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到北京順義縣插隊經曆（12）：刺兒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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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豪氣已漸淡，北望故園匪正酣；
偶生獨裁專製下，暴君影裏到成年；
也曾執文以謀反，鐐銬聲中定輸贏；
電光火石一瞬間，跳出怪圈不回還；
此地天青水灩漣，五洲雜處無貴賤；
華夏血脈可延漫，新大陸上傳子孫。

----- 這詩在此文不對題，待會兒加到博文題頭圖裏去，再翻成英文的， 現臨時擱這兒吧，怕忘了。若當年留在北美則應改成“西望故園匪正酣”啦，反正都一樣。 說不定歸西時會請兒女把它刻在墓碑上, 最好能北對大海 ... ...。當然還應來點兒更葷的，譬如：
顛翻虐政滅清庭，先需秀才更需兵；旌旗硝煙四起日，文章槍炮必齊鳴。

當時從八中去村裏插隊學生裏，初中畢業的由於都是“寧來插隊不願上學”者，且歲數又小兩歲，所以都沒有"胸懷大誌“，最好的也都是得過且過的樣子，差點兒的便嘻皮笑臉從早到晚都沒正經（如那叫”侯舉成“的），更差的則打架鬥毆偷雞摸狗如汪鐵鎮母老虎等----他們的確曾偷了農民家雞來殺了吃過且不止一次。而高中來的都是在校時認真讀書愛好學習的孩子--- 其實我們八中班裏當時隻有兩個男孩子讀書不認真且都未來插隊，其他人在學校時每日都把精力花在讀書作功課參加體育（足球排球雙杠跑步等等）和文藝活動（主要是唱歌）上，完全沒有打架鬧事的，而且班裏有一批學生還是初中不在八中隻是辦”文革後第一批高中“時從沒辦高中的其它中學轉來的（如燕非等），所以這些高中班的都是些好孩子：我們沒有一個人抽煙也不喝酒，完全不會偷摸打架，而且基本都是”共青團員“。村幹部對付知青的煩惱，大部分是在初中來的學生身上 --- 他們除了容易搗亂外還經常不上工幹活，如那侯舉城就三天兩頭以某借口賴在床上不出工。

我雖是72年暑假才從湖北安陸回北京就近轉入八中，但我素來狂愛讀書學習，打架鬥毆與我無緣（也沒力氣）。我在湖北時（那裏也有”高中“）就已經自學了文革前高中甚至部分大學的數理化課本（許多是從一位武漢去的老師叫“羅西服”那裏借來的），英文也靠自學遠遠超過班中所有同學（我那時已可以收聽美國之音緩慢語調的”Special English"節目報道的英語新聞）。所以我在八中班裏是學習超前的，隻是“政治”一般，且思維不易追隨當局步調。到農村後我保持了這些學習習慣，包括繼續讀那些“馬恩列斯”著作如資本論等（資本論看到第二卷中間看不下去了感覺太枯燥），另加農業書籍，如植物生長，肥料原理， 等等。我對農村不僅僅是好奇，我還幻想在這裏“作出貢獻” ---- 雖然“貢獻”具體是什麽也不清楚。我之所以不太受當局比如學校裏的“團支部”，農村裏的大隊幹部尤其是管我們知青的治保主任馬慶祥等的青睞，主要是我不願輕易對他們的時髦指示附和。我不輕易附和的原因一大部分是認為時髦的口號理論有缺陷顯得荒唐 --- 什麽批林批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法權，等等當時流行的政治口號理論對我不是缺乏吸引力而是感覺荒唐感覺它們非常牽強附會缺乏說服力 --- 我在回北京時還曾到西單書店專門買了當時什麽寫作班子寫的關於“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大類書籍帶回村裏攻讀了一陣，結論是看不太懂（估計那幫禦用作者自己寫了什麽也沒明白）。

我還特別喜歡反叛和與當朝時政不和譏諷嘲弄的詩歌，譬如魯迅的“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蘇軾的“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等等。

在幹農活上我雖比大腳大孟們處體力技巧弱勢， 但我從當時報刊書籍等方麵找到了所謂“九二零”技術的資料來向生產隊建議搞試驗：這“九二零”其實是一種生長激素菌，可用於刺激農作物甚至牲畜如豬的生長。我對團支部和大隊提出應當試驗九二零，以便能增高小麥畝產，得到田鳳英們的大力支持。大隊幹部方麵雖感到詫異大概以前沒人如此放肆過，但既然有團支部的支持又有我們提供的報紙等的政治宣傳的壓力，田萬聰（大隊長）陳誌宏（大隊支書）加治保馬也就同意了---- 我前麵說大隊長田萬聰耿直就在這裏：我是和他在場院分工作時當麵頂撞過的人（具體原因已忘記）但他並沒有阻撓我“科學試驗”的實施：我甚至感覺他憑自身的農業生產經驗不讚同什麽激素能提高產量的謬論但礙於我們渲染的政治宣傳方麵的壓力沒有直說。
 
在田鳳英代表的團支部支持下（複原軍人出身的團支書孫寶祥似乎不很熱心），我和燕非分別以一和二小隊派出的知青名義開始搞“九二零”試驗：我們分得了一所房子作試驗室，找了一些專用農業書籍，弄來了一個醫用高壓鍋做消毒工具，從中關村的農科院搞來了菌種----為此我還一個人“出差”到農科院去要來九二零和一些其它如酒發酵等等的菌種帶著好些小試管回來。
 
我們“培養”“九二零”菌種時把播了種的培養基（瓊脂加營養液之類）放在一個用燈泡加溫的木製帶圓開口的培養箱裏，培養若幹天後拿出成長足夠的白色九二零菌（這似乎不是一容易過程我們努力了許久才成功，因消毒不嚴等會導致培養基內長出雜質），向生產隊要了一塊“試驗田”把九二零播在田裏的麥苗上，等了預定的時間約幾個星期吧，似乎沒有什麽生長增速的效果，最後既然小麥沒效果，原來野心勃勃的在豬身上試驗的計劃也流產了。這期間那醫用高壓鍋還發生蓋子崩上天空事件，估計是加壓時蓋子沒擰緊鬆了所以壓力一高就飛了， 萬幸倒是沒傷到人。

除了這“九二零”的試驗鬧劇外，我還被以田鳳英為首的團支部搞“宣傳”的幾個人（大概包括漂亮的“赤腳醫生”田惠玲）任命為村裏“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這本身看似十分荒謬因我既不會唱歌跳舞也沒有什麽畫畫寫黑板報大字報等的天才， 但似乎田鳳英執意要找個“官兒”名稱給我安上以平衡大腳大孟他們被生產隊任命為“副隊長”的氣焰。我這“宣傳隊長”似乎也沒幹什麽有用的事情，唯一記得的是在村有線廣播室讀過諸如魯迅小說（“祥林嫂”/“桂土”？）之類的故事作為廣播內容。

到75年中後期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時，我和張維東等還在村小學校外麵貼了一張“大字報”，文章我主寫，由張維東抄成大字報因為他大字寫得好。內容已經忘記了估計是村中雞毛蒜皮事類，但其中可能驢唇不對馬嘴地引了當時人民日報“社論”愛標榜的古詩某句，可能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也可能是其它什麽。“大字報”引來村裏認識字的幾個人諸如小學教師等看了，甚至那個教小學的本村女青年還一本正經地搬了桌椅板凳到大字報下把其內容轉抄到她筆記本上大有要拿回去“學習學習”的架勢。村幹部們估計也看過且大概有幾分恐慌不知道我們不聽話知青要搞什麽政治陰謀？其實我們大概也沒陰謀不過要顯示一下我們雖不受寵但還是有能力掀起“政治”風浪的。

凡此種種，我是個容易挑起讓農村幹部摸不著頭腦的事端者，而這些事端又不能簡單嗬斥為初中生那些小孩子的胡來亂鬧譬如打架偷東西逃跑回家等等，可謂有點”高級“的事端，甚至看著有隱藏點陰謀的味道？看樣子他們對此沒經驗，投奔他們的大腳大孟李莎同學似乎也有措手不及感至少他們沒有預先告警減低農民村幹部的驚詫被動。有件事是肯定的，即如果我們知青不來，這些村莊裏的小霸王“領導”們肯定不會從本村農民那裏享受到同類挑戰。而這些今日看起來奇怪的事情當時我是十二萬認真的(當然20歲人的認真在曆盡滄桑者眼裏肯定很滑稽），並沒有狡詐耍滑玩陰的一類陰謀詭計心理，隻不過當時的我和周邊的人們都不自知覺地處身於那個整體荒誕社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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