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
－－給自己的備忘錄（下）
作者：淺寒
美術學院的音樂：陽春白雪（1975-1976）
1975年秋，母親所在的美術研究所從美院分離出來，與音樂學院的音樂研究所、舞蹈學院的舞蹈研究所、戲劇學院的戲劇研究所等研究機構一起，並入新組建的中國藝術研究院，單位搬到了西城區前海西街17號，即後來對遊人開放的恭王府。美術研究所原來在美院的2號樓辦公，那是一座灰色兩層小樓。因為單位遷出，人去樓空，暫時又沒有人用，需要看守，這樣，我家10月初就從西總布搬到了這裏。那時樓裏的居民隻有我家四口和母親的同事龔產興家父子兩人。我家住在靠筒子樓出口南側相通的兩間，龔叔叔家住在樓道最裏麵。因為沒有廚房，樓內空房又多，所以又開辟出對麵一間屋子當廚房做飯。家裏變得空前寬敞，同時也顯得空蕩。
搬到美院不久，有一天，家裏來了一位客人，是母親文革前在美院教過的學生。她來討教材，說單位領導讓她開美術史課，因為她是科班出身，可她什麽資料都沒有了。“科班出身”這個詞，她那天說了三、四次，我以前雖然從來沒聽到過，但聽她反複說，也就大概明白了。那是文革後期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強調“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有些地方又開始抓業務，所以又開始啟用一些科班出身的人。
1975年歲末，我到王府井大街北口八麵槽的清華園浴池去洗澡，回家路上經過一座居民樓，聽到收音機裏正在播送最新發表的毛澤東詞二首《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幾天後，1976年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電台裏說，他臨終還在學習這兩首詞。學校裏組織了一些悼念活動，但規模不大。那天教音樂的梁老師來上課，要教大家唱歌，但同學們都沒情緒唱，有的幹脆趴在課桌上。同班有個叫寇淑華的同學，說她哥哥在127中念書，那個學校的悼念活動搞得很正式，禮堂裏還設了靈堂，各班學生輪流守靈。盡管我們學校坐落在市中心，離周恩來停靈的北京醫院不算遠，但由於上麵封鎖消息，周恩來出殯那天，我們都不知道。後來看紀錄片，看到還是有很多人冒著寒風站在長安街兩側為他送行，不知人家是怎麽知道的。
有一天下午，我一個人放學在家，2號樓門口出現兩個穿軍大衣的人。他們說是來看房的。當時樓內各屋的鑰匙都放在我家保管，我不知道來者是誰，家裏又沒有大人，所以不敢輕易交鑰匙。過了一陣，又來了一個穿便裝、年紀稍大、有點駝背的人，那兩個穿軍大衣的對他很恭敬，叫他“首長”。駝背跟我說，他是文化部一個什麽管理機構的，要帶那兩個人看房，我這才很不情願地把鑰匙交給他們，但還是決定跟他們一起上樓看個究竟，他們也沒反對。樓上有三間大屋子，原來是美術研究所的圖書館，我很熟的，現在都空了。另外還有兩間小屋子，跟樓下的格局一樣。他們一邊看，一邊指指點點，說可以在哪間屋子裏做什麽，聽起來都跟音樂有關，這令我大惑不解。圖書館的每間屋牆上原來都掛著一隻溫度計，搬家時沒拿走，那天我就都順手摘下來，拿回了家，此後我家每間屋裏都有了溫度計。那天晚上父母回來，我告訴他們來了幾個什麽人，說了一些什麽話，他們也聽得沒頭沒腦。
過了幾天，樓道裏突然熱鬧起來，來了一堆人，帶著大小各種樂器，叮叮當當進駐了2號樓。美院的人猝不及防，眼睜睜看著校園裏出現了一塊飛地。新來的單位號稱“琴箏瑟樂器改革小組”，簡稱“樂改組”，組長叫康綿總，廣東梅縣人，與葉劍英是小同鄉，後來聽說他們每人身上的那件軍大衣就是葉帥給發的。樂改組的人都是夜貓子，一般下午才來上班，往往集體合練到很晚才散。後來還有一個從遼寧營口來進修的年輕人住在樓裏，姓牛，母親叫他“小牛”。那時我家剛買了一個帶橢圓形喇叭、分高中低音三個聲道的收音機，據說聽音樂效果好。有一天我家收音機開著，小牛敲門，要求進來聽。他按照東北人的習慣，管我母親叫“嬸兒”。小牛是學聲樂的，但不怎麽練功。相比之下，另一個常來2號樓樓上練嗓子的季小琴就刻苦得多，常聽到她一個調調重複唱很多很多遍。幾年以後，她在中國歌劇院的大型歌劇《劉胡蘭》中擔綱，唱B角，我去民族宮看的那場，正好是她主演。
開始，父母跟樂改組的人打交道有限。後來，樂改組裏也有人搬進2號樓住，我們成了鄰居，漸漸熟了。比較早搬進來的有那兩個最初來看房的人之一、拉二胡的馬樹銘。他是相聲演員馬季的胞弟，當時還沒結婚。他的未婚妻是上海南方昆劇院的昆劇演員蔡瑤銑。文革中，昆劇院解散，蔡瑤銑改唱京劇，在現代京劇《海港》裏演女主人公方海珍的B角。馬樹銘和蔡瑤銑是1976年9月8日中秋節那天在2號樓裏結婚的，來了不少賀喜的人，包括馬季。第二天，毛澤東辭世，我看到新婚的蔡阿姨戴著黑紗進進出出，打心眼裏可憐她。不久，她父母從上海來，傍晚到達。第二天中午我放學回家，一進樓門，看見新科女婿正在樓道裏爐子前忙著烙餅，有一張剛出鍋，他翻過來掉過去地看，然後才小心翼翼捧進屋去。當時有過一件事，讓我知道了蔡阿姨的知名度。毛澤東死後，文藝界有十二位演員，聯名給作為毛遺孀的江青寫了一封“效忠信”，那封信上第十二個簽名的，就是蔡瑤銑。如果不是因為住鄰居，我本不會知道她的名字；而另外十一位，則都是聽說過的。蔡阿姨是個很隨和的人，那時剛到北京，十有八九是跟著別人簽的名。
後來從網上看到，蔡瑤銑出席過1974年10月1日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1975年又到北京，專為毛澤東唱過古曲。我當年在2號樓也聽過她唱《滿江紅》。有一天下午，來了一個琴師，在我家隔壁那間空屋裏架起一隻古琴，蔡阿姨唱，就我一個聽眾。不知道為什麽那天她唱這支曲子，為什麽唱了那麽多遍，也許是為了日後錄音。“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那一聲“仰—天—長—嘯”振聾發聵；但每次聽到快板“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時候，我又感到不寒而栗。
樂改組裏還有兩個姓方的，一個是歌唱家郭蘭英的丈夫方浦東，吹笙的，當年才28歲，每天騎著摩托車上下班，車過處，騰起一股塵土，在美院很惹眼。聽說他是高幹子弟。另一個叫方誌訓，是作家聶紺弩的女婿，彈鋼琴的，大家叫他“小方”。方誌訓平時很客氣，出入碰到誰都打招呼。有一段時間他常留在2號樓裏，有時還涮幹淨拖布，把樓道的水泥地麵擦得鋥亮。後來父親注意到，小方一拖地，那天下午就會有一個年輕的女演員來練唱歌。過了一段時間，聽說方誌訓的妻子聶海燕因為丈夫有了外遇自殺了。沒兩天，方誌訓也自殺了，留下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跟了他叔叔。當時隻覺得那孩子可憐，就那麽幾天，父母全沒了。那時聶紺弩還關在監獄裏。後來看到章詒和的回憶錄裏描寫聶紺弩出獄後，家人如何長時間把女兒的死訊瞞著他，但我不知道他們對獨生女兒及女婿都不露麵這樣非同尋常的事，是怎樣向老人解釋的。
樂改組裏有一位女士，叫項斯華，是彈箏的。一個星期日，她來加班彈琴，同一支曲子練了不下百遍。原來，那次要從三個人裏選拔一名古箏演員參加一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我當時非常希望她能入選，結果她還是落選了。不知那時的選拔標準是什麽。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時，2號樓裏除了我家和龔叔叔家外，還住著樂改組裏彈揚琴的張鎮田。他的屋子裏當時擺著兩架揚琴，因為地震的縱波比橫波傳得快，所以有明顯震感之前，那兩架揚琴就已經發出嗡嗡聲，把他吵醒了。當我被父母搖醒，跑到樓門口時，住在龔叔叔家對門的張叔叔也已經衝到門口。我們本來不熟，結果因為地震，附近居民都到美院的大操場上搭地震棚，我們2號樓全體居民攜手搭了全院最高最顯眼的一個，成了一家人。我們搬出兩張上下鋪的床和一張單人床，拚在一起，外麵苫上帆布；張叔叔因為需要跟上級單位隨時聯係，又從樓裏拉出一條長長的電話線，接通了電話。他開玩笑說，我們的地震棚已經接近“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理想境界。那時沒事，大家晚上常黑燈瞎火的聊天。說起下放，張叔叔說，他很幸運，當時碰到一個懂業務的工宣隊員，因為彈揚琴全靠手腕靈活，所以凡是碰到手腕用力的活兒都不派他幹。那年夏天，張叔叔的未婚妻還帶著弟弟來過我們的地震棚。印象裏她是空政文工團的演員，天津人。
樂改組裏後來跟我家混得最熟的，是彈古琴的吳文光。他那時29歲，長得有點老氣，或者說是有幾分夫子氣。他父親吳景略是當年全國數得著的古琴專家，但還在“靠邊站”；他自己寫得一手好字，喜歡聊天，還會彈琵琶。他住在二層。有一天晚上，樓上傳來激越的琵琶聲，父親拉著我跑上樓去，我們幹脆就坐在吳文光床邊，相隔二尺聽他彈《十麵埋伏》。那種被音樂一下攝住的感覺，後來再也沒有找到過。吳文光結婚後，妻子王耀珠還在上海工作。後來女兒出世，她們母女來北京住過一段時間。因為吳家幾代單傳，生了女兒，吳文光有段時間很沮喪。女兒叫吳葉，她媽媽叫她小葉子，爸爸則戲稱她“無業遊民”。我記得跟王阿姨一起去天橋劇場看過一場內部片[71]。那天演了兩部電影，一部是蘇聯拍攝的柴可夫斯基的歌劇《黑桃皇後》，另一部是個法國紀錄片，叫《靜靜的世界》，拍的是南印度洋深海裏色彩斑斕的魚。那時王阿姨還沒孩子。
1975－1976年，父親又去二七廠的“七二一工人大學”教課，課餘在家的時間不少。那時政治運動頻仍，他不願回北大，隻每月去領一次工資。同時在二七廠教課的還有北大無線電係的教師吳文淦。因為那裏再沒有北大的人，他們兩人混熟了，有時吳伯伯來我家聊天。當年大家沒什麽娛樂活動，串門聊天就是很好的消遣；能有三兩個談得來的，就更愜意。我沒怎麽注意過他們聊些什麽，但後來想想，當時吳伯伯肯來，就很不容易。那時家裏常來的客人除了他、蔣新明，就是父親的兩位老同學楊訥、何齡修了。
因為不需要每天上班，父親有了不少閑暇時間。他雖然沒有做成沙發，但還是趕上了一趟做家具的末班車。不記得木頭是怎麽買來的，不過在家裏放過一段時間以後，父親終於下決心打一個大書櫃。他幾乎是白手起家，打算自己設計，但沒有基本技能。給他出主意幫忙的，是樂改組裏當初跟馬樹銘一起來2號樓看房的黃珊。那時樂改組剛來不久，樓上的大房子還空著一間，父親就在那裏擺開架勢，趁一般上午沒人練琴的時候幹活兒。黃伯伯教父親怎樣畫線、刨木頭、鑿榫子，告訴父親搭好架子以後要用豬皮膠灌榫眼，最後的貼麵要用乳膠粘等等。盡管如此，黃伯伯一般還是不苟言笑，後來在走廊上跟父親見了麵，也隻是點點頭。我那時樂得課餘給父親幫忙，但出力最多的隻是畫線時幫他拉線、打粉，最後一拽一鬆一彈，把一條筆直的線打在準備鋸開的木條上。到灌榫眼的時候，父親才叫來我和母親一起幫忙，最後搬來母親的《俄漢大辭典》等有分量的書壓住、固定。書櫃做成後，父親非常得意，因為是全木料，所以特別結實。那時家裏書不算少，原來不知堆在什麽地方，現在都堂而皇之上了架，而且每層架子都前後放了兩排。
1975年秋，全國開始評《水滸》。我家搬到美院以後，正趕上運動升級，弄得我也按捺不住想找那書看看。父親說，他有過一套《水滸》，文革前夕被人借走，文革開始就再沒還回來，後來不了了之。好在2號樓前麵就是美院的圖書館，晚上閱覽室開門，《水滸》開架借閱，值班的又是我的小朋友楊莉的爸爸楊林森，於是我就每天晚上吃完飯，跑到那裏去讀。那時美院的工農兵學員除了畫畫，不大念書，所以《水滸》始終隻有我一個人看。由於我看書時坐著不動，一個江西籍的女學員還趁機給我畫過幾張速寫。
上了中學：政治生活的漩渦邊緣（1976）
1976年2月，我從西總布小學的“戴帽初一”升入中學，上了與北京火車站僅一牆之隔的127中，被編入初二年級八班。學校離家很遠，步行疾走也要至少半個鍾頭，每天兩個來回，兩小時花在路上。那時我每天早晨總是全家第一個起床，帶上一隻搪瓷缸，順路到米市大街上的一家飯館買一碗白漿，即不加糖的豆漿，二分錢；再買一個二兩的火燒，六分錢。如果買一兩一個的芝麻燒餅，雖然好吃，但一個五分，兩個就要一毛錢，舍不得。有一天去買早飯，碰到西總布胡同的老鄰居，我的小夥伴小林子的姐姐建新。她站在一口大鍋旁邊，圍著圍裙，從我手裏接過搪瓷缸，盛了一大勺豆漿，連眼皮都沒抬，就遞給了我。我當時不知道該不該叫她，也許她也困，還沒睡夠呢。建新初中畢業後到北京郊區插隊，因為人太實在，下地幹活特別賣力氣，每天都掙滿女社員的最高分－－8分[72]，但也落下了病。回城後，她一直在東單那家飯館工作；後來類風濕不治，不到30歲就過世了。
因為那時上學走東帥府胡同，中午放學，走到那條胡同靠東口的協和醫院護士樓附近時，幾乎天天迎麵碰上協和婦產科的名醫林巧稚，每次都見有一個戴眼鏡的中年婦女陪著她。我放學的時間是固定的，可見林巧稚下班的時間也很固定。小時候聽母親說，林巧稚醫道很高，我出生的時候，母親同病房有一個從內蒙來的婦女，她的新生兒有一種先天的血液病，不能存活，林巧稚發明了一種方法，給他換血；後來我妹妹出生時，母親在病房裏又碰到那個內蒙婦女，她這次生了女兒，又來給孩子換血。她還帶來了那個與我同齡的兒子。母親說，那孩子因為從小喝的是馬奶，長得比我壯實多了。
127中原來是一所民國時代的老學校，文革前好像是個女中。到我們進中學的時候，學校的設備已經非常陳舊，最大的一棟教室樓一共四層，樓內的牆上很多地方露了洞，木樓梯、木地板走上去都吱呀作響。因為樓層高，所以爬上四層得花些時間。每堂課之前，都打預備鈴，學生回到教室等待老師；兩分鍾後再打上課鈴，老師稍後走進教室，開始上課。上初二時，我們班的教室就在四層。等老師的時候，班上的宣傳委員楊捷起頭帶大家唱歌。當時比較流行的全是電影插曲，現在能想起來的有《決裂》的主題歌，歌詞是：“滿山的鬆樹青又青，滿山的翠竹根連根。新興的大學辦得好，它和工農心連心。光輝的道路毛主席來指引，共大培育著一代新人。反修防修鬥誌堅，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青春。/ 共大花開分外紅，教育革命起東風。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三大革命打先鋒。光輝的道路毛主席來指引，共大培育著一代新人。學好本領接好班，向著共產主義奮勇前進，前進！”那部電影講的是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73]學員半工半讀的事，學校簡稱“共大”。這首歌大概被我們唱過許多遍，否則不可能到現在還記得每句歌詞。
我們的班主任叫付素玲，20歲，教語文。副班主任是個姓嚴的男老師，南方人，個兒不高，總戴著一頂皺巴巴退了色的藍帽子，教曆史。因為他口音重，念一些曆史人物的名字發音比較滑稽，班上男同學有時起哄，但嚴老師從來不跟他們生氣。教數學的是三班的班主任，姓倪。那時候特別喜歡聽倪老師講課，每次看到她拿著大三角板走進教室時，就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倪老師上課慢條斯理，幾何題講解得非常清楚，說話時總不停地往上推眼鏡。物理老師叫李美珠；生理老師叫李德芬；俄語老師叫張無恙，後來也當過我們的副班主任。政治老師是我們的年級組長，姓張，走起路來左肩比右肩低，常戴一頂深灰色的帽子。張老師字寫得很漂亮，但那時他來上課一般不帶講義，因為1976年的政治風雲變幻無常，他能教我們的，都是毛主席最新指示，比如“翻案不得人心”、“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等等。我當時的政治課筆記本不但記錄了這些最新指示，而且記錄了每堂課的日期，簡直就是一本1976年的中國大事記。可惜後來父母搬家時我不在，那個本子跟其他許多零碎東西一起，被處理掉了。
剛進127中不久，付老師告訴我們，學校要補充鼓號隊員，需要很多人；為了集中快速培訓，抽調我們八班和同年級七班兩整班的學生去學敲鼓，這樣日後補文化課也方便。開始女生都學敲小鼓，男生個子高的學敲大鼓，個子低的學吹號。大鑔、小鑔屬於技術性比較強的項目，暫時由原來的老隊員頂班。鼓號隊的陣容是大鼓打頭，繼以大鑔、小鑔、小鼓、小號。鼓號隊有正、副兩個指揮，都是高中生。正指揮統管全體，副指揮隻管號隊，所以他站的位置在小鼓之後。起初我們女生每人從家裏各帶一隻小板凳和一副筷子到校，集中在一個教室裏，照著鼓譜練習。我們學會的第一套鼓譜叫“迎賓一號”，比較長；後來又學了幾套，都稍短。
第一次大規模出鼓是1976年4月8日。那年4月初清明節前，很多人聚集天安門廣場，獻花圈、寫詩念詩，紀念周恩來，受到官方幹預，直至釀成“四·五事件”，許多參與者被捕。事前，學校裏的工宣隊張隊長，一個戴深色呢帽、寬邊眼鏡的老頭，在廣播裏反複警告我們不許去廣場。他說：“你們小同學年輕，放學一跑就到了，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去！”我們還被要求檢舉別人，如果知道誰去了要報告。我的同班好友鍾蔓瑛悄悄告訴我，她已經跟她小姨一起去過，還抄了一些詩。她父親是軍人，當時隨部隊駐紮在河南新鄉，母親及妹妹也在那裏，她一個人在北京跟著姥姥、姥爺，小姨還很年輕，有時候帶著她跑出去。記得鍾蔓瑛是在張隊長訓話之後告訴我的，她可能是覺得壓力太大，自己扛著比較難受，說出來了反倒輕鬆。但我知道此事到我這裏必須打住，萬萬不能再跟任何人說。
在張隊長訓話之後，一天下午放學，我獨自沿東長安街朝天安門方向走去。不是因為有多麽大的勇氣，而是因為越不讓看，越想看個究竟。走到南池子，碰到了戒嚴。天色漸漸暗下來，隻能遠遠看到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當時長安街上隻有在廣場不停的1路公共汽車還在運行，中途逢小站必停的10路車已經停駛。我很想哪怕坐車過去看一眼再回來，可惜兜裏隻有一毛錢，而1路車是固定票價，無論坐幾站，上車就是一毛。我若是坐車過去，就沒錢坐車回來了，而步行回家的路，如果不走長安街，我又不認識。在南池子路口站了很久，不見撤崗，身上又冷，我隻好轉身回家。
過了兩天，剛放學，父親對我說：“再不能去了，風聲不對了。”當天晚上，電台裏就播出了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的講話，就出動首都工人民兵[74]抓了人。我同班的劉玉華後來說，她哥哥是工人民兵，他們廠出了很多人，那天都坐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裏麵，每人發了一根木棒。4月4日清明節那天，父親的老同學何齡修來過。那是星期日上午，下著蒙蒙細雨。何伯伯是直接從天安門步行到我家的。他情緒亢奮，顧不得擦掉臉上的雨水，就迫不及待地向我們描述剛在廣場上看到的一幕：一個年輕人突然從懷裏抽出一條白布，上麵是一份血書：“毛主席萬歲！周總理萬歲！周總理萬萬歲！”
4月7日晚間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與報紙摘要聯播節目”播出了中共中央“四·七決議”，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並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總理。那天風很大，美院的高音喇叭被吹得雜音不斷。我跟母親一起站在樓門口聽新聞。母親聽完，賭氣說：“還保留黨籍幹什麽，開除算了！”說完轉身進屋去了。
第二天上學，鼓號隊全體集合出發，沿北京站前街行至北京站口，再左轉上東長安街。街上已經有了很多遊行隊伍，各單位都打著紅旗，舉著標語，呼著口號，跟文革中我見過的紅衛兵遊行的陣勢差不多。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碰上美院的遊行隊伍，看見裏麵還有我認得的幾個工農兵學員，扛著一大幅毛主席像。此外，還看到了外交部的遊行隊伍，走在頭裏的是當時的外長喬冠華。
我們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敲鼓，後麵的號隊隻是不時地吹號壯壯聲勢。吹號很費力，所以他們總是趕節奏，吹得比我們敲得快。由於小鼓的後排離號隊近，號聲響起後，我們就隻能聽見後麵的聲音，而聽不到前麵的鼓聲、鑔聲，隻能跟著號隊的節奏走。等號聲落下，我們每每發現自己已經跑到了大鼓鼓點的前麵。那天我們沿長安街經天安門一路向西，然後拐上南長街、北長街、西皇城根，再沿護城河北岸走到東皇城根，經東華門，穿過金魚胡同、米市大街，回到學校時已經是中午了。由於我們的技術還不夠熟練，那天還有幾個高年級的老隊員跟我們一起出鼓。有個敲大鼓的高中生過分用力，把鼓皮都敲破了。
那時出鼓，一般要求穿白襯衫、藍褲子。其實當年大家的褲子差不多都是深藍色的，可白襯衫我沒有，買新的又沒錢。自從上了初二，我跟小學同學陳少琴就進了不同的學校，但到了缺襯衫的時候，我還得去找她借。她比我個子高，她穿小了的衣服我還能穿。她媽媽黃阿姨從不嫌我麻煩，總是有求必應。1976年初夏，我們的鼓號隊被調到北京火車站去歡送誌願赴西藏的知青。我們在站台上排開隊伍，吹吹打打，本來以為該是件歡快的事，可看到車下送行的人都在哭，車上的人也都強作歡顏，自己不禁跟著覺得鼻子發酸。我陡然想起陳少琴三哥同班的那個女同學，不知那天她是否在火車上，同時慶幸此時陳少琴不必站在這裏，為即將遠行的哥哥難過。
“四·五”之後，報上發表社論，給這場事件定性，說那些鬧事的人十分猖狂，寫了很多反動詩，其中之一是：“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酒祭雄傑，揚眉劍出鞘。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人見鬼去吧，我們信仰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惜拋頭灑血。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當時看了，沒覺得這首詩有什麽反動的，倒是覺得它有點怪，前後語體很不搭配。後來《天安門詩抄》出版，才發現這原本是兩首不同的詩，硬是被寫社論的人捏到一起去了。
“四·七決議”之後，全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項主要的內容是批判《論總綱》、《匯報提綱》和《二十條》[75]。據說《論總綱》是胡喬木主持寫的，而鄧小平的罪名之一是在《論總綱》裏閉口不提階級鬥爭。學校要求我們課餘參加小組學習，批判這株“毒草”。一天下午，我們幾個同學在同班姚曉麗家學習，輪流讀《論總綱》，本來很多地方看不懂，也覺得沒意思，但突然看到一行字，說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而這正是當時流行的口號。回家以後我問父親：“這不明明寫著以階級鬥爭為綱嗎，為什麽說《論總綱》不提階級鬥爭？”父親沒有正麵回答我的問題，隻簡單說：“書就該這樣看，要自己看，自己動腦子。”
那年6月初，紀念文革十周年。我們年級四班的古老師因為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被學校領導指定抄錄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然後張貼在校園裏。那時，我才第一次知道了這張大字報的內容。雖然看到毛澤東誇獎那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寫得何等的好啊”，我沒忘記帶頭寫那張大字報的聶元梓早已被隔離審查。
6月下旬，我們去京郊順義縣參加夏收。走之前，班上有個叫王翠的女同學因為有夢遊症，醫生不同意她去，怕她夜裏起夜掉到井裏。她堅持要去，付老師隻好同意，但臨時把她跟我編在一個組，讓我照應她。我們那天中午從北京站上車，一個多小時後下車，又步行了很久，下午太陽偏西時才到達目的地。不記得那個村子叫什麽了，隻記得我們年級七、八兩班被一起分配到第三小隊，還有一男一女兩個高中生給我們當輔導員。那個女輔導員姓李，帶著幾個女生負責給大家做飯；男輔導員好像姓甄，他每天跟大家一起下地幹活。我們預計呆10天，所以每人交了10斤粗糧票，其實麥收時節，到鄉下都是吃細糧，不過理論上隻有白麵，沒有大米。此外，我們都正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紀，一天1斤糧食本來就不夠，再加上幹農活，農民還得給我們倒貼。
第一天，晚飯吃過，我們就都到各自的房東老鄉家睡下了，王翠躺在我旁邊。我本來換了地方就興奮，很久睡不著；剛迷糊，就覺得王翠在推我。她小聲說：“我想上廁所，你能陪我去嗎？”我馬上起身，陪她出來。院子裏有幾分清涼，地上灑著一層月光。那天我們到了村裏就聽說，那裏的井都是機井，不會有危險；可王翠怕老鄉家的狗，所以她去廁所時，我一直站在院子裏等她，盡管我也怕。我們打著手電回到屋內，把手電架在炕沿上正在脫鞋，睡在旁邊的郭文莉一個翻身，伸手把我的手電搶走，塞進自己的被窩，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奪回來。第二天早晨我問她怎麽回事，她一點都不記得。
第二天，我被換到另一個老鄉家，與付老師和另外兩個同學劉玉華、韓春梅住在一起，每天早晨多了一項差事，就是挨門挨戶叫同學起床。那正是夏至前後，晝長夜短，早晨不到四點，天就亮了。農民日出而作，日沒而息，我們入境隨俗，也早晨四點起床，我則要再早起一刻鍾，每天到班上同學借宿的老鄉家，挨門把大家叫醒。往回走的時候，正好大隊的廣播站開始播音。雖然那個村子就在京郊，但他們在喇叭裏講的話我卻聽不懂。我們白天到打穀場上，幫社員脫粒，揚場，班上隻有一個叫於宏的女同學會推獨輪車，可以幫忙把脫好的麥粒送進穀倉。還有一個叫李新香的女同學很喜歡說俏皮話。她看到一個大鼻子、因此外號叫“美國佬”的男生劉鳳雲躺在麥垛上翹著腿偷閑，就喊：“看啊，美國佬高—枕—無憂！”
過了兩天，生產小隊長要求我們班當夜出兩個小組打夜班，趁涼快加班幹活。付老師挑了一組男生，還有我們幾個跟她住在一起的女生。我們白天、黑夜連軸幹，幹到半夜吃夜宵。作為犒勞，那天隊長做主，給我們做了大米飯。後半夜幹活時，場上突然停電，四周一片漆黑。我們躺在麥垛上，隻見天上繁星點點，有明有暗，布滿夜空，這才相信以前在北京天文館看的科教片《夏夜的星空》裏同樣的一幕是真實的。第二天，七班的班主任楊老師聽說我們班夜宵吃了大米飯，找到隊長去鬧，要求第二天夜裏七班全體，無論打不打夜班的，半夜都一起去吃大米飯。隊長很為難，說大米不多，能不能全體吃麵，豈料楊老師差一點哭起來，弄得隊長隻好同意。原來在學校時聽說楊老師有神經官能症，這下才相信。我私下裏還覺得，楊老師是欺負我們班付老師年輕，看我們班吃了大米飯，她心裏不平衡，否則何至於把夜裏不幹活的學生也叫醒一起去吃飯呢？
下鄉前，我們班的衛生員郭文莉學會了挑(tiǎo)水泡。到了鄉下一幹活，我們的手上就都磨起了水泡。郭文莉拿一根縫衣服的針，劃根火柴燒一燒 ，算是消毒，然後拿一根長頭發絲穿過針眼，再用針刺穿水泡，帶過頭發絲，輕輕拽動，慢慢把泡裏的水放出來。後來想一想，那根頭發絲可是沒消毒的，不過頭發也燒不得啊。當時的條件就是那樣了。
每天收工回來，還有一件事要求我們做的，就是給老鄉家挑水。我們都從沒幹過，肩膀承受不了兩大桶水的重壓，但有“五·七指示”做精神武器，不能不咬牙。我個子高，當然不能落後，每天都去挑四挑[76]水。幾天下來，右肩疼痛不堪，扁擔一挨上去，肩膀就不由自主地往下縮。也許再多練一陣，就能適應了，但我們一共沒在那裏呆幾天。別的組的同學也都加緊練習，有的挑著空桶在院子裏轉圈，有的在肩膀下方的後背上墊一塊毛巾，扁擔架在毛巾上哈著腰練，看上去有點滑稽。那個高中生甄輔導員當然包攬了他們小組挑水的活兒。由於體力消耗大，我們每人午、晚兩頓都各發兩個大饅頭。那饅頭不但比城裏食堂二兩的饅頭大許多，而且是用新麵做的，格外勁道。據說為了備戰備荒，那時城區糧店裏賣的，都是在國庫裏存了六年的陳糧，早就沒了香味。我們在鄉下時，有一天晚飯吃的饅頭，是用清早割下的麥子上午揚場、下午脫粒後磨成的麵做的。天下再不可能有比這更香更新鮮的饅頭了。那幾天，七班最能吃的一個男生有一頓吃了五個。
那時主食吃得多的另一個原因，是副食太少，大家肚子裏沒油水。記得我同桌的宋維曾經告訴我，他平時一頓吃四碗飯，我大驚，問他怎麽吃那麽多，他說，沒菜。同學當中，家裏生活特別困難的遠不止一家。那時班裏還有一個同學，叫唐萬生，我小學就曾與他同班。他家孩子多，收入少，學費是免交的，實際上是由他爸爸所在的工廠負擔。這樣就得走個形式，他家先交錢給學校，拿了發票再去工廠報銷。小學的學費每學期兩塊五，他家還能拿出現金來；到了中學，學費漲到五塊，他家一下子就拿不出那麽多錢來了。付老師非常通融，先給他開發票，等他爸報銷回來，再把五塊錢還給學校。
不出去開門辦學時，我們經常課餘去北京站義務勞動。我們幫人家清理候車室的地板，讓擁塞在空氣汙濁的候車室裏的旅客把行李提起來，我們再用推式拖布掃地，弄得大家都很煩。車站工作人員則樂得我們去，這樣他們自己就可以坐在辦公室裏喝茶聊天了。女生去還好；男生去，還容易鬧誤會。有一次，我們班的韓慎剛主動上前幫一個老太太提行李，老太太拔腳就跑，以為他是行搶的。回校後匯報時，韓慎剛說起此事，自己都哭笑不得。
我們那時還花大量課餘時間寫黑板報。我們班的板報組有五個人，楊捷、鍾蔓瑛、郭文莉、趙慧雯，加上我，全是女生，每個星期六下午在學校寫板報寫到很晚。班長劉玉華是學校美術組的，星期六下午美術組活動結束之後，有時也來幫忙。我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寫板報，幹到初三畢業升高中，痛下決心再也不幹了，才算結束了板報生涯。由於上初中時我家離學校遠，我們寫板報花的時間又多，回家晚了，父母總不放心。有一次我走在美院大門前的校尉胡同裏，偶然看到馬路對過一個簡易樓[77]三層的陽台上站著我們學校的董書記，回家後無意間跟父母提起。後來因為我總是回家晚，有一天父母找到了董書記家門上，但我並不知道。第二個星期，我們寫板報時，付老師跑來，叮囑我們早點結束回家。我提前回到家，父母很高興，才告訴我這是他們找了董書記的結果。我那時最擔心的是付老師是否因此挨了董書記的批評。
1976年唐山地震之後，由於校舍多半成了危房，我們隻能在操場上臨時搭起的大棚裏上課，自帶馬紮。地方不夠，所以實行上、下午輪流的“二部製”，一直到仲秋，在大棚裏久坐冷得受不了了，才搬回教室。那時，住在美院操場上地震棚裏的居民也已開始陸續搬回家。
1976年9月9日，輪到我們班上午上課。下午我一個人在家，大約兩點鍾，聽到美院的高音喇叭裏開始反複宣布，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即將播送重要新聞。這是前所未有的。我預感到出了非同尋常的事，但不願多想。三點整，播音員夏青低沉緩慢的聲音送出了毛澤東的死訊。與那一年報道前麵幾個故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不同的是，這次在“因病醫治無效”之後沒說“終年XX歲”，大概毛主席是不能有終年的。聽到消息，我不知該做什麽。當時我們年級一個教數學的張老師住在美院家屬宿舍，我傍晚在美院大門口碰到她，就問她要不要去學校。她說別人都已經去了，你快去吧。我不記得吃沒吃晚飯，就又往學校趕。我每天上下學，都路過米市大街與東長安街的交叉路口，即東單。那是一個大十字路口，東南角上有一塊巨大的標語牌，上麵的內容不時更換。那天中午放學時，我看到幾個工人正站在腳手架上打格，書寫新標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沒過幾個小時，偉大的導師已經不在，沒寫完的標語也不寫了。
到了學校，果然看見全班同學都已到齊，看來誰的覺悟都比我的高，都主動來了。同學們聚在一起用皺紋紙、剪子、筷子和針線做白花；禮堂裏又設了靈堂。電台裏在反複播送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中央軍委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付老師手快，全文記下來，核對一遍後，讓我抄到黑板上。幾天之後，天安門廣場上舉行追悼會，各班都有一個同學被選去參加，但他們好像隻到了東單，因為東、西長安街上也站滿了人，號稱總共有一百萬。其他同學在學校操場上列隊，收聽電台裏的實況轉播。追悼會由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華國鋒致過悼詞之後，王洪文宣布：“向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遺像三鞠躬。”然後空了好幾秒，他才接著喊：“一——鞠躬！”又空了好幾秒，才喊：“二——鞠躬！”如此重複，直至“三——鞠躬！”因為這種間隔，還鬧出了笑話。我們班那個說話俏皮的李新香跟毛主席有緣，也是12月26日生日。追悼大會剛結束，我們在操場上臨時解散時，她告訴我們，一聽王洪文說要三鞠躬，她就迫不及待地鞠了兩個；這時才聽到喊“一——鞠躬”，她又跟著鞠；因為有間隔，她沒把握，又鞠一個，然後才聽到“二——鞠躬”，明白自己又鞠早了，不過還是跟著鞠了一次；最後終於等到“三——鞠躬”的喊聲，她隨著大家鞠了最後一個，一共是六個。我們當時聽了都忍俊不禁，但又不敢讓老師看見，就幾個人頭紮成一堆，埋住臉，使勁憋著笑聲，對李新香說：“透著你跟毛主席同一天生日，那麽忠誠！”追悼會結束時，全國機動車停駛三分鍾，鳴笛致哀。我們學校在小巷深處，平時聽不到街上的汽車喇叭聲，但隔牆北京站的火車頭汽笛齊鳴，震耳欲聾，就是街上的汽車喇叭聲能傳進來，也早被蓋下去了。
那時美院有一台黑白電視機，常去看電視的就是幾個住校的工友和家屬院裏的一些孩子。1976年9月30日晚，天安門城樓上有過一個小規模的國慶活動。記得從電視上看到，那天江青去了，黃帥也去了。一星期之後，“四人幫”被捕。開始上麵還封鎖消息，然後才逐漸傳達到處級[78]幹部。不過，社會上總有小道消息；中國人那時不相信報紙、電台，經常通過這種渠道接受信息。記得1975年，有一陣追查一個與江青有關的流言。在母親的單位裏，那個消息最早是由畫油畫的張祖英傳出來的。領導追到他，他一口咬定是此前不久出差，下飛機時聽走在後麵的人說的，上麵這才作罷。
“四人幫”於10月6日被捕後沒幾天，母親的一個老鄉殷若南叔叔來到我家。殷叔叔以前也來過；我小時候，母親還帶我去過地安門附近他的家。殷叔叔在我的印象裏總是很嚴厲，我有幾分怕他。那天他一來，就把我從裏屋轟到外屋，關上中間的門，跟父母在裏麵不知嘀咕了些什麽，然後一臉神秘地走了。第二天，父親的一個老同學田玨來。田伯伯那時在北京市教育局編寫中學曆史教材，家住靠近東城幹麵胡同東口的學部宿舍，我上五年級時去過他家，跟他的兩個女兒田年、田麗一塊兒玩。有一次他發心髒病，差點沒救過來，我還去看過他。因為他總是很和氣，所以那天他一來，我就跟進了裏屋。開始他東拉西扯，過了一會兒，見我不走，終於說：“小朋友請出去。”我心裏好納悶，心想，有什麽大不了的事，大人非要瞞著我？那時妹妹還小，我想，他們總不至於連她也提防吧，於是打發妹妹進去聽。過了一會兒，妹妹出來，報告說：“他們說叛徒去大寨[79]了。”我越發一頭霧水。第三天傍晚，父親不在家，我正在幫母親做飯，來了一個姓宋的阿姨，在海澱區教育局工作，認識父親的。她見父親不在，等了一陣也不回來，就什麽實質性的話都不告訴母親，隻連說了三次“形勢大好”，然後走了。很久以後父親告訴我，那兩天何齡修伯伯也來報告過消息，當時我不在家。
不過沒出兩天，我的好奇心就得到了滿足。那時我同班姚曉麗的爸爸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處級，正式聽了上麵的傳達，回家後就把三個女兒叫來，向她們宣布了“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姚曉麗是三姐妹中最小的一個。她家住西總布胡同53號，就在我家原來那個院子的旁邊。上初中那兩年，我跟姚曉麗放學幾乎總是一起走，到米市大街上西總布和東帥府兩個胡同相對的那個路口才分手。那時每天跟我們同路的還有鍾蔓瑛。蔓瑛的姥姥家本來跟姚曉麗家同住一個四進的大院子，前門在西總布，後門在外交部街，但後來中間隔開，成了兩個院，蔓瑛回家得走外交部街。姚曉麗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回家路上，就把從她爸爸那裏聽來的事全悄悄告訴了我們倆。那天晚上幫母親做飯時，父親又不在。我一邊低頭切土豆絲，一邊對母親說：“你們不告訴我，我也都知道了。”母親立刻緊張起來，問：“你知道了什麽？”我說：“不就是‘四人幫’麽，姚曉麗都告訴我了。她爸單位傳達了。”一聽連我的同學都在傳這個消息，母親才放鬆下來。但直到那時，我還不知道粉碎“四人幫”這件事對我父母意味著什麽。
正式宣布粉碎“四人幫”後，我們的鼓號隊再次大規模出動，走的還是4月份那條路線。那時除了兩個指揮以外，其他高中生已經全部退出鼓號隊，一些原來敲小鼓的女生改去敲小鑔；有個吹號吹不出聲音來的矮個子男生許剛，也破例被允許去與幾個中等個子的男生一起敲大鑔。出鼓時，敲大鑔、小鑔的都能綁上紅綢子，很風光，休息時還可以把紅綢子墊在屁股下麵坐在地上，而敲大鼓、小鼓的則不但要一路背著鼓，而且休息時還不能坐在鼓上，比較辛苦。那天走到長安街上，我們的隊伍由東向西行，碰上了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卡車。車上插著紅旗；我們認出了坐在上麵的祝新運，他是電影《閃閃的紅星》中飾演主角潘冬子的小演員。因為路過的中學生總是對他指指點點，車上有個婦女幹脆用紅旗把他裹了起來。再往前走，看到馬路對過由西向東走來了中央辦公廳的隊伍。他們敲鑼打鼓，跟在一身戎裝、挎著盒子槍的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後麵。這次的遊行比4月份那次熱鬧得多，大家的喜悅是發自內心的。
不久，我們再次出鼓。那天又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召開百萬人大會，慶祝粉碎“四人幫”。我們中午先到達東華門附近27中門口，與東城區另外四所中學的鼓號隊匯合，排成大型方陣，來到東長安街曆史博物館北側。我們到得晚了，已經沒有空間擺下我們的方陣，隻好臨時變換隊形，排成了200人一排的三大排。我們學校的號隊指揮王京生被臨時指定為總指揮，整隊時神氣活現地把哨子吹得山響。我們隻知道慶祝大會三點鍾開始，但沒有手表，整好隊以後就叮當敲了一陣鼓。待到我們消停下來，天安門城樓上已經有人在講話了。
結算：葫蘆僧判斷葫蘆案（1977－？）
粉碎“四人幫”，理論上標誌著文革的結束，但社會體製未變，社會生活的車輪還在憑著慣性向前轉動。僅從我們學校，就可見一斑。那時同學們在紛紛寫入團申請書，本來有了這一紙申請，隻需組織考察合格，就可以發展入團，但那時校團委還要求大家寫思想匯報，團委書記王麗晶老師給我們訓話時強調：“不寫思想匯報怎麽能入團呢！”可這一條《團章》裏是沒有的。我看到班上同學的思想匯報發回來，團委副書記馮熾贏老師給每個人寫的評語都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此有點懷疑馮老師是不是真的都讀了。那時還鼓勵我們互相交流，我看過幾篇別人寫的匯報，發現他們往往不寫自己的想法，而隻寫看到別人做了什麽，很有打小報告的味道。我覺得別扭，下決心不寫，所以就跟團組織疏遠了。
但別的同學的入團儀式，還是組織我們去觀摩的。記得我們年級發展第一批團員時，全年級10個班共發展了11人，其中十班多一個。十班的兩個人，有一個後來與我考進同一所高中，成了好朋友，叫張建華；另一個叫王琳，我進西總布小學一年級就跟她同班過兩星期。宣誓之前，每個新團員都要談自己對組織的認識，王琳那天主要談了她對她舅舅“右派”問題的看法。那時“右派”還沒“改正”[80]，不把這一點說清楚，是不會被團組織考慮的。我不明白的是，王琳的舅舅當“右派”時，我們都還沒出生，她對這件事能負什麽責任？不過依照那些年間養成的習慣，這個問題我沒問。
1977年春，我們還到位於崇文區鐵匠營的北京市皮件二廠學工勞動了一個月，打一張月票，每天從東單上公交車。我幹活的車間裏有個小個子年輕女工，右手隻剩了一個手指，聽說是她剛進廠不久出過工傷事故。她平時總戴一隻毛線手套，但就是這樣，每次看見她，我還是感到害怕。我在皮件廠幹的活很簡單。工廠生產醫院裏放射科醫生穿的鉛圍裙，材料送來時還帶著毛邊。我用一塊樣板比好，用圓珠筆畫線，工人再沿著線把毛邊裁掉，然後包邊。因為圍裙含鉛，分量比較重，每天一、二百條搬來搬去，也很累人。我們幹活時從來沒戴過手套，對直接接觸了多少鉛、中了多少毒這類問題，根本沒概念。
那時還在繼續挖防空洞，地點在米市大街和南小街之間幹麵胡同中段路南的一個院子裏。據說那防空洞很長、很深，通到很多地方，但我們隻管在洞口出土，有人在裏麵挖。老師分配男生在下麵運土，然後裝進筐裏，女生用轆轤搖上來，再運到院子外麵的街上倒掉。就是在那時，學校的工宣隊要撤，有一天來人通知我們回校去出鼓歡送。記得同班的韓慎剛在洞口下麵扯著嗓子喊：“我們不—去！當初就沒歡迎過他們，現在也不歡送！”就這樣，我們八班真的沒去。不知七班去了沒有。
那時127中有個很不錯的管樂隊，經常到首都機場參加迎賓活動。指揮是一位姓冷的老師。除了管理樂隊，冷老師還教過我們初三的農基課，即農業基礎知識，其實就是生物。華國鋒當了中共中央主席後，不再在首都機場安排迎接外賓的歡迎儀式，而改在天安門廣場前的長安街上安排中學生的樂隊、鼓號隊、花隊歡迎。有一次，我們的鼓號隊被調去歡迎南斯拉夫總統鐵托，另一次是歡迎柬埔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兩次的形式一樣，鼓號隊沿街排成很鬆散的長方陣，即每兩個人之間前後左右的間距都很大，這樣可以多占地方。我們遠遠看到，華國鋒陪同外賓的汽車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前，車停下，敞篷打開，他們從後排座位上站起來；然後車繼續行駛，他們向歡迎隊伍揮手致意。車隊就從我們眼前經過，相距大概十幾米。記得鐵托身穿筆挺的深藍色西裝，戴淺色墨鏡，肚子很大，雖比華國鋒稍矮，但塊頭卻大得多；波爾布特穿很合身的黑色衣服，中等身材，不過站在華國鋒旁邊，就顯得矮小了。每次他們的車隊一過，我們就立刻偃旗息鼓，班師回朝。在那之後不久，有一次去看電影，前麵照例演加片[81]，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紀錄片《毛澤東主席會見波爾布特同誌》。我很納悶：波爾布特來北京時，毛主席已經永垂不朽了啊。一看電影才明白，原來七十年代初，波爾布特就作為一個柬埔寨政府代表團的成員來過中國，受接見時跟毛澤東握過手。那個新聞片剪輯得不好，先是看到毛澤東跟喬森潘握手，然後屏幕上一片花白，還帶著雜音，像是在大幅跳躍，然後就是波爾布特突然站到了毛澤東麵前，可見他當時在柬埔寨的地位還不很高。
還有一次，是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那次的歡迎儀式規模宏大。我們沒出鼓，印象裏全年級的同學都被安排到天安門城樓前的灰觀禮台上蹲著組花。記得是4月，那天風特別大，刮得天昏地暗。廣場上放置了十來個巨大的紅色氣球，都用粗繩拴住，繩子固定在金屬台座上。盡管如此，外賓車隊到達之前，還是眼睜睜地看著好幾個氣球被風吹走了。那次我們距離車隊較遠，何況還有花擋在頭上，所以隻看見齊奧塞斯庫和夫人站在敞篷車上的輪廓，沒看清麵目。1989年底羅馬尼亞發生暴動，齊奧塞斯庫夫婦被處決；我在電視上看到照片才想起來，我還算看見過這兩個人。
文革後期，北大中文、曆史、哲學三係有不少教師進了“梁效”[82]，成為禦用寫作班子的成員。我熟悉的隻有曆史係的範達人和何芳川。文革結束，他們的地位一落千丈，受到隔離審查。幾年之後，有一次何叔叔很誠懇地跟我說：“那回在首都體育館開批鬥大會，你範叔叔站在前排最後一個，你何叔叔我站在後排第一個，結果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就在我們倆之間劃開了。”屬於敵我矛盾的範達人（原名範達仁，文革中改名）被關了一年。記得範叔叔從監獄出來不久，來過我家。那時正在上演電影《大河奔流》，分上、下集，我隻看了上集，並聽說下集不如上集。範叔叔聊天時，說他都看了，我就問他哪一集更好。他趕快說：“下集好，下集好，下集有毛主席！”我當時感到他是怕了，不敢不說下集好。其實後來我看了下集，才知道那裏麵的毛主席，隻是老演員於是之的一個短暫的側影，一點都不像，真是說不上好。到了八十年代初，曆史係一些老師開始打破傳統課型，準備開新課，範叔叔找何叔叔搭檔。何叔叔的夫人陳建新阿姨堅決反對，她的理由很簡單：“你們倆還沒搭檔夠啊？”那時，大家對剛剛過去的那場動亂都還心有餘悸，也有很多人不願觸及不堪回首的往事。
父親1977年2月得到平反，代表北大黨委給他宣布平反決定的是副書記馬石江。這是文革後北大平反的第一個冤案。那時大家對很多問題的看法還不明確，連鄧小平都沒有恢複工作。華國鋒還在堅持“兩個凡是”[83]，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民族災難沒有實質性的認識和批判。郭沫若當時填詞《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對時代變遷作出了直接反映。這首詞的文字如何且不說，光內容就有一些滑稽之處：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
政治流氓文痞，
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後，
鐵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
一枕夢黃粱。
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
接班人是俊傑，
遺誌繼承果斷，
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父親的案子[84]非常簡單，直接與江青有關；江青成了階下囚，給他平反，名正言順，沒有任何異議。平反決定宣布那天，父親回家後，寫了一首感言詩，我才開始知道一些與此相關的事。後來陸續退回來一些他自己當初被迫寫的交代材料，我看過一部分，了解到一些細節。文革結束後，各單位均開始清理積案，外調很多。從一些單位的外調中，父母才得知，文革期間由於父親的“問題”，他們的一些親戚也受過牽連。
接下來幾年，父親所做的事，就是在北大清理積案，給別人平反。他感到義不容辭，我則說他一直是在“擦屁股”。畢竟有很多事情是無可挽回的，是擦不幹淨的。對很多冤死者的親屬來說，無非是討個說法，但又有什麽用呢？再說，很多事情也不是父親能做得了的。記得我上大學時，常看到一個跟我年齡相仿的男孩子，去曆史係教工宿舍找父親的一位同班同學楊立文。父親後來告訴我，他就是曆史係那個在文革中自殺了的教師李原的兒子。李原家在遼寧，孩子沒考上大學，又沒有工作，想找曆史係幫忙，而父親能做的，最多是安排他在北大當個臨時工，因為他沒有北京戶口。文革後出現在我家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孫孝廉。他原來是彭真的警衛，文革前“四清”[85]時曾與父親在一個工作隊，文革中又一起蒙冤，他全家發配山西。文革結束後，他調回北京，但在當地結了婚的女兒卻無法回來，就連彭真都幫不了忙。這樣的事，是平反能了斷的嗎？那些下鄉多年的知青，他們葬送在“廣闊天地”[86]的青春，是回城能補償的嗎？是災難，就會有後果；而後果的影響，往往不是我們能馬上充分地意識到的。多年以後，有個小學同學給我寫電子信說：“我們這一代是最幸運的，小時候不用念書，大了還沒耽誤上學。”雖然他這話不無調侃，也道出了很多真實，但這個“我們”，並不是一代人，而隻是我們這代人當中的一小部分。我幾年前才得知，那位同學的爸爸是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死的；而我們小時候知道的是，他爸爸是做科學試驗出事故死的，他由祖父撫養長大。他的記憶也許已經定格在那個“事故”；對他來說，多年以後接受父親被毒打致死的事實，大概很不容易。
往事不堪回首；往事不容湮沒。曆史的包袱是沉重的。文革記憶，我早就想寫。現在寫出來了，我如釋重負。
2009年7月7日－20日 初稿
2009年8月－10月 修改
2010年3月－6月 再改 於芝加哥
注：
[71]指文革後期及文革結束之後、改革開放之前，北京一些機關裏不對外放映的外國及香港電影，有些有配音翻譯，有些僅有現場同聲傳譯或字幕。我看過的內部片除正文提到的那兩部，記得的還有蘇聯電影《雁南飛》、《第四十一》，法國電影《紅色的客店》，英國電影《王子複仇記》（據《哈姆雷特》改編），美國電影《孤星淚》（據《巴黎聖母院》改編）、《翠堤春曉》、《根》（八集），香港武打片《路客與刀客》，以及後來公演的《葉賽妮婭》、《冷酷的心》、《佐羅》、《音樂之聲》等。
[72]人民公社時期，農民都是社員。他們每天下地勞動，工作量以工分計，男社員每天最高可得10分，女社員每天最高可得8分，年底結算，按勞動總量分紅。
[73]創辦於1958年，為普及農村教育，招收農民為學員，包括從小學到大學各個層次的班級，均半工半讀、勤工儉學。1980年改製為江西農大。
[74]當時北京各大工廠裏的一種非正式工人武裝，在鎮壓“四·五事件”的參與者時被官方利用。
[75]指1975年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國務院政策研究室根據他的幾次講話精神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中國科學院提交給國務院的《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討論稿）》，以及鄧小平主持製定的《工業二十條》。這些文件的出台被上層當作“右傾翻案”而於1976年受到全麵批判，是為“反擊右傾翻案風”。
[76]用一條木扁擔兩端垂下的鐵鉤掛上兩隻大鐵桶挑水，是為一挑。四挑水可以灌滿農民家裏的一口大水缸。用扁擔挑水是當時鄉下農民及一些城市居民從水井或機井裏往家裏取水的主要方式。
[77]六十年代為解決住房緊張問題而突擊蓋起的一種兩層或三層的簡易樓房，隻有一側有屋子，出了屋門就是陽台兼通道，樓梯也是鏤空的，外形很像美國的“汽車旅館”，但不通煤氣，也沒有暖氣，冬天取暖要燒煤爐。
[78] 中國幹部級別從一級到十五級，總理為一級，處級為七至十級，一般與縣級等同。
[79]位於山西省昔陽縣，文革期間被樹為全國農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典型。1963年，毛澤東提出口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
[80]即使在文革結束之後，“右派”問題也沒有得到及時糾正。對全國50萬“右派”的“改正”拖延到了1979年。
[81]指一般故事片開演前加演的新聞紀錄短片，一般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拍攝。
[82]取自“兩校”的諧音，是文革後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筆名之一。
[83]出自1977年初《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內容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84]這件事最好由父親自己來講。
[85]指1963-1966年在全國相當範圍內展開的 “清政治、清經濟、 清思想、清組織”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86]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被告知“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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