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旦教授唐世平：太沉迷於中國曆史會導致閉目塞聽（ZT）

作者 | 唐世平（複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來源 | 複旦哲學課

在我看來，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甚至近代曆史中是極其不健康的。

中國公眾和領導精英更需要的是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因為不理解現代世界的形成，就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形成，也無法理解當下的中國。

因此，我們應該少一點中國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

 

1.古代中國曆史幾乎沒有“現代意義”

 

中國曆史，特別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前的曆史，其實是非常乏味的：它隻是一部改朝換代的曆史，除了董仲舒和王安石的變法之外，基本沒有根本性的變革。至少，遠不如公元一五〇〇年後的世界曆史對我們更為重要。

更糟糕的是，太沉迷於中國曆史，還會讓我們從上到下都潛移默化地陶醉於中國曆史中最為核心的東西：權謀術。

某種程度上，權謀術是貫穿整個中國曆史的核心主線。對一個人的自我境界來說，最大的滿足可能確實是贏得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太有快感了。但是，這種對個人的自我實現，恰恰是對社會和國家的最大傷害。

因為中國自古以來從上到下都是人治，所以在看起來特別強調集體的表麵之下，絕大部分個人都是“破壞性”的個人主義者：我們都希望別人遵守我們為他們定的規矩，但是，我們自己都不想遵守規矩，特別是別人訂的規矩——有權力的人尤其如此。這一點在中國曆史和當下中國官場的各種亂象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2.太沉迷於中國曆史導致閉目塞聽

 

太過沉迷於中國曆史並認定中國過於獨特，還很容易讓我們閉目塞聽、固步自封。

許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世界曆史上，曾經有過幾十年的迅速崛起和輝煌成就的王朝或國家絕不是隻有中國一個，而是多達幾十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西班牙在一四六九至一五〇〇年間的崛起和擴張不比任何一個現代國家的迅速崛起和擴張遜色。

而英國在一六〇〇至一七八〇年間從歐洲的邊陲崛起，並作為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大帝國屹立不倒長達兩個多世紀，就更是讓人生畏。

美國的南北戰爭之後的崛起固然可以大書特書，即便阿根廷、巴西、墨西哥，也都曾有過長達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的驕人業績。

但是，在這些曾經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曆程的國家中，最後隻有三十個左右的國家真正成為了全麵的現代化國家。許多有過迅速崛起的輝煌曆程的國家最後都沉淪了。現代化就像一個孤島，而在試圖遊向這個孤島的過程中，失敗是多數，成功是少數。

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許多國家要麽還在原地踏步，要麽困在漩渦中，甚至已經沉沒。這些國家的慘痛教訓是絕對不能再失去一次實現全麵現代化的機會的中國必須吸取的。

太過迷戀中國自己的曆史而不去了解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曲折經曆，中國就不大可能真正好好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

這樣的結果是，在追求一個全麵現代化的中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的道路上，我們還在無謂地重複支付一些其他國家已經支付過的高昂學費，還在繼續走一些不需要走的彎路甚至歧路。

 

3.過分“自戀”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當下中國的政界和學界，都在大談中國如何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爭奪話語權”。但是，“爭奪話語權”和僅僅是“發出中國的聲音”有很大不同。

中國可以發出聲音，但如果沒有接受你聲音的受眾，你隻是在麵對曠野呼喊，最多隻有回音，卻沒人應聲。“爭奪話語權”更不是自己對自己喊“我要話語權”的口號：那樣隻是自娛自樂，自欺欺人。

中國要想在國際社會或事務中有“話語權”，就不能隻關心和談論自己的話題，而是必須關心並且討論別人的問題。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獲得一定的“話語權”：無論別人一開始聽不聽得進去我們的見解。

要想能夠有水平地討論別人的問題，那我們首先就必須先去了解別人。隻有在了解世界的基礎上，並進而為世界提供有用的知識，包括對世界問題的診斷和藥方，從而能夠對他人的福利有所促進，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而這種診斷和藥方顯然不能建立在主觀臆斷上，而是建立在對世界的紮實的了解和研究的基礎上。

 

4.怎麽辦？

 

要想多了解世界，中國的曆史和社會科學知識科普都迫切需要轉向。在科普上，削減中國曆史，尤其是中國古代史的分量。與此同時，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

少點中國古代史，多了解世界其他地區的近現代史。缺少對世界近現代史的科普而過於沉迷於中國古代曆史已經使得我們的許多知識精英和領導人都懶得了解世界，也沒有能力了解世界，特別是現代世界的形成。

在研究上，削減中國曆史，尤其是對中國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許多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幾乎毫無現實意義，隻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

與此同時，大大加強對中國近現代史和世界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有比較的社會科學研究。隻有比較才能讓我們更好地吸取別人的經驗和教訓，少走些彎路和歧路。

說句大俗話，中國不能還是品著《甄嬛傳》和《武媚娘》來和現代世界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