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生蓮花
從今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形容
我與浙江大學的關係，大概是——
不是一開始就奔赴，
而是走過山河萬裏之後，仍然回到這裏。
1997年，我考入浙江大學玉泉校區國際文化係。這個係在浙大的版圖中或許並不顯赫，但對我而言，卻是命運幾經轉折之後的一次重要回歸。
我本科所學是工業造型設計，卻始終對文字與文化懷有執念。也曾考慮報考杭州大學中文係，但一方麵自覺古文功底尚淺，另一方麵也隱約害怕那種相對單一的學科路徑。相比之下，彼時浙大新設的國際文化係，以中西文化為參照，強調開放視野與綜合素養，更像一片尚待開拓的精神疆域。
於是，我選擇了它。
然而，在我最初填報大學誌願時（1989年），我並沒有把浙江大學作為首選。年少的輕狂，往往需要命運的打磨來完成它的修正。
我出生在浙江一個小山村。從小目睹一些習以為常的觀念與生活方式：重男輕女、言語中的輕重有別，也曾因為是女生而受到一些欺負與排擠。那些被忽視與輕視的零碎經曆，讓我很早就開始思考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也悄然生出一種想要走出去、看更大世界的渴望。
因此，在填報誌願時，我幾乎本能地把目光投向遠方——同濟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那些名字，像一扇扇通向外部世界的門。
那是一種帶著倔強的遠行願望。
然而，命運很快給了我一次意料之外的重擊。
那一年，數理化試題異常艱難，一向依賴這些科目拉高總分的我，發揮失常。盡管仍是全校第二名，卻與第一名相差三十多分。成績雖超過重點線數十分，卻與理想院校之間產生了難以彌補的距離。第一誌願落空，後續誌願麵臨調劑。我至今記得那通電報，也記得爺爺那句歎息：“浙江沒有學校要你。”我眼看著一些考分低於我的同學，有的去了同濟，有的進入了浙大。
而我卻與之失之交臂。茫然之中，隻好選擇“服從分配”。
於是，我被調往重慶大學工業造型設計專業——一個我從未設想過的地方。
那個年代，三天兩夜的火車，翻山越嶺，還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狀況。轟鳴的車輪聲，將我從熟悉的世界帶離，送往一個全然陌生的人生起點。
造型專業本應歸於藝術體係，但當年的重大卻將其置於機械係之中。我像一隻誤入其間的羔羊，仿佛被命運放逐。那失落四年，並不輕鬆，卻也成為我精神成長的重要階段。
在圖書館中，我第一次真正沉入閱讀。古今中外的經典，被我如饑似渴地吸收。文字不僅為我提供了安放內心的空間，也讓我看見了現實之外更廣闊的精神世界。
畢業之際，命運再次轉折。
因食堂飲食問題導致腹瀉高燒，我住院一周，錯過了回杭州參加人才招聘會的機會。陰差陽錯之下，我進入紹興市城建委係統。路徑看似穩定，年終獎也高於多數單位，我尚未綻放的建築夢，卻在水泥與鋼筋之間，悄然壓碎。
轉機來自寫作。我業餘創作的《敲響下一扇門》獲得《新民晚報》“路在腳下”征文獎，是當年浙江地區唯一的獲獎作品。由此，我進入報社，從記者、美術編輯到副刊編輯，在文字與圖像的世界裏，找到一處暫時的芳草地。
那段時間，我甚至擁有了一次“安穩”的選擇——城東一套分配給我的住房，
一串鑰匙，安靜地躺在掌心。
但我選擇交還。
因為我清楚，
那並不是我想要的人生。
我沒有請過一天假，在短短幾個月的業餘時間裏，以近乎“牛角掛書”的方式突擊英語與政治，重新爭取進入理想學府的機會。
那扇門的名字，是浙江大學。
這一次，不是命運把我帶來，
而是我主動走回來。
在玉泉校區人文學院的學習時光，是我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段經曆。那正是浙大人文精神意氣勃發的年代，學院銳意創新，開風氣之先。我先後師從駱寒超，胡誌毅，沈語冰，孫周興，徐岱教授。前校長路甬祥與時任校長潘雲鶴，以及四校合並後的新浙大黨委書記張浚生，大力推動人文複興，並力邀金庸先生出任人文學院院長，使這一時期成為浙大人文精神重塑的重要節點。我們這一代學生，恰好站在這一曆史階段的起點之上。金庸先生年事已高，但仍在回校期間與師生進行講座與交流，使課堂之中，文學與人生相通，江湖與現實交織，令人受益良多。
我記得有位同學，請金庸先生在她掌心簽名，為了不讓字跡消失，一周不洗手。
那是一種帶著天真的熱烈崇敬。
研究生畢業之後，我進入杭州商學院任教。正值人文學院與藝術學院整合發展之際，我亦參與其中，見證了人文藝術學科在新階段的探索與成長。程大榮、潘水根、杭瑩、徐斌等老師，都是與浙大杭大有這樣那樣的深刻淵源。
2001年，我再次回到浙江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並於2005年畢業。我的求學時間與金庸先生擔任人文學院院長並具博士生導師資格的時期，有了時間上的重合。
彼時的他，雖不以常規教學為主，但仍會在不同時間回校，與師生進行講座與交流。其影響更多體現在人文氛圍與精神層麵，而非具體的教學頻率。
從學生時代的仰望，到後來身處同一校園時空之中，這種跨越時間的呼應，使我對“母校”二字有了更深層的理解。
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逐漸意識到，所謂武俠，並非刀光劍影，而是一種關於“如何為人”的精神路徑——正如我的導師徐岱在研究中所揭示的，“俠士道”在本質上，正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君子之道”。
2011年，我來到美國。那時，我心中始終記掛著一位失聯多年的同學。我們之間，說不上相濡以沫，卻也難以相忘於江湖。命運曾在法拉盛緬街給予兩次偶然重逢，一次在教堂之側，一次在去圖書館的路上。人海之中，短暫相遇，熟悉與陌生交織，卻終究未能留下更多交集。不久之後，她驟然離世，讓我在哀傷之餘，重新思考人生的輕重與緩急。
也正是在那之後，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浙江大學北美校友會的公益活動之中。在異國他鄉，校友會逐漸成為連接彼此的重要紐帶——不僅是情感的延續，更是精神的依托。
回望來路，我與浙江大學，從來不是一場順理成章的相遇。
它不是我最初的選擇，卻成為我最終的歸屬。
有些地方，不是在起點就被選中，而是在走過漫長的彎路之後，仍然願意回來的方向。
有些人與我們擦肩而過，也有些人與我們共享同一段時代的精神坐標。
而浙江大學，正是這樣一種——兜兜轉轉的愛。
也因此，我更加期待：
校友會，能夠成為
兜住五湖四海
校友之愛的溫暖港灣，
讓每一次遠行，都仍有歸處。
很多事情，自己走的時候是零散的，回頭寫下來，才慢慢看見一些隱約的線索。你這樣一總結，反而讓我也重新理解了一下自己走過的路。
至於你說的執行力和韌勁，大概也是被現實一點點“逼”出來的吧
“聘入豪門”這個說法被你這樣一聯，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意思了——也許每個人的人生，某種意義上都是在和命運“談一場長期的合作”。
也很期待聽聽你的故事，在文字裏遇見更多美好。
文中“交集”一詞，主要是指時間與空間上的重合——我攻讀博士期間，正值金庸先生擔任人文學院院長並頻繁回校講學的階段。更多是一種身處同一人文氛圍與時代語境中的“間接相遇”，而非具體的學術往來。
或許表述上仍有不夠嚴謹之處，感謝指正，也給我一個重新反思表達的機會。
令人困惑! "也正是在這一階段，我與金庸先生擔任人文學院院長的時期有了更長時間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