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大陸偶然回頭
三十歲離大陸，經北美到澳洲，不再往回走，但往事回首，前程尚漫，淡定以往，Take It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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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總覺得時間過得慢，插隊的日子重複循環單單調調無聊的很，現在看起來的髒粗勞累農村活計那時不過覺得是打發時間否則也無事可幹，一身臭汗或凍手凍腳地收工後或因為“政治學習”等等不出工的日子裏還有閑心看書，下象棋，對著知青宿舍旁邊豬圈矮牆猛踢足球（這事大腳吳玉章羅準等愛幹惹得隔牆豬們像愛國賊遭人褻瀆祖國爹娘般憤怒哼哼），到鄰村同學那裏閑聊串門兒：我們八中高中班其它兩個村子離我們村約三四公裏路，北務公社所在地離我們村還要近些，我們去走走比較經常，記得我一次到班裏另一個插隊的村子（似乎是小珠寶）還留在那裏睡過一夜，是和另一個“大繳”躺一個被窩裏（那時不懂同性戀罪惡），此大繳非我村大腳，因他本就叫“繳賀年”但腳似乎不臭，身高也是1米8幾且比我村大腳還要高因八中上體育課時他總是最打頭那個，後來回城後過了多年他與我村的女同學王玲結婚了。 幾個相鄰村莊的同學還經常在公社組織的“挖河”等集體工程中相遇，或某村社員經常成隊經過另一村莊去幹某工程也多見。我就記得班裏我原來同桌也是“班長”的大左（曉榮）們坐著手扶拖拉機突突突地經過我村地頭時衝著地裏幹活的我們大叫“Yangkee"(我外號）等情景，四十多年後仍曆曆在目。
農村的生活雖無聊粗髒但也讓我看到了莊稼的種植與成長，見識了六月小麥漫天似雪的白色揚花，棉花葉子花蕾從早到晚隨太陽方向的轉動（向日葵也類似）， 晚上田地裏滿地亂爬的蟲子，有時我們整夜呆在田裏“澆地”常常睡著了被流過來的渠水淹著，等等。
知青的到來至少有幫助村民修下電燈電閘的益處：我們幾個男孩多會弄兩下簡單電器，尤其張維東懂得多些：有次他和我被某隊長叫去修某電燈線路跳閘，相關家裏燈不亮受影響的農民們還跟著神秘地評論說那“匣子”（電閘門周圍的保護盒）如何如何，張維東回來和我還一路重複他們的描繪認為好笑。
在村子裏知青們的一項新發現生活挑戰是騎牲口：初中的母老虎汪鐵鎮們早就把耕地拉車的騾子馬匹輪流騎過了，據說可以拍拍馬屁股衝出數公裏在田野中馳騁。我們班的大腳也宣揚過騎馬的樂趣，但我則手腳笨拙，雖經常牽了驢牛去翻地撒種到井邊飲水什麽的但想騎騎也沒太敢試，尤其那驢子看起來低矮似乎老實，目善耳長，但甚滑頭，若被騎了它雖不像烈馬騾子那樣立刻把你掀翻卻總會找個花樣譬如蹭著牆邊樹幹走之類讓你磕碰不勝其煩最終跳下來還它輕鬆。
混到了1975年年底冬天時，有消息說第一屆高中的插隊學生要被“招工”回城了，沸沸揚揚的謠言小道消息傳誦了有一兩個月多，最後落實時已經是年底12月左右，真把我們叫到北務公社所在地去體檢加”分配“之類搞了幾天，我被分到市“糧食局機械廠”，其他人各單位的什麽都有。最後有天在公社集中時，我們班到另一村插隊的同學楊常偉跑來找我，說“他們家裏”不原意讓他去被分配的“西城師範學校”學習以後當教員，問我可以和他“對換”否？ 我卻也無所謂，糧食局，師範學校我都沒經曆過，去哪似乎也一樣，就說換就換，隻要你願意，全然沒有勒索些回報好處的概念，比今日大陸滿懷中國夢的小青年們商品意識稀疏呆傻得多。於是我就鬼使神差地從原本應是北京市糧食局機械廠的工人，變成了北京市西城區師範學校的學生後來又變成了中學教員又趕上了1977年底的“文革後第一屆大學生入學考試”等等，而大左，楊常偉們等則的確去了市糧食機械廠當了工人：大左77屆考試後去了廣州的華南工學院學電子工程畢業後又回糧食局作工程師，楊常偉我約02年見時在推銷房地產。
當時仍在村裏插隊的比我們晚去半年的“文革後第二屆高中生”和初中去的同學包括大鄢等是過了一年或半年（？）才被“招工”回城的，而已經“入黨提幹”的大腳大孟李莎（外村外校也有少數這類的但我們班隻有他們三）等先進知青則是又過一兩年後才被招工回了城裏。
三十年後再回到南辛莊戶村，已經是21世紀初，所有的同班同學都已經結婚和/或生子在各行各業混跡多年甚至有我這樣流竄海外賣國改籍忘記自己中國人之類漢奸者，不過倒也未見八中同學過分計較估計是周小平花千芳還未得寵，大孟還專門利用權勢從自己單位搞了輛半新不舊的汽車開著載我們來回村中。我們再次見到了房東大嬸和她丈夫，還住在原來地方但房子被翻修了，增加了一些磚瓦，大二黑子都已成年工作但那天卻不在，大隊長田萬聰治保主任馬慶祥都已患病去世，右派教師葛思成先回城教書又再退休回家養老，我們訪問他老兩口時他最後還老雙手作揖地與我們道別（農民一般不作揖），村支書陳誌紅也老了，家裏滿院子都曬滿了玉米還招待我們每人吃柿子。大嬸家的棗樹我也忘了看，但那時深冬樹若在棗也早落光了。團支部書記孫寶祥變成了快六十歲的老農民，正忙碌著收拾他家的蔬菜大棚，告訴我們現在村裏基本多以種植棚養蔬菜為生，每家一年有“兩，三萬塊（人民幣）收成”，當然“公社”“大隊”已經被改稱“鄉”和“村”了，恢複了共產黨奪權以前的稱呼（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村裏的道路似乎沒太多改善，仍然到處土路，各家各戶的房子院落倒是密密麻麻地擁擠多了，弄得村中央有點像北京城裏寸土寸金的“金融區”“國貿”之類似的道路狹隘拐彎不少， 四周散竄著雞犬們，豬沒見到幾頭，排泄物的味道稀疏少了。冬天的田野一望即遠，光禿禿的可以看到無數收割剩落的玉米根莖等等。
當年熟悉的女青年們一個也沒見到，照了一大堆像片視頻我們回城時也沒有感歎留戀或裝什麽詩人作家似的發太多議論，像四十年前匆匆來去那樣，也就淡淡的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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