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懿 - www.huanghaiyi.com
加國財務顧問（保險、基金）
2016.2.27
那天驀然想起八十年代北京的天空是藍的。
那時我在上中學，政治課沒什麽新意、一切都靠背，總之就是各個角度在講我們會成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後來事情也是湊巧得很，移民前兩年我總在個研究生宿舍的樓下打球，要好的球友之一就是個河南籍學考古的博士，沒事就給我們講洛陽鏟的妙用。可惜我沒能背個洛陽鏟登陸加拿大，不然真是應了書裏的東東了。
再說中學那會兒，背枯燥的政治需要找個好的環境：會是個沒課的下午，坐在操場邊的石階上楊樹底下，拿著密密麻麻要背的題的手抄本，一邊背一邊看天上的雲彩。記得背道大題，雲朵會從西邊飄到東邊；而背一道中型題，那朵雲就會正好飄到我的頭上……
還有時是在樓裏最西邊化學實驗室旁邊的台階上，看著黃昏的太陽穿過大大的窗戶把金色的光灑在我的腳上，慢慢的天空也布滿了橘紅色、紅紫色，現在每當想起那個畫麵似乎還能隱隱聞到化學實驗室的藥劑味，當時真是無知者無畏啊～～
其實更多關於夕陽和柏油操場邊上靜靜的白楊樹的畫麵是和她在一起，我的班主任也是語文老師潘文肅，人的名字看來還真是跟職業有些關係，你看她真是教了那麽多年的語文。
潘老師當我班主任的開始半年裏我倆似乎隻說過一兩次話，我還沒有搞清楚她的姓。我是個記臉而記不住人名的人，隻要見過一次麵，會記得很清楚，但是唯獨記人名不行，常是過了一個暑假或是寒假，我會發現我們班的老師同學我竟然一個也想不起她們叫什麽名字了，那種感覺真是超尷尬啊， 一般人是不會相信滴……
那是潘老師當了我半年班主任後開家長會，我媽晚上回來問我：怎麽你們班主任說你作文好？我說：她一定是認錯人了，她肯定以為你是別人的家長呢。我媽說：我想也是。
那時我最怕的就是作文了，從小學到中學，隻要有篇作文的作業，我幾乎就沒能半夜以前睡的，我真的是不知道怎麽寫啊，最後隻能靠熬得不行了的爸爸媽媽貢獻一下思路，告訴我怎麽寫我就怎麽寫。那時我媽總愁：這小學初中的就熬到了後半夜，以後難道要熬到大天亮了？
後來有次跟兩個要好的同學在一起，潘老師從我們身邊經過，衝我說了一句：黃海懿，你作文挺好的。我想說老師你認錯人了吧但沒說出來。
到她第三次這樣說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了：“老師，您是不是認錯人了？我叫黃海懿”。她說：“沒錯，就是你”。“我怎麽可能作文好呢？我最怕寫作文了，從小到大我作文就從來沒好過”。潘老師說：“你寫得很好啊！”
所以潘老師最初給我的感覺好像是雲山霧罩做夢一般，她口中的我怎麽可能是我呢？
後來過了一周，潘老師開始讓我們寫周記，她會給我們寫很多鼓勵的話在周記本上。過了一段，她有時會在周四或是周五的下午叫我去她的辦公室給我指點一下，還跟我談天，我隻記得那是一些很令我開心的下午，具體聊了些什麽記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她給我講過寫作不要有套路，要按照自己真實的感情來，怎麽想的就怎麽寫，還可以多試試不同的風格……
我們聊得更多的是彼此的生活，有時候是一些困惑，或是一些這樣那樣的東東。潘老師的先生也是語文老師，工作很勤奮，她有個兒子還有個女兒，她女兒體育有特長，當時在體校，後來考進了體育大學，潘老師特別地高興說這回真放心了。那時她女兒的體校離城裏遠，在她先生的學校那邊，所以兒女都她先生帶，他們隻有周末才能聚在一起。
我們常聊到很晚，有時離開時夕陽斜射整個長長的走廊都是明亮的光，有時是月亮已高掛在天上，我們走過操場身後是靜靜高高的白楊樹沙沙的風吹著樹葉的聲音。
再後來就是六四開始了，很多同學都在慷慨激昂地將白布條纏在頭上一圈，他們也要跟著遊行到天安門廣場。作為年級主任，潘老師過來勸大家，但是幾乎沒人聽。潘老師找到我，特別跟我說：“黃海懿，你不許去遊行”。我看著她，我知道她是少有的真正關心我的人，她連著說了兩遍，我說：“好吧，那我不去了” 。我當時最好的朋友陪著我，我倆跟著潘老師來到了一班的教室，全年級隻有五個學生留下。我能感覺到不少同學甚至是要好同學異樣的目光，但我沒法讓這樣一個如此關心我的人失望呢……
其實那段時間你會覺得這些整個就是一個巨大的漩渦，每個人都被卷進去，其實私下每天放學我沒事就去天安門轉悠，在那兒碰到以前的同學和不常見的朋友，我們會一起站在天安門大會堂寬寬的台階下聽著各路人馬輪流演講時不時鼓鼓掌，之後再結伴徒步走回家；那些外國記者常像猴一樣掛在樹上，有的還隻是不到2米高的小樹，這樣的一棵小樹上往往能掛著五六個洋記者，個個都舉著大炮筒。
但是在學校呢，沒跟熱血沸騰的同學們一起去遊行，往往就會被列為後進分子，成了極少數極少數，這時成績什麽的都不重要了，拿紅筆寫血書、在教學樓頂掛下條幅都成為了英雄的象征。記得很清楚，那時我們的數學老師上課時忽然打出一幅橫幅，是罵政府和大領導的，班上同學都為她鼓掌。她讓大家靜下來，然後到門口猛地打開門，看到校長正好在門外校長當時很是尷尬。總之那一幕讓人想起江姐那一類的電影。
我很彷徨：為什麽平時和和氣氣的這些人一時間都要按照正派反派來站隊呢？我很少跟班主任、校長這類領導打交道，但當時的胡校長偏巧我還真是關係很好。有次我在操場玩正趕上胡校長來學校上任的第一天，他走過來跟我問問這問問那的，我也不知道他是誰，看他2米多的大個子，說話還這麽和氣，覺得挺有意思的，就跟他聊了好半天，後來他每次看到我都過來跟我聊一會兒。
胡校長最有名的是他周一的廣播訓話，他不像別人說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八股話，而是通俗易懂，記得有次他說：“有的同學“凶”酒（應該是酗Xu酒），真該給個大嘴巴子……”話音未落，全校各教室都爆笑起來，後來大家總在說“凶”酒和大嘴巴子這兩個詞。當然這也是他唯一不文雅的詞了～～
後來就是六四後，全城都整天籠罩在一股揮之不散的焚燒的臭氣中，中央強調“講政治”，每個人都得檢討自己在六四前做過什麽，寫好交給學校。原先熱血遊行激情澎湃的一些同學現在依舊走在時代的最前列，積極地寫檢討、毫不留情地揭發其他同學之前的行為等等……我們隻是中學生啊，一群乳臭未幹的小破孩兒，怎麽將成人的東西學得淋漓盡致呢？
那時我的周記中充滿了彷徨、不理解甚至略有點苦悶，周四或周五的下午潘老師跟我有更多的時間在一起，有時聊得晚了她就會帶我回她學校旁邊的宿舍做飯一起吃。
畢業後不久，某個初春的2月底忽然有人通知我說她去世了第二天是追悼會。那天很多同學都到了，因有一陣沒見了，大家在熱烈地聊著。每人隻有半分鍾的時間能夠進去走一圈看到她，她在那兒靜靜地躺著，似乎隨時能坐起來的樣子。出了那個房間，就又是很多同學在那兒談天，幾個要好的還在約過幾周再見麵。
晚上家裏，我隻覺得哪兒不對勁。我倆本該是幾周後見麵的，我回學校找她，怎麽忽然間她就不在了呢？我試著為她寫了篇悼文，卻發現自己似乎並沒有悲傷的感覺，在我的心裏她會始終在那閃爍著的楊樹葉後的教室裏在講著花開兩朵、各表一枝，而我隨時能回去找她接著聊……於是我想：以後我一定會為你寫一篇，也許是十年，也許是更長，但一定不會是這樣硬湊的東西。
沒想到這一晃就是25年，今天應該就是她的周年祭。這些年來，我常在心裏跟她說：你知道嗎？你瞧瞧你把一個如此懼怕作文的學生變成了什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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