增加；1921年時，機器製造業13%的破產率，冶金企業26% 以上破產率，清算銀行倒閉，國家年度財政總收入隻有支出27%等危局得到扭轉。冶金公司從101 家增加到152 家，機械，化工、紡織、汽車，電力和食品等公司增加200 餘家，國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國家的財政預算從赤字變為盈餘。1922年，意大利共有失業者200 多萬人（包括約100萬退伍軍人）；1925年僅有12．2萬失業者。1926年基本消滅失業現象。經濟全麵複蘇和經濟上升趨勢，為墨索裏尼贏得了大量普通老百姓的支持。於是，國家法西斯黨不失時機地推出了一係列從政治、教育到思想進行法西斯專製的政策，使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具體化。
1925年1月3日，墨索裏尼在議會演講說， “法西斯主義旨在建立一個政權，所有人都將支持這個國家，沒有什麽東西可以脫離這個國家，沒有任何人可以反對這個國家。”當晚，墨索裏尼任命的內政大臣費德爾佐尼就發電授予地方行政長官6項權力：（1）查封所有在政治方麵可疑的社會團體和聚會地點：（2）解散一切以各種借口網羅搗亂分子或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組織；（3）解散所有“自由意大利小組”，嚴禁其采取任何行動；（4）監視那些已有證據或懷疑其從事反法西斯活動的共產黨人和顛覆分子，逮捕危險分子。警告他們，任何抵抗企圖都將受到嚴厲鎮壓；（5）搜查非法武器，加強搜查行動；（6）嚴密監視公共場所。
1925年5 月16日，頒布《反秘密團體法》，宣布取消集會與結社自由。
1925年6 月，墨索裏尼主持法西斯黨代會和通過決議，全黨意見一致，不準有批評，不準存在分歧，隻準有唯命是從的嚴格紀律。1925年6 月20日向社會頒布新的《新聞法》，取消言論自由，取締顛覆性報刊，嚴禁新聞報導批評政府。
1925年7 月20日，著名反法西斯主義者、自由黨憲法派領導人喬瓦尼•阿門多拉在郊外遭到法西斯分子襲擊和毆打，因傷勢過重死去。在佛羅倫薩，法西斯殺害社會黨眾議員加埃塔諾•皮拉蒂。在加埃塔諾•孔索洛律師家裏，他們當著他妻子和子女的麵把他殺死。法西斯政權對這些殺人犯概不追究。法西斯分子在全國範圍展開暴力恐怖活動，行凶殺人，縱火焚燒反對黨領導機關和報社。
1926年4 月3 日墨索裏尼政府頒布第563 號法，宣布禁止罷工。罷工被視為犯罪。確認法西斯工會是唯一合法工會。
1926年11月1日當局再頒布法令，解散國家法西斯黨以外的所有黨派；禁止結社和組織，廢除罷工權，罷工被視為反對國家；查封反對黨的所有報刊。建立流放委員會，“懲處那些從事或有跡象表明企圖從事用暴力顛覆國內建立起采的社會，經濟和國家秩序的人，以及毀壞法西斯黨和法西斯政權標識與製服的人。”
1926年11月5 日，墨索裏尼主持召開「法西斯大委員會」會議，通過新黨章。內容包括：廢除選舉製，改為領袖任命製；墨索裏尼作為領袖參加法西斯黨全國委員會；法西斯大委員會為法西斯主義最高領導機構，領袖是大委員會當然主席；法西斯黨黨員要宣誓效忠領袖和忠於法西斯精神；從中央到基層的領導人分別由上一級領袖任命，以此取消各級黨組織的自主權。國家法西斯黨對其他組織，如雇主聯合會，勞工聯合會和合作社等具有控製權。
1926年11月6 日頒布1848號法，重新把警察作為法西斯鎮壓機器的主要工具。該法宣布，給警察配置新的裝備，警察有自行處置權。
1926年11月26日再頒布《國家防禦措施》（即《特別法》）。主要內容為，取締一切從事反政府活動的黨派、團體和組織；增設流放的刑罰，以對付那些從事或旨在從事用暴力顛覆國內法西斯秩序的人。
1928年9 月《法西斯大委員會權力法》（簡稱權利法）被通過。其中規定，墨索裏尼等法西斯黨最初的四領導人和法西斯黨的曆任總書記為“終身委員”。還規定：政府首腦與法西斯大委員會主席由同一人擔任；法西斯黨有權頒布各種涉及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麵的法律、法令；法西斯大委員會有權規定政府首腦的特權與權限；大選時，法西斯大委員會擁有提出全國唯一候選人名單的權力；以致法西斯大委員會有權參與決定王位繼承人和國王的特權。
至此，墨索裏尼終於以暴力恐怖和每年多達2000多項的專製法律、法令（其中1928年多達約3000項），實現了國家法西斯黨“要使一切權力機構統統法西斯化”和“使法西斯的非法行動合法化”的“一黨專政”，也實現了他個人對一個國家的“獨裁”。然而，重要的並不是墨索裏尼的權力夢想：“一個政黨以極權方式統治國家”，而是懷念羅馬帝國的意大利人對國家法西斯黨煽動起的民族大國主義之瘋狂。最能證明這一點的，就是威尼斯宮陽台下那些沸騰的法西斯主義崇拜人群。他們中不光有貴族、政府官員、銀行和企業家、教會主教、無數的“愛國”憤青，而且有為數可觀的“知識分子”。
基於知識的理性特點，知識分子本該是能夠對現實保持理智的人群，但是，當知識分子陷入狹隘“國家主義”，他們的“愛國精神”邏輯則比無知者的狂熱具有更大燃度。喬瓦尼•秦梯利，一位羅馬大學哲學史教授和國家法西斯黨理論家就是這樣的“法西斯知識分子”。秦梯利比赤裸裸的狹隘種族主義、國家主義者更懂得教化技巧，他把“國家”描繪為“大我”，說個人利益隻是“小我”，“個人屬於民族和祖國，道德律法把具有共同傳統和使命的所有個人和世代結合在一起，抑製在個人小圈子中尋求短暫快感的本能，並建立一種不受時空限製的更高形式的人生，個人通過自我否定、犧牲個人利益以及死亡本身來實現其純精神的存在及其個人價值。”“法西斯主義承認國家而反對個人主義，僅僅在個人與國家利益完全一致前提下才承認個人。個人隻是曆史性的存在，而國家則代表全民的良知與意誌。”“對於法西斯主義而言，一切都屬於國家，在國家以外並不存在任何人或精神，更不存在任何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法西斯主義是極權的，法西斯國家綜合並統一所有價值，解釋、發展並改善人民的生活。······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那種隻懂僵化的階級鬥爭史觀而不懂得把國家團結成一個經濟和道德現實的社會主義，也反對工團主義。”在這個大我與小我邏輯的基礎上，他說，“構成人民大多數的不是人的總數而是人的總和。因此，法西斯主義反對把人民降格為多數的那種民主。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更加純潔的民主形式，因為它正確地從質而不是量的角度把人民看成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思想，這種思想最道德、最明智、最真實，因而也最強大，並往往落實為所有人的良知和意誌。”（摘自秦梯利《法西斯主義學說》『基本思想』）。秦梯利這種“大與小”的邏輯遊戲取自帝王體製的“上與下”邏輯，目的隻是為了貶低普通個人存在的價值意義和自由。為此，法西斯黨創造出《新聞檢查法》，把歌頌人性的名著，如托爾斯泰、盧梭、果戈裏、屠格涅夫、路德維希、薄伽丘等人的著作均焚毀。因為，隻有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領袖至上”的邏輯基礎上，法西斯才可以樹立“國家領袖意誌”的崇高價值和代表性，讓普通人為法西斯主義捐出個人自由和生命。
法西斯的“國家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貨色？在經曆了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對企業“職團化”（即國企化）和組成伊利模式（大型壟斷）經濟結構，並把社會組建為準軍事組織後，1935年墨索裏尼終於展現出其本質：以國家的名義發動對外侵略。以入侵埃塞俄比亞為起點，將法西斯意大利再次帶入了戰爭。當意大利人明白墨索裏尼的“關於人類的未來發展”的論述：“法西斯主義一般不相信永久和平有任何可能或益處。因此法西斯主義認為和平主義不過是貪生怕死和怯懦行為的偽裝，必須堅決擯棄。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麵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意味著什麽時，一場法西斯之亂的災難已經造成，三個法西斯國家：意大利死亡平民15.56萬人，軍事人員30.14萬人；德國死亡平民110.0—315.0萬人，軍事人員553.0萬；日本死亡平民50.0萬—100.0萬，軍事人員220.0萬—230.0萬。
國家主義——不管是國家社會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都意味著世界戰爭，意味著世界和法西斯國家戰亂。邁著整齊的法西斯軍步，隻會比街頭抗議更具毀滅性。國家和人民的生命在有組織有紀律的戰爭之亂中蕩然無存，法西斯主義留下的隻有罪惡和廢墟。作為推行法西斯主義的領袖個人，墨索裏尼、希特勒、東條英機，及策動國家法西斯化的核心人員必然無一善終。
法西斯主義三大特征
法西斯主義的三大特征是：民族國家至上，法西斯黨至上，領袖至上。或可以在民族國家前麵加一個定冠詞：狹隘的。即狹隘國家至上、狹隘民族至上、狹隘領袖至上。“狹隘”就是觀念局限於本種族、本民族和本國，這是來自尼采的“叢林思維”模式。墨索裏尼的“國家”，表麵是意大利，實際是他自己的統治權欲。在國家法西斯黨覆滅的最後幾個月，他不斷向訪客詢問，自己是否能與凱撒和拿破侖齊名。希特勒鼓吹的“國家”表麵為雅利安人，實際上也是為他自己。直到戰爭已經打不下去，14、15歲的孩子都要上戰場，他還在鼓動戰爭。他根本就不曾為德意誌民族的毀滅有一點擔憂。至今仍有人拿希特勒的鼓動演說詞來論其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真誠無私”；他們或者對希特勒的私欲一無了解，或者故意為希特勒的私欲打掩護。在納粹德國，希特勒權力至上是實質，民族至上或國家至上則是欺騙國民的幌子。
在個人權欲、領袖欲表現上，希特勒比之墨索裏尼更瘋狂。1933年3月5日，希特勒獲得總理之職的當月，就提出了一個《消除人民與國家痛苦法》。此法名稱很動人，但其內容卻不然。主要內容是：“國家法律可由德國政府製定”；“德國政府製定的國家法律由內閣總理簽發”；“德國同外國簽訂的涉及到立法問題的協定，不必得到立法機構的批準，內閣有權就實施這些協定發布必要的命令”；“德國政府所製定的國家法律如不以國會和參議院的組織本身為對象，可以同憲法有所出入”。就是說，希特勒個人可以製定法律，而無需立法機構批準，並可以與憲法有出入。由此人們稱之《授權法》。這個法案竟然在當月被國會通過了。同年10月，內閣部長的誓詞便由 “忠於憲法和法律”改為“忠於德意誌民族和人民的領袖”。次年8 月總統興登堡去世，希特勒立即以《德國國家元首法》規定了自己統治一切的權力地位。根據此法，曾經必須以多數原則製定和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內閣，變成了希特勒個人的顧問團；議會就是希特勒的“昂貴合唱團”，議員隻能高唱《德意誌高於一切》和納粹黨黨歌，然後聆聽希特勒演說，沒有任何“妄議權”；《文職人員法》規定政府公務員必須宣誓效忠希特勒個人，一切公文和信函都以“萬歲希特勒！”作為落款；學生必須學習頌揚希特勒的詩文，接受“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的洗腦教育。至於公民投票，希特勒玩的花樣更虛偽。首先希特勒的決定是否要“公民複決”，何時由公民複決全由希特勒個人決定，對其不利的事，他是不會舉行複決的；在既使舉行公民複決時，公民投票處也在納粹黨衛隊和蓋世太保恐怖控製下，“當局甚至用脫脂牛奶在選票背麵編上號碼，事後懲罰投反對票和棄權票者”。而後，還要作投票假統計數據。1938年2 月，希特勒撤銷了內閣軍事部，親自接管軍事部長和國防軍總司令的職權，最後完成了個人獨攬一切大權的行動。
在德國，至今還有一些老人懷念希特勒高壓政治時期的治安穩定。法西斯統治下的“穩定”什麽樣？這是一種以鎮壓和恐怖手段，“國家”不允許任何人自由思想，不允許有任何反對聲音的“穩定”。這樣的“穩定”適合未啟蒙、不在乎社會思想的“吃瓜群眾”，可它來自暴力鎮壓。在希特勒德國，對猶太人、反納粹黨和反法西斯主義群體的打砸燒殺隻是一般手法。除了集中營與勞改營、隔離區、殺人小隊、大屠殺新方式（滅絕營）、最終解決方案之外，希特勒還親自下發過一道『夜霧命令』。其內容是，被捕的人被無聲息地逮捕，無論去向、生死，沒有任何人會向其家人提供任何信息。為的是營造一種恐懼氛圍使社會恐懼而“穩定”。在恐怖之下，法西斯統治下的德國和意大利獲得了短暫的“夜不閉戶”。可這樣的“國家穩定”換來的是什麽？回過頭來再看看希特勒要國民為“黨國穩定”付出的代價，或者說，穩定的另一麵是把千百萬人送進戰爭烈火的亂國。希特勒的戰爭煽動與他的“國家崛起”一樣具有蠱惑力，“那些戰勝者們騎在我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們隨意踐踏我們的尊嚴，一個歐洲大陸上最高貴的民族地尊嚴！你們告訴我，你們是選擇像本傑明.馬丁一樣去做一個自由的鬥士，還是一個奴隸？！” “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塊麵包！而是一個生存空間！一個民族地生存空間！這生存空間，不是靠乞求和抗議來實現的，而是靠鐵和血來實現的！······我們隻會叫著：我們表示強烈的憤慨和抗議，這樣的人。是沒有骨頭的！這樣的人，是低賤的！我們應該用大炮地震耳欲聾聲讓敵人顫抖！我們應該碾壓他們的尊嚴、生命，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一群隻知道抗議的懦夫！”“我很驕傲，在你們這些人中。這樣沒有骨頭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麵前，是一個留著千年不屈血液的軍團！這血液，曾經在我們祖先的血管裏麵流淌過，他們沒有屈服過！現在，它們在我們的身體裏麵汩汩奔湧，你們告訴我。你們願意它冷卻嗎！？”（摘自希特勒的演說詞）。“國家”、“自由”、“尊嚴”、“不屈服”，希特勒的演說把所有極具意義的詞匯都用上了，使貧困和對前途迷茫的人們為“國家”和“人生前途”激動不已。激動是因為，絕大多數缺乏政治判斷能力的普通人（也包括那些對政治陰謀認知不多的知識人士），沒有能力認知鼓動者與其政治目標的中長期後果。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國家穩定”一樣，實際上都是以恐怖脅迫和“國家命運”騙取人們服從和讓青年“獻身”的把戲，目的隻是以鞏固領袖個人的權力，擴張希特勒和墨索裏尼個人的野心。
希特勒更瘋狂的法西斯主義，帶來的是世界反法西斯勢力更沉重的回擊。墨索裏尼隻是自己葬送了性命，希特勒則差一點就把那個瘋狂的法西斯德國一起葬送了。
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告訴我們，國家、政黨、領袖、人類這些崇高概念在獨裁者及法西斯權貴的頭腦裏不過是他們個人權欲和利益的另一種表達。在“國家”名義之下，建立權力壟斷和專製係統對專製者是必不可少的。在法西斯主義者眼裏，“國家”、“民族”以致“人類”這些崇高的詞匯比馬克思的“階級”、“勞苦群眾”和“自由”更有魔幻力，可以使更多國民（特別是青少年）像喝了迷魂湯，以至瘋狂到產生失去人對自身生命本能的維護感。在國際間，被國人擁護的“國家主權”論也可以作為擴張法西斯軍事實力和阻止他國幹預的理由。
法西斯的“國家至上”就是戰爭，不是穩定。二戰後人們得出的這一精辟結論，指出了“法西斯穩定”與國家之亂、世界之亂的關係。
習近平的“國家社會主義”化
筆者如此大段地陳述德意法西斯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之言行，是因為筆者相信，讀者在讀到法西斯的種種所為時，一定會聯想到今日習近平的所作所為。習近平的所謂“中國夢”，以及“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麵姓黨”，教育姓黨，宣傳姓黨，文化姓黨；愛黨愛國，忠於領袖；禁止言論自由；“議會製、多黨製行不通”，“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連任限製”；習近平“定於一尊”，“不許妄議中央”；“黨管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刀把子論：“黨對司法全麵領導”——最高法院院長公開說，“牢牢堅持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大批維權律師被抓捕；軍隊非國家化，“解放軍絕對忠於黨”，忠於領袖（習近平個人），習“對軍隊絕對領導”，7年5閱兵······，等等政策和觀念說教，與當年法西斯崛起時的論調和政策何其相似。
這裏有個問題使人迷惑，以習“博士”近於小學生的知識水平，他可能連“法西斯”的那些事都不知道，因此，說他是墨索裏尼、希特勒的崇拜者和模仿者，他可能連資格都夠不上，那麽，他哪來的知識和能力模仿“法西斯”呢？再假設，如果他讀過一些關於法西斯政治的書，對人類曆史上的法西斯政治有所了解，那麽，法西斯主義已經是人類曆史上最危險和罪惡的同義詞，他怎麽敢公然效仿法西斯的三個“至上”和“國家崛起”論，並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進行推行呢？這不是要把中國人民引上二次大戰的不歸路和人類大災難嗎？！從他曬出的書單沒有關於反思法西斯政治的書籍，筆者認為，無知的習近平對法西斯主義不甚了了，否則，他就不可能在公開談話中無所顧忌地吹鼓黨至上、領袖至上、“國家至上”之類語言。這些獨裁概念直接承襲了墨索裏尼、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在排斥、反對個人自由和法製獨立上，斯大林的“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毫無二致。（關於國家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差異，筆者在後麵還會論及。）不管習近平及其小集團對法西斯的“國家至上”有多少認知，在客觀上，他的“中國夢”把中國引入了一種法西斯主義狀態。
一，習近平的權力欲
在國家權力結構方麵，馬克思設想的初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實質上在統治方式上沒有根本差別。社會主義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法西斯主義要建立的是法西斯專製國家，兩者都主張取締個人自由和社會民主。不同處在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國家權力歸一個最先進的階級組織：共產黨；法西斯主義在理論上主張國家權力歸民族國家。不過，這個民族國家也是通過一個“國家黨”或“民族黨”的一黨專權來掌握國家權力的，它實際上也還是一個權力小集團統治的國家。簡單說，法西斯黨的政治設計表麵不分階級，但有種族仇恨（針對猶太人）。這避免了一國之內的階級鬥爭，所謂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與法西斯黨就不構成階級衝突，因此，在法西斯國家內，國內矛盾就成了“愛國”與“叛國”矛盾，法西斯黨在人數上就會多於馬克思政黨。根據這樣的道理，在德國和意大利發生的納粹黨、法西斯黨與共產黨的權力鬥爭，爭奪的隻是國家統治權。不管法西斯還是共產黨掌握國家權力，最後的政治結果都是一黨專製和領袖獨裁。法西斯國家或共產黨國家與國家權力公民化、法治化，與保障國民個人權利和自由沒有關係。
重要的問題在於，馬克思政黨掌握了國家後，社會主義黨都會向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轉變，期間領袖個人的觀念轉變對政黨和國家有著重大影響。其中的一個規律是，當建政的那個固執的馬克思領袖去世或被取代後，自認為先進的馬克思政黨就發現共產黨在國家統治中的一個特出問題，“階級鬥爭”邏輯總是使黨內、國內鬥爭不息，國無寧日；而且，亂局的矛頭總是對準自己。相反，法西斯黨一旦完全掌握了國家權力，它的政治目標自動就會升級為國家經濟和軍事強大，然後是向外擴張。這就必然導致馬克思黨統治層和後期領導人思考從階級政黨和階級權力向國家政黨轉變的問題，也就是，馬克思黨所謂的修正主義問題。這種情況會在持續數屆領導人和三四代人的時間裏反反複複，如果馬克思黨一直能控製住國家權力的話。中共在結束毛氏無休止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後就是如此。這時候，對一個準備拋棄階級鬥爭的馬克思黨麵臨著兩種選擇：一種是從社會主義轉變為國家社會主義。有人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就是中共從馬克思黨向國家社會主義黨轉變的信號。另一種則相反，放棄國家權力獨裁，進行民主和法製改革，停止向國家主義（法西斯化）轉變。這後一種選擇由趙紫陽的民主和市場化改革為標誌。在這個階段，一個黨領袖的權力思想和個人權力欲對國家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在中國，自毛澤東死後這場轉變就開始了，鄧小平等人與趙紫陽、胡耀邦的衝突，就是中共轉變中兩種選擇的矛盾。
作為擁護胡、趙改革方向的習仲勳兒子的習近平選擇了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不但使中共黨內改革派大跌眼鏡，而且，也把自己送上了新法西斯的不歸路。2015年，當人們提出“揮舞著反法西斯大旗的中國離法西斯有多遠？”時，使用的是問號；2019年在中共召開十九大時，中共法西斯化控製已經深入到互聯網、企業、學校、教堂，甚至家庭和幼兒園。主張國家民主和法製的有識之士和中共改革派都被定為顛覆國家政權罪，抓進了監獄，或者被軟禁於家中。同時，習近平與國內外民主潮流的矛盾也空前緊張。
為什麽習仲勳的兒子會成為一個背叛其父政治理念的專製主義者，這是許多人所不解的問題。習近平的童年時代大部分成長在習仲勳被政治迫害的條件下，還未成年的習近平曾因為一句話之罪，被造反派戴上鐵帽子和老“走資派”一起被批鬥。他是在被毛氏專製的條件下長大的，但他在被指定為中共最高權力接班人後，卻像完全忘記了被專製經曆的人，反而對毛氏權力專製思想情有獨鍾，其原因何在？筆者認為，內在原因隻能在他個人的權力欲方麵。表現習近平個人權力欲最明顯的事件是2019年3月他精心策劃的“修憲”事件——取消國家主席任期製，以便他個人可以終身為王。其實，習近平的權力欲一直都有表現，隻是人們沒注意。習近平在任地方官吏期間，一無建樹，二不陳述獨立政見，三不表現個性，四不在乎家人和自己經曆的是非曲直，完全以平庸順服、無能無才的官僚形象展示於官場。就是說，他幾乎活得像個太監，把自己的好惡、個性、看法統統掩蓋和壓抑於內心。在這個過程中，中共官場的經驗和思維改變並塑造了一個新的官僚習近平。中共官僚的動機是什麽？那就是為了獲取每一任上司的賞識，一點點地接近更高權力。能這樣逢場作戲幾十年，一方麵可見他窺視國家最高權力的謀略和權力欲有多強烈；另一方麵也證明，他徹底在心裏接受了唯權為大，為了權力可以放棄其它一切的封建官場準則。他當政後，立即避開國家政治規則，自封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小組、中央外事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以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等十多個小組長，暴露出其深藏於內心的權力欲。
不學無術和思想平庸是導致習近平漠視個人經曆，一心圖官的認知基礎。作為一個有正常思想的人，一般都會思考自己的經曆和社會的是非曲直。不過，人們在習近平身上極少見到他對家庭遭遇、個人經曆和中國大變動的思考。如果說他的那本官話官腔的《之江新語》真的表達了他的思想，那麽，其被中共教化洗腦後的平庸就躍然於紙上。在那本小冊子中，除了奴性黨八股的陳詞濫調，人們找不到一點正常人的人性，也沒有任何令人感興趣的知識和智慧。為什麽會這樣？在他當上黨主席後，人們才從他的各種講話中發現，由於知識貧乏，智慧低下，他隻能以賣弄詞藻和引用自己都不甚了解的詞匯來表現自己的“知識”。而讀稿錯誤頻頻發生，甚至引用了法西斯用語和邏輯也茫然不知，卻偏偏暴露了他真實的知識水平。
法西斯主義是取得國家最高權力領袖者之個人權力欲的一種必然。既使沒有接觸過墨索裏尼、希特勒、貝內戴托•克羅齊、喬萬尼•真蒂萊、戈貝爾、尼采、施本格勒論點的人，隻要他所在的國家有滋生個人權力獨裁的條件存在，他個人的權力欲又異常強烈，對現代文明知識甚少，那個權力人的強烈獨裁權欲就一定會推動他創造極權條件，走出法西斯主義之路。從這個原理上說，法西斯主義的墨索裏尼、希特勒和“專製社會主義”的獨裁者斯大林、毛澤東、齊奧塞思庫、金日成等人物的產生，遵循著相同的獨裁萌生路徑。不同的是，前者把自己定義為代表“法西斯國家”的化身，後者鼓吹自己是“先進階級”領導之國的最高領袖。所以，雖然習近平無知，或者說，正是他對政治文明的無知加上他的個人權欲，才使他走上了“中國特色的國家社會主義”道路。
二，法西斯文化在中國
沒有中共黨內，特別是權力層的支持，沒有一定量的國民對“國家”的狹隘熱忱，一個法西斯領導人僅有權力欲，是不足以煽動和推行法西斯“愛國”狂熱的。換句話，當今習近平強烈的個人權力欲——這個推動大陸國家專製化的第一原動力，本質上反映著中國文化和經濟，以及世界物質和文化大環境條件。那麽，習近平膨脹的領袖欲搞到今天這樣，做不成袁世凱二世的皇帝夢，也當不了“人類命運共同體”領袖；學不像毛氏“文革”，又搞不成斯大林式獨裁的局麵，還不敢堂而皇之的鼓動“國家社會主義”，反映了當今中國和世界什麽樣的物質和文化條件狀況呢？這是一個很大的理論題目，限於本文的篇幅，這裏隻做簡要闡述。
從支持習近平權欲膨脹的方麵看，主要有五股力量助長習近平的個人權欲和中共的黨專製體製：第一，由30年的經濟發展和物資增加引發的部分無知國民的“富裕感”，“暴發戶”心態。由於很大一部分人不理解近30年大陸經濟發展的真正原因，不理解“改革開放”的本質，也搞不清楚“市場化”、國家化的好壞；誤以為，隻要物資多了就是“社會主義製度優勢”的結果。第二，被習近平和中共宣傳部的“愛黨即愛國”煽動環境影響的人群。這個群體被形容為“小粉紅”、“新義和團”、“新紅衛兵”；他們的“國家”觀念還處在皇權時代，是被中共“黨化”灌輸的新愚民。首先，這個群體是知識素質低下的，長輩們沒有現代社會知識，基本分不清國家、政黨、領袖概念；其次，在這樣的家庭中長大的年輕一代，在六個長輩嗬護下長大的驕狂“獨生子女”們，一邊瘋狂地享受著消費，一邊真的接受了中共的“黨即母親”宣傳，把祖國、黨和母親劃上了等號。由於中共控製了教育，又封住了書本和家長們的嘴，使中小學生們在智力上處在法西斯“愛國”的盲動中。上兩部分人口數量很大，但是也很容易被改變，因為，他們隻是處於一種被麻痹和蒙蔽的狀態。法西斯宣傳家戈培爾說，對這部分人不需要“正正當當、規規矩矩、客客氣氣的”宣傳，隻要”在煽動情感的宣傳中，······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詞語，同時配合種種在視聽感覺上的轟轟烈烈形象，如林立的旗幟、巨大的黨徽、統一的製服、如潮的人流、龐大的廣場集會和夜間火炬遊行等等，製造狂熱的群體效應。”即可。第三，被中共經濟捆綁的國企人員和需要從中共體製獲得財富的官宦和企業人員。當鄧小平廢除毛氏階級鬥爭，允許人們“悶聲發大財”（江澤民語），新發財的國內官民資本力量就都成了被中共法西斯化綁架的力量。為了繼續發財和保住既得利益，他們必須“擁護”習近平和所有權貴。第四，與中共權貴聯手，從中共體製中獲利的國際資本家、機構和組織。這些人非常享受中共給外國資本的特殊待遇，不管什麽民主政治體製和意識。就像二戰前的華爾街財閥一樣，他們隻認自己的利益，不在乎什麽法西斯主義、專製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人權；誰能使他們發財，他們就與誰合作，做交易。盡管二戰死亡人數高達約7000萬，美軍傷亡101.3萬人，但他們至今還是隻知道交易和“發財”。第五，權力集團內，當權的和擅長通過奉承鑽營個人利益的官僚和“知識分子”。這五類人是習近平個人權欲的營養源，滋養著習的獨裁權欲越漲越大。
如果隻有上述五股勢力，而沒有反對國家法西斯化的力量，習近平的世界就可以像希特勒興盛時那樣，“國家穩定”，他的領袖權力欲也可以暢行無阻地膨脹了；然而，現實是如今的中國還存在一個反對法西斯的龐大人群。
在當今中國，反法西斯政治的力量來自七個方麵。第一，被人類新文明知識和互聯網開化的人權意識群體。這是一個由接受了國家權力民主、人權、獨立法製等文明觀念的中青年知識人群和關心世界動態的網絡人口構成的國家精英群體。第二，經曆過中共專製統治起起伏伏的中老年人。他們見過毛氏政治詐騙和“天下大亂”，知道中共專製派領袖的那些招數，記得自己和親朋好友的悲痛經曆，不願意中國的未來和下一代繼續被一黨專製和一個領袖獨裁。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群體，人數超過“小粉紅”。隻是因為他們知道中共專製手法，所以，他們沉默地抵抗著。第三，靠市場經濟機製生活的人。大部分愛創造的知識分子和憑自己力量創造財富獲利的民營企業家是反對法西斯體製的。因為，正如哈耶克所說，失去了自由條件他們就失去了存在感，他們本能地反對一切黨專製、國家專製和領袖獨裁。第四，害怕中國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和平主義者。道義、道德、新宗教、世界和平主義、反不公平主義人士對法西斯主義、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國家戰爭具有極大的敏感和內心抗拒。習近平的國家主義隻要與法西斯迫害沾上一點邊，他就會被這個群體的人視為敵人。某種程度看，現在香港、台灣、西藏、新疆、內蒙、浙江地區民間越來越強烈的反習傾向，都是當地人普遍反對習近平推行法西斯化的表達。第五，中國周邊國家在政治上取抵製習近平的法西斯化立場。不管他們本身是否具有專製性，不管該國是否與中共國有經濟往來，他們對自己的鄰國實行法西斯化政治都十分緊張、警惕和反對。就連俄羅斯和朝鮮都如此。第六，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民主精英。西方市場國家普遍有兩個主導力，經濟上是財閥，政治上是政治精英。民主體製產生的政治領導層當然是反專製和維護人權的，這就決定了在國際事務中反極權、反法西斯主義的大局麵。因此，習近平的新法西斯政治在美歐等國和世界主流社會就會處處碰壁。民主國家強大的軍事、經濟、科技實力和國際主導力，是抵製任何法西斯國家、獨裁國家坐大的大背景。第七，聯合國也是一個限製法西斯勢力的機構，盡管這個國際組織的反法西斯功能近些年下降的很厲害。聯合國和國際機構對法西斯主義的警惕日益淡漠，扶貧和救濟難民成了多年來聯合國念唱的和尚經，但它的國際規則對習近平坐大法西斯主義還是一道坎。比如，如果他妄圖發動對台灣、香港武裝占領，對日本和其他國發動武裝攻擊，聯合國的一紙檄文就會使其走上國際法庭。畢竟這個世界已經不是70年前了。
在今天中國的共產黨專製統治地區（簡稱“共統區”），反對法西斯和國家獨裁的勢力與支持獨裁和法西斯化的勢力間的衝突是人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被國內的人們稱為：改革與保守、左派與右派、反黨與擁黨、愛國與賣國。這是上述兩大勢力存在的現實反映。習近平越是強硬推行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獨裁政治，他的“帝王夢”也就越不穩定。習近平的“維穩”與墨索裏尼和希特勒一樣，也是利用其控製的政治和物質資源對反獨裁、求權利的人和群體進行黑社會式鎮壓。被“維穩高壓”所掩蓋，現在的共統區又一次表現出一種“於無聲處聽驚雷”的表麵平靜，實際上矛盾已空前尖銳。令希特勒都望塵莫及的高額“維穩費”說明了一個“亂”字的嚴重程度。在推翻趙紫陽、胡耀邦化解中國封建傳統與現代文明的政治改革後，經過鄧、江、胡的政治後退，發展出習近平的國家法西斯化，是那些為中國的民主新製度奮鬥畢身的前人（也包括中共黨員）所未曾想到的。
如果說，民主體製是一種持續釋放一個國家不穩定的穩定機製，法西斯正好反來，是一種以強壓下的“穩定”，積累不穩定的國家機製。問題在於法西斯“穩定”是假性穩定，欺騙和鎮壓不可能長久，因為，鎮壓會使反對和懼怕它的人越積累越多，因此，它必需尋找釋放“不穩定”的路徑。法西斯穩定的路徑就是把內部矛盾轉化為對外矛盾，在國民中建立“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領袖至上”觀念，然後以“不愛國”的名義把反專製人士和力量汙名化為“外國勢力”、“國家敵人”、“賣國賊”、“間諜”、“叛徒”等等。這種文化手段在100年前能夠發展成世界大戰，是因為當時的國際社會處在一種以國家為單位，各自為政的狀況下。就像人們還不知道原子彈，對它的危害沒有認知。在經過慘痛的二戰後，現在人們還會讓一種新法西斯文化——習近平的“中國夢”借著“不許幹涉內政”的名義孵化為世界新強權嗎？相信世界和平力量和文化潮流絕不會再允許新法西斯政治和文化在中國共統區獲得成功。以中國共統區的人口和經濟資源來說，它是二戰協約國力量的幾十倍。如果它發展到可以對外發動戰爭的程度，其破壞性至少也是協約國的幾十倍，這是世界不可承受的。所以，對法西斯文化和政治在一個國家的快速膨脹，不存在“內政”問題。
三，新威權主義“假軍師”
習近平當政後啟用了王滬寧。王滬寧是江澤民選用的，江、胡二人都把王滬寧視為寫發言稿的秘書。與江胡不同，習近平把王滬寧當成了核心“智囊”，作為支撐自己獨裁的理論家。習近平為什麽如此看重王滬寧？表麵理解，習近平的知識能力實在太差，中常委和政治局中看不起習近平的人太多，這使他需要一個在關鍵時候從理論上支持他的“辯才”，幫他壓倒其他中常委和政治局中的反對或不服的大員，如科班出身的李克強等人。（這個情況對江、胡不成問題）。王滬寧因此被習選中。不過，王滬寧也有失手的時候。修憲“廢除主席任期製”被黨內外、國內外一片譴責，使王成為替罪羊就是一例。那麽，習為什麽之後又再次幫王滬寧恢複地位，並賦予他主管黨務、宣傳、教育的權力呢？除了王在中常委、政治局的理論助手作用，習近平更需要王滬寧幫助他在整個共統區建立傑出“國家領袖”形象。沒有國民的“擁戴”熱，他的權力就一直處在飄忽不定的夢態中。就是說，讓王滬寧幫他忽悠國民中的無知無智人群，是習近平在個人權力上的更大需要和更深考慮，盡管習本人的知識底蘊、思維深度和客觀條件都根本不存在使他成為“偉人”的基礎。
上麵說過，現在的中國依然存在一個龐大的封建傳統文化人群，這是幾千年的農業文明和帝王政治文化下形成和遺傳的結果。這種文化雖然自辛亥革命以來受到多次新文化、新思想的衝擊和破壞，但它基於中國存在的農村條件沒有被根本瓦解。更由於文革中的毛式崇拜使其恢複了生力；在“改革開放”下，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又保護了它的存在，所以，在中國，封建狹隘的義和團民族情結和唯上為大的文化基礎還是廣。當然，在不斷的反帝製、反封建、反個人獨裁運動下，這種舊文化不再是堂而皇之的，而是以多種變形的方式流行，特別在需要維持舊文化——上下之份，尊卑有序，父父子子，愛國忠君的底層社會。可以設想，如果崇拜、擁護帝王製的封建文化被從中國大地上鏟除了，習近平的個人權力夢和中共的領袖獨裁體製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這也就使習近平不得不選擇和依賴“有知識”的王滬寧，來重建一種“元首為上”文化觀念主導的社會。王滬寧是如何做的呢？
王滬寧在從政前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他的學生和同事夏明說，王受希特勒法學家卡爾•施米特的影響很大。同時還認為，“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成為他研究的對象，也塑造了他的主權觀；孔德的‘秩序和進步’也為他的新權威主義背書，”“孟德斯鳩的‘環境、氣候和地緣決定論’和王滬寧後來信奉的政治生態學一脈相承；”而他的導師是“複旦國政係最頑固的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家陳其人”。（夏明《紅太陽帝國》第七章7.2）。在理論上，從政前的王滬寧還隻是從效率的角度主張權力集中。他認為，“（民主性的）委員製或會議製雖能集思廣益、眾誌成城，但它具有責任分散、行動遲緩、事權不一、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弊病。而與委員製相對立的首長製最顯著的特點是責任明確、效率高、事權集中、指揮靈敏、行動迅速，它的缺點與委員製正好相反。”（王滬寧《現代化進程中政治領導方式分析》（1988年））。在被江澤民引入政界後，他的新權威主義就根本改變了。開始是維護江澤民新威權；在胡錦濤當政後，他卻一改權威論，向民主方向轉變，2007年他發表了《“文革”反思與政治體製改革》；2012年，王立軍被逮捕，薄熙來事件暴發，他再修改此文，大論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僅幾個月後，習近平上台，欲啟用王，王立即同意效力習近平。不過，最初的幾年，習近平的政治麵目不很明朗，王的政治思路也不確定；直到2016年王岐山扳倒了習近平權力之路上的主要對手，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習提出核心問題，王才摸準了習近平的脈搏，重新再搬出他的新權威論。可見，從政後的王滬寧把自己定位於一個臣子和奴才，這也顯示出他之前的“新威權”理論其實隻是為官的敲門磚。習近平看中王滬寧的也正是這一點。於是，兩人狼狽成合，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中，王滬寧進爵中央政治局常委。
王滬寧像戈貝爾和真蒂萊一樣，以“國家主義”的新威權論支撐主子江和習。在王自己心裏，他的新威權的核心是領袖至上，國家和黨至上是為領袖權力做的鋪墊。王滬寧不知道習近平的無知無能嗎？他對自己主子能耐的了解太多了，但既然他確定了自己的高級奴才身份，他也就隻能看不見習近平的法西斯國家政治危險性和醜惡了。王滬寧的主要手法是給習近平的法西斯化統治思想塗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文化色彩，塗上“中國”、“中華民族”、“人類命運共同體”色彩，同時，傳統狹隘鄉土文化和封建君國意識的“君主至大”也被罩上“民族傳統”、“中國特色”的外套，由王滬寧混合在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文化中。就像墨索裏尼把羅馬帝國與國家社會主義結合釀造出法西斯主義一樣。這是“三朝帝王之師”，還是“一個禦用文痞”？
自2017年10月以後，王滬寧不再發表自己的見解，不再是個獨立的人。這一方麵是他很享受自己獲得官僚待遇和權欲，也知道中共專製體製下奴才超越主子的風險；另一方麵，既使原來他對法西斯主義知之不祥，如果他想知道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同異；分辨習近平想搞的是馬克思、社會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或者封建帝王主義，以他的閱曆也是不困難的。所以，當他知道習近平的“社會主義”已經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知道這個主義的嚴重後果，他也就不以自己的名字發聲了。王滬寧有沒有看出習近平在走法西斯道路？2016年，當無知的習近平及習家軍高喊“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時，王就應該知道了，這不就是法西斯的“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嘛。於是，王管宣傳後，“領袖核心”還在，此口號不提了。如此，王滬寧明白，如果習近平玩出了焚身之火，自己要不至於像戈貝爾一樣陪葬，現在最好以黨和習近平名義發聲。法西斯黨核心啊，那是一個什麽樣的罪行！而今，王滬寧那張時時都在焦慮的臉大概由此而生。
四，超級權力機構：國安委
說習近平完全無能，那是錯誤的，至少習近平很有越王勾踐的臥薪嚐膽之功，隻是他的目標隻有一個：為了成為“毛氏君王”。此其一。其二，在國內國際一片反對聲浪下，如果在權力層沒有一股實實在在的勢力支撐習近平，他既使有其心，也無力推出自己的“國家社會主義”夢想。習近平的勃勃野心來自一個實權機構：『中國共產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國安委”）。『國安委』這個機構的設想始於江澤民時期，當時，江隻是想用它來統一中共情報安全係統。到胡錦濤時，周永康控製的政法委不斷坐大，胡以“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限製周永康，但這個小組還是一個情報機構。習近平當政之初，為了排除太上皇式實權派勢力，實際控製權力，與王岐山聯手，以中紀委的名義拿下了軍委郭伯雄、徐才厚和政法委周永康等一眾老權勢人物。不過，中紀委這個機構的權力在體製上不可能超過政法委和軍委。怎麽辦？2017年下半年，習近平注意到了國安委。
中共全會同意建立國安委是2013年11月12日。當時中共政治局的動機主要是為了限製周永康和政法委的權力坐大。負責籌建的是被周永康排斥的政法委副書記孟建柱。王滬寧和汪永清為副手。此3人雖與江澤民有親密關係，但在權力圈內均沒有自己的勢力，屬於一般執行官僚。這個特點使國安委在組建後成為一種可被任何權力人利用的工具。這是習近平注意國安委的一個條件。另一方麵，對習近平來說，中共十九大發生的事情大出他的意料。王岐山雖為習近平清除了權力道路上的主要對手，可王岐山和中紀委也遭到黨內其他勢力圍攻；習的嫡係中唯一可充當軍師和幹將者王岐山不得已被迫從中常委“退休”了事。中紀委被撻伐後，中紀委的權力由腳踏習、江、胡三隻船的人物趙樂際接手。這局麵與1925年的墨索裏尼和“長刀之夜”前的希特勒處境相似。於是，一心想成“核心”的習近平幹了兩件事：一件事是由黨內轉向黨外，在十二屆人大上搶奪國家權力。結果，習近平的嫡係栗戰書當上人大委員長，王岐山則在軍方助威下成了“終身國家副主席”，加上習自己這個主席，三位一體，習近平就從控黨轉到了控國。當然，習近平、王岐山是不在乎“人民代表大會”和“黨代會”這些表麵權力的，這些機構在中共極權體製下，隻是統治權力遊戲的形式，習近平要抓的是實際可操縱黨和國家的權力。
習近平做的第二件事是，改組和控製國安委。按當初權貴們的理解，國安委與胡錦濤時的“中央國家安全工作領導小組”一樣，是政治局和國務院之下的一個情報機構協調組織。因為是行政機構，其主要人員的人事任免就可以由主席和常委決定，無需黨和國家開會表決決定。中共十九大，栗戰書取代張德江成為國安委副主席（主席習近平，另一個副主席李克強），丁薛祥為辦公室主任，蔡奇為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常委全麵換上習家軍人馬其辦公地點設於中共中央辦公廳，日常事務由中央辦公廳負責。請注意，有兩位中常委和十個政治局委員被排除在國安委常委之外：汪洋、趙樂際等。如此，國安委就可以不同於中常委和政治局，成為一個獨立權力機構；國安委也就由習個人控製了決定權，成了習近平獨控的周永康式“政法委”。由於國家權力主要負責人都編入了國安委：國務院總理，軍警特主管，宣傳主管，經濟和金融主管、情報、外交等主要負責官員悉數匯集，國安委的實際權力就超過了所有國家和黨的權力組織，換句話，它是一個不為普通人注意，而實際權力超國家和超中共中央代表大會的第三個隱蔽的國家權力中心，同時，它還是懸於所有國家和中共中央委員個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比如房峰輝和張陽事件。
讓我們綜合一下，三個因素造成了習近平通過國安委進行權力獨裁：一，在黨內鬥爭中，習近平數次在政治局和中常委會議中的控製力失敗；如十八大中王岐山退休事件；2019年北戴河休假中的“爭議”。二，習近平對國家權力機構的控製不確定；如2016年的中南海南北院之爭；2018年7月的“定於一尊”事件。三，習上任後，其威信在民間和中下層機構中日漸衰微，怠政、懶政和嘲諷習近平非常普遍。這造成力習近平的權力危機，使他想出了通過特殊權力機構“國安委”來獨裁。為什麽說它特殊？因為，國務院、中紀委、政法委、最高法院、軍委、公安部、宣傳部等所有政治機構最高權力人員都是其成員，而國安委沒有公開規則，不受監督，委員和參會人員可以由習近平個人決定，完全無需通過其它機構製衡；所有國家最高指揮決策指令都可以在這個“國安委”的會議上被議定，然後，再交由中常委會，政治局會議、人大會議進行形式化表決。由於達摩克利斯之劍效應，這些表決都會“通過”。由此可以認為，中常委會、政治局會議、人大會議實際上不過是為“國安委”的議定作備案罷了。新“國安委”的權限和權力結構設計，使它（實際上是習近平個人）的實際決策權超了政治局，超過了中常委，也超過了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國安委表麵上還是中常委、政治局領導下的一個政策機構，實質上已經是一個真正權力被習近平個人控製，不受國家任何機構製衡，可以操縱國家政治走向的權力中心。它既是習近平個人手裏的權力工具，又是支撐習近平獨裁的實力和精神背景。今天中國發生的一切法西斯化現象，都與此超級權力機構相關。就是說，如果習近平要發動全國法西斯戒嚴，大規模抓捕反對派，或者對外發動戰爭，其實際策劃和指令一定出至國安委，而不是政法委，也不在中常委和中共政治局。
兩大亂源，三種亂局
兩大亂源：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
中共建政70年以來，在沒有外部侵犯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為什麽一直亂局不斷？究其政治亂源，前63年主要是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作祟。除了胡耀邦、趙紫陽當政的8年，毛時期的一係列運動和文革之亂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毛個人的統治權，鄧小平的“六四大屠殺”也是因為中共權貴統治權和專政思想。於是，有一種說法，認為習近平現在效仿的“社會主義”是毛氏統治和專政，他想複辟毛的一套。可通過上麵的事實可知，情況並非如此，習近平政治表麵上是“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墨索裏尼、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盡管他的喉舌不斷聲明，中共搞的是“和平崛起”。這樣的亂局在中國曆史上曾發生過一次，時間在公元前2400年前，地點是秦國。“帝國夢”是另一種被人們忘記的亂局之源。
習近平的“帝國夢”與毛氏“大亂達到大治”的區別，就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前麵說過，毛氏社會主義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即以鎮壓國內“非無產階級”，達到把國家權力掌握在“無產階級”新權貴手裏的目的。為此，斯大林、毛澤東、鐵托的國家最高權力組織中都有相當比例的基層勞動階層代表，盡管這些代表是形式化的、愚昧的、奴性十足的，同時，這些代表還特偏激，對鬥爭特別偏好。因而，他們的“社會主義”都遵循一種典型的內鬥規律和邏輯，在這個規則下國家反反複複發生內亂。墨索裏尼和希特勒曾經也是社會主義信徒，但當他們掌握了國家權力，發現了這樣的邏輯對自己的統治並無好處，轉而便放棄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利用國民高漲的狹隘民族和狹隘國家情緒，豎起了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旗幟。“法西斯”是反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的。由於其主張國內政治極權式“穩定”和“專家治國”，一般都可以使“國家社會主義”在一個階段中出現經濟單方麵的高速增長和商品繁榮，並且，其經濟發展通常都可以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然而，“法西斯”一詞就是“複辟帝國”之義，它追求的並不是一國之穩定，而是 “擴張”，這是“國家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明說的。習近平的喉舌們說的威權社會主義，實際就是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毛氏社會主義。所以，當法西斯主義開始擴張時，當法西斯之亂開始時，人們才想起來“國家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是當今世界的另一個亂源。
法西斯主義為什麽要“擴張”？四個因素：一，領袖個人權力和權貴集團利益的擴張欲；二，客觀上，經濟產能高速發展至過剩引發的經濟、社會和權力危機。三，在極權鎮壓下，強權胡作非為，社會不公造成同步積累的社會矛盾與日俱增。這些矛盾與過剩引發的社會問題合流，使統治岌岌可危。毛氏社會主義遇到統治危機主要以獨裁式政治運動鞏固個人權力，法西斯的選擇除了鎮壓內部反對派，更主要的措施是把內部危機向外引。四，法西斯國家主義洗腦產生的國民擴張欲。筆者強調領袖權力和權貴集團利益的原因是因為，當危機發生時，存在第三種選擇可能：政治民主化改革。獨裁領袖不選擇改革是由於，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樣實行的國家體製都是黨體製，表麵是國家至上，實質是黨至上，黨高於國家的體製。所謂的“黨”就是極少數一些權貴。換句話，社會主義體製時間稍長就會產生一個以黨政治統治為生的獨立利益階團——他們的利益來自黨，成員間結成龐大的利益關係網，有不同於普通社會階層的思維方式、行為規範和語言。如果進行民主化改革，既成的黨權力網和利益規則就會被廢除，他們中的多數絕不會同意主動放棄既得利益，放棄既有體製。此時，如果沒有一批有民主思想、有能力的領導人，既得利益集團的多數人就會推動專製政黨以對外擴張來轉移國內危機。在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相通的，“社會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習近平就處在這樣的階段，他沒有蔣經國、趙紫陽、胡耀邦的文明觀念基礎，滿腦子都是個人權力和毛氏霸王的專權思想，他不向國家社會主義轉變，反倒使人感到意外了。
不過，習的“國家社會主義”與與老法西斯主義還是有點不同的，那就是他有更多偽裝。習學習了毛氏社會主義的兩點：其一以黨獨裁偽裝個人獨裁；其二以黨治國，黨領導法，黨就是法。領袖借著黨的名義無視權力的公共性和國家規則。習近平幹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和領袖極權，但嘴巴裏隻說“社會主義”，“國家至上，愛黨愛國”，甚至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至多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等等；而不像墨索裏尼、希特勒一般公然鼓吹叢林哲學，高喊“法西斯主義一般不相信永久和平有任何可能或益處。因此法西斯主義認為和平主義不過是貪生怕死和怯懦行為的偽裝，必須堅決擯棄。唯有戰爭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極限，並且在所有勇於麵對戰爭的人身上打上高貴的印記。”（墨索裏尼《法西斯主義學說》）。這一方麵是由於法西斯主義、希特勒、納粹等概念在二戰後的國際國內社會完全是一種惡魔概念，不被人們接受；另一方麵是習的個人能力和掌握的資源都還不足以公然推動“國家社會主義”。可是，這並不能掩蓋習近平的“定於一尊”、一言九鼎和實現中共政治專製和擴張200年。
筆者再重複一遍：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兩個亂源本質上無差別，因為，它們本質上是相通的。“社會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中共的黨專製和權力獨裁就是當今中國和世界的最大亂源。
三種亂局
根據上述所說，我們可以都出一個論點，2019年9月27日中共的白皮書所說：“沒有（中共）集中統一、堅強有力的領導力量，中國將走向分裂和解體，”不是事實，而是習近平、王滬寧等一眾權貴們的又一次戈貝爾式謊言。相反，習近平現在的國家社會主義正在“給世界帶來災難。”同時，白皮書也公開了一個事實：大亂正在迫近，習近平集團已經感到了一個巨大的預兆。因為，老法西斯和斯大林、毛澤東玩弄的三個至上：領袖至上、黨至上、國家至上，在習手裏都失靈了。
中國將會發生什麽樣的“亂局”呢？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毛氏爭權奪利之亂。
中共建政前開始到毛去世，中共黨內和大陸就一直陷於一場無休止的權力鬥爭中。1962年初毛在七千人大會上失權，於是，憑借自己在民間僅存的“威信”掀起了“文革”。這是一場使國家和人民陷入嚴重混亂，文化、經濟被嚴重破壞的黨內鬥爭。搞亂了國家經濟，沒有了工作位置，毛就編個“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瞎話，就把成百上千萬懵懵懂懂的城市學生，趕到農村“戰天鬥地”。毛搞的這場獨裁之亂，到死都沒有解決。鄧小平、陳雲也一樣，還是為了保自己少數黨權貴的權力獨裁，打開殺戒。不過，鄧小平很知國人對“動亂”的擔憂，於是，他一麵把民眾要求民主改革的訴求汙名為“動亂”，另一麵開始放鬆經濟，讓普通人有一點發財的機會。從毛到胡錦濤，中共的權力政治基本為一種斯大林式黨內爭權奪利模式，這種動亂模式的特點就是國家自我混亂。國家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麵，以及人們的生活都被一個黨的領袖間爭權奪利搞得不得安寧，甚至腥風血雨。習近平繼承了老一代的黨權獨裁體製，其權力獨裁欲一點也不亞於毛、鄧，這就使斯大林和毛氏的爭權奪利模式以一種固有的舊傳統在中國重新開始。
習的權力獨裁之爭可能演化為大亂的動因有兩個，我們在上麵已經說過：一是習自己的無能，他的隊友也一個個都平庸無能，善於察言觀色，一個個心懷叵測，而無能造福於人民，忠誠於人民。二是在習的對麵有一個強大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由多方麵的人組成：從反對專製的黨內外人士，到質疑習近平和習家軍昏庸無能的人。習當政本身不隻是程序違法違規，他自封12個國家黨政機構“小組長”，讓國務院靠邊站，國家軍隊不允許國家化，國家司法機構和最高法院不姓國，姓黨；可以抓人無需法律手續，抓了人不告訴家人，先失蹤三年；霸占公民財產可以不告訴理由，無理由，或者幹脆造欲加之罪，把被奪財產人抓起來。中紀委帶領之下，各級黨紀委都可以私設公堂，私造理由關押、審訊，刑訊逼供；······。凡此種種都促成了習的權力地位不穩。毛、鄧都有曾經的業績和威信，習什麽也沒有，當政後更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教育和人們的就業、物價、生活搞得每況愈下。相反的情況是，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思想認知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和進步，習近平卻像剛從地下爬出來的出土文物，鼓吹什麽“初心”論，雷鋒、焦裕祿精神，到處成立馬克思主義學院，使江、胡等一眾老人都目瞪口呆。看看現在國內濟濟年青人才和國家基層幹部所受教育，習近平的低能、弱智本身就引發有才幹，講專業的中青年幹部向老朽的挑戰欲。這就在習的強烈權力欲與反對派之間構成了一種危機。如果習不顧一切，動用國安委進行全麵戒嚴或變相戒嚴，或者經濟和其它方麵繼續惡化，造成人們走上街頭抗議，或者部分軍警發動義舉，或者黨內出現反對，或民族起義，那麽，新一輪爭權奪利之內亂就降臨了。習的白皮書暴露的正是這樣的征兆。
毛之亂中斷於其亡命，鄧之亂隱於六四屠殺後其基本自動退位。習的無能加惡行會給他帶來非常險惡的命運，也會給國家帶來再一次嚴重混亂。這種危機不可能維持到他生命結束的時候，隻會結束其生命。
第二種，法西斯黨及帝國之亂。
現在的第二種情況是，在國內情況眼看要失控的狀況下，習近平正在采用專製派智囊（王滬寧、王岐山等人）提出的向外轉移危機的方法。他正按法西斯的一套進行準備，一，他在新疆建立了大規模的集中營，並進行無司法程序的秘密殺害，進行白色恐怖實驗。二，他以封鎖網絡、禁止閱讀“反對讀物”和抓捕言論思想人士鎮壓異己，使國內大部分人（特別是青年人）基本不知事實真相。三，建立第三超級權力國安委和軍隊姓黨。以高額軍餉警餉，許以軍警特權，並在軍警最高培養個人嫡係，把國家軍警變成效忠他個人的習家軍。四，把黨的基層組織變成一種軍事化係統，並派黨組織進駐所有經濟、文化、教育等機構（這是鄧以後不曾有過的），控製每一個家庭的活動。五，大量向外派遣滲透人員，特別是台灣、日本、美國和南海周邊與九段線有矛盾的國家。六，大量儲備外匯和黃金，推廣人民幣結算係統；提高軍工和信息產業能力。七，對青年人灌輸狹隘“國家”、“祖國”、“中華民族”、民族複興、捍衛領土等等思想，使青年處於法西斯化的“中國夢”盲動情緒中，以便隨時啟動對外戰爭。八，與伊朗、阿富汗塔利班、朝鮮、巴基斯坦、俄羅斯普京結成無協議反民主聯盟。九，製造發動戰爭的燃點，如香港問題，台灣問題，南海九段線問題，西藏問題，釣魚島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可以通過會談解決的，但習近平不談，隻譴責，保持一種隨時可引發衝突的狀態。
習近平及其小集團當然知道，發動帝國戰爭的條件還非常不成熟。這主要是美國的軍事、經濟實力強壓中共一頭。以中共的人心、軍心和軍事實力與對比，他會一擊即潰。為此，習近平、王岐山多次企圖與普京結成反美聯盟，以利其發動對外戰事，但普京的一句“山上猴子觀虎鬥”，使習近平的帝國夢涼了半截。這是目前習近平不敢在國際上輕舉妄動，發動戰爭的主要瓶頸。不過，這並不能完全排除習近平錯估局勢，發起一些小型戰事來轉移人們的視線和他個人政治地位危機。錯判局勢是玩火者玩火的常道，否則就不會有墨索裏尼、希特勒、東條英機這些毀滅國家和民族的戰犯了。大部分的漫天大火都是由一點火星引起的，不光玩火者經常以為自己可以控製局麵，愚昧的觀火者還會為玩火者鼓掌興奮，而後自己葬身於火海中，也給大批無辜的人帶來災難。愚蠢無知和輕舉妄動是玩火者的共同特點，權力欲加上不受製衡的權力機製則是政治玩火者玩戰爭之火的特點。習近平及其無知愚昧的擁護者會為國內危機環境玩火嗎？
進一步看，既使習近平沒有發動戰事，對中共權貴中狂妄無知勢力的坐大也不能掉以輕心。習近平個人的權力欲不斷膨脹，與其周圍的利益新貴的支持不無關係。有這樣一群人控製著中國的政治資源，就是習近平有個三長兩短，他們也會再推舉出一個新的法西斯接班人。如果新的法西斯接班人比習近平有經濟能力，法西斯就不止會繼續存在，而且還可能成為世界和中國的大亂之源。怎麽辦？
第三種，民主變革避“亂局”。
有沒有製止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之亂的有效辦法？如果說有，那就是“和平演變”，政治修正。中共專製派和獨裁者一直汙名化“改革”，因為他們害怕失去“獨裁”。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們是一些根本反對人民和背叛 “人民共和國”的人。上世紀60年代後，通過和平演變、改革開放、政治修正實現反獨裁的案例已經不少了。有的成功過渡到民主製，從而，避免了國家大亂；如台灣蔣經國主動放棄一黨製；蘇聯專製集團解體，大部分國家進入了多黨製和民主政治，避免了獨裁和專製亂局。這是真正可以避免封建帝製、社會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之亂的道路。
現在，進行了反獨裁改革嚐試，而沒有成功避亂的主動改革主要在中國。如“七千人大會”黨內民主，後被毛文革獨裁複辟；顛覆毛的文革專製和權力獨裁後，又被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和鎮壓“六四運動”複辟了獨裁；現在習近平的權力獨裁是中共建政後最嚴重和赤裸裸的。從最近在新疆和香港發生的亂局，人們已經看到了將在整個中國發生的亂局。
現在的中國麵臨三個選擇：其一，黨內主動罷免習近平，製止一場大規模起義，避免國家陷入失控亂局。其二，國內發生民變、兵變、警變，這可能快速完成權力過渡，也可能引發其它矛盾，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穩定。其三，如果習近平把前兩類變革都鎮壓下去了，那就一定會走上最危險的法西斯之亂——對外戰爭。在如今武器的巨大殺傷力情況下，這個後果是無法估計的。可能在精確製導武器打擊下，戰事立即就結束；也可能會有城市被毀滅。習近平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反人類罪犯被記入曆史。
以一句話來結束本文，你願意為習近平的個人權力獨裁獻身嗎？你願意為中共的法西斯專製獻身嗎？在堂皇的“國家社會主義”背後，是普通老百姓的地獄和中共權貴的“天堂”。對中共黨員來說，最好你們重讀一下毛澤東的話：“誠意實行真正民主自由的憲政，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政治，······我們共產黨人是自始至終主張這個方針的。”（摘自毛氏《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