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7月15日，光緒皇帝發布諭旨，派考察團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1906年兩路考察團曆時半年有餘，遍訪當時歐洲的十三個國家（涉及今天的十五個歐盟成員國）和美國、日本。1906年9月1日，光緒頒布預備立憲詔書,向世界宣布中國將由君主製改為君主立憲製。從此，至少在名義上，中國將憲政作為國家管理體製的既定目標。德國漢學家弗蘭克（Frank Otto）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稱“中國考察團學習西方的國家管理製度”。（《科隆日報》1906.2.25）
今年是中國開始憲政改革110周年，值得紀念。不過筆者開篇講述這段曆史的目的還不在此。本文所要引出的話題是，將一百多年前和今天對比，曆史何其相似。筆者所指相似之處，並非指中國為了政治體製改革派員考察東西方政治製度，以期擇善而從。就這一點而言，曆史恰恰相反。然而，就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結果而言，一百多年前的曆史軌跡卻能與今日直接銜接，且共同之處頗多，吊詭之處亦似，令人不能不發出曆史如此相似的感慨來。
一
就曆史給中國人提出的命題而言，一百多年前和今天，人們都同樣在關注中國的變革，呼籲中國的變革，期許中國的變革。一百多年前人們關注中國的改革，重點是中國政治體製，而這一命題同樣是今天人們關注的焦點。
一百多年前，體製內的改革者針對國家政治體製改革提出了人治還是法治的命題，他們在《請定國事以安大計折》中開篇便直奔主題：
“太後、皇上，請想一想，中國的內政外交何以一敗塗地，中國為什麽求強反而越來越弱，求富反而越來越貧？何以如此？請仔細看看中國實行的是什麽政體吧。太後、皇上聖明，足以判斷。
政體究竟是怎麽回事呢？當今世界政體有兩種，一個叫專製政體，一個叫立憲政體。實行專製政體的國家，以人治國，而不是以法治國。因此，這樣的國家是很容易發生危險的。立憲的國家，以法治國而不是以人治國，因此這樣的國家也易於國泰民安。”（筆者將原文轉換成了白話文）
看看今天，人治還是法治依然是百姓檢測中國政治體製究竟為何物的標尺，也是近年來執政者們反複提出的核心問題。
一百多年前，人們在焦慮中等待著中國的巨變，同時又擔心保守勢力的反撲。體製內外的改革者們都清楚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於專製體製本身，來自於那些專製體製內的利益集團。麵對體製內的保守勢力，改革者們一針見血地指出：“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獨不利於官。因為憲法既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權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優，於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撓於形。彼其心……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己之私利而已。”（鎮國公載澤的奏折）
當時政情公開，《北京日報》為此專發評論稱：
“我國政治之腐敗，在於君民之情不通，官吏蒙蔽，從中作弊。故雖有維新之善政，而在外國行之則有益，我國效之則不特無益，而且有損。朝廷多一章程，則官吏多一作弊。故破除官吏蒙蔽與作弊，非君與民通不可。君民相通，則非立定憲法，聯君民為一體不可。此立憲之製度所以利於君，利於民，而獨不利於蒙蔽作弊之官。”
如果我們把上述的言論放置於今天，隻是改換其中的稱謂，其他一字不改，竟然同樣一針見血，切中時弊。
一百多年前，中國官僚體製除各級官員敷衍了事、作弊多端、欺上瞞下、恣意妄為之外，還有一大弊政：親貴弄權，綱紀不正，貪汙腐敗，賄賂公行。最著名的是段芝貴買官進爵一案。1907年，地方道員段芝貴為獲得黑龍江巡撫一職，以便獨霸一方，便試圖買通軍機大臣慶親王奕劻。為此他向商會會長王竹林借了十萬兩雪花銀，作為給慶親王的壽禮。又得知“貴”二代慶親王之子喜歡天津十裏洋場的歌女楊翠喜，又花重金將其贖出，一並獻上。當年《大公報》將此一惡性公諸報端，一時全國震動，輿論嘩然。光緒大為惱怒，改革剛剛起步，王公親貴便如此膽大妄為，改革如何進行得下去？！下令嚴查。
就連慈禧太後也不敢袒護。約二十年前，醇親王奕譞曾出主意，以海軍名義籌款集資。後集資的白銀一部分建了鐵路，一部分在原皇家園林的基礎上為慈禧修了還政之後頤養天年的離宮，並改名為頤和園。那是甲午海戰前的事情，那時慈禧垂簾聽政，隻手遮天。庚子年之亂後，慈禧的觀念也開始有所轉變。也開始思索中國的發展之路。一些跡象表明，她甚至也參與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對女權方麵的事務尤為注意。如嚴令禁止女孩裹小腳，要求中國憲政考察團留意西方女學等。據1906年9月5日《時報》的報道，對《請定國事以安大計折》，慈禧太後認認真真地看了三個多小時。段案爆發後，據報章披露，慈禧怒斥慶親王，“如此欺蔽朝廷，還不如用繩子勒死我們娘倆（指她跟光緒）算了。”如果換成今天的話，應該是：如此欺蔽中央，還不如亡黨亡國算了。麵對輿論鼎沸、上庭震怒，慶親王父子驚恐萬狀，急忙退還了銀子和歌女。派往調查的人為了維護朝廷的顏麵，便以查無實據複命。誰知當時《大公報》緊追不舍，將所有調查內情揭露出來，公之於眾。整個京城頓時炸開了鍋。
回過頭來看看今天，專製體製下的弊端仍曆曆在目。恣意枉法，腐敗橫行，甚至腐敗手法也如出一轍，就連查辦腐敗導致的結果都有相似之處。一百多年前，查辦腐敗本來是為政治體製改革開路，借機建立起監督權力的機製來。但實際結果卻是，腐敗雖然被揭露了，卻導引出一場勾心鬥角、排除異己的權利爭奪戰。史稱“丁末政潮”。這也為後來權力失控埋下了伏筆，暴露出中國政治改革的致命弱點與先天不足。而且，坦率地說，一百多年前，政情已基本做到了輿論公開，報刊雜誌已有了不受幹預的監督之權。而如今輿論的監督還被滋生腐敗的權力所嚴格控製，鮮有輿論獨立調查披露出腐敗大案的。
二
如果我們把視線再引向深入，從曆史潮流的基本走向看，曆史也何其相似。
110前的憲政改革發端於中西衝突和由此引發的“國家身份”轉換。中西衝突之後，中國固守的“天下秩序”被打亂，中國不得不改變“國家身份”，變“天朝上國”為世界萬林中之一國的“民族國家”——“中國”。由於與“天朝上國”相配套的權力運轉機製不再適用，以及與“天朝上國”權力運轉機製配套運行的安排社會秩序的傳統道德觀念無所適從，於是由此又引發了一係列危機，首當其衝的是權力的合法性危機和價值觀危機。110年前的中國國家管理體製的改革就是這一係列危機的必然結果。
同樣，文革浩劫之後的改革開放也麵臨“黨朝上國”的身份轉變。與“黨朝上國”所配套的運轉機製同樣不再適用，與“黨朝上國”權力運轉機製配套運行的安排社會秩序的道德觀和價值觀也同樣無所依托，結果也引發了一係列危機。首當其衝的同樣是權力的合法性危機和價值觀危機。110年前的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是一係列危機的必然結果。而今日，這一係列危機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同樣會將中國政治體製變革問題逼到前台。
從曆史走向的具體脈絡看，110年前的中國國家管理體製改革可謂姍姍來遲。本應於洋務自強運動中解決的國家管理體製問題，最終隻被限定在發展經濟的範疇內，看重以技術引進、科技創新為基礎的軍力強大，國家的發展僅是為了強國強軍，最終目標是“師夷長技以製夷”。其中緣由，有統治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久拖不決的一麵，但更重要的是曆史的慣性。中國現代化步伐剛剛起步，百端待理，基本觀念的轉變還需時日，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政治體製跟不上，靠發展經濟不可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結果又進一步引發一係列危機。甲午海戰一敗塗地，終結了洋務自強運動。由此激發了體製內外政治體製變革的呼聲。然而當時的政治架構使得改革者根本不可能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保守勢力相抗衡。“戊戌變法”不到一百天便失敗了。此後保守勢力強力反撲，又引發了義和團之亂，結果使中國再次陷入全麵危機的狀態，八國聯軍最終占領了北京。
如果打亂曆史軌跡，將上述曆史選出一些關鍵指標與“文革”浩劫之後中國所走改革之路做一對照，結果不能不驚歎曆史何其相似：政治體製不變，政治架構雷同，側重經濟改革，力求強國強軍，大規模腐敗，改革派與保守派決鬥，最後發生國家危機。甚至連“海戰”危機、“師夷長技以製夷”（反西方敵對勢力）等都極為相似，真可謂絲絲相扣，號號入座，樁樁有跡。
三
曆史的吊詭之處也同樣反映在一百多年前和今天。當人們在議論中國變革時，內心深處的憂慮也表露無遺。一百多年前人們對中國改革失敗的擔憂蔓延四方，今天這種擔憂情緒同樣在體製內外、海內外四處彌漫。而其核心點又都在於中國的“亂”與“不亂”。一百多年前，國際媒體、海內外關心中國改革的各界人士對中國實行立憲改革的議論，與今日人們談論中國崛起或崩潰的情形竟然也極其相似。
1906年，《時報》全文轉發了英國《泰晤士報》評論中國立憲改革的文章，讓人看到了西方媒體對中國變革的關切。文中發出的肺腑之言難掩疑惑擔憂之慮：
“若（立憲）時機未熟而欲倉促從事，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此等事曆史上數見不鮮矣。……此次改革政體，為世界上唯一之大舉動。因中國地廣人眾，其阻力之巨，非別國所可同時而語。其前途之結果，非能預言，且亦不能預測，以其過於深奧故也。惟此舉必有利於中國則可斷言者。” （1906.8.29.）
1905年，俄國沙皇先於中國宣布立憲。於是光緒所派憲政考察團於1906年也考察了俄國立憲起步的情況。當時俄國前首相維特當麵向中國考察大臣提出了這樣的忠告：中國立憲，“約計總以五十年準備。謂欲速則不能，過遲不可。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則有傾跌之虞；上不行而下將出於急求，則有暴動之舉。”（考察大臣戴鴻慈的奏折）
《申報》記者曾向一久居北京、對中國形勢較為熟悉的美國人詢問對中國實行立憲的看法，這位能說一口流利北京話的美國人回答道：“二十世紀世界進步的潮流急速而來，一瀉千裏，不可遏製。中國政海的情勢受其刺激，而一轉，再轉，三轉，已呈大勢所趨，無可逆轉。立憲之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因此，中國若不實行立憲製則已，旦若實行，就不能遲疑猶豫。躊躇一時就有一時之損，猶豫一年就有一年之害。”（1906.9.10.）
中國宣布預備立憲後，《申報》、《同文滬報》、《中外日報》、《時報》、《南方報》等聯合登出布告：“朝廷特頒明詔宣布立憲，此乃吾國曠古未有之幸福。”（1906.9.4）《申報》還發表專文評論道：“上諭宣布立憲，海內士夫，凡知專製國不足以立於二十世紀者，莫不奔走相告，額手相慶，曰：立憲矣，立憲矣。轉弱為強，萌芽於此。”（1906.9.16）
然而日本駐中國公使卻直言不諱地斷言道：今日中國“遑論立憲？恐不能圖治，適足速亂”。他提出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當年日本國民頭腦中均有立憲變革意識，而中國百姓並無此念想。（《新民叢報》1906，4期）
其實中國的改革者也意識到了同樣的問題。他們認為，中國數千年來，一切製度、傳統文化雖然有著深厚的基礎，但其中能夠與各立憲國的製度相結合、說用就立刻能用得上的並不多。因此不能說立憲立刻就立憲，說頒布憲法，馬上就頒布憲法。如果貿然行事，則舉國上下將雜亂無章，就像群兒戲舞。國家混亂的情況恐怕比今天還要厲害。這樣立憲，不僅得不到國家的安寧，反而造成危亡的局麵。（《請定國事以安大計折》）
1908年，銳意國家政治體製改革的光緒皇帝再派大員專赴歐洲考察憲法，之後便遭人暗算，在慈禧太後死前一日晏駕。最新的研究表明死於砒霜。權威的隕落使得一向依靠威權統治的中國政局突發巨變，權力出現巨大真空，致使變革中的中國進入了一係列“亂”局。前述人們的擔心變成了事實。日本駐中國公使簡單幹脆的斷言一語成讖。
中國變革的吊詭之處恰恰在於，威權社會造就的是權威人格。一人之命決定著全民之命。要想和平有序地改變威權社會的命運，又必須依靠體製內的權威力量。而通過激烈手段改變命運，將打亂國家秩序。整合國家秩序也同樣需要依靠權威力量。原有的權威不再發生作用，就需要再造權威。在傳統帝製的崩潰過程中已經出現了新的目標價值——憲政，而權威隕落後產生新權威的過程卻是在背離憲政的軌道上進行的。因此，新權威在產生的同時就缺乏合法性，權力的合法性危機也就始終災難般地降臨在每一個新生政權的頭上。當新的權威產生、但還缺乏整合國家秩序的力量時，其他政治勢力往往又充分利用憲政的目標價值，以維護憲政為名義，集結更大的軍事力量，結果形成惡性循環，直到形成足以控製其他政治勢力的政治軍事集團為止。
如果將曆史在更廣的範圍內鋪開，縱觀這一亂局，便不難發現，其走向又是向“惡變”發展的。“惡變”的結果正是“文革”浩劫。其“惡性”的程度堪稱中國史無前例。其“惡變”的成因恰恰又是威權社會裏的權威力量。110年前中國為適應新的形勢而希求解決的國家管理體製，在“文革”浩劫中又基本複辟到1860年前的“天朝上國”形態，形成了變異體“黨朝上國”。結果，從“國家身份”認同和與之緊密相關的國家管理體製這一意義上看，中國又回到了原點。唯一不同的是，當年的權力中心是紫禁城，“文革”的權力中心是中南海，兩者僅一街之隔，原都是皇家領地，權力的運轉機製卻如出一轍：君臨天下，乾綱獨斷，一言九鼎。
權威之命決定國家、萬民之命，中國至今也未能擺脫這一宿命。
四
曆史相似的原因隻有一點，本應該徹底解決的國家政治體製問題，始終未能得到解決。結果，中國所經曆的一百多年的曆史，不過是在兜圈子。法治還是人治，崛起還是崩潰，這些問題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來了，至今未解，曆史如何不相似！
在前引那位一百多年前住在北京的美國人的采訪中，記者又向他提了一個問題，中國實行憲政的次序如何，他打了個比喻：
“遇到火災的人，先造一間小屋，已避風雨。如果要蓋大廈，就需費時經年，不可倉促。”
如今已到了21世紀，蓋大廈已耗時一百多年，到今天為止，中國已蓋起了一座惠及子孫萬代的宏偉巨廈嗎？從辛亥革命到國共內戰，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從改革開放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每每在曆史關頭，中國的統治者是不是恰恰都像遭遇火災的人，先造一間小屋躲避風雨？雨過天晴之後，他們好像又都在繪製宏偉大廈的藍圖，可結果呢？看看自1911年至今頒布的憲法文件，達十幾部之多。僅1949年之後，和平時期就頒布了五部憲法。每部憲法頒布過後便免不了再經狂風暴雨的洗禮。而避雨的小屋，在風雨飄搖中說垮就垮。結果不得不再製定新的憲法。可哪一部憲法的命運不如同一紙空文？！
從1989年到現在的二十多年來，中國相對平穩，有人便以為中國總算蓋起來一座宏偉巨廈，經得起任何風雨。然而掐指一算，從1954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到1975年頒布“文革憲法”，再到1982年頒布現行憲法，也不過近30年的時間。細究起來，實施憲法的根基究竟在哪兒？
再比照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說，1989之後中國不過是在重複一百多年前清季的洋務自強運動。根據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在1880年中國洋務自強運動方興未艾之時，經濟總量跟美國比已旗鼓相當，均占全球的14%。那時人們也認為中國蓋起了一座宏偉巨廈。那時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比2014年還高出兩個百分點。可隨後呢？便一路下滑。這同今天的情況也極為相似。那時中國麵對的問題，其實也同樣擺在了今天中國民眾和執政者麵前。如果解決不好，洋務自強運動失敗後引發的局麵，今後能夠避免嗎？
五
其實，中國第一批憲政改革者們已經把握住了中國實行政治體製變革的脈搏，可惜曆史沒有給他們機會，這也凸現了曆史的偶然性。在國家管理體製改革中，他們試圖確立這樣的觀念：“國民者，政治之本原也。立國者法，而行法者人，守法者亦人。”他們認為，隻是讚賞羨慕東西各國已成之效，並加以仿行，“視其形式則是，而察其精神則非。”那麽為什麽他國變革能收富強之實效，我國為何隻得變革之空名？就是因為中國“無行法之人”、“無守法之人”。這樣的結果隻是“飾貌效顰”，改革則“名存而實亡”。為此他們大力推行現代教育。與今日不同的是，今天實行“精英”教育，思路與傳統的“學而優則仕”沒有根本的區別，重點仍在官運和財運。而他們在考察各國教育製度後提出：“考之東西各國之學製，其大別有二，曰專門，曰普通，而普通尤為各國注重。普通雲者，不在造就少數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數之國民。”（《考察各國學務擇要上陳摺》）
他們在比較了東西方各國政治之後（詳見《列國政要》、《歐美政治要義》，1908），則進一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立憲政體與專製政體為反比例。專製政體之國家基礎，多未能鞏固。隻適用於人民幼樨之時代。若國家之組織已整理，人民之智能既發達，非變更立憲政體不能為功。”
他們提出了政治體製改革必須做到的三點，這也是立憲政體勝於專製政體關鍵點：“一、人民權利自由依憲法之負擔，各自安圖個人及社會之發達。二、人民依憲法受議政權，關於國務利害之觀念甚切，且發一種公共之觀念，以助國家之進步。三、代表議會之設置，不但使人民對國家之注意甚深，且可使政府注意施政，以矯正專斷壓製之弊。”（《大清國憲法草案》）
他們把國民作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本源，國民是行法之人，也是守法之人。這是打破中國數千年來一人命運決定全民命運這一宿命的不二法門。整理國家組織，發達人民智能，人民依憲法管理政權，監督政府，依憲法維護自身的權利與自由，安圖樂業，社會發達，形成公民意識，共助國家進步，這是一百多年前的改革者們為中國規劃的宏偉藍圖。然而，一百多年之後的今天，情況又如何呢？如果說人民仍處於“幼樨之時代”。恐怕實在說不過去了。
一百多年前，中國的改革者也向光緒皇帝和大清國民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如果無行法之人，無守法之人，那麽將不可避免地出現這樣的局麵：“少數人倡舉之，而多數人破壞之，如是者雖百廢俱興，亦百興而百廢！”
回首以往，就中國首次憲政改革失敗之後，中國已經上演了多少回“百廢俱興，亦百興而百廢”的曆史悲劇呢？
中國的曆史還是不要再繼續相似下去為好。
來源: 《金融時報》中文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