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王泉媛出生於江西吉安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她姓歐陽，名泉媛。11歲那年，生活所迫，歐陽泉媛被送到村裏一戶姓王的人家當了童養媳，從此改名王泉媛。
16歲時（1929年），家鄉敖城驟然刮起了一場革命風暴，一夜之間，城裏來了一群帶槍的人。
“我們是毛委員的隊伍，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
王泉媛似懂非懂，但堅決地報名參加了紅軍。
1934年，經尹仁貴介紹，21歲的王泉媛加入中共。
當年，她被調到縣裏任婦女部長，次年，調湘贛省婦女主席團工作。
1934年元旦甫過，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會議結束後，王泉媛被調到馬列主義黨校高級班學習。
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劉英（左二）、王泉媛（左四）、謝飛（右三）、鄧六金（右一）等在一起親切交談。
出發 從瑞金踏上長征路
黨校畢業後，王泉媛進入中共少工中央任青婦幹事，緊接著一紙調令又回到瑞金。此時正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實行戰略大轉移，長征由此拉開序幕。王泉媛被分到婦女工作團，團長是董必武 副團長徐特立。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8.6萬餘人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既然是戰略轉移，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帶走。對於女同誌參加長征，央當時規定了3個條件：一是共產黨員，政治可靠；二是有獨立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三是要身強體壯，能適應艱苦環境。
經過嚴格篩選和把關，最終確定參加長征的女同誌共有32人：蔡暢、鄧穎超、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秀英、楊厚珍、吳富蓮、鍾月林、甘棠、肖月華、危拱之、李建華、王泉媛、李桂英、謝小梅、曾玉、劉彩香、丘一涵、吳仲廉、彭儒、黃長嬌。出發時，彭儒、黃長嬌因病留在蘇區，最後隻有30名女紅軍跟隨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征程。
1935年新年，紅軍來到邊陲古城遵義。中共中央作出部署，在籌備“遵義會議”召開的同時，抽調一部分同誌組成地方工作團做群眾工作，負責人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臨時抽調上來。
一天晚上，被王泉媛喚作阿金姐的金維映突然來到王泉媛的住處，隨同一起來的是蔡暢。“泉妹子，這些天看你眼睛紅紅的，好像是有心事，能說給我們聽聽嗎？”兩位大姐說明來意。
王泉媛給兩位大姐講了自己的身世，童養媳的生涯，丈夫暴病死亡的不幸，無家可歸的後顧之憂。
“泉妹子，你還年輕，人生的路還很長，一定要振作起來。你的婚姻是封建製度給你的枷鎖，丈夫死了，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選擇的權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蔡暢大姐語重心長地開導她。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倒想給你介紹一個人，這個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阿金姐賣了一個關子。
“阿金，你別再擺迷魂陣了，我替她說吧。這個人就是王首道。”蔡大姐揭穿了謎底，“過去，我們不了解你的身世，也不知道你的婚姻狀況，對你關心不夠。如果你覺得合適，我們就給你做主了。”
在部隊離開遵義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緊急通知”，到王首道的住地開會，沒想到，這次會議的主題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長征途中 是不許戀愛結婚的， 王泉媛 - 王首道 的結婚是特例。
簡單的“會議”結束了，兩位大姐走了。王泉媛說：“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我一把三號小手槍和八粒子彈。按照我們家鄉的風俗，我該送他一雙親手納的千層底布鞋。但是，長征中哪有時間和材料做呀，隻好欠著了。”
“可我沒有什麽送你啊？我們老家有個習俗，新娘要給新郎送上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的布鞋，穿上這雙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會回到親人的身邊來……”王泉媛表達了自己的心意。
“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層底，我也不會離開你，即使暫時離開了，最終還是要回到你身邊來。”
以後的行軍路上，兩個人雖然能時常碰麵，卻無法同居。翻過大雪山後，前麵是連綿不絕的草地，王首道跟隨大部隊走了，這一次是長久的別離。
被俘 遭受嚴刑拷打
1936年6月，紅軍第二、六軍團兩萬餘人經湖南、貴州、雲南到達西康甘孜與紅四方麵軍會合，編為紅二方麵軍。同年8月，西路軍婦女先鋒團組建，王泉媛任團長，政委是吳富蓮，參謀長彭玉茹、政治處主任華全雙，全團1300多名女戰士，她們大多來自四川。這是中國革命史上第一支全副武裝的娘子軍。
部隊進入“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河西走廊，一直向西，到了馬步芳的領地。當時是國共合作時期，部隊路過涼山、武威，馬家軍沒放一槍。
當紅軍隊伍毫無戒備地向西挺進時，風雲突變，馬家軍受蔣介石指使，一場圍剿紅軍的行動拉開戰幕。
是年3月，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經過40天血戰後，損失慘重。此時，兩萬多人的西路軍，剩下不到5000人，一半以上是傷病員。
為衝出重圍，婦女先鋒團擔起阻擊馬家軍精銳騎兵師的重任。
每人5顆子彈，兩枚手榴彈，開戰不到一小時，子彈打光了，手榴彈扔光了，連身邊可以用作武器的石頭也扔光了。眼見無法抵抗，婦女先鋒團旗倒人散，全部成了馬家軍的俘虜。經過這一仗，500多名女戰士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馬家軍對被俘的女紅軍一遍又一遍地嚴刑拷打，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把被俘的女紅軍作為戰利品分配給官兵。王泉媛最終被人出賣，暴露了團長身份。
聽說抓到了紅軍女團長，師長馬步青興奮不已，決定親自審問。連續三天三夜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王泉媛始終沒有屈服。馬步青怒火中燒，又心生一計，決定將她許配給他手下的工兵團長馬進昌為妾。
後來在馬進昌老婆的幫助下， 她和王秀英一起逃了出去。
一路女扮男裝，闖過數不盡的關卡，最後找到了設在蘭州的八路軍辦事處。
王泉媛敲開了“八辦”的大門，向他們講述自己曆經磨難的經曆。她的故事講完了，給她的卻是這樣的答複：離開隊伍一年以內的留下，兩年以內的審查，三年以上的不收。此時的她，脫離隊伍已三年。
經曆種種磨難，千方百計掙脫牢籠後卻不為組織收納，以致含恨終生。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西路軍總供給部管理科長楊文局、川陝省委婦女部長張庭富……都有如此令人心酸的坎坷經曆。
最終辦事處給了我五塊大洋，讓我回家去。” 晚年的王泉媛這樣回憶說道，雖然內心感到悲苦萬分，卻也沒辦法，她帶著五塊大洋，一邊走一邊乞討，終於回到了江西老家，這時正值抗日戰爭期間，王泉媛便隱姓埋名，在家鄉開了個飯店維生。
王泉媛，這位用雙腳走完了不止兩萬五千裏的女紅軍團長，最終沒能走到陝北，相反，一路逃荒要飯重返闊別多年的江西老家。
新中國成立後，王泉媛當過村婦聯主任，當過敬老院院長，她本來想過平平靜靜的日子，可“文革”再一次把她推向“革命隊伍”的反麵：叛變革命，曆史不清……揪鬥、遊街，肉體和精神的折磨使她痛不欲生。她一次次向組織反映情況，希望能澄清自己的曆史。
1981年，她應全國婦聯邀請，參加第五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曾任省政協四屆委員，泰和縣第四、五、六屆政協委員。
另說：
1982年夏，王泉媛來到北京，請康克清作證為自己恢複黨籍。當她辦完事準備離京時被告知，已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馬上要來看望她。聽到這個消息，年近古稀的王泉媛忍不住流下眼淚，嘴裏不停地念叨著：“總算見到了，總算見到了……”
1982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同誌要去江西（？）看她，王泉媛聽到這個消息，眼淚立即“嘩嘩”地流個不停，嘴裏不停地念叨著：“總算見到了，總算見到了……”
1982年夏，在康克清、蔡暢等幾位紅軍老大姐的幫助下，蒙受了半個多世紀冤屈的王泉媛終於恢複了黨籍和紅軍身份。
1989年，王泉媛被國家確認應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時，已76歲高齡。
1994年10月，王泉媛（中）在北京醫院裏看望病中的王首道（左），右為王泉媛養女
1995年，王泉媛再次到北京時，見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金秋的北京，午後的陽光暖暖地照在北京某醫院的高幹病房裏，祥和而又安靜。一位老人坐在靠窗的沙發上，略顯焦急地朝外張望。他就是王首道，此時生病住院，這次特別會見就在醫院裏進行。
“首道，我來看你來了！”王泉媛笑著走了進來，眼裏閃動著淚花。
這次，王泉媛為王首道帶來了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黑布鞋。王泉媛從手提的紙袋裏拿出那雙千層底布鞋，捧到王首道麵前，喃喃地說：“六十年了，我說的話終於兌現了！”王首道雙手顫抖著接過布鞋，老淚縱橫：“你沒有忘記遵義時的諾言!”
兩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站在他們身邊的女兒王維斌為兩位老人拍下了他們有生以來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合影。
王首道（1906年4月13日－1996年9月13日享年90歲），湖南瀏陽人。
1958年2月，王首道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部長。
1964年5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
1965年1月，當選為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8年2月，王首道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
1977年12月，當選廣東省政協主席。
1978年3月，王首道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79年2月，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6年至1977年中共八大至中共十一大均選為中央委員，
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均被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
颯爽英姿還是兵 老當益壯軍威在
2005年7月14日，武警泰和縣中隊的官兵接王泉媛去部隊過生日。
2009年4月5日，王泉媛同誌因患腦血栓、支氣管炎等多種疾病醫治無效於在泰和縣人民醫院逝世，享年9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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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死一生也要為人民服務”——
訪96歲高齡、長征女紅軍團長王泉媛（組圖）
發表日期：2009年1月21日 出處：中國紅色旅遊網 作者：江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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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曆 王泉媛，女，1913年生於江西省吉安縣敖城鄉廬富村。1930年3月在敖城暴動中參加革命工作，當年加入共青團，先後擔任吉安縣少共區委婦女部長、湘贛省婦女主席團副主席等職，1934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當年10月隨紅一方麵軍參加長征，在幹部休養連擔任政治戰士。1935年初與王首道經特批在遵義結婚。在四川紅一、紅四方麵軍會合後，被編入紅四方麵軍。1935年底任四川省委婦女部長。1936年10月被任命為由1300多名長征女戰士組成的紅軍西路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西路軍失利後被俘，飽受敵人的嚴刑淩辱，曆盡艱險逃出牢籠，卻又與黨組織失去聯係，沿途乞討回鄉。1942年回鄉後，下地種田、養牛養豬、自食其力。解放後，先後當過村生產隊長、保管員、大隊婦聯主任、公社和鄉敬老院院長。1964年、1979年兩度擔任泰和縣和江西省政協委員。被國家確認應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時，已76歲。目前，她享受副地級待遇，住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城的自己家中。
參加長征的女紅軍戰士劉英（左二）、王泉媛（左四）、謝飛（右三）、鄧六金（右一）等在一起親切交談。（王泉媛女兒肖揚鳳供照）
半個世紀的翹首等待，王泉媛再見王首道時拍下的合影。（王泉媛女兒肖揚鳳供照）
中紅網：王團長，你好！快到春節了，首先祝你節日愉快，身體健康！
你這一生很不容易，有人用九個數字來概括：一生坎坷、兩袖清風、三過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個孤兒、七次遇難、八陷暗算、九死一生。請介紹一下你是怎麽參加革命的吧！
王泉媛：我本姓歐陽，家裏世代為農，一直過著貧窮的日子。我8歲那年，迫於生計，由母親和姐姐包辦，把我許給了鄰村比我大16歲的農民王照鬥，彩禮是40擔穀子。三年後，我就正式成為童養媳，改姓王了。王照鬥家裏也很窮，常年吃不飽、穿不暖。1934年，他患肺病去世。
我參加革命是在1930年3月，在江西吉安的敖城暴動中。因為當時家裏太窮了，才參加的革命。在革命隊伍裏，我積極工作、努力學習，進步很快，先後擔任過吉安縣少共區委婦女部長、湘贛省婦女主席團成員等職。
中紅網：當時蘇區敵強我弱、條件艱苦，在農村開展革命工作，肯定很危險吧！
王泉媛：可不是！有一次，我到鄉下做群眾工作，被兩個土匪看見了。他們趕來捉我，大聲喊叫：“你這個黃毛丫頭，看你往哪兒跑！”
我說：“我不往哪裏跑，我就在這兒等你，看你怎麽來捉我？”
我拿起一個鐵鎬，準備與敵人搏鬥。敵人“啪——”地打了一槍，我看到了一溜煙，就往右一歪頭，子彈“嗖——”地飛了過去。敵人又打了一槍，我又往左一歪頭，子彈又飛了過去。
這時，我發現這兩個土匪也是當地人，就做開了他們的思想工作：“你們知道家裏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還在受苦受難嗎？還在受地主惡霸們的剝削和壓迫嗎？可是你們還替他們做這狗腿子，來打我！我可是代表窮人的，要讓窮人們享福，要讓窮人們不受他們的壓迫。你們要是投降過來，我們還歡迎你們呢！”後來，這兩個家夥還真的投降到我們這邊來了。
1934年初，我被送進中央黨校的前身——中央共產主義馬克思大學學習。畢業時，學樓對男女學員的軍事技術、戰術和指揮進行了統一考試，並且排了名次，我名列全校第二名。當時排名沒有分男女，大家在一塊兒排，我能得第二名是很不容易的。
圖為她與女兒肖揚鳳(右一)、 兒子劉祥仁（左一）合影。（中紅網江山攝）
王泉媛與家人合影。右一為三孫媳婦曾美珍,左一為女兒肖揚鳳,前為曾孫。(中紅網江山攝)
“走過這麽多路，打了這麽多仗，我是個不死鬼”
中紅網：你是當年參加長征的紅一方麵軍三十個女紅軍之一，後來又成為紅四方麵軍的女團長，請介紹一下你當年參加長征的故事吧！你是什麽時候接到參加長征通知的？
王泉媛：大概是1934年10月，當時並不知道是參加長征。我當時在少共中央，去參加擴大紅軍去了。那天我從外麵“擴紅”回來，已經點燈吃飯了，突然接到劉英的通知。她當時是少共中央的組織部長，說中央紅軍將有重大行動，要我結束手頭工作趕回少共中央。當天吃了晚飯，我就一口氣走了60裏夜路，趕到了劉英那裏。她給了我一張表，讓我填，告訴我：“你明天到中央衛生部去檢查身體，要準備一些簡單的東西，不要超過11斤。日常用品你帶上，草鞋之類的。如果體檢不合格，就不能參加這次行動。”
我們檢查身體的時候，身上要拿根帶子圍著，看你的胸部肺活量可以不可以，如果五髒沒毛病那就好，這是一個。第二個是檢查眼睛，那邊畫著一張圖，紅、綠、黑、白，讓你看出來，然後還要說出來，你講得出眼睛就好。再一個檢查腳，檢查腳要站得筆直筆直的，叫你抬起來，抬這麽高就這樣跺下去，就像沒事一樣，還是站得筆直筆直的。結果，我順利通過體檢，被編入由30名紅軍女戰士組成的婦女工作團，成為中央紅軍紅章縱隊的一部分。團長是董老（董必武），跟著中央衛生部走。後來才知道，這次行動就是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中紅網：你們女紅軍戰士要承擔哪些工作任務？
王泉媛：我們有三個工作任務。一個是宣傳黨的政策，說我們共產黨是打富濟貧，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國所有的民族要團結一致，都是一家人。第二個任務是找夫子，就是找抬擔架的民工。當時我們團有五副擔架，每副擔架需要四個夫子，一個夫子要抬一天，然後拿到工錢就讓他們回去。第三個任務就是調查當地的地主惡霸，寫成材料後報告給政治部。
中紅網：聽說你們在長征中多次身處險境，能不能講個故事？
王泉媛：1934年12月，我們衝過湘江封鎖線，來到廣西西延山脈。一天，我們抬著受傷的紅軍師長陳洪的一個民夫，不小心摔傷了腿。當時體重不到90斤的我，就接過擔架，繼續前進。由於道路十分險惡，我們漸漸落在了後麵。突然，一群國民黨匪兵攔住了我們的去路。
就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一支隊伍從山穀中衝殺了過來，為首的正是紅章縱隊第二梯隊隊長兼政委何長工。他騎匹騾子，帶著幾個警衛員來了，很快就把國民黨匪兵打跑了。
何長工問我：“你這小鬼，怎麽在這裏？”
我說：“報告政委，我們抬陳師長，民夫跌傷了腳，走不了，又請不到民夫，沒有辦法，隻有自己抬，我們已抬了好幾天了。”
他說：“你們快走，前麵有一座大山，山上有洞窖，一定要小心！”
我們上山時，何長工知道哪裏有洞口，不時地拿手電筒從後邊照一下。到山上一看，果然有不少的大洞，要是跌下去就上不來了，據說當時已跌下去幾十人了。那天晚上，要是沒遇到何長工打這個手電，我們也都要跌下去摔死了。
在長征路上，處處都有這樣的危險。由於行軍緊張，衛生條件差，女紅軍們經常不洗臉、不洗澡、不脫衣睡覺。住處也不定，草垛、牆角、野外，什麽地方都睡過，我們的頭上長滿了虱子。
我這個人說起來，雖然走過這麽多路，又打了這麽多仗，但都挺過來了，我是個不死鬼喲！那時候參加共產黨的隊伍，是發了誓才當兵的。發誓說，當兵不怕死，怕死不當兵。真的不能怕，在戰場上就是你死我活。
“我用嘴巴把子彈還有膿，一下子都吸了出來”
中紅網：長征途中，照顧傷病員也很辛苦啊！
王泉媛：我們不僅要抬傷病員，有時還要給他們就地進行搶救和治療。
那是在廣西的時候，剛打完湘江戰役，傷病員多得很。我在路邊看到一個傷病員，手臂腫得好大好大。我就幫他把上衣扒了下來，看到他的手臂上，子彈還沒有取出來，但手臂已經有膿了。我就用嘴巴把子彈還有膿，一下子都吸了出來。我告訴他：“你在這裏坐著，我到山上給你抓藥。”采草藥時，我一邊采，一邊用嘴巴嚼，嚼了這麽一大團子，給他敷上，再給他打上繃帶。
中紅網：你們又是怎樣做群眾工作的呢？
王泉媛：多數時候，我們分頭深入到群眾家裏做工作。有的時候，就通過召開大會，廣泛發動群眾。比如在遵義，我就參加過萬人大會，主要是搞動員，搞宣傳。那次，遵義城的四個城門，就分別開了四個群眾大會。每個城門要發放幾十箱子的東西，有衣服、襪子、被子等，把打土豪沒收的東西分給群眾。當時還接受群眾參軍，“擴紅”嘛！
中紅網：你們當時是怎麽動員群眾參加紅軍呢？
王泉媛：我們就問，你們哪一位願意來當紅軍？當紅軍光榮呀，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保護我們自己呐！過去我們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現在我們為了推翻他們，沒收他們的東西，分給咱們的窮人。你們要是來參軍，就是保護國家和人民群眾呀。那次，我們一共動員了四五百人參加了紅軍。
王泉媛與中紅網總編輯江山在一起仔細辨認紅軍使用過的物品。（中紅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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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演反角，也是揭露和打擊敵人”
中紅網：聽說你在長征中還演過文藝節目？
王泉媛：是的。我們女紅軍戰士不但能做群眾工作，抬擔架、當護士，而且能歌善舞，這才是我們的本色。從瑞金出發的時候，鄧發就講過，幹部休養連人才濟濟，演出一台戲都不用借演員。在一年多的轉戰時間裏，我們演出過好幾台戲。
在遵義時，我被調去做地方工作，發動群眾開展反霸鬥爭。貴州老百姓的貧窮和國民黨軍閥對人民的嚴酷盤剝，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懷著階級仇恨登台演出，扮演貴州省長、軍閥王家烈，戴著禮帽、墨鏡，拄著文明棍，自演自唱，很受群眾歡迎。到了甘肅，我又扮演馬步芳，上台先唱一支自己編的歌；馬步芳在江北，阻攔抗日真可惡，壓迫軍民呀該滅亡；紅軍隊伍為窮人，北上抗日打先鋒，爭取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咳呀麽咳……揭露馬步芳如何欺壓人民，燃起了當地群眾反抗的怒火。
在甘孜、蘆河一帶，康克清曾跟我住在一起，對我的演出很讚賞。她鼓勵我每到一處演好軍閥、惡霸如何剝削、壓迫人民，說這樣也是揭露和打擊敵人，群眾會更擁護我們。演戲還有這麽大的意義，我演得更上勁了。
“最苦最難的是爬雪山過草地，可我四爬雪山、三過草地”
中紅網：聽說你長征中沒有到達延安，而是在途中被調到四方麵軍工作？
王泉媛：當時，我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四川的兩河口後不久，毛主席下了命令，讓我和吳富蓮到幹部連工作，跟紅四方麵軍進行交流，我們這就到了四方麵軍工作，歸張國燾他們管了。
中紅網：你跟著張國燾的時候，曾因為不唱“毛主席是逃跑主義者”的歌，康克清誇獎過你？
王泉媛：那時候，張國燾說毛主席是個機會主義者、逃跑主義者，部隊裏還編了毛主席是逃跑主義者的歌，讓我們唱，我就是不唱。
康克清問我咋不唱？我說，俺不唱，毛主席是不會逃跑的。毛主席在農民起義的時候隻有幾支槍，那麽困難，還堅持革命呢！後來，他到了井岡山，發展成了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他都沒有逃跑。在長征路上，我們看到毛主席有馬都不騎，他的馬天天要馱戰士們的槍支，他怎麽會逃跑？康克清說，哎呀，你真不錯，小小年紀，就知道分析問題了。
在毛爾蓋，毛主席和張國燾一個堅持北上，一個要南下。張國燾走到阿壩下了個命令，在後麵的部隊，要全部南下，我也跟著南下了，再一次翻雪山、過草地。我一共翻了四次雪山，過了三次草地。夾金山我就翻了三次。在阿壩的時候，我病了二十多天，上麵就派了一個人跟著我，做通訊員。
中紅網：你們女紅軍在長征途中，最苦最難的是哪一段路程？
王泉媛：最苦最難的地方還是爬雪山過草地。過夾金山的時候，看到有水桶粗的冰淩，石頭都砸不動。那時候的雪，一年到頭都不化，冷得很。上山就是駝著背上去的，幾千米的高度，下山的時候就往下滑。我們穿得又少，大家都凍得直打哆嗦。我們就靠吃辣椒禦寒。當時，發了大辣椒，還有生薑，看每個人的口味。辣椒都用繩子串著，吊在身上。在山上冷得受不了了，就從身上拽一個辣椒，放在嘴巴裏一咬。這樣就辣得全身發熱，繼續往上走。
草地上最苦的是沒吃的，天天吃草。又沒處睡，就睡在草地上，一倒下去就睡著了。剛睡下去，那個雨就劈裏啪啦落下來，落在臉上，一身是水沒幹過。男人好一些，因為女的有一些特殊，趕到月經來的時候真是很苦，月經往下流都沒褲子換。從白天到晚上，體質不好的人就得毛病，得了毛病的人很少能走過草地。所以，過草地死了很多人。後來，長征路上女紅軍不少人停經。我在過雪山草地的時候，也落下了病根，終生不能生育。
中紅網：你到紅四方麵軍主要做什麽工作？
王泉媛：開始時是負責搜餘工作。紅軍隊伍裏由於有傷病員，有掉隊的，我們就去照顧他們。有時，還要到幾十公裏外的藏族地區為部隊買糧食。
後來，我被任命為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吳富蓮擔任團政委。先鋒團由四方麵軍1300多名女紅軍組成，跟隨大軍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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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軍失敗我沒掉淚，可得不到黨組織信任我掉了淚”
中紅網：聽說你們四方麵軍西征的戰鬥打得非常激烈，犧牲也很大？
王泉媛：大概是1936年七八月份開始西征，到1937年三四月的時候就失利了。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經過40多天的血戰後，損失慘重。西路軍總指揮部、九軍、三十軍和婦女先鋒團被圍。此時，2萬多人的西路軍，隻剩下不足5000人，傷病員又多。我們整個部隊打得都沒有子彈、炮彈了。
為此，我主動請纓，要求讓婦女先鋒團打掩護。我對徐向前說：“徐總指揮，讓婦女獨立團打掩護吧！”
徐向前猶豫不決。顯然，他不忍心讓一群女兵單獨與凶殘的馬家軍作戰。我看出了他的心思，又說：“我們是女的，萬一打散了，化裝起來也容易混過去。”最後，他終於答應了我的請求。
為了迷惑敵人，我命令全團官兵剪掉長發，一律男裝，並改用三十軍二八六團番號。在每人得到5發子彈、2顆手榴彈的補充後，我率領這支不足1000人的隊伍，進入了梨園口陣地。一個小時過去了，子彈打光了，手榴彈所剩無幾，連石頭也扔得差不多了，500多名女戰士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當馬匪發現擔任阻擊任務的紅軍全是女兵時，便從馬上跳下來，想活捉我們。眼看著敵人一步步逼近，我命令戰士迅速往山上撤退，自己則帶領一小部分人作最後的阻擊。
這時，我感到欣慰的是，通過漸漸稀疏的槍聲，基本能判斷出總指揮部和主力部隊已突圍出去，婦女獨立團的任務完成了！但全團僅剩不足300人，部隊被打散了……
中紅網：聽說馬匪對待我們女紅軍戰士非常殘忍，你們受苦了！
王泉媛：當時，我躲藏在一孔破窯洞裏，但很快被馬匪搜了出來，當了俘虜。一天，我趁上廁所的機會跳下城樓，昏死在牆根下，又被抬了回來。
馬步青陸續把抓獲的女戰士分配給各級軍官做小老婆。有一天，馬步青的夫人來探監。她告訴我，要想不做馬步青的姨太太，辦法隻有一個，就是做她的幹女兒。我和吳富蓮商量後，便答應了。
馬步青沒有得到我，便心生一計：將我分配給團長馬進昌。我不從，被馬進昌帶人強娶。一天晚上，馬進昌想強暴我。他剛要近身，我一腳踢到他的下身處，把他踢翻在地。事後，我連續幾天被他們嚴刑拷打，就是用那種打馬的鞭子抽啊！我渾身被打得遍體麟傷，沒有一塊好肉。
敵人肉體上的折磨我不怕，關鍵是看不到出頭之日。好幾次，我想到了死。我曾幾次自殺，沒能成功。
1939年3月，馬進昌領兵外出修路，我和另一名女戰士王秀英在馬進昌夫人的幫助下，終於翻窗逃出了馬家大院，一口氣跑了90多裏，來到了蘭州，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
中紅網：你曆經千辛萬苦，終於又找到了自己的親人。
王泉媛（兩眼閃動著淚水）：但是，當時為了適應嚴酷的戰爭環境，黨組織對失散人員的收留做出了嚴格的規定。“八辦”的人對我說，上級有指示：走了一年的接收，二年的調查，三年的不收。再說你還是馬步青的幹女兒，馬進昌的小老婆……後來，八路軍辦事處給了我五塊大洋。這時候，是我最痛苦的時候。敵人打我，我沒有哭。曆經艱難逃回來得不到黨組織的信任，我痛苦至極。就是說，西路軍失利我沒有掉淚，可這回得不到黨組織的信任讓我掉了淚。
我用雙腳走完了兩萬五千裏路，但最終沒能到陝北，相反又沿著當年長征的路，靠乞討回到了家鄉，又走了一回長征。途中，為了活命，我與一位叫萬玲的四川男人結了婚。他要我跟他一塊回四川老家，可我卻要到江西去。到江西後，我和他就分手了。
1942年7月，當我破衣爛衫回到江西老家時，家裏人都不敢認我，鄉親們都說我不是王泉媛。在我準確地說出以前家裏的情況後，母親才相信這就是自己的女兒。這一年，我29歲。
“長征路上，與王首道隻有兩日團聚的婚姻”
中紅網：聽說你在長征路上與王首道結婚，能給我們講講這個故事好嗎？
王泉媛：1935年1月紅軍進占遵義時，我和國家保衛局的王首道被借調到地方工作部工作。一連幾天，我們倆都在一起做群眾工作，漸漸產生了愛情。我們的心思，被蔡暢、李堅貞和金維映覺察到了,她們就熱情地給我們牽線搭橋。到遵義的第7天，大家接到命令，部隊將於明天離開。那天晚飯後，蔡暢等人把我帶到王首道的屋子裏,給我們倆講了講，然後關上門就出去了，這樣我們倆就算是結婚了。
新婚之夜，王首道送我一把三號小手槍和八粒子彈。按照我們家鄉的風俗，我該送他一雙親手納的千層底布鞋。但是，長征中哪有時間和材料做呀，隻好欠著了。
中紅網：不是說長征中不讓結婚嗎？
王泉媛：在長征路上結婚，我們倆可真是個特例。從瑞金出發時，上級曾三令五申，轉移的路上沒談戀愛的不準談情說愛，談了戀愛的不準結婚，結了婚的不準懷孕生育。就連鄧穎超、賀子珍等人，一般情況下也不能與自己的丈夫在一起。上級的這個決定有它的合理之處。因為戀愛免不了結婚，結婚免不了懷孕，生孩子不僅自己痛苦，也給同誌們帶來不必要的負擔。賀子珍、廖似光等5位長征路上生小孩的女紅軍，受的磨難就是明證。沒想到幾位大姐為我和王首道破了一次例。
中紅網：在長征中，你和王首道又在什麽地方見過麵？
王泉媛：從遵義出來後，由於連續的行軍和打仗，我和王首道一直都沒有機會相聚。直到1935年6月26日，我隨中央衛生部來到兩河口時，王首道派通訊員給我送信，讓我晚上到他住的木樓去，這才又見了一麵。
天亮以後，我和王首道又一次分別。然而，我們誰也沒想到，這竟是我們在一起的最後一晚。
中紅網：後來，王泉媛與王首道又見過麵嗎？
肖揚鳳（王泉媛養女）：他們二人再次相見，已是近半個世紀之後。
媽媽在1942年回到家鄉後，很長一段時間裏，當地人都不知道她就是紅軍中遠近聞名的婦女先鋒團團長。媽媽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和一個普通農村婦女一樣耕作收獲，下田種地，養牛養豬。1949年泰和縣解放後，媽媽先後擔任了村生產隊長、保管員、大隊婦聯主任，公社和鄉的敬老院院長，並開始重新向組織反映自己的曆史，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待遇，但都石沉大海。當地沒有人記得她，也沒有人願意相信她。“文革”期間，她甚至被戴上叛徒的帽子遊鬥。有幾次，當媽媽在報紙和廣播裏聽到王首道的消息的時候，也想過要給他寫封信，想能得到他的幫助，可又擔心著諸多的不妥，最後還是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埋在了心底。
一直到了80年代，媽媽從江西來到北京，在老大姐康克清的過問和作證下，才終於落實了政策，被恢複了黨籍和老紅軍的身份。這時，人們才突然意識到，身邊這位普通的老太太，原來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老革命老紅軍。
1982年夏天，當王泉媛辦完事準備離京時被告知，已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首道馬上要來看望她。聽到這個消息，年近古稀的媽媽，眼淚立即就“嘩嘩”地流個不停，嘴裏不停地念叨著：“總算見到了，總算見到了……”
1938年秋，已是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的王首道在延安與易紀均結婚。這是他的第三次婚姻。王首道第一個妻子叫王紹坤，為掩護丈夫在受盡酷刑後被殺害，人頭被掛在瀏陽城牆上。第二個妻子王泉嬡，身為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西路軍被打散後下落不明，又有消息傳說她早巳犧牲。
那次見麵時，媽媽向王首道問了那個在心中埋藏了幾十年的問題：“有人說我在蘭州八路軍辦事處給你留了一封信，說我永遠不當紅軍，永遠不去延安，還說我要和你斷絕一切關係。是嗎？”
王首道吃了一驚：“我不知道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見你沒有回來，我還以為你不要我了！……”
1995年，媽媽到河西走廊故地重遊後再次到北京時，又見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這次，媽媽帶來了一雙親手做的千層底黑布鞋。王首道雙手顫抖著接過布鞋，老淚縱橫，說：“你沒有忘記遵義時的諾言！”隨後，王首道挽起了媽媽的胳膊，兩位老人留下了他們有生以來的第一張也是最後一張合影。我也有幸在與他們在一塊兒合了影。
1996年，王首道逝世。當媽媽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病了一場。後來，王首道女兒王維濱兩次專門來到江西泰和我們家探望，給媽媽送來了棉襖等物品。
我1953年生，1957年開始跟著媽媽生活。幾十年的生活讓我看到，媽媽一生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她在擔任禾市鄉敬老院院長時，先後幹了14年，沒拿過一分錢工資。
王泉媛：1987年，當我被確認紅軍戰士身份時，已經76歲。我先後收留了6名孤兒，目前與養女肖揚鳳一起生活，享受副廳級待遇。與那些永遠長眠在雪山草地和西征路上的戰友相比，我是幸運的。能有今天這樣的生活，我知足了！
但是，就是九死一生，也要永遠堅持為人民服務！
（王泉媛笑了，露出了僅有的兩顆門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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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遵義市習水縣土城鎮的中國女紅軍紀念館是中國唯一一座以女紅軍為題材的紀念館。
西路軍血戰河西，乃紅軍長征的尾聲，應該以濃墨重彩之筆，
書寫其悲壯曆程和全軍將士浴血奮戰的英雄氣概，而不能也無法被排除在紅軍長征史外。
庶幾如此，才能告慰21800名西征將士，告慰其中的1800名西路軍女戰士；
紅軍長征史方稱首尾相連的全史，真實準確的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