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75年二月下放的。我那時候的下放型式叫廠社掛鉤。每個小組有四五個人,男女分開。每個公社隻有一個小組。所以組與組之間離的很遠。廠社掛鉤的好處是農村幹部不敢欺負知青。我的小組有四個人,我是組長。有一個女生比我高大,是我們家對麵鄰居,她父母一再囑咐我要照顧好他們的女兒。我們被分到一個最窮生產隊,人少地多。一天的工分隻值三毛錢。因是丘林地帶,種水稻插秧全是人工。我們住的是稻草泥巴屋,一下雨,就得聽鍋碗瓢勺交響曲。下放的地方沒有電,煤油又貴,所以常常點柴油燈。每天也早早就睡覺了。知青的確比當地人還苦。當地人有老人在家燒飯,我們沒有。早上天不亮就要上工,到九點回來吃飯,中飯要到下午兩點吃。問題是我們剛燒好飯,上工的哨子就吹響了。常常吃不上幾口就得幹活。到農村後基本上是打赤腳。由於常期泡在稻田水裏和過敏,我的兩條腿都快成連瘡腿了。好在七個月後我成了赤腳醫生 (我在高中學過醫,當時公社要求每個大隊要有一男一女兩個赤腳醫生,我們大隊當時隻有一個年紀比較大的男赤腳醫生),這樣就不用下地幹活了。我搬到了另一個村,和一個上海知青合住,一直到上大學。我當赤腳醫生時還是比較小心。雖然又到區和公社醫院培訓過,大部分時間我隻給病人打針吊水。看病的事基本上讓另一個人看。從下放的地方回家要走二十裏路,再坐長途車,要花半天時間。逢過年時,還要背很重的年貨回家。下放給我的感覺是,第一年像學農,第二年無可奈何,第三年開始著急。上大學給我的感覺是這下子可是從地獄到天堂了。
幾個小插曲。
剛去我們就分到四個小鵝,我們也不會養,每天等生產隊的鴨子群路過我們家門口時,就把小鵝放出去,讓小鵝混進鴨子堆裏,趕鴨子的小夥子也心照不宣,晚上小鵝們也知道回家。就這樣收獲了四隻大鵝。
冬天我們沒有足夠的稻草燒飯,隻好跟隊長吵,要隊裏給一些喂牛的草,隊長心疼的很,我也心疼,但沒辦法,要生存。農村人是在春天時就開時挖草存草。到美國後,看著遍地是樹枝,也沒人要,真是感慨萬分。
以前我從不信鬼。有天晚上出診回家,天剛下過雨,路過一片墳地時,看見一團發亮的東西在移動,真把我嚇一跳,以為碰到鬼。後來意識到是磷火。夜裏出診總是會害怕,後來我就叫我認的農村幹姐姐陪著。
縣衛生局有一年要組織文藝宣傳隊,三男三女,其他五人都是衛生局工作人員,或縣醫院醫生。調我一個赤腳醫生去參加。實際上我文藝才能是一點沒有,不會唱不會跳。好在隻要說說話,做幾個動作。管吃管住,工分照拿。混了兩個月,臨走還發給我一個醫療箱,裏麵裝的滿滿的新的醫療用具。給大隊發了一筆小財。後來我到縣裏考大學,就住在縣衛生局和我一個文藝宣傳隊的一個女孩宿舍,其他人隻好擠在縣大禮堂。
不過下放給我的收獲是能吃苦。什麽日子一跟下放時侯比就已經不算什麽了。
那天還和你的校友Guerrilla 辯論“下鄉”還是“下放”的名詞呢,看來隻是南北方的叫法不同而已,嗬嗬。
道沒有想過會一輩子留在農村,因為實在不行,還有頂替父母的最後一條路。有了高考的機會,我當時還是信心滿滿。
我的確不認路了。每次回去都是我中學同學或我家人帶我上街。
校友好!
我是合肥人,下放在肥東縣。77年考上科大。
下過鄉的人和沒下過鄉的人就是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