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篇有關甜蓮子小說《相煎並蒂蓮》的文學評論發表在《當代小說》2016年11期。
尋常歲序皆盛宴
張 敏 張麗軍
愛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但在當下我們絕少去歌頌愛的動人,作家的筆觸開掘著愛的另一副模樣:在生活中愛被物化、被不斷衡量,親人、愛人之間日日討價還價,遮蔽了親情、愛情的本來麵目。在《湖畔》(王天麗《滇池》,2016年第7期)中,主人公蘇安因為“拖到這個年紀,還沒有一個正式的男友”而被母親安排著去相親。母親與“沒出息”的畫家父親離異後與一個退休的部隊首長結婚,期間對我不聞不問。突如其來的相親讓蘇安有些尷尬與陌生。作家細致地刻畫著這位母親的種種行為細節:六年沒有見到蘇安的母親,不是以一個母親想念久別重逢的女兒的姿態早起去車站迎接女兒,而是打發司機去接蘇安。等到蘇安第一次到了母親家,母親卻是剛剛起床的樣子。而母親見到蘇安,打量著她“急切地像一個貪婪的商人要確認到手的一件珠寶,她在估算蘇安的價值”。在母女久別重逢的場麵中,這些細節默默昭示著“愛”的虛無,隱隱指向著一個晦暗的收尾。在母親與部隊首長的爭執中作家赤裸地呈現著這次相親的目的,在張叔說出“和一個瘸子相親你也想得出”,質疑母親“你是為女兒著想嗎,你這是給自己找飯票”的時候,母親“你想過沒有,有一天你死了,我去喝西北風嗎?”的哀泣讓蘇安覺得母親可憐,如坐針氈。當蘇安順從地換上絲質的衣服,像一個待價而沽的商品一樣被母親介紹給一個“體形有些扭曲的中年男人”,蘇安看到那個男人“伸出肥厚的手整理著脖子上係得太緊的領帶,手上閃動著碩大的珠寶”時,頭也不回地逃向了那個昨天在湖畔遇到的、可能像自己父親一樣一事無成的畫家的工作室中。
親情和愛情的衝突並不鮮見,《霧靄彌漫的河流》(楊獵《南方文學》,2016年第7期)中以更慘烈的方式呈現著這種矛盾,伊珊和誌文自由戀愛在一起,但伊珊的父母覺得誌文是農村人,女兒嫁給他會很丟人,於是千方百計地阻撓。伊珊的父母和喜歡伊珊的張坤一起設下圈套,讓伊珊碰巧發現了誌文在發廊嫖妓,最終伊珊與誌文分手。誌文百口莫辯,老實人被窘境逼得無路可逃,隻得去央求張坤幫自己向伊珊解釋,在張坤的戲謔和輕蔑中憤怒絕望的誌文選擇了和張坤同歸於盡。當愛情黯然失色,金錢和地位成為衡量婚姻價值的惟一標準,悲劇就有了用武之地。《相煎並蒂蓮》(甜蓮子《上海文學》,2016年第7期)是一篇極具上海味的短篇小說。小說生動地再現了老上海弄堂裏斯文精致的生活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關係。然而掩於作家筆下舊日子中的卻是一對姐妹的悲劇。美麗的煙紙店二小姐王文娟與“我”隔房的叔叔阿榮是一對看起來極其登對的夫婦。王文娟的神秘以及她“講究”的生活方式令我傾心不已,“我”甚至還見證了王文娟與阿榮恩愛的生活。隨著“我”學業加重慢慢地不再去王文娟家,也不再打聽她的事情。幾年以後王文娟卻上吊自殺了,阿榮看著王文娟留下的遺書臉色凝重地收了起來。一個禮拜後我在阿榮家竟然看到了一個與王文娟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女人,我驚慌地以為是王文娟活轉回來了,沒想到卻是王文娟的三妹王麗娟頂替了姐姐的位置。甜蓮子在故事中為這樣的結尾早就鋪下了種種蛛絲馬跡,全文無一字提及王文娟在丈夫愛上自己親妹妹後的焦灼憤怒抑或悲痛,王文娟日常生活的精致中的落寞隱現著這段婚姻的不幸。作家也隻是在王文娟充滿愛慕地望向阿榮時借阿榮的口說了一句:“這世界上的事情要是都像你想的那麽簡單就好了”,展現這種詭譎的親情與愛情帶給人的傷害。
我們可以看到眾多作家以不同的軌跡來交織著這樣的困惑與無奈,《龍鳳鐲》(月亮《南方文學》,2016年第7期)以“我”尋找鳳鐲的主人的曆程揭開祖輩人的愛恨情仇,我親祖母的隱忍與善意的謊言使她在對親情與愛情的盼望與不可及中孤獨終老。《尖叫》(付秀瑩《廣西文學》,2016年第7期)則為我們呈現女主人公一點點發現自己的丈夫對同事的愛慕與仰望時的悲哀。《在大街上尋找什麽人》(宋離人《長江文藝》,2016年第15期)跟隨主人公杜桑意識的流動書寫著在無愛的婚姻中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渴望杜蓮子的心理曆程,呈現出當代人婚姻的畸態。《暗裏不開花》(張麗萍《安徽文學》,2016年第7期)則講述了房小豔自以為和頂頭上司洪景明擦出了“愛”的火花,在與洪景明開房的過程中卻發現洪景明是有多個約會對象的“渣男”,最終房小豔憤怒地離開了酒店。
道德感的缺失,責任意識的淪喪以及對物質的貪婪讓我們看起來是如此不幸福。人際關係中的道德束縛已無力捆綁欲望,當“愛”的正義成為枷鎖,拿什麽來歸正人與人之間錯位了的情感?所有帶著希望的文本中都有著對本心的堅守,如《龍鳳鐲》中的奶奶見喜,又或者像《湖畔》中的蘇安和《暗裏不開花》中的房小豔,努力掙脫金錢的拉扯和錯誤的情欲。我們終究是活在自己為自己設定的底線中,而幸福就是恒常地堅守它。
《傘鋪》(薛鍾《清明》,2016年第4期)中大琴子和蔣二青梅竹馬,但情竇初開的大琴子卻被船上會拉手風琴會吟詩作對的袁一文迷住了,二人很快成家。失落的蔣二傷心之餘開始專注於做傘掙錢,蔣二的傘做得精巧細膩,很快靠此發家。這時候袁一文卻鋃鐺入獄,大琴子便回到老家給蔣二打下手做傘。袁一文刑滿出獄攛掇大琴子偷師學藝自立門戶,大琴子動過心,但蔣二不肯教,她無處可偷。袁一文便設計使得蔣二酒後強奸了大琴子,偷偷拍下照片要挾蔣二傳藝。蔣二不得已傳藝給大琴子,沒想到大琴子夫婦拿蔣二的手藝注冊專利奔向小康。而蔣二強奸大琴子後染上了嫖的毛病,最終窮困潦倒不複往昔。薛鍾在小說中似乎為了保全那一點“善”在蔣二在月夜強奸大琴子時遮掩道:“隻不過,瘋的時候大琴子什麽也不知道”,“大琴子知道後就更不肯理他了”,與前文大琴子酒後反複問蔣二“我為什麽不是你家裏人”比照,偷到蔣二的看家本領後的大琴子可謂判若兩人。
仿佛為了更深的雕刻出不合理欲望下人性惡的形態,《虛若山》(傅友福《南方文學》,2016年第7期)中便上演了一場母子之間的慘劇。劉小蘭在被戀人拋棄後發現自己懷孕,她生下兒子江濤後便把他送給了照顧自己生產的淑媛,隻身前往省城尋找男友。若幹年後得知自己身世的江濤進城尋找母親,卻發現母親劉小蘭這時候已經是市長夫人了。二人之間沒有母子久別重逢後的溫情和難過,江濤看到了自己生母的“價值”:“我有了市長媽媽,還愁找不到好工作?”而劉小蘭則是驚惶江濤的突然出現會被丈夫知道。江濤向劉小蘭索要大筆錢財來創業,而此時劉小蘭的丈夫正受到審查,兩個兒子也需要用錢,拿不出這筆巨款。麵對對金錢近乎瘋癲的江濤,劉小蘭為了保全自身、保全家庭,隻得把江濤推入江中。
在窘境中膨脹的惡,以及這些惡帶來他人的不幸在這一季的南方雜誌中屢見不鮮,《千村月》(關仁山《天涯》,2016年第4期)中孫子狗蛋想要早點去城裏,千方百計地要賣掉老河的鹿群。狗蛋的好朋友暖玉也是一樣,想要早點帶著奶奶去城裏。二老二小的矛盾就此開始,然而讓人震驚的是兩個孩子最後竟然想要燒死暖玉奶奶這個“累贅”來擺脫鄉村奔向城市。《四十八歲告老還鄉》(姚鄂梅《江南》,2016年第4期)中周全退休後回到家鄉辦起了閱讀班,吸引了一個愛好讀書的男孩像依戀母親一樣依戀她。但當周全在蓮花鄉蓋的房子成了“釘子戶”後,拆遷的人竟然拿周全與男孩的關係做文章,試圖汙蔑周全猥褻小男孩。《陸小魚的河塘》(張殿權《安徽文學》,2016年第8期)中丁明河因為父親是盜竊慣犯且父母離異而被其他孩子排擠,在誤解和重壓下:“他不能飛翔,備感束縛,可是在水裏,他是可以暫時忘掉煩惱、自由自在地遊來遊去。”最終淹死在河塘中。作家們把人性的陰暗與齷齪表現得淋漓盡致,同時也展示了這個世界生存的狂亂與病態欲望。
在對人性的陰暗進行探討的同時,也有作家在這些窘境中努力刻畫著人類的詩與善。正如周作人所說:獸性與神性,合起來便是人性。即使是在現實的殘酷擠壓之下也有人抱持著樸素的善意,溫暖這個世界。《鍋巴》(劉玉棟《天涯》,2016年第4期)中大春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協助村幹部建立公共食堂,在抄檢與他有嫌隙的九三家時努力表現,連壺裏鍋巴都搜檢出來上交。大春的妻子小白在公共食堂幫工,但隨著糧食日益減少,懷孕七個月的小白忍不住偷吃了公家的糧食卻被捉住了,在內疚中小白精神錯亂並早產,在一場高燒後小白沒有了奶水,眼看孩子活不成,九三嬸子不計前嫌,拿出沒有被抄檢走的一點鍋巴救了大春兒子的命。大春“想起去年秋天那瘋狂的情景,羞愧地低下頭去。”《情懷》(餘一鳴《江南》,2016年第4期)中史竹英老師在殷市長“倒台”以後,沒有見風使舵地看不起他的孩子,而是努力地為失去出國機會的殷切補習功課參加高考,悉心地疏導殷切的心理。《歸去來兮》(夏群《安徽文學》,2016年7期)沙伊在被“我”從大涼山的貧窮中帶到了城市中,但在畢業時優秀聰慧的沙伊不顧艱難毅然回到深山處執教用愛播灑知識。這些文本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文學對人性的刻畫。如果說對人性中惡的呈現讓我們去反思在不合理欲望中掙紮的人類究竟該走向何處,那麽對人性中的“神性”的呈現無疑為我們指明了一條道路,當“神性”在“獸性”橫行的時刻堅守住自己的底線與原則,那麽“惡”的一麵是否會不再膨脹?是否會像《鍋巴》中的大春一般“羞愧地低下頭去”呢?
在這一季的南方雜誌中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出現了一定數量的“職場文學”,這部分作品囊括了諸如公務員、教師這樣特定群體,用真實的筆觸書寫著這個群體的困頓、無奈與荒唐。這個端著“鐵飯碗”的群體看起來光鮮無比,實則體製內的生存法則時刻壓抑著限製著圈內的人,在種種窘境中《學曆》(曉風《江南》,2016年第4期)為我們講述了在高校任職多年學術造詣頗深的老先生許誌堅讀博的故事。因為自己是博士生導師,卻不是博士“倒不至於要你下崗,但遴選學科帶頭人、申報“長江學者”和“國家百千萬人才”等名利雙收的好事就會與你擦肩而過了。”學曆給他帶來的困擾和尷尬很多,加之許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讀了博。許誌堅決定南下至震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對許誌堅決定讀博的過程中,作家用了大量的筆墨寫出了沒有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導師的尷尬。
而《任雷諾外傳》(張運濤《廣西文學》,2016年第7期)則反其道而行之,張運濤打破規則和種種限製塑造了任雷諾這樣一個“不走尋常路”的官員形象。任雷諾的“發達”完全是源自於自身的技術過硬:會修車、能畫畫。加之生性善良幫扶貧困大學生被報紙報道。沒有上級提攜的他機緣巧合被任命,但是他的兢兢業業和認真卻讓這個群體內的很多人感到了“不舒服”。單是考勤這一項任雷諾就雷厲風行、鐵麵無私地把很多領導“通報批評”了。在明明有很好的關係可以依靠,並以此謀求晉升的時候任雷諾不屑於送禮巴結討好上司。“就算是小衙役,他也不願做對上級諂媚對老百姓瞪眼的小衙役”是他的信條。他不斷地檢舉著體製內的不良現象,有效地遏製了貪汙腐化。甚至有他在,政協主席的位置沒人敢坐。
類似題材的小說從不同角度呈現著這個群體的生存狀態:《榻榻米下的秘密》(光盤《廣州文藝》,2016年第7期)蔡曉東從周延華副市長手中購得了一處房產,裝修時卻發現房間內的榻榻米裏藏有二十萬現金。是房地產商向周副市長行賄?試圖把這筆巨款還給周副市長的蔡曉東多次還錢失敗後將錢捐給了希望小學卻惹來一身麻煩。《醒來是黃昏》(秦超《安徽文學》,2016年第8期)講述了退休幹部任上收受賄賂,任下退賄,最終獲得心靈解放的文字。《更正》(陳邦和《安徽文學》,2016年第7期)寫了被惡意黑掉的補償款退還於民、《輕生》(陳紙《廣州文藝》,2016年第7期)寫出了職場底層人的卑躬屈膝與戰戰兢兢。這些小說從多個維度展現了當代職場、官場的種種“怪現象”。文學是時代的反映,當這種類型的文學繼鄉土題材之後逐步受到關注,對這個群體的窘厄與掙紮的呈現打破了以往我們對端著“鐵飯碗”的人的幸福生活的遐想。當越來越多的問題出現在這個群體,這個群體是否會成為市場經濟發展曆程中下一個不幸的對象?我們的文學對此給予著深刻的關注。
漂浮於虛無之海的孤島
丁美華 張麗軍
在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伴隨著經濟騰飛和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人的靈性或消磨於物欲橫流、紙醉金迷的都市幻象之中,或瓦解在生活的不盡如人意與坎坷艱難當中。本期的文學期刊在講述置身於虛無的人們如何追尋生命的意義、如何拯救自我的同時,隱含著作家們對現代社會中精神荒蕪現象的擔憂,以及對生命狀態的深度思考。
林培源的《陰翳年紀事》(《青年文學》,2016年第8期)講述了兩個妄圖逃離自己不堪命運的底層人物,在城市欲望與金錢的濁流中相互安慰,相互依靠,最終卻又不得不回歸既定命運軌道的悲哀故事。主人公阿喜是名義上的父親“借他人的種”強行拽到這個世上來的,他是由屈辱的胚胎孕育的孩子。父親雇人強奸母親的事實讓阿喜極度厭惡娘娘腔的父親,更厭惡這個不屬於他也不接納他的村莊。多年來,阿喜“像隻遺棄在暗巷裏的幼鼠”一般卑微地活著,他明白,他活著的最終目的隻是為了履行父親強加在他身上的養老送終的義務。不堪命運擺弄的他決定逃離,他孤身一人來到城市打拚,遇見了同病相憐的秋藍。秋藍十七歲時從家鄉來到城市謀職,卻被騙去當小姐,從此深陷物質與肉欲的泥潭中無法自拔。她給有家室的老板當情婦,為他們墮胎,用他們的錢在城市中謀取一份虛無的安全感。可惜的是無論她再怎麽全力以赴、小心翼翼也難逃被拋棄的命運,阿喜的出現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缺。“他和秋藍,他們互為獵物,也互為捕手”,二人的惺惺相惜不是因為愛情的吸引,而是由於對方是自己在一片虛空中惟一能抓得到的東西。但平靜的生活被一場有預謀的綁架打破了。阿喜被綁匪砸碎了手指,秋藍為了不讓他卷入即將來臨的災難而與他分手。秋藍和阿喜其實都是現代社會中漂浮於虛無之海的孤島,他們從來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義是什麽,隻願意活在當下的快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