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月橫照大地 劃戟直刺青天
信則有
分裂危機化險為夷
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與四方麵軍勝利會師之後，發生了張國燾陰謀分裂的嚴重事件。當時我已離開軍委不再為李德作翻譯，調到三軍團擔任葉劍英參謀長的副手，以後因為部隊成員縮編，又主動要求下團工作，去了楊勇所在的10團。
一、四方麵軍會師時，全部中央紅軍隻剩了一兩萬人，四方麵軍卻有七八萬人。張國燾自恃人多勢壯，竟想由他來指揮全黨全軍，還要否定中央已定的北上方針，讓中央紅軍都跟他返回南方去。否則就要“徹底開展黨內鬥爭”。一場黨內危機和分裂危險又擺到了毛澤東的麵前。
在此以前，毛澤東對張國燾作了大量耐心而艱苦細致的工作。兩軍會師時，他指示召開隆重而熱烈的會師大會，我們也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向大家介紹了張國燾和四方麵軍領導人，對他們的活動作了肯定和讚揚，又讓中央紅軍的文藝家們，為大會作了精采演出，表示對四方麵軍的熱烈歡迎和親切慰問。由於張國燾在四方麵軍搞肅反，清除和殺害了許多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使四方麵軍文化人才奇缺，毛澤東又指示將中央紅軍的大批宣傳文化幹部，派到四方麵軍去幫助工作，著名的紅軍藝術家李伯釗和三軍團宣傳部長劉誌堅等都去了四方麵軍。四方麵軍也派了一些幹部到中央紅軍和紅軍大學來工作。毛澤東自己更不斷地找張國燾交談、商討問題，對他表示十分尊重。因為張國燾是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的主席，毛澤東就招呼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的人，一律稱呼張國燾為“張主席”。但是，當張國燾伸手要軍委主席職位，毛主席則考慮到這是個要害職位，便說軍委主席已是黨內外威望很高的朱德，不宜隨便撤換，同時又作了某種妥協，讓周恩來將紅軍總政委職務讓給了張國燾，並且讓人馬上改稱他為“張總政委”。部分地滿足了張國燾的權力欲與虛榮心。
但是張國燾野心很大，欲壑難填，在過草地以後一意孤行地拒絕北上，表示如果中央紅軍不跟他走，他就要帶原四方麵軍部隊單獨南下，甚至企圖脅迫中央放棄北上方針，據說還發過一份要“武力解決”的密電。我從未見過這份電報。史實到底如何留待黨史研究者去考證核實，但不論有沒有那份電報，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確有行動，已是事實，我也是這一曆史事件的見證人之一。
在過草地前，一、四方麵軍混合編為左路軍和右路軍，張國燾和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率左路軍，中央機關和原一、三軍團及四方麵軍部分部隊，組成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和葉劍英等帶隊。當我們越過草地到達巴西一帶時，右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連夜趕回中央報告了張國燾鬧分裂的緊急情況。毛澤東為防意外，帶著中央機關和一、三軍團連夜離開駐地。我所在的10團奉彭德懷軍團長之命，負責保衛中央機關。那天清晨，我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正和三軍團的彭德懷、楊尚昆和葉劍英等在一座大廟旁議事。我們聽說張國燾要派部隊來，血氣方剛的10團政委楊勇氣憤地說，他們要來，我們就堅決打!毛澤東聽到了忙過來說，打不得，打不得!這時原四方麵軍參謀長李特騎馬趕來了，命令原四方麵軍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我們許多人都很生氣，毛澤東卻冷靜地去勸阻李特。但李特不聽，他又把李特拉到廟裏去坐下來談。李特按張國燾的腔調指責中央是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毛澤東還是耐心開導他說，北上方針是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的，任何個人不能隨便改變。李特仍然不聽，執拗地拉原四方麵軍的同誌馬上跟他回去。我的馬夫(當時叫飼養員)也是四方麵軍來的，不得不跟李特去了，所以長征後期隻得由我自己牽馬養馬。麵對這種情況，我們與李特等人的對立情緒很嚴重。但是毛澤東依然大度地說，四方麵軍的同誌實在要走也可以，相信將來總有重新會合的一天。他還對我們說，一、四方麵軍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全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願意北上的就跟黨中央走，願意南下的也可以跟張國燾同誌走，不過以後還會回來的。我們有的人還是憤憤不平想不通，他又對我們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就讓他們走吧，隻要他們還是紅軍，遲早還會走到一起來的。
當時，正是由於毛澤東顧全大局地采取忍讓克製態度，四方麵軍總指揮徐向前同誌也嚴正表示，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才製止了幾乎發生的黨和紅軍內部火並，挫敗了張國燾的野心。要是那時真發生了衝突，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中國革命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巨大的曲折甚至挫折。幸賴毛澤東的冷靜和英明，加上朱德、劉伯承和徐向前同誌對張國燾的抵製，終於使黨和紅軍平安度過了一場嚴重危機。毛澤東更以其實際行動團結和教育了廣大的四方麵軍同誌，使他們逐步認識到張國燾的麵目和野心，最後在中央政策的感召下，在走了一年彎路以後，還是遵照中央的方針路線重新北上，在西北實現了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麵軍的勝利會師，完成了史無前例的長征壯舉。
對於違抗中央決議、圖謀分裂紅軍的張國燾本人，毛澤東對其一直采取爭取挽救態度，當時有人主張立即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澤東認為不行，說張國燾還蒙蔽了好幾萬人的部隊呢，一下子搞翻了臉，以後就不好見麵了。中央根據他的意見，作了關於張國燾所犯錯誤的決定，不僅繼續稱張為同誌，並且將傳達範圍限製得很小，最初隻讓中央委員知道這件事，盡量維護張國燾的“麵子”。直到張國燾另立中央時，毛澤東決定將中央紅軍改稱為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支隊司令，他自任支隊政委，也一度不以中央名義發號施令，避免與張國燾過分對立。後來又讓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張浩，以共產國際的名義電召張國燾到陝北。
張國燾回中央以後，毛澤東一麵隻在很小範圍內批評其錯誤，一麵又讓他擔任了中央所在地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在林伯渠主席去西安以後，又由張國燾代理主席職務，仍然執掌不少的權力。在此期間，組織上分配我擔任了邊區政府秘書長，並且與張國燾住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個房間裏，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助手。因為我本來是邊區政府前身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外交部的秘書長，早就從事著相近的工作，誰知張國燾卻認為我是毛澤東派去監視他的。其實這完全是他自己心懷鬼胎。
毛澤東從未向我單獨交代過什麽任務，我也從未直接向他報告過什麽。相反，毛澤東不隻要求大家繼續尊重張國燾，注意稱呼他為“張主席”，自己也經常同他來往交談，甚至照常和他說笑拉家常。1937年秋天，張國燾的妻子楊子烈帶著兒子來到延安，毛澤東和他們開玩笑說，國民黨裏有個“張楊”(指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也有個“張楊”(指張國燾及其妻子楊子烈)。這實際表明了他對張國燾還是另有看法的。1938年2月我離開延安調任為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同年4月張國燾乘祭黃陵的機會，私逃到國民黨統治區，毛澤東當即同意楊子烈帶著兒子去了張國燾那兒，對他們一家做到了仁至義盡。直到張國燾公開背叛革命，拒絕黨的挽救，中央才決定開除他的黨籍並公布了他的罪行。毛澤東的對待和處理這件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即使對張國燾這樣的人，他都能如此謙誠相待和寬宏大量，不愧為黨內鬥爭中既堅持原則又講究方式的典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