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是積弱積貧、任由外夷宰割的舊中國與雄雞唱曉、完全獨立自主的新中國的分水嶺，它一舉雪洗中華民族百年恥辱，標誌著中華民族的涅槃、崛起。它是新中國立國、奠基之戰，這裏所說的立國、奠基不單指政治製度意識形態，而且也包括和平建設發展的大環境、中華兒女昂揚鬥誌和意氣風發的精神麵貌。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讓以美帝國主義國家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看到了一個與他們理解意識中完全不一樣的中國，——一個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傲立於世界東方、神聖不可侵犯的新中國。抗美援朝立國之戰，不僅為新中國贏得了整個毛澤東時代安全的經濟建設環境，而且澤及改革開放後40多年來寬鬆和平的經濟建設環境。毫不誇張地說，抗美援朝戰爭成為了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陣營永遠揮之不去的惡夢，難以結痂的內心傷疤。它鑄就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以和平與正義的名義，時刻高懸在資本主義列強的頭上。
然而，同改開以來汙泥濁水逆流攪翻起來的沉滓穢物一樣，攻擊毛澤東時代、攻擊社會主義製度、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曆史虛無主義、曆史戲說主義、曆史顛倒主義泛濫思潮中，同樣裹挾著對為了世界和平、保衛新中國和人民家園的抗美援朝戰爭的瘋狂潑汙，以以外國檔案記錄為依據“還原真相”，憑借虛虛實實的高超伎倆，偷天換日，混淆黑白，塗鴉曆史本來麵目，荼毒人民大眾，尤其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消解愛國主義、消解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攻擊醜化共產黨領袖，誘導人們尤其是青少年膜拜西方“燈塔”。在所謂“還原朝鮮戰爭真相”的洶湧逆流中，沈誌華是急先鋒。
沈誌華是誰？在中國曆史學術界，他可是有著傳奇式人生經曆，卓犖不凡、鼎鼎有名的重量級人物。百度記載，1950年出生的他，是當代著名曆史學家，華東師範大學曆史係終身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兼職研究員 ，中國史學會理事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北京大學曆史係兼職研究員（為研究生講課），中國人民大學曆史係兼職研究員（為研究生講課），香港大學名譽研究員。其非凡人生曆程跌宕起伏，現摘錄幾條：1979-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曆史專業（碩士）肄業；1982年5月-1984年5月，因“泄露國家重大機密罪”被判刑兩年；1985年-1993年，在南方經商，成為一名富裕的書商；1992年，中斷生意，開始研究國際史，且將研究領域定位在蘇聯史、冷戰史和中蘇關係，並致力於搜集解密檔案；1993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間曆史學研究機構，並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曆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麵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他學術活動，一方麵繼續研究蘇聯史、中蘇關係史。沈誌華弄潮曆史虛無主義思潮，以顛覆抗美援朝正史起家，以“新史學”自詡，並公然聲稱：“顛覆了官方史學的敘事範本。”他占據高校學府講壇、社會輿論高地，甚至應邀涉足中央政府的國家機關，一些大學教科書、嚴肅的學術著作多有引用他的觀點和研究方法。中國外交學院教科書《當代中國外交十六講》，將他的觀點寫進教科書中並作為重要的參考書目，流毒甚廣，社會影響十分惡劣。為顛覆抗美援朝的正義性、正確性，解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偉大中華民族精神，他孜孜不倦地著書立說，其主觀、偏執的“一家之言”，煌煌數十部等身著作（先後出版自著、同他人合著合編著作達20餘部 ，論文80餘篇。有的著作多次再版，並被一些出版社鼎力推薦），翻譯成多國語言文字風靡國外，為重新改寫抗美援朝戰爭史、授國際敵對反華勢力顛覆中國共產黨政權和社會主義製度之把柄立下汗馬功勞。他的外國友人稱讚他及他的著作“具有世界性的影響”，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稱他為中國當代最著名的曆史學家，基辛格訪問中國，他作為知名學者應邀同其促膝交流。他的具有鮮明立場的個性化觀點，被基辛格寫進其《論中國》一書，相關章節引用沈的觀點多達8處。沈誌華站在顛覆曆史本真的立場上，憑借外國檔案加上自己主觀臆想，站在有著鮮明一己主觀思想的所謂“客觀”立場上杜撰的所謂朝鮮戰爭“真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誣蔑抗美援朝之源，是中國對美國的“誤判”。其結論是，整個朝鮮戰爭從開始到結束都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錯。金日成、斯大林、毛澤東應對整個朝鮮戰爭負全部責任。閹割曆史大進程時段和國內外大環境，全麵否定抗美援朝的正義性、正確性及其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意義。沈誌華自稱以“俄羅斯解密檔案”為依據，徹底否定70年來人們對抗美援朝戰爭史的正確認知。胡唚什麽“人們的記憶曾經是錯誤的”，之所以產生這種錯誤認知，是因為受了共產黨宣傳輿論蠱惑。
為此，沈誌華在言詞表達上偷換概念，把當時美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戰爭，稱作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並異想天開地主觀推斷是“中蘇同盟的簽訂導致了朝鮮戰爭爆發”， 斯大林之所以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是為了蘇聯自己的利益，為了在遠東建立戰略基地，贏得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很可能是出於對中蘇有關東北權益的協定不滿 (其中的重要內容就是蘇聯將失去中長路和旅順港)，為了保證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這是蘇聯在遠東戰略利益的支撐點，才同意朝鮮的進攻計劃。”胡說“中國出兵其實也是戰爭起源的一部分”言下之意，中國是朝鮮戰爭的始作俑者，如此，就反正為負、倒打一耙，從根本上抽離了中國抗美援朝正義性。2017年6月，《人民日報》發表署名“俠客島”文章，文章中閃過的幾句，與沈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統一半島，半島怎麽會爆發戰爭？中國卷入其中，付出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引發了中美長達20年的對抗……”個中深意，頗耐人尋味。沈誌華圍繞其“抗美援朝”錯誤論，在外國檔案“故紙堆”及目的明確的踏勘采訪中繼續他的“尋本溯源”“抽絲剝繭”。“當時美軍轟炸丹東是誤炸。後來我訪問丹東當時的市委書記高揚，問他到底美軍是不是轟炸安東市（即丹東市）？他說是誤炸，就兩顆炸彈。”但事實真的如沈誌華所認定的嗎？俗話說“獨木不成林”“有比較才有鑒別”，沈誌華為什麽隻采訪個別，怎麽不廣泛深入民間，多去采訪尚存人世的曆史親曆者，對他們史實回憶加以比較、甄別？其實，曆史並未走遠，事實早已昭然若揭，侵略者罪證鑿鑿於人們耳目和白紙黑字上。1950年8月27日，美機侵入中國東北境內的集安、臨江、丹東地區轟炸掃射，造成中國居民死傷24人，並炸壞車輛房屋。周恩來以中國外交部長名義致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嚴重抗議；同日，周恩來還致電聯合國，要求製裁美國空軍侵入中國領空的挑釁和殘暴行為。8月29日，美機又兩次入侵中國丹東市寬甸縣上空進行偵察掃射，打死打傷中國居民11人。10月7日，美出動戰機對中國丹東、集安等地進行轟炸、掃射，炸毀建築、工廠及車輛，炸死炸傷中國平民，襲擊正常行駛的商輪。從1950年10月起，美國還派飛機轟炸、襲擾中國青島、煙台等地。美軍飛機低飛掃射丹東等地的史實，有照片，有當時的各種報道和舉國人民抗議，乃至後來在如山鐵證麵前，美國也不得不承認武力侵略中國實事，隻是仍詭辯是飛行員誤判。1950年10月24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上說中國為什麽出兵抗美援朝時，有這樣一段話：“從8月27日到昨天這兩個月時間，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已侵入我國12次。最近不僅在鴨綠江，而且已飛到寬甸來示威、偵查、掃射和轟炸……”12次，難道每次都是誤入、誤投、誤炸？作為朝、中分界線的鴨綠江，標誌性很明顯，難道以飛行員的視力，進入低空掃射還看不清一條寬廣明亮的大江？其幼稚的謊言不攻自破。其實，隻要著眼曆史進程宏闊大背景，就不難找準朝鮮戰爭發動的根本原因，朝鮮戰爭的導火索，是當時以國際資本集團掌控的資本主義陣營和蓬勃興起、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陣營激烈博弈的必然結果，是源於最根本的政治因素。新誕生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對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號召力、影響力無疑是巨大的，而這正是美國發動“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朝鮮戰爭的根本原因，欲通過朝鮮戰爭扶植南韓李承晚傀儡政府，在中國“雄雞”之首楔入一棵鋼釘，既而部署軍事基地，乘新中國立足未穩之機，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以中國大陸潛伏的蔣匪勢力為內應，將社會主義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二是胡說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決策者的決策徹底錯誤。沈誌華稱，據自己掏蘇聯“檔案”考證， 朝鮮戰爭第三次戰役快結束時，聯合國關於停戰談判的呼聲更加強烈，而且提出的條件也更加有利於中國。如果中國（得到蘇聯同意後）接受1951年1月13日聯合國提案，進行停戰談判，不僅能夠穩住在朝鮮戰場的有利局麵，也將對日本問題的處理產生極大影響。然而，在台前的中國和在幕後的蘇聯都沒有抓住這次稍縱即逝的良機。當1月17日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不久，美軍即發起全麵反攻，已是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不得不敗退三八線以北。這次決策失誤，使中國付出了本來可以避免的沉重代價，徹底失去了在朝鮮戰場及國際舞台上的有利地位，而在政治、外交、軍事等各方麵陷於被動局麵。沈誌華接著列舉中國因此造成的慘重損失：因戰爭延長兩年多，造成了中國“兵員損失”巨大。“這裏僅以中美雙方的兵員損失作對比。誌願軍在整個戰爭中陣亡11.4萬人，因傷病致死3.46萬人，負傷25.2萬人，失蹤2.56萬人(其中被俘2.1萬人)，總計損失兵員達42. 62萬人。而在這些損失的兵員中，屬於前三次戰役，即在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前戰鬥中傷亡和失蹤的人員共4.72萬人(未計凍傷人員)。與此對比的是，美軍在整個戰爭中陣亡3.36萬人，負傷10.33萬人，被俘或失蹤0.51萬人，總計兵員損失共14.2萬人。如此計算下來，在整個戰爭中，中美雙方的軍隊損失比例大約為3:1”“從戰爭結局看，中美之間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國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卻比美國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必須注意到中國的兵員損失絕大多數都出現在改變戰略目標之後。由於1951年1月未能及時進行停戰談判，中方的兵員損失多了37.9萬人，即增長了7倍。”沈誌華的據檔案考證與推斷，無疑是脫離了當時複雜激蕩的新中國國內局勢和國際政治環境，屬單一線性平麵思維，其割裂社會背景、且立場鮮明的邏輯與臆想推論無疑也是蒼白的。毛澤東與斯大林在長期對敵鬥爭中淬礪的廣闊政治視野和鬥爭藝術，不是沈誌華之輩所能窺測的。抗美援朝前三次戰役，正是中朝軍隊反擊以美帝為首的“十七國聯軍”輝煌鼎盛時期，占領漢城，聯合國軍潰退至北緯三十七度線以南地區。中朝軍隊士氣高漲，聯合國軍鬥誌沮喪。當時，中、美雙方都希望結束戰爭，尤其是剛建立的滿目戰爭創傷、百廢待舉的新中國。聯合國呼籲停戰和談可謂順勢而為，深得人心。其一，剛成立的新中國是建立在飽經戰火的廢墟上，蔣介石敗走台灣時，將國家庫帑悉數卷走，留給共產黨的是既大且窮、盜匪橫行、百廢待興的爛攤子，抗美援朝是被逼之舉，實屬無奈。而與之相對應的美國，在一戰、二戰中無往不勝，且在每一次戰後分贓中，均以“老大”自居而大發橫財，其國泰民安以及雄厚的軍事力量，新中國隻能望其項背。抗美援朝戰爭抵達第三次戰役時，由於我方戰線縱深擴展及戰爭消耗，武器彈藥、生活物資補給匱乏，補給線的持續延伸及聯合國軍強大空中軍事力量的不斷密集轟炸、破壞，造成補給日益困難，我英勇誌願軍站上戰績輝煌之巔同時，麵臨著戰爭持續的極大困難，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其先進、雄厚的軍事、物資供給保障能力與我方態勢恰好相反。此外，還有一個關鍵要素，第三次戰役結束，美方已接受了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嚴重軍事誤判及嚴重戰略失誤幾造成全軍覆沒的沉痛教訓，重新部署接下來的朝鮮戰爭。其二，在上述當時複雜局勢、背景下，導致停戰談判擱淺的關鍵點在於，聯合國提案是“先停戰後談判”，而中方的意見是“先談判後停戰”。這裏，“停戰”和“談判”兩詞貌似“差不多”的先後順序排列，卻蘊藏著極大玄機。其實說穿了，就是中、美雙方智慧韜略的對決，毛澤東對受美國操縱的聯合國於停戰談判提案中提出的“先停戰後談判”的可“量化寬鬆”的奧秘洞若觀火，隻要戰火停息，聯合國軍就可乘“談判”之機，以其世界上最先進的機械化軍事運作設施，迅速將其業已潰敗的戰線重新建立並加固，戰線兵員、海陸空軍事裝備，武器、輜重，後勤補給隨之快速補充到位，在中、美雙方國力迥然天壤的現實情況下，這顯然不利於中方，誰敢斷定這“停火談判”不是美國為中國設下的“冠冕堂皇”的圈套，況且，即使真的進入停戰談判，誰又能保證美國不在諸多關鍵性細節問題上故意為中朝設置障礙，借故發難而拖延時間，最後重歸“用飛機大炮辯論”？毛澤東的“先談判後停戰”恰恰是基於數十年革命戰爭經驗及對慣耍伎倆的美國侵略者深刻認識所作出的正確決斷。而後來的實事也證明了毛澤東決策的正確性，所謂“先停戰後談判”隻是美方引誘中國的一隻“畫餅”。就在1951年1月17日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之前，中國同聯合國交流、磋商對停戰談判的立場、條件時，美軍卻於1月15日對誌願軍發起試探性進攻，到25日，正式開始大規模反攻。——美方用實際行動戳穿了由其操縱的聯合國提出的所謂“先停戰後談判”是緩兵之計的伎倆，而不是沈誌華胡謅的什麽是中國的重大“機會”。 至於沈誌華的朝鮮戰爭中、美傷亡論，同樣充滿著“以偏概全”“見木不見林”的立場鮮明的詭辯，“誌願軍在整個戰爭中陣亡11.4萬人，因傷病致死3.46萬人，負傷25.2萬人，失蹤2.56萬人（其中被俘2.1萬人），總計損失兵員達42. 62萬人。而在這些損失的兵員中，屬於前三次戰役，即在拒絕聯合國停火議案前戰鬥中傷亡和失蹤的人員共4.72萬人（未計凍傷人員）。與此對比的是，美軍在整個戰爭中陣亡3.36萬人，負傷10.33萬人，被俘或失蹤0.51萬人，總計兵員損失共14.2萬人。如此計算下來，在整個戰爭中，中美雙方的軍隊損失比例大約為3:1”“從戰爭結局看，中美之間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國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卻比美國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必須注意到中國的兵員損失絕大多數都出現在改變戰略目標之後的兩年多。由於1951年未能及時進行停戰談判，中方的兵員損失多了37.9萬人，即增長了7倍。”沈的數據的列舉似無可辯駁，但他卻故意選擇性地遺忘了中國人民誌願軍對抗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十七國（含南朝鮮）軍隊，敵方傷亡應將除美軍之外的其它十六國軍隊計算在內，難道這樣的基本統計法沈誌華不明白嗎？其在統計雙方傷亡上選擇性失明，實證其統計比較之論屬“誅心之論”。而按照科學正確的統計方法統計，抗美援朝戰爭中，我誌願軍與十七國軍隊彼此傷亡數據結果，不是沈誌華所說的“3:1”，而是1:1.9 。在戰爭勝負問題上，也決非其所說的“中美之間基本上打成平手。”姑且不論戰爭雙方國力、財力的巨大差別和戰爭傷亡比，僅憑誌願軍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一路驅逐至三八線，一度越過三八線，最終將戰爭分界線牢牢鎖定在三八線上，一舉砸碎了美帝國主義欲幫助李承晚絞殺朝共革命力量，在朝鮮建立大一統資本主義傀儡政權，打造鉗製、顛覆社會主義中國“橋頭堡”的如意算盤，就證明了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實質意義的巨大勝利。不單如此，沈誌華還一頭鑽進外國“檔案”的“故紙堆”，舉著“顯微鏡”，以立場鮮明的狹隘視角、偏激思維，執意找尋顛覆曆史的所謂“新史學”的蛛絲馬跡。如，關於抗美援朝戰爭之初“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正式發動幫助李承晚統一朝鮮戰爭的時間問題，沈誌華說“‘決議’（指美國操縱的“聯合國”1950年10月7日通過的讓“聯合國軍” 越過三八線，統一朝鮮的決議）通過的第二天，美國部隊越過了三八線。”給人直覺是“守規矩”的“聯合國軍”是在聯合國“決議”通過後才越過三八線的。但事實卻是，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不是在聯合國“決議”通過之後的“第二天”過的三八線，而是在同一天。因朝鮮和華盛頓存在時差，聯合國軍已越過三八線，聯合國才開會討論“決議”並投票。尤其應注意的是，聯軍統帥麥克阿瑟接到華盛頓過三八線的指令是在更早的9月29日，受“聯合國軍”指揮的南朝鮮軍是10月1日越過三八線。同日，躊躇滿誌的麥克阿瑟發表廣播講話，“命令”朝鮮部隊放棄抵抗。這同7月7日聯合國作出的幹預朝鮮內戰決議一樣，都是美軍統率聯軍先行侵入朝鮮，而後由聯合國作個“補充決定”。事實一再證明所謂聯合國，不過是美國於幕後操縱下的一個自家“玩偶”而已，也戳穿了沈誌華“檔案考證”加主觀“臆想”的所謂“新史學”這隻紙糊的燈籠。再如，在沈誌華認為的中方於1951年1月出現“拒絕”聯合國“努力促成”的“停戰談判”戰略性“決策錯誤”後，於戰爭膠著中重啟談判，“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項議程談判開始後，中美雙方的交鋒逐漸展現出一幅尖銳對立、不可調和的畫麵，談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無限期休會。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於心理戰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以扭轉在遠東由於對日媾和完成而出現的被動局麵。”“所以我認為，第一次時是中國犯了一個戰略性決策錯誤，導致戰爭的繼續延續。等到第四、第五次戰役，美國已經打回了‘三八線’，形成了拉鋸戰，中國才決定停戰，但是現在停戰，什麽條件都沒有了。而且中國都不好意思提出停戰，隻能求蘇聯幫忙。斯大林出麵找美國要求停戰談判，於是開始開城談判。這一次是美國不想停戰，因為這時他們正占優勢。”“1951年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啟。並且很快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以致毛澤東和金日成樂觀地給談判代表團發出指示，‘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但此後不久，中方的立場便發生了明顯變化，12月28日，毛澤東致電坐鎮板門店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不要怕拖，要準備再拖一個較長的時期才能解決問題。隻要我們不怕拖，不性急，敵人就無所施其技了。1952年2月24日，周恩來致電李克農，‘在目前的談判中，我方在限製機場的修建、自願遣返和蘇聯參加中立國監察機構三問題上，絕對不能讓步。如果對方仍堅持其不轉彎的立場，我們寧可讓它僵持下去’。”這裏摘錄沈誌華著述的數段中，真偽相參，有虛有實，最能迷惑人。其中所提到的艱難的談判往往陷入僵局的當時大背景“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異，既有出於心理戰的考慮，也有影響國際輿論的意圖”無疑是對的，但隨後說“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主要指中方）”卻是主觀選擇性的武斷，其言下之意，中蘇對談判缺乏誠意，而這顯然與其接下來主觀臆斷中國首次於1951年1月犯了拒絕停戰談判戰略性決策錯誤後，戰爭延續至第四、第五次戰役，“美國已經打回了‘三八線’，形成了拉鋸戰，中國才決定停戰，但是現在停戰，什麽條件都沒有了。而且中國都不好意思提出停戰，隻能求蘇聯幫忙。斯大林出麵找美國要求停戰談判，於是開始開城談判。這一次是美國不想停戰，因為這時他們正占優勢 ”相矛盾。沈誌華在這些淺表化的平鋪直敘中，也是主觀立場先行，紕繆多多。什麽“美國打回了‘三八線’，中國才決定停戰，但現在什麽條件都沒有了，而且隻能求蘇聯幫忙。”什麽“斯大林出麵找美國要求停戰談判。”而這一次“美國卻不想停戰，因為他們正占優勢。”把中國描繪成一個十足的畏首縮尾、患得患失、仰人鼻息，狂妄而又猥瑣的癟三，一個十足的投機主義份子。在1951年底中美就朝鮮戰爭重啟談判，邊打邊談的艱難的二年多時間裏，中方始終堅持最初的談判原則，著眼大局，有理有節、大義凜然地堅決維護朝中利益。而每一輪談判都因美方依照其蠻橫的強盜思維出爾反爾而功敗垂成。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到後期，在曆經劫難、百廢待舉的新中國，是切望戰爭早日停息，因為新中國亟需修複百年來戰爭創傷，重整舊河山，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中國被迫卷入由美國挑起的抗美援朝戰爭，其實打的是人民戰爭，打的是民族精神。在國力雄厚，財大氣粗，且一直充當世界軍事霸主的美國，由於糾集了眾多“打手”，在重新調整戰略決策和軍事部署，建立起完整、健全的後勤物資保障供給線後，氣焰囂張，誌在必得。他們依據戰爭雙方現實條件對比，一廂情願地樂觀認定中方一定耗不下去，自己將穩操勝券，所以在每輪談判中擺出居高臨下的倨傲姿態，動輒節外生枝，臨時強加進談判議案之外的無理條款，致使談判失敗。絕非沈誌華簡單武斷，是“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朝鮮戰爭曆經前三次戰役後，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逐漸在戰場上紮住陣腳、恢複元氣，所有用得上的當時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都集結戰場，這正是美方企圖單方操縱停戰談判底氣，正是美國在談判桌上敢於向中方狂妄叫囂“用飛機大炮辯論”的底氣，是他們建立於一貫的資本主義強盜、奸商邏輯之上的敢於公然踐踏公平正義和國際公約的底氣。1951年10月25日，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重新開啟，中朝和美方就軍事分界線達成協議，以致於毛澤東興奮地給談判代表團發出指示，“努力爭取在年內達成停戰協議”。但在繼續討論第二項議程時，美方卻無理拒絕了我方提出的以現在實際接觸線為軍事分界線的建議，要求我方退出開城及其周圍一千五百平方公裏的地區，企圖奪取這一地區，致使剛綻出的一縷希望曙光重又被烏雲遮蓋。在這點上，沈誌華隱去了談判失敗的“因”，而隻說“果”——“中方的立場便發生了明顯變化。”其斷言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又如在後續談判議案中關於在停戰後的監督一項，美方基於自身擁有完備的相對中朝占絕對優勢的強大空中戰鬥力量，堅持其停戰後在朝鮮境內不能新建機場的無理要求，幹涉朝鮮在自己境內建設機場內政。同時，橫生枝節，違背國際慣例，單方拋出違背日內瓦公約的關於戰俘交換自由遣返方案，並盛氣淩人、毫無商量餘地地說，他們的“方案”是不可更改的最終方案，完全不顧“談判”一詞所蘊涵的雙方公平對等的基本道義內涵。就這樣，談判在美國一次又一次缺乏誠信、耐心的蠻橫無理的攪纏下泡湯， 美國恃其強大的軍事力量，一次比一次猛烈的用“飛機大炮”同中朝軍隊“辯論”，它像一頭被欲望燒紅了眼的戰爭狂魔，對誌願軍發動地毯式轟炸的“空中絞殺戰”、滅絕人性的生化“細菌戰”……，恨不得一招置誌願軍於死地，逼迫朝中同其訂立城下之盟。但孰知毛澤東早已洞悉其陰謀，做好了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持久戰的準備。中國人民同仇敵愾，萬眾一心，勒緊褲帶支援前線。誌願軍在著眼長遠的戰略部署中，建立部隊入朝作戰輪換製，保證軍隊的休養生息和旺盛鬥誌。中國人民誌願軍滾滾鐵流越過鴨綠江，投入朝鮮戰場，在抗美援朝戰爭後期同聯合國軍“拉鋸戰”中，將戰線牢牢固定在自己戰略預定的三八線上，最終以美軍“滑鐵盧”之戰——在世界戰爭史上寫下誌願軍輝煌一頁，令美軍難以置信的慘烈悲壯的上甘嶺戰役為戰爭與和平的分水嶺，美方的囂張氣焰在不可撼動的英勇的誌願軍麵前黯然熄滅，灰頭土臉地結束了兩年多的“飛機大炮的辯論。”所以，沈誌華所謂1951年10月25日，停戰談判重啟後，是中方屢次無理取鬧，從中作梗，是“中蘇有意在朝鮮停戰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主要指中方）”的論斷，純粹是對並未走遠的曆史“閉目塞聽”，僅依據曆史的斷章碎片、一鱗半爪，片麵、蒼白、主觀地斷定曆史“真相”，閹割與戰爭緊密聯係的當時國內、國際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外交的、不同製度和文化意識形態等等犬牙交錯的複雜形勢，擯棄對毛澤東、斯大林、杜魯門等對壘雙方領袖人物各自經曆、氣質、性格的研究，以厘清曆史自負，卻罔顧曆史事實，以偏執的立場，偏頗、單一、粗淺的研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泡製出潑汙真實曆史的“一言堂”。關於抗美援朝曆史背景問題，還有一個為美國狼子野心“立此存照”的值得一提的事件：1950年6月25日，美國在糾集聯合國軍侵入朝鮮的同時，派遣其海軍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並於27日發表聲明，提出台灣“未來地位的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複、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的考慮”。悍然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幹涉中國內政。至於沈誌華所謂朝鮮戰爭延續到“下半場”，中國“見勢不妙”，想要“停戰”，但又抹不開麵子，婉求蘇聯幫忙斡旋，由斯大林出麵找不想停戰的美國要求停戰談判，純粹是無稽之談。且不說依毛澤東的坦蕩曠達胸懷、遼闊高遠視野、頑強堅毅性格，就不可能如此首鼠兩端，關鍵的是沈誌華在這裏篡改了曆史事實。與沈的觀點正好相反的事實，是美國首先想要停戰。因為美國發動的非正義的朝鮮戰爭遭到世界正義力量聯盟的持續強烈譴責，尤其是美軍在朝鮮戰爭中前三次戰役慘敗，極大刺激了美國朝野，遭到來自美國國內自上至下，尤其是美國人民的一致反對，且隨著戰爭的繼續，反戰呼聲日益高漲，兼之美國與盟國間因意見分歧導致矛盾裂隙；而戰場上，中朝軍隊愈戰愈勇，這使美國時任總統杜魯門認識到，在軍事上美國難以占到任何便宜，從而重新萌生談判停戰念頭，並先後兩次找到蘇聯，請求幫助促成中美和談。蘇聯對此不置可否。美方見狀，派與時任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有交情的美國國務院顧問凱南直接去找馬立克，告訴他說，“美國準備與聯合國或在任何一個委員會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會麵，討論結束朝鮮戰爭問題。”馬立克追問“是恢複朝鮮戰爭前的狀態嗎？”凱南答道，“是的，各自回到戰前的位置。”以上實事陳述，實證沈誌華所說“當1951年1月17日中國拒絕聯合國提案後不久，美軍即發起全麵反攻，已是強弩之末的中國軍隊不得不敗退三八線以北”純屬不顧史實的一派胡言，什麽“強弩之末”，既然誌願軍已成“強弩之末”，那哪來的此後兩年多“拉鋸戰”，美國氣勢洶洶的“用飛機大炮辯論”，由朝中戰略厘定的“三八線”依然固若金湯，而不是美國最初幫助南韓李承晚統一朝鮮、建立其傀儡附庸政權的美夢得逞？為什麽還有美軍滑鐵盧之戰——大漲誌願軍威風和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精神的上甘嶺戰役？關於此間曆史細節，沈誌華還研究得出與早已公之於世的史實相悖的所謂“新史實”，“（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被撤職，接替是誰？李奇微。李奇微到部隊一視察，發現美國其實軍事上沒有損失，全是機械化部隊，跑起來很快，又有後勤部隊保證供給。到第二次戰役結束時，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國，而是中國。”對曆史研究的粗枝大葉、囫圇吞棗，加上摻雜一己主觀情感，沈誌華竟得出如此浮光掠影、貽笑大方的“史實”。好在曆史並未走遠，國內外關於朝鮮戰爭，由親曆者自述，曆史學家據史料編撰的文章、書籍汗牛充棟，尤其是還有很多戰爭親曆者尚健在人間，成為朝鮮戰爭的活證據。真實史實是，李奇微並非接替麥克阿瑟任聯合國軍總司令之後才到部隊“視察”的，而是在第二次戰役後期，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被潰退的部隊車輛撞死，他便去了第八集團軍接任司令。當時，“聯合國軍”正處於被誌願軍打得潰不成軍大潰逃艱難時期。”李奇微在其回憶錄中說，“將無鬥誌，兵想回家。我在沿途停下來與一些遇到的士兵交談，聽到了他們的抱怨。他們的表現也讓我深信，這是一支迷失了方向的軍隊，對自己、對領導都失去了信心，他們不清楚自己在那兒幹什麽，總是盼著早日能聽到歸國航船的汽笛聲。我視察過的每一個指揮所都給我同樣的感覺，就是喪失了信心和鬥誌，中士以上的指揮員都好像反應很遲鈍，不願回答我的問題。即使要從他嘴裏掏出一些牢騷都很費勁，他們悶悶不樂地提供著情況，完全不具備情緒高昂的士兵身上的那種機敏、淡定的狀態，這次戰役的結果仍然是無可挽救的失敗。”
再看李奇微是這樣記述當時美軍“軍事上沒有損失”的：“ 元旦上午，我驅車由北麵出了漢城，結果見到了一幅令人沮喪的景象。(南)朝鮮士兵乘著一輛輛卡車，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湧去，他們沒有秩序，沒有武器，沒有領導，完全是在全麵潰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著各種征用的車輛逃到這裏來的。他們隻有一個念頭——逃得離中國軍隊愈遠愈好。”“美第19步兵團的一個營在其友鄰南朝鮮部隊崩潰之後，也被卷入無秩序的退卻。那天上午，我在師的傷員後送站找到一些傷員談了話，發覺他們情緒十分低落，沒有美國士兵在傷勢不太嚴重時表現的那種重返部隊的迫切心情。”“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敵軍正麵進攻和大範圍側翼迂回相結合，而我軍右翼洞開，——這一側的韓國軍隊早已倉皇逃走，全軍處境很快就會岌岌可危。找不到充分依據讓我對部隊堅守陣地的能力有信心，即使給他們下命令也未必行。因此，我1月3日要求駐韓大使通知李承晚，我們要再次撤離漢城，馬上開始從前沿陣地撤退。”沈誌華所有意渲染的李奇微和美軍未損的戰鬥元氣以及與之相反的誌願軍諸戰鬥要素的“強弩之末”，其認知和理論同樣局限於褊狹的局部，而不是將研究的視野擴展至整個戰爭全局，“抓一點而不顧其餘”“鑽頭不顧腚”。事實上，李奇微接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是受命於危難之際，而經曆此前由麥克阿瑟任聯軍總司令時三次戰役慘敗的慘痛教訓，美軍於沉痛中反思失敗原因，分析誌願軍作戰特點，根據誌願軍各種現實作戰條件，找尋誌願軍弱點，重新調整戰略戰術，充分利用相對壓倒性空中軍事力量和地麵最先進的機械化武器裝備，揚長避短，實施戰略反攻。在中美雙方軍事裝備、各種給養“叫化子與龍王爺比寶”條件下，在慘烈的“拉鋸戰”中，美方空中轟炸、地麵鐵甲衝突，曾一度給誌願軍造成較大傷亡。但共產黨人民軍隊最擅於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很快誌願軍雄風崛起，充分發揮集體才智，避實就虛，對敵戰術神出鬼沒，且愈戰愈勇，砥平裏、上甘嶺等戰役中誌願軍所表現出來的堅不可摧的鋼鐵意誌和誓死壓倒一切敵人的不怕犧牲精神，令美軍心驚膽寒。——而這正是抗美援朝戰爭不隻囿限於鼠目一隅的全局靈魂之所在，這種精神貫穿於整個戰爭，得出的事實結果隻有唯一，那就是誌願軍必勝，新中國必勝，正義與和平必勝。三是否定抗美援朝戰爭結果的重大意義。除了上文已駁斥、校正的“中美之間基本上打成平手，但中國所付出的生命代價卻比美國要大得多”謬論外，沈誌華還進一步深入總結說“介入朝鮮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處理國際事務、解決周邊重大危機的第一次嚐試。60年過去了，朝鮮半島的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成為中國周邊最棘手的問題。”“造成了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地位。”且對台灣的不能收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國際政治格局的更為廣闊的視野觀察，人們發現，戰爭結束以後，世界並沒有得到和平和安寧。朝鮮戰爭大大加劇了以美蘇對抗和兩大陣營對峙為特征的冷戰狀態。中國介入朝鮮戰爭被看作是‘國際戰爭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而衝突延長兩年多的結果是助長了在戰爭爆發後出現的一些令人擔憂的趨勢，如軍備競賽和北約擴充及其軍事化，同時也無限期地消除了任何殘存的一點恢複中美友好關係的希望。戰爭使美國對外政策更深地陷入了僵硬的冷戰立場，其結果迫使美國不斷加強軍備，擴大其在經濟和軍事上所承擔的義務，並由於實施對華遏製方針而邁出了通向越南戰爭的第一步。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人們眼中的世界強國的副作用在於被認定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延伸’。中國的參戰，特別是頑固地拒絕聯合國議案，被西方認為是社會主義陣營統一指揮的傑作，是莫斯科的命令使然，其結果之一是在西方國家看來，中蘇確實已成為‘鐵板一塊’。中國終於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在沈誌華看來，中國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正義戰爭自始至終全都錯了，不僅對內影響了解放台灣，實現國家統一，對外對朝鮮半島的長期分裂犯下了罪，而且還要為此後美、蘇冷戰及在他們帶動下的世界軍備競賽、北約東擴，美國發動越戰，乃至中國遲遲不能加入聯合國，中美長期不能建交負全部責任。他就是絕口不談當時美國侵略朝鮮，是世界蓬勃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結出兩枚巨大碩果的蘇、中社會主義國家，更加推動世界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反資的社會主義運動洶湧澎湃，對以美國為首的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形成嚴重威脅，美國借朝鮮內戰之機侵入朝鮮、扶持傀儡政權、繼而在中國頭部插上尖刀，鉗製、打壓新中國，進而幫助蔣介石反攻大陸，推翻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真實意圖和當時國際政治大背景。思想決定立場，立場決定觀點。隻要我們將思想置於實事求是的唯物立場上，就不難得出與沈誌華相反的判斷和結果：造成如其所說的一切惡果之源，都是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幫凶，是他們“見縫下蛆”地入侵朝鮮，劍指中國，利用這一契機，打亂中國解放台灣、實現祖國統一的戰略部署，武裝野蠻幹涉他國內政，在其宏觀政治視野裏，企圖撲滅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燎原之火，阻遏社會主義革命蔓延。由對以私人資本財閥掌控政權的資本主義製度和以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製度兩大水火不容的政治意識形態清晰認知出發，不難推斷，世界何以難以和平、安寧的原因，——不可調和的“不是東西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不是朝鮮戰爭加劇了以美、蘇對抗，強化了資、社兩大陣營對峙冷戰狀態，而是曆史的必然走向，朝鮮戰爭不過是主題先行的眾因中的一因而已。至於冷戰期間，在美、蘇大搞軍備競賽，美國擴充北約，中美建交等問題上，莫不基於資、社兩大陣營迥異意識形態這一根本性因素。資本主義的嗜血擴張本質，迫使其罔顧道義，永不停歇其向外侵略、擴張的步伐，以消解自身扭曲變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用下不斷膨脹的政治矛盾和經濟危機。它不斷的擴充軍備，鑄造戰刀，以各種騙子誑語、強盜托詞，侵略他國，掠奪他國資源財富，在“自由民主”的偽善幌子下，兜售自己“吃人不吐骨頭”的資本主義政治製度和文化，以“宗主國”的霸王條款訂立不平等經貿條約，拓展自己產品傾銷、資本吸血市場。接踵朝鮮戰爭的越戰，便是美國在其資本主義霸權意識及資本主義製度性質規定下，發動的又一場同樣注定失敗的戰爭，因為和朝鮮一樣，越南同樣毗鄰中國。如果沒有中國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美國同樣會利用一切可資利用的條件、時機，想出隻要他們能夠想到的一切手段，在國際舞台上、在政治、經濟上打壓、孤立、封鎖、鉗製中國。沈誌華所謂通過朝鮮戰爭，“中國終於被牢牢地捆綁在本來是以美蘇對抗為核心的冷戰戰車上，甚至由於毛澤東那被戰爭激發出來的革命衝動而比蘇聯更深地陷入了與美國敵對的漩渦。”這一論斷不過是在表述上依其“新史學”的“顛覆”的主觀立場“正話歪說”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通過抗美援朝戰爭，以中蘇為中堅的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更加壯大、鞏固，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以及維護世界和平、正義的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和援助社會主義國家兄弟情誼，狠狠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囂張氣焰。抗美援朝戰爭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世界正在為謀求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各國人民推翻反動統治階級、反抗一切外侮，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鬥誌。四是主觀剝離曆史內核，一意孤行、信馬遊韁地推出誅心之論。 “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為了在冷戰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和發展，中國與蘇聯終於結成了全麵同盟關係。在國際形勢的壓力下，斯大林被迫同意與新中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結果將導致蘇聯失去它通過雅爾塔體係和1945年中蘇條約而獲得的遠東權益，這主要是指由長春鐵路和旅順口、大連港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沈誌華通過想象臆測，“斯大林認為，可以替代中國東北而保持蘇聯在亞洲的政治、經濟權益的地區是朝鮮半島——在那裏重建出海口和不凍港，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這一計劃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出發點。”接著，他筆鋒一轉，發誅心之論“當然，以此報複毛澤東，阻止中共發動解放台灣的戰役，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慮之中。” “毛澤東出兵，應該說直接原因就是為了鞏固中蘇同盟，當然實際上也是考慮了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因為他剛剛掌握這個政權，社會動亂、經濟蕭條，中共地位尚不穩固。在這種時候，如果沒有蘇聯的援助，這個政權很難維持下去。所以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主要是為了鞏固中蘇同盟，而鞏固中蘇同盟是為了新中國的穩定。” 沈誌華所說上世紀50年代初，社會主義新中國與社會主義蘇聯結盟，以抵抗西方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激發世界人民革命鬥誌，壯大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無疑是對的。這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是大勢所趨，是共同的信仰使中、蘇兩個位於歐亞版圖的比鄰的社會主義大國巨人的手握在了一起，絕非沈誌華說的是迫於國際形勢的壓力，“斯大林被迫同意與新中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這般卑猥。至於沈誌華所說蘇聯同中國結盟，簽訂條約，失去其通過雅爾塔體係和1945年中蘇條約而獲得的由長春鐵路和旅順口、大連港保證的蘇聯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等遠東權益，這也是事實，但也決非他語氣裏替代蘇聯所暗示的無奈而心懷怨恨的情緒傾向。所謂“雅爾塔體係”和1945年中蘇條約訂立的大背景，是中國在建立全國抗日統一戰線，配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際上取得反法西斯的同盟國對反人類法西斯軸心國的勝利，在國內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當世界歡慶和平時，反動腐朽的國民黨政府卻撕毀國共和談協議，依仗美國挑釁發動內戰，使得國、共再起戰火。“雅爾塔體係”和1945年中蘇條約是當時主宰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貪一己之私，在國家民族利益上對外妥協、媾和的產物，與於1949年建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毫不相關。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國、共前後執政所秉持的執政理念和推行的政治製度，——即所走的道路，是絕然不同的兩條道路。而這正是社會主義蘇聯捐棄前嫌，與同屬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友好同盟條約的根本原因。 沈誌華通過想象臆測“斯大林認為，可以替代中國東北而保持蘇聯在亞洲的政治、經濟權益的地區是朝鮮半島——在那裏重建出海口和不凍港，這是他同意金日成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這一計劃的最主要的原因和出發點。”的無稽之談，隻能說是他沈誌華自己在想象中推演的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軍事手段統一朝鮮這一計劃的原因和出發點，而不是其他什麽人的。 當然，他天馬行空地想象斯大林是欲通過中國抗美援朝“報複毛澤東，阻止中共發動解放台灣戰役。”更非“離題萬裏”“癡人說夢”解釋得通的，在他的“新史學”浩繁著述“檔案”裏，到處充斥著的偏激的 “臆測”“想像”“夢囈”，將曆史巨人毛澤東、斯大林描述成胸襟狹窄、心理陰暗、沒有崇高信仰和大局觀，凡事計算蠅頭小利的市儈小人。改開以來，社會上出現一股強大的企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共產黨黨史和中國社會主義公有製的逆流，且逆襲至今。這股勢力手眼通天，以專家學者、學術權威自居，與西方黑華反共勢力遙相呼應，數十年如一日地通過各種場合演講和顛倒黑白的篡改曆史，憑借想象杜撰“還原曆史”“曆史揭秘”等聳人聽聞著述，在社會上散布裹挾私憤、有悖史實的謠言謬論，熏染、毒害人民群眾，尤其是涉世未深、在蕪雜的網絡輿論環境中成長的青少年。其根本目的，是要否定建國以來的黨史、國史、軍史，抹黑曆史民族英雄，在國際上矮化、潑汙中國形象，炮製中華民族劣根論打擊國人民族自信心。他們慣於抓住個別特殊事件或人物，顯微鏡式拚命放大黑暗，渲染醜惡，搧風點火，挑撥離間，解構民族精神和主流文化。沈誌華們顛覆共和國曆史現象，不能不說是改開數十年來中國“盛世之怪現狀”。警鍾已經在我們的耳邊敲了數十年。這裏必須提到，這股顛覆曆史的逆流與我國政治經濟體製改革緊密相關，沈誌華“新史學”何以風靡國內外？在基辛格們，受青睞的政治意圖不言自明。在國內大受追捧的重要原因，除了其迎合了反華“第五縱隊”隱藏心底的政治訴求外，正是其偏離曆史正軌、偏離民族大義的對真實曆史的顛倒、杜撰和想象式“戲說”，順應了市場經濟需求，滿足了社會上一些人的扭曲的“獵奇”心理，而由幕後“操盤手”策劃，在社會上掀起沈誌華們“新史學”熱潮，散布他們的學說、觀點，讓對曆史原貌不太了解的人們對他們頂禮膜拜，於現實中便形成了由著作出版、發行等節點組成的經濟利益市場鏈條。但現實中，有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對批評沈誌華“新史學”的正本清源的商榷性著作，許多出版社借口須報請中央審核等理由，拒不出版。——這種詭異現象，就不再是單憑單純的市場經濟效益所能夠解釋的。最後，讓我們來回顧一個人和與他與中華民族相關聯的言行事跡，他就是當年東北抗聯總司令兼政委，著名的民族英雄楊靖宇。楊靖宇早年拋棄優裕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事業，在抗日戰爭最艱難時期，他在環境最惡劣、處境最危險的東北戰場，率領東北抗聯在冰天雪地的森林裏抗擊日本侵略者，為了可愛的祖國、受難的同胞，明知陷入絕境不可為而為之，明知決無生還之理而視死如歸。在曾經最親密的戰友程斌、張秀峰、張奚若等“識時務”的“棄暗投明”，投降日寇當了漢奸時，他依然以中華民族不屈的傲骨孑然挺立在打擊侵略者的戰場上。叛變投敵的“親密戰友”向日寇告密他，主動為日寇帶路追捕他，並在最後扳動瞄準他的機關槍打死了他。還有向漢奸告密楊靖宇行蹤直接導致楊靖宇殉難的那個“識時務”的農民趙廷喜。楊靖宇在犧牲前和趙廷喜有過簡短的對話，趙廷喜勸他：“我看你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是日本人的天下，他們對投降的人不殺頭的。”楊靖宇隻是平靜地回答：“老鄉，我們中國人如果都投降了，還有中國嗎？”今天，我們竭力想要知道的是，當自己最信任最親密的“戰友”和自己用生命守衛的“人民”都背叛了他，且都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時候，楊靖宇想到了什麽，尤其是楊靖宇貼身警衛，抗聯第一軍軍部警衛排長，叛徒張秀峰，幼時父母雙亡，是楊靖宇一手將他撫養成人的。我們從楊靖宇壯烈殉國時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鬆柏品格來推斷，他想到的絕對不會是慨歎人心不古的怨恨、對忘恩負義者的私憤，以牙還牙的報複，“大勢已去”的沮喪以及繼之“隨波逐流”的思想上的動搖，我想他當時想到的應該是對戰友、民眾的惋惜、憐憫與對祖國深沉的愛，是對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這裏提到楊靖宇烈士，還是想說說沈誌華。沈誌華在毛澤東時代和改開初期，可謂命運多舛，而其頗富傳奇色彩的坎坷經曆卻與“檔案”緊密相關，他自稱是“檔案”毀了他的前半生，砸掉了他的飯碗。“我差點被當成殺人犯”，沈誌華回憶起自己的“檔案事故”，心有餘悸。毛澤東時代，他參軍入伍，成為部隊裏的技術尖子，不僅始終入不了黨，而且最後還被勒令複員。他說團長諱莫如深地向他說，“現在我不能跟你說是怎麽回事，但是你留在部隊裏是沒有前途的，還是回到地方發展吧。”還是後來指導員到北京出差時向雲裏霧裏的他吐露真相：他的檔案裏有別人揭發他曾經殺人的資料。沈誌華根據指導員提供的線索，找到了揭發者，對方承認自己是為了積極表現，編造了這一“坑爹”謊言，通過他寫的證明材料，才把所謂“殺人材料”從檔案裏抽了出來。雖然“檔案”問題得到澄清，但卻餘波未息。文革結束前，他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投入監牢。此後八十年代初，以“泄露國家重大機密罪”，被判刑兩年。鄧小平同誌複出，接踵撥亂反正，政治經濟改革春風勁吹神州大地。恢複高考第一年，沈誌華還是因為檔案政審不合格，失去上大學機會；後來雖然破格考上了中國社科院世界史專業研究生，但因其檔案無人接收，又不能夠畢業。殘酷的現實逼迫他“下海”，他憑借改開政策春風，以及過人的精明頭腦，成為了一名成功書商，數年間便賺得盆滿缽滿。1992年，在商場混得風生水起的沈誌華，卻突然捩轉人生方向，放棄經商，將全部時間、精力投入曆史研究，且重點研究蘇聯史、冷戰史和中蘇關係，並將大部分精力放在“檔案”搜集、解密及著述上。沈誌華人生“不幸”“災禍”產生，全都是發生於毛澤東時代及改革開放初期，他的“幸運”“福祉”都是得益於改開後寬鬆的政治社會環境，以及基於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的市場經濟環境。其人生遭際、命運同撥亂反正後政治“摘帽”、重新起用的大批在文革期間受到打擊、迫害的老同誌似有雷同（盡管其“觸黴”源起頗為“無厘頭”），但他們在路線鬥爭政治風浪中所遭受的冤屈、苦難，並不挾帶私人恩怨，能夠因為受到一些曆史大背景下的個人冤屈、磨難，而銜恨在心，詛咒甚至挾憤反噬自己的祖國，背叛黨和人民嗎？再說，他們於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政治和身心上的屈辱，孰能與楊靖宇烈士並論？孰能與在敵人的威逼利誘、毒刑拷掠麵前堅定信仰、永不變節、視死如歸的方誌敏、劉胡蘭、江竹筠們並論？孰能與在為了建立新中國同國內外敵人浴血奮戰中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並論？正如陳毅元帥《青鬆》賦：“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要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對於真正的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仁人誌士和共產黨員來說，為了國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遭受任何政治上的打擊和身心的屈辱、折磨，都不應成為背叛祖國、人民，背叛黨和崇高共產主義理想，喪失自己基本人格的托詞和借口。但願沈誌華顛覆曆史的言行的出發點，不是基於他人生前期的“黑暗”而走上的政治背叛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