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
－－給自己的備忘錄（中）
作者：淺寒
北大21樓：談笑無鴻儒，往來有白丁（1972-1974）
1972年暑假，父親在二七廠上完了課，把我接到北大，跟他一起住在21樓二層的曆史係教工宿舍裏。他帶我去學校書店。我在那裏看到一本小冊子，標題是《拉薩爾》[56]，作者是父親係裏的同事丁建弘，我後來的小朋友丁玫的爸爸，因此感到很新鮮：熟人的名字印在了書上。那天，父親花五毛四分錢給我買了一本中篇小說——《閃閃的紅星》，作者李心田；小說講述的是三十年代江西蘇區[57]一個少年成長的故事。第二天，我告訴父親，書看完了，要再買一本。他說不行啊，我給你借書看吧。
從那以後，父親常從曆史係資料室給我借書，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回憶錄《悲壯的曆程》，作者程世才曾經在紅四方麵軍任職，1935年接張國燾的命令率部強渡黃河，進軍青海，遭到馬步青、馬步芳軍隊的截擊，幾乎全軍覆沒，將近一年後到達延安時殘部所剩無幾。書裏有張插圖，畫的是一個28歲的師長，受了重傷，不能隨大部隊繼續前進，隻身留在祁連雪山上。他的政委李先念給他寫了一張字條，以使他日後有機會尋找地方黨組織。我當時很受震撼，覺得那位年輕的師長非常勇敢。還看過一本很厚的小說，叫《雁飛塞北》，講五十年代開發北大荒的，裏麵有一個情節，說南方人坐火車往東北走，一個孩子看到車窗外地上的積雪，以為滿地都是白糖。我還從鄰居何芳川叔叔那裏借過一本講抗美援朝的小說，叫《激戰無名川》，裏麵描寫一個誌願軍工兵連在美軍轟炸的間隙不斷搶修大橋的故事。他們工兵連的口號是：“打不爛，炸不斷。”此外，父親的一個老同學張正橈到剛剛複刊的《北京少年》當編輯，每期給我寄一本，我由此得以看到一些兒童文學作品，比如孫犁的小說。
1973年初，母親的單位回城前夕，她和一些同事被安排提前回來整理圖書，這樣，她從美院美術研究所的圖書館給我借了一些小說、劇本。以四十年代末國共兩黨鬥爭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紅岩》就是那時候看的。那年入冬前，即1972年底，父親買了十斤胡蘿卜代替水果，我每天下午去上學時順手拿一根，到水房洗洗，然後一路走，一路嗆著西北風啃。春節到了，家裏什麽年貨都沒有。早晨起來，父母打發我去食堂打飯，結果除了涼饅頭，什麽都沒買到。那是我過得最冷清的一個大年，雖然父母都在身邊。
那些日子，我還用一個直徑大約兩寸的圓柱狀中藥盒攢鋼蹦兒，父母隔三差五把自己兜裏的零錢交給我，放進那隻盒子，這樣到月底，一般能攢兩塊多，最多的一次攢了五塊錢。到月底，父母周轉不過來了，就找我取盒子裏的零錢用，我雖然有點舍不得，但每次都全數交出。那時母親到發工資前幾天，還經常需要找她的同事、國畫家吳冠中的夫人朱碧琴借五塊錢，等領了工資再還，如此往複，過了不算短的一段時間。
1972年秋，我第二次轉學，進了北大附小。父親帶我去學校報到。那時的校革委會主任是父親大學同班的羅正清，學生稱他“羅主任”或者“羅老師”。因為是學曆史出身的，1973年清明節，羅老師帶領全校師生去八寶山烈士公墓，給1950年去世的國家領導人任弼時掃墓。由於建國之初八寶山還沒有開辟革命公墓，任弼時葬在了烈士公墓的最高處。父親帶我去報到那天，還見到附小文革前的老校長郝素梅，她是父親的同事榮天琳的夫人，當時早已“靠邊站”[58]。郝老師帶我們去她的辦公室，那屋裏有好幾張辦公桌。坐在她旁邊的是一個小青年。我們說話間，小青年仰到椅子背上，翹起了椅子的兩條前腿。郝老師一個巴掌打過去，訓斥道：“坐好！”那小青年咧嘴一笑，滿臉慚愧地坐好了。後來，我被分到三年級六班，那個被郝老師敲了後腦勺的小青年成了我的班主任。他叫白雪升，是此前兩年北大附中初中畢業後被選送到附小任教的青年教師之一。
原來在雲崗二小時，盡管每天早晨“天天讀”都是讀語錄，老師還是盡可能教我們文化知識。焦老師對學生要求特別嚴，自己工作也非常努力。我們二年級的算術課本提前學完，她就開始教我們本來要到四年級才學的珠算；哪個學生不守紀律，她就要找家長；我們描紅要是不能讓她滿意，她就給我們打很低的分，比如“中”甚至“差”。記得一個叫戴建軍的同學字寫得不認真，一次在算術考卷上用橡皮塗出一個大黑窟窿；雖然他答對了所有的題，焦老師還是扣了他兩分。有一天上課時，焦老師正在給我們念故事，聲音漸漸小了下去，人也趴在了桌上；過了一會兒，她突然昏厥，栽倒在地。全班同學“唰”的一下同時站了起來，然後跑到別的班去叫老師。記得來了一位蔣老師，幫我們把焦老師抬到桌上，給她掐人中。焦老師慢慢醒來。那天她提前回了家，但沒過兩天又回來了。那時我們每個學期都有算術、語文兩科的期中、期末考試，語文考試的前三項總是聽寫、組詞、造句。考試成績在全班公布，學生多少有些壓力。大人見了我們，也不時會問：“是不是考了雙百？”多年後有一次跟一位朋友談及此事，她很驚訝那時的學校還考試。那已經是“複課鬧革命”[59]之後，在北京的學校裏，考試是常規了，但聽說外地的許多中、小學校仍然不考。1972年到了北大附小，趕上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批林整風、反回潮[60]、黃帥[61]日記發表、批林批孔，不一而足，學校的秩序也開始出現混亂，學生上課隨便講話、不服從老師的事屢屢發生，但期中、期末的兩次考試從來沒誤過。
1972年秋，有一天我跟父親去食堂打飯，看見北大38樓裏走出來三個婦女，前後排成一列，中間的一個年紀較大，個子較矮。父親告訴我，那是聶元梓，前後那兩個人是看守她的。那時38樓是哲學係所在地，聶元梓正在受隔離審查。我當時雖然不知道聶元梓其人及其“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意義，但這個名字還是聽說過的。
我進北大附小時，三年級共有六個班，其中五、六兩班的學生基本上都曾隨父母下放江西鯉魚洲幹校。他們在那裏沒學過漢語拚音，所以直到回北京以後，拚音還普遍不好。另外聽同學說，在江西時，因為食品供應有限，最好吃的東西就是鍋巴；要是哪天食堂的米飯做糊了，大人都主動把鍋巴留給孩子們。還聽說，小學生從鯉魚洲拉練去過井岡山，因為路途遠，行軍速度快，又是爬山，有些孩子的腳趾甲蓋都走掉了。還記得後來聽父親說，當初在鯉魚洲時，有個西語係的老師出差去南昌，買了一個鹹鴨蛋吃，結果食物中毒死了。其實那鹹鴨蛋他還沒舍得一下子吃完；他死後，別人在他兜裏發現了吃剩的一半。當時工宣隊說不能給他開追悼會，因為他私自買鴨蛋違反了紀律。聽說他的追悼會是文革後在北大補開的。
“九大”之後，北大由8341部隊[62]派駐軍宣隊；從江西下放回來後，學校的革委會主任是王連龍，大家按照他在部隊裏的頭銜，叫他“王副政委”。曆史係的軍代表姓高，大家叫他“老高”。有一天晚上，老高來到父親的宿舍，聊了很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要“學點曆史”。我不知道他為什麽不去找別人，不過我那時也不知道父親頭上有“帽子”。我在雲崗時，晚上一般八點半上床睡覺；到了北大，推遲到九點。那天老高坐到九點半還不走，我實在挺不住了，就用一個手指頭指指鬧鍾，衝他說：“嘿，看看表！”記得當時父親和老高都很尷尬，老高趕忙告辭，父親事後批評了我，說我沒禮貌。
工宣隊不記得是從哪個工廠派來的了，隻記得曆史係的兩位，一個姓賈，很胖，另一個姓苗，有點斜眼，大家叫他們“賈師傅”、“苗師傅”。有一天接近中午，我看錯了表，以為已經12點多了，感到很餓，又不見父親回來，於是拿上飯盆，從21樓走到當時曆史係所在地36樓去找他。父親和很多人一起，正坐在一層的會議室裏聽苗師傅訓話。我以為早到了開飯時間，又不知深淺，所以壯著膽子推開門，大喊一聲：“該吃飯了！”苗師傅毫無思想準備，一時語塞，隻好宣布散會。大家立刻紛紛起身，趕往食堂。那天吃午飯時，許多人跑過來拍我的頭，臉上掛著開心的笑容，我還莫名其妙。
如果那次我是無意得罪了苗師傅，那麽對賈師傅，我則往往不夠恭敬。我在食堂一見到他，就模仿一個羅馬尼亞電影裏小孩子的動作，兩手十指張開，手心相對，然後慢慢分開，中間留出越來越大的空間，表示他胖。他當然不高興，但又不能跟一個十歲的孩子一般見識，所以總是無可奈何地瞪著我，從鼻子裏發出哼哼聲。父親為此批評過我，但我那時根本不在乎。要是當時我知道父親的處境，怕是絕不敢那樣做的。那時午飯時間，一些住在21樓的曆史係老師經常端著飯碗，湊到我們屋子裏邊吃邊聊。看到那麽多人來，我總是很開心。曆史係的人結婚，凡是在21樓辦喜事的，都找父親寫喜帖子，父親也每每出麵，找大家各出五毛錢給新人湊份子。我由此當然無從知道父親在文革初年的遭際，也沒有感到過任何壓力。為這一點，我後來對父親的那些同事一直心存感激。他們從沒有以任何方式向我暗示過任何一點與父親的際遇相關的事，沒有對我表示過一點歧視，沒有在我的心上投下任何陰影。他們對我的惡作劇總是非常寬容，對我也總是給予長輩的關懷。
我一直記得，十歲那年，林被甸叔叔給我買過一根一毛錢的大雪糕，那是自從有了妹妹之後我就再沒問津過的奢侈品。林叔叔是那種嚴於律己的人，在係裏被大家稱作“板板”，即樣板之意。郭華榕叔叔當年在曆史係號稱“外長”，因為許多外事活動都讓他出麵；我喜歡去他屋子裏看《世界地圖冊》，他就時不時地考我，哪個國家的首都是哪個城市，大家因此叫我“部長助理”，借用的是當時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的頭銜。父親有一次要去二七廠上課，當晚不能回來，怕我次日早晨聽不見鬧鍾，耽誤上學，就托住在斜對門的何芳川叔叔叫我，結果第二天早晨鬧鍾一響我就醒了，還拿著鬧鍾跑去敲何叔叔的門，那時他還在蒙頭大睡。何叔叔教我念過一個繞口令：“板凳寬，扁擔長，扁擔躺在板凳上。板凳不讓扁擔躺在板凳上，扁擔非要躺在板凳上。”他還告訴我，何、胡、郝、蔡都是胡姓，我們姓何、姓郝的祖上都是胡人。他教我要 “坐如鍾，臥如弓，站如鬆，走如風”，還給我講這些話是什麽意思。後來我上了大學，選修過他的“世界現代史”。他說：“看，咱爺兒倆還挺有緣分，你還當了一回我的學生。”但我平時在校園裏看見他，尤其是他騎自行車的時候，卻從來不敢跟他打招呼，因為他耳背；萬一聽到了，又怕他看不清，因為他高度近視。1996年我回北京，何叔叔正在北大海外教育學院工作，父親帶我到勺園他的辦公室去看望。我先進門，他迎出來，非常客氣地問：“有何見教？”我笑得直不起腰來，他才認出我。21樓當年還住著父親的另一位大學同班同學、他的老朋友林華國。這是我小時候知道的第一個父親同事的名字；他跟父親文革前在北大19樓集體宿舍就住同一個房間。林叔叔在21樓結婚時已經38歲，因為喜歡孩子，又沒孩子，所以常跟我小妹妹一起玩；後來他自己有了女兒，又給女兒取了跟我妹妹相同的名字。
1973年秋，母親已經隨單位下放回來，不久把三歲的妹妹從大姑家接回北京。因為妹妹在大姑家裏管大姑叫媽媽，管大姑夫叫爸爸，而且因為她實際上等於沒見過父親，所以母親在回程的火車上給她做了一路的工作，讓她回家一定叫爸爸。她進了門，叫了一聲“爸爸”，就後悔了。父親想方設法跟她套近乎，還去食堂買來平時很少買的肉包子給她吃。妹妹吃完，仍不開口，直到三個月之後，才慢慢放鬆下來，逐漸接受了我們這個她不熟悉的家。
妹妹上了全托幼兒園，我跟父母仍然一起擠住在21樓那一間屋子裏；周末妹妹回來，就跟我睡上下鋪。那年，我們家花兩塊多錢買了一隻鐵皮小火爐，可以燒兩塊蜂窩煤[63]的，放在屋門口走廊上。平時父母都上班，我們從食堂買主食，自己做些菜，前者可以省時，後者可以省錢。那時21樓還住著曆史係一位姓曾的福建籍老師，我叫他曾大爺。他的家屬在鄉下老家，家裏孩子多。他每個月的工資，除了最最基本的生活費，全都寄回了家，連郵費都是從寄回家的那部分錢裏扣除的。他沒錢吃食堂，剛入冬，街上賣冬貯大白菜時，他到海澱的菜店門口去撿人家間下來的菜幫子。係裏的教務員戴濟冠阿姨有一次看見了，趕忙避開，怕讓他難為情。自從我家買了小火爐，每天傍晚我們做完飯，曾大爺就過來借火，用我們的餘火做點吃的。母親從來不讓我出去看，所以我始終不知道他做什麽，吃什麽。
那時的鄰居裏，還有考古專業的年輕教師秦文炯。印象裏秦叔叔總是大大咧咧的。有一次學校後勤部門從校園裏的未名湖打了魚，分給大家。秦叔叔不知從哪兒弄來一隻鍋，把他僅有的半斤油都倒進去炸魚，弄得大家都笑他，他也不在乎。過了一陣，聽說因為家屬不能調進北京，他調回西北老家工作去了。又過了兩年，聽說他跳黃河自殺了，屍體一路衝到河南才被偶然打撈上來。大家對他的死都大惑不解。聽父親說，秦叔叔本不是個心胸狹窄的人，有時甚至非常粗心。文革中，在兩派衝突中，曆史係有個叫李原的教師被鬥、被關；有一天秦叔叔值班看守他，竟然同意讓他一個人去海澱買東西，結果李原買了安眠藥，自殺了。
那兩年在21樓結婚的人當中，有三位的新婚夫人是中、小學老師，後來都陸續調到北大附近的學校教書。其中王曉秋的夫人郭小非是數學老師。結婚那天，父親問郭阿姨：一加一等於幾？她不愧是教數學的，立刻回答：等於三。聽大人們說，他們結婚前還有過一個故事。王叔叔在文革當中曾經被逮捕關押；為此，婚前郭阿姨所在的學校還來北大外調過，結果發現沒什麽實質性問題。問題是出過的，不過頗有戲劇性。文革初期經常貼大字報，有一天晚上，王叔叔抄大字報抄到很晚，太累了，往劉少奇等被打倒的人名上打紅叉叉的時候沒留神，打到了毛主席頭上，自己也沒發現，就貼了出去。結果可想而知。
21樓裏有一段時間還住過一個寡婦和兩個很小的孩子。記得那個阿姨相當年輕，也許還不到30歲，但人顯得很憔悴，總是愁眉不展。北大大批人馬下放江西的時候，理科有三個係去了陝西漢中。我聽說，他們在那裏搞定向爆破，那個阿姨的丈夫就是在定向爆破試驗中出事故死的。她帶孩子住在21樓時，好像是撫恤金問題還沒有落實。[64]
北大從1971年恢複招生，當時還在江西幹校，所以回到北京以後，第一批在江西招的工農兵學員被稱作“江西班”。我記得有一個江西籍學員叫陸勤儉。當時工農兵學員有一個口號：“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所以學生黨員裏還有人進了校黨委。他們當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隻因為是勞模，就被推薦上了大學，但聽說也有走後門的。記得有一次父親批改學生的文章時，我站在一邊看，看到有個學員的文章被他改得很厲害。我問，人家怎麽看得懂呢？父親說，沒問題，他原來是排字工。那時印刷廠裏的排字工算是文化程度高的，受過訓練，能看懂被編輯塗改得亂七八糟的稿子，熟悉那些符號。
還記得有一個叫趙傑兵的學員特別嚴肅，特別認真，為了一篇文章，他幾次來21樓找父親切磋。他喜歡皺著眉頭說：“這個問題我是反複琢磨過的。”那個“琢”字，他念得很重。父親告訴我，趙傑兵的父親叫趙凡，是個老幹部，文革初被打成了“叛徒”。“叛徒”的兒子能進大學算是很幸運，所以趙傑兵格外珍惜學習機會。
那時曆史係還有一個學員，是羅榮桓元帥的女兒，在學校裏一直是穿著軍裝的。此外，我還記得三個上海女學員，一個叫李瑞英，一個叫林喬英，還有一個姓吳，其中兩個是上海市區來的，一個是郊區來的，她們自己分得很清楚。她們曾把自己用不完的糧票給我母親，我也常去她們宿舍玩。當時係裏個子最矮的女學員，我叫她“小蔣阿姨”，常跟她比個子，但不記得她是哪裏人了。還有一個又黑又瘦的海南島學員，暑假探親回來時帶了一包椰子糖，分給大家吃。我因為年紀小，多得了幾塊。畢業後留在係裏工作的王春梅、劉隱霞、臧健等人，我那時候也都認識。
在我的印象裏，工農兵學員對老師很尊敬，跟老師的關係一般都不錯。聽父親說，前兩年他們返校，還請了他以及係裏其他幾位老師一起吃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天在同一飯館同一時間，曆史係一班當年的紅衛兵也返校聚餐，兩撥人狹路相逢，紅衛兵們跟當年的老師連招呼都沒打。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是曾經動手打過老師的。
批林整風時，我有一次不知從哪裏看到一幅漫畫，批判林彪的“天才論”，上麵畫著林彪指著自己的腦袋說：“我的腦袋長得好，特別靈，有什麽辦法呢，爹媽給的嘛！”據說這是他的原話。我找到一塊大約兩尺寬、一尺半高的小黑板，用粉筆照貓畫虎把那幅漫畫描上去，然後掛在了21樓二層樓梯口對麵的牆上，大家上上下下都能看到，我心中不無得意。時間長了，不能老掛同一幅畫，我就花樣翻新，到樓下傳達室去打電話詢問天氣預報，甚至電視節目預報，然後抄在小黑板上，等於給氣象台、電視台做了義務廣告，不過當時還沒這種概念。
那時，21樓一層、三層分別住著北大製藥廠生化專業的男女學員，沒有電視；我要看電視，就得去36樓曆史係的會議室。頻道隻有北京電視台一個，節目全是黑白的，每天晚上大約七、八點鍾播新聞，然後演一些老電影。新聞開始前，銀屏上隻有一些黑白相間的不規則色塊；往往不知道節目什麽時候開始，大家隻能幹等。那時電視還遠沒有進入尋常百姓家。21樓對麵的19樓，中文係教工宿舍裏，也有一台電視，本來去那裏看更方便，但我去得很少。原因之一是那裏有人找父親給我告過狀，說我看節目時曾經大聲喧嘩，隨便發表評論。我不記得自己說過些什麽，但說過話是一定的。
1973年底，黃帥日記在報紙上發表，批“師道尊嚴”、反潮流成了時髦。在21樓結婚的曆史係教師朱耀庭的妻子，當時就在黃帥上學的中關村一小教書，好像姓陳。報上說，日記發表後，黃帥的班主任很快就承認錯誤，改過自新了。在那之後不久，有一天朱耀庭家來了一位客人。住在樓裏的幾個孩子得知他是黃帥的班主任，那位上過報紙的新聞人物，就都湊到朱叔叔家門口探頭去看，弄得他很狼狽，隻管埋頭吃飯，不敢抬頭看人。後來，有一次我跟父親去北大西南門對麵的長征食堂，正看到黃帥帶著幾個同學在那裏擦玻璃。她成了典型，這種事不能不帶頭去做。
在北大附小上學時，星期六下午經常要開班會，老師講評紀律；有時幹脆隻是學校領導在廣播裏講話，學生一律不許請事假。有一個星期六下午，父親係裏組織工農兵學員去北京郊區參觀一個叫焦莊戶的村子，聽說抗日戰爭時期那裏的農民挖過地道，跟日本鬼子周旋。電影《地道戰》很有名，我因此特別想去看看真正的地道，父親也很想帶我去，但老師沒準假。有時候我們板報組的三個人，我、陳江花和陳倚虹，利用星期六下午出黑板報。後來上大學，陳倚虹進了北大物理係；陳江花進了北大圖書館係，不過因為曾生病休學，比我們低了一屆。
當年附小的廣播台叫“北大附小紅小兵毛澤東思想廣播台”，每天下午上課前播音15分鍾，廣播稿一般都是各班投來的，內容多是表揚好人好事。我上四年級第二學期時，白老師不再當我們的班主任。他被調去教體育課，還兼職負責廣播台，拉我去當了播音員。同時進廣播台的還有比我低一年級的彭曄和韓小光。記得他倆同班。除了下午課前的播音，我每天上午上課間操時要到播音室去放廣播體操的配樂錄音，中午放學前還要提前幾分鍾離開教室，去給全校播放歌曲《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因為放學時各班排路隊，學校要求大家按照這首曲子的旋律整隊出發。廣播體操的綠色唱片比較薄比較小，是33轉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那種厚而大的黑色唱片，45轉，所以每天總要調整兩次。我有時忘了調，放出來的音樂聲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那兩年，我除了跟曆史係父親教過的一些工農兵學員混得比較熟，還喜歡跑到係裏的打字室，去看打字員劉蘭春打字。那時沒有電腦，打字要用鉛字，密密麻麻三大盤，每個鉛字嵌在一個小格裏，都是上下顛倒的。打字時，要把鉛字用一個帶長把的小夾子夾起來，速度很快，重重地敲在固定在一個圓軸上的深藍色蠟紙上，這樣字的上下就又顛倒過來了。那個夾子的一端好像是靠彈簧連在打字機上的，因此可以上下左右移動，對準需要的字。打字員要背下全部鍵盤，即每個字的位置，然後才可能熟練工作。蠟紙下麵本來有一層像絲棉一樣的薄薄的襯紙。字打好以後，把襯紙取下，把蠟紙固定到油印機的滾筒上，塗上油墨，抹勻，搖動搖把，這樣，就能把打好的文字一張張印出來了。鉛字敲到蠟紙上時，打掉了上麵的蠟，所以油墨能滲過去。除了打字之外，劉阿姨還是北大女排的主力。她個子高，身體壯，她在北大第二體育館外的球場上參加排球賽的時候，我總是她的忠實觀眾。
我住在21樓時，那裏前後還住過另外幾家帶孩子的。1972年夏我剛去的時候，樓裏有兩個小朋友，一個叫李玲，母親是化學係的老師，叫羅淑儀。我在附小與李玲同班，後來她家搬家，她轉學走了。另一個比我們大兩歲，叫張芳芳，父親是曆史係考古專業的老師，叫張劍奇。芳芳的媽媽是體育學院的老師，後來她家就搬到體院去了。聽父親說，芳芳的爸爸很會做飯，在江西鯉魚洲的時候，每人每月一共幾兩食用油，他居然給大家做過一頓本來會很耗油的燒茄子。原來，他親自到菜園裏挑了一些皮一點都沒破的茄子，然後在一口大鍋裏放上全連那個月所有剩下的油，連著皮炸茄子；因為茄子皮沒破，所以油一點不費，用完的油又倒回桶裏，以後接著用。那頓飯，父親說吃得格外香。
考古專業一個年輕老師陳躍軍，老家在湖北。大概是1973年，他女兒燕平來到北京，在附小插班上了一個學期，也住21樓。臨走時，燕平帶了一紙箱小人書。聽說她回到老家後，周圍的孩子都很奉承她，否則借不到小人書看。那時鄉下孩子看到小人書，是非常稀罕的事。
此外，曆史係一些家在北京的老師，暑假裏帶孩子來北大遊泳，我們還一起打過乒乓球，比如郭華榕的兒子郭黎，徐天新的兒子徐寧和女兒徐紅。他們都比我大一、兩歲，打球的時候我們總是爭來搶去。張廣達的兒子張謙小我一歲，也來過；他喜歡自己踢足球。範達人的兒子範軍比我小兩歲，寒假來。他是個很和善的孩子，有時還送給我塑料彩色年曆片，記得有一張上麵有吳作人畫的熊貓。那時小孩子沒什麽奢侈品，過年得到一、兩張小小的年曆片，就很開心。彩色年曆片稀罕的主要原因是，那時家家的“年曆”都是千篇一律的“月份牌”，即一塊16開大小可以掛在牆上的硬紙殼，上麵印著毛主席身穿草綠色軍裝的照片，下麵有兩個小洞，以窄條鐵片穿過，吊著一疊日曆，可以每天撕下一張；日曆上除了陽曆，還有陰曆、節氣等信息，但小孩子看不懂。我住在21樓時，何芳川的大女兒大冬也在那裏住過一小段時間，那時她媽媽還在蘇州工作。後來，考古專業的李仰鬆家搬進21樓，他女兒燕雲成了我的朋友，也成了我小妹妹的大朋友。我們每天一起上學，同年級，但不同班。那時我家住21樓224號，燕雲家住203號，她家隔壁201號還住著一個父母不在曆史係工作的小女孩一家。
1972年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這是繼尼克鬆訪華之後中國的又一次重大外事活動。那些年，印度支那三國[65]人民的抗美救國鬥爭正如火如荼，跟中國常來常往的盡是那些國家的元首，比如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黎筍、總理範文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親王、賓努親王、喬森潘首相等，再就是跟中國仍然保持關係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我另外記得的還有一些稍後訪華的非洲國家首腦，比如紮伊爾總統蒙博托。他的全名特別長，我從報紙上看到後背了下來：蒙博托·塞塞·塞科·庫庫·恩關杜·瓦紮·邦加。他們來中國，就像走親戚，中國人慢慢都習以為常了。尼克鬆來中國不一樣，他讓我們看到了“美帝國主義”的真麵目，即並非青麵獠牙；田中來，也讓我們知道了，跟“小日本”是可以打交道的。
話說那天下午放學，我跟同班同學杜榮、李玲三人排著路隊走進北大東南門，沒拐幾個彎，快走到大飯廳（現在的百年紀念講堂）東側時，突然看到我們平時朝南走的路被堵住了，隻有一條斜穿到小飯廳（後來的學三食堂，已拆）門口的路還開放，但氣氛顯然不一般，沒有行人，隻有十幾個工農兵學員集中在大、小飯廳夾角的地方，轉著圈子打腰鼓。我清楚地記得他們當中有一個解放軍女學員，因為她個子高，還穿著綠軍裝。我們不知怎麽回事，好在杜榮打頭，一路前行，我和李玲就緊跟，走到一半才發現我們搶了人家的鏡頭，因為在與那些學員打腰鼓的地方斜對的16樓旁邊，架著幾台攝影機，一些記者正從那裏遠距離拍攝。我們不能退縮，隻好硬著頭皮繼續往前走。待我們走近小飯廳門口時，突然有個穿灰製服的中年人迎上來，說：“你們表現不錯！”後來才聽說，那天田中到北大，帶了一些日本記者，當然要拍攝中國大學生的日常生活。那些打腰鼓的本來是為了做樣子，不成想讓我們三個小學生提供了一點毫無準備的真實生活圖景。還聽說，那天的錄像當晚就通過衛星發往世界各地。不知當年在海外的人是否有人看到過那一幕，是否真有過三個闖鏡頭的小學生。
1973年“反回潮”時，21樓裏的氣氛緊張起來。我本來剛開始學彈曼陀鈴（八弦琴），剛學了現代舞劇《白毛女》裏的一支曲子《北風吹》，就停下了。那把琴是父親的同學李少先叔叔留在我家的，父親不知什麽時候自己擺弄過一點點，就教我。我從小上音樂課學簡譜，總覺得不可能學會，一直不識譜，到學琴時想，這下好了，唱不出來的調調到弦上撥一撥，就知道了。可是有一天，母親很嚴肅地跟我說：“現在搞運動了，大人都在思考問題，你不能再彈琴了。”我無奈，放下了琴，從此再也沒摸過。
有一天下午，我和父親正在屋裏看書，燕雲突然推門進來，風風火火地說：“郝叔叔，郝叔叔，快去，謝叔叔叫你！”她說的謝叔叔叫謝有實，也是曆史係的教師，住在206號，燕雲家斜對麵。燕雲那天本想去201號找小朋友玩，在走廊上突然被謝叔叔叫住，並被打發來叫我父親。父親一聽，拔腿就往外跑，並囑咐我和燕雲不要跟過去。過了兩分鍾，聽見父親在走廊上挨著屋敲門叫人幫忙，安靜了很多天的走廊裏響起急匆匆的腳步聲。出來一些人，把謝叔叔送到了校醫院。後來有幾個人陸續回來，說隻有係的一位教師李玉陪著謝有實去了北醫三院。
原來那時北大校園裏又在貼大字報，謝叔叔不知說了什麽話，被人在大字報上點名批判了。他一時沒想開，喝了敵敵畏[66]。剛喝下去，他就後悔了。當時他的同屋高望之不在，他又因為藥力發作，沒力氣自己出來叫人，就坐在緊靠門口的床邊朝走廊探頭張望，正巧看見燕雲，就喊住了她。父親後來說，他一進謝叔叔的房間，謝叔叔就緊緊抓住他的兩臂，連聲不斷地說：“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老婆，對不起孩子。”父親一時沒反應過來出了什麽事。到謝叔叔第二遍重複這番話，他才覺得不對，急忙問他是不是吃了什麽東西。謝叔叔點點頭。父親想出來叫人，謝叔叔死死抓住他不放。父親費了很大力氣才甩開他，衝出來。我後來問父親，你叫的人都出來了嗎？他說沒有，有些人沒出來，大概是怕受牽連。謝叔叔當時叫我父親，也許是因為他頭上已經有了“帽子”，已經沒什麽可顧慮的了。那天到校醫院以後，醫生馬上開始給謝叔叔灌腸。我就是那次才聽說，喝了敵敵畏，要是沒喝水，就還有救；要是喝了水，敵敵畏稀釋了，很容易被腸子吸收，就沒治了。轉院的路上，李玉叔叔不顧灌腸的氣味，一直在救護車裏幫忙舉著輸液瓶。此後不久，有一天李叔叔打排球傷了腳，我看見謝叔叔用自己的加重自行車推著他去校醫院，此所謂投桃報李吧。
第二天早晨，謝有實自殺的消息已經不脛而走。事後我聽說，36樓門口有過這樣一番對話。兩人相遇，一個人說：“聽說了嗎，謝有實自殺了。”另一個人說：“不可能，我剛才還看見他了。”第二個人說的也確是實情。原來謝叔叔進了北醫三院以後，因為搶救及時，當晚就脫離了危險，於是李玉叔叔接他回了學校。第二天一早，他回到批判他的那張大字報前，剛好被人看到。我記得事後看見他妻子來了學校，跟高望之一起站在21樓二層的走廊上談了很久，表情很嚴肅。多年之後我才聽說，謝叔叔其實是個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文革當中蹲“牛棚”時，他號稱“牛倌”。有一天，紅衛兵通知“牛鬼蛇神”[67]打倒了劉少奇，別人都趕快站起來，隻有他一個人躺在床上不動。紅衛兵喝令他起來，他回答說：“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我是反革命，我難受。”弄得紅衛兵無言以對。在當時的情況下，能說出這番話，是需要大智大勇的。那時他都挺過來了，到1973年卻差一點沒挺住，可見當時的壓力之大。
文革當中，曆史係自殺或試圖自殺的遠不是一、兩個人。我見過的，都是自殺未遂的。考古專業的俞偉超也是一個。那時他來我家，我看見他抽煙時用右手的中指和無名指夾著煙卷，兩手的食指都隻有很短的一小截。他寫字時，也是用拇指、中指和無名指握住筆，筆墊在無名指上。我看著害怕，可又忍不住想看。聽說他的食指是文革初期他試圖自殺時觸高壓電燒掉的；因為觸電沒死成，他當天晚上又到北大附近的清華園去臥軌，結果被司機發現及時刹車，所以隻被車頭鏟出去一段，受了重傷，但撿了一條命。
從在雲崗小學的時候起，我們就搞過開門辦學[68]，不過那時的形式比較簡單。起初是挖草藥。雲崗附近的土山包很多，老師帶我們出去，教我們怎樣識別，怎樣采挖，可惜我隻記得酸棗一種，因為采了酸棗回來以後，大家得坐在教室裏分攤吃掉，然後隻上交可入藥的棗核。後來開始學工。當時雲崗除了七機部下屬的研究機構，還有一個針織廠，一個縫紉廠，都是從東北遷來的。我的小學同學當中，還有人說話帶東北口音，老師裏也有東北人。針織廠回收下腳料，回收前需要把布頭抽成絲，我們幹的就是這個抽絲的活，沒什麽技術含量，也不需要到工廠去，就在學校幹。
到了北大附小，開門辦學的花樣就多些了。除了夏天到郊區去撿過麥穗，入秋時節去幫菜農綁過大白菜（為的是憋菜心兒），我們主要在附小附屬的小農場裏勞動。小農場坐落在附小校園以南，北大物理大樓以東，中關園以北。農場裏有一個大菜窖，冬天貯存很多大白菜，還一片蘋果園，此外，還養豬、雞、兔、鵝，聽說都是給生物係做實驗用的。負責小農場的是韓化南老師，中年，聽說因為五十年代犯了什麽錯誤而被調離了教學第一線。韓老師曾經帶我們用小車、小桶拉糞湯澆果樹，還教我們把白菜幫子剁碎，加上精飼料（麩子），熬成菜糊糊喂豬、喂雞。寒假裏，我們也要輪流去值班，剁菜幫子，熬豬食，還要把大捆的秫秸從院子裏抱進廚房，拉風箱燒火。記得大鍋裏加上麩子之後，飄出來的香味很誘人。兔子是不吃這種東西的，它們隻吃蘿卜。韓老師每每囑咐我們，喂兔子的時候不能給得太多，因為兔子不知道饑飽，給多少吃多少，常被撐死。他還教我們怎樣連著背上的皮一起抓住兔子的耳根，把兔子從籠子裏提出來，清理裏麵的糞便。那時同學們無不喜歡喂兔子，所以我們也喂死過幾隻。
回到西總布：五味雜陳（1974-1975）
1974年4月3日，我家從北大21樓搬回城裏西總布51號，我們胡同當時仍叫瑞金路八條。我記得這個日子，是因為那時母親的單位在東城，北大在海澱，她上下班乘公交車，買月票。那時每個月月票的有效期都延續到下一個月的3日。母親沒買4月份的月票，所以利用4月初那幾天，抓緊搬家。3日晚上，我跟母親一起，帶著妹妹，坐車進了城。妹妹那時快四歲了，還沒有過幾張照片，一進屋，看到牆上掛的我小時候的照片，就立刻對號入座，興奮地喊：“我的照片！”聽到媽媽說不是，她一下泄了氣。第二天，我到西總布小學辦入學手續，學校那時還叫瑞金路八條小學。我本以為會回到原來申老師教的七班，跟幾個兒時的小夥伴在一起，但人家告訴我，七班已經滿員。這樣，我進了三班。
我回到西總布上學的第一天，就有俄語課。我比同班同學落後了兩年半。那時北京市部分小學從三年級開始開外語課。原來在北大附小，我學過將近兩年英語。我三年級的第一學期是在雲崗二小上的，因為那個學校不開外語課，所以我轉到北大附小開始學英語的時候，已經比同班同學落後了半年，從第二冊學起。我從沒正式學過字母，是父親給我補的課。記得我學的第一課英語課文的標題是“The Red Sun”，課文內容如下：
That is a sun.
That is a red sun.
The Red Sun
The sun is red.
The sun is bright.
The sun is Chairman Mao.
The sun is our party.
後來還學過什麽，卻不太記得了，隻記住了個別生詞，還記得教過我英語的兩位老師，一位女老師，姓梁，戴深度近視眼鏡；另一位男老師，叫黃金鵬，後來我上大學時在係裏的資料室又碰到他。他當了我們係的資料員。
五年級上第一堂俄語課時，我學的是動詞變位。老師講了俄語動詞的兩個主要變位法－－第一變位法和第二變位法，說每個動詞都要根據行為主語的單、複數，從第一人稱到第三人稱分別使用不同的詞尾。我一無概念，但牢牢記住了老師說的話。西總布小學那時開的外語課隻有俄語，據說是因為沒有其他語種的師資。實際上，當時北京許多學校裏教英語的老師，都是原來的俄語老師自學改行的，比如北大附小的那位黃老師。我的第一位俄語老師叫沙秀雲，當時才二十出頭，是北京外語學校俄語班的畢業生。那是在黃帥反潮流之後不久，學校裏秩序越發混亂。沙老師年輕，個子又矮，很受學生欺負。因為我剛去，沒有課本，班上就有幾個男生衝老師大喊大叫，說她不關心新同學。我看沙老師眼圈都紅了，心裏很替她打抱不平，但初來乍到，又不敢說什麽。
那時的外語課本，封裏上印著兩段馬列語錄，不記得哪一條是誰說的了，但記得第一條是：“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第二條是：“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 那時學英語的學生中盛行兩句極富時代色彩的話：“我們長大又不當翻譯，為什麽要學ABC？”因此校領導經常向我們強調，俄語是列寧的語言，所以得好好學。我那時沒什麽遠大目標，隻是想把功課學好，所以回家以後經常讓母親給我補課。母親下放回來不久，自己正在努力把文革幾年間荒疏的業務撿起來，所以在翻譯一個蘇聯學者寫的大部頭《美國美術史》。她單位還訂俄文報紙，她常借回家來看，這樣，我至少在課堂之外能經常接觸這種語言。記得有一次上俄語課時，沙老師講評作業，問學生：“你們做作業的時候有問題，為什麽不問家長？”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問題，但沒想到班上一個工人出身的同學郭豔霞非常實在地回答：“老師，我在我們家俄語水平是最高的。”她這句話對我觸動很大。我開始知道，不是所有同學都有我的條件、我的環境，雖然我家的物質生活水平並不高。
回到城裏，不能吃食堂了，母親開始教我做麵食。那時剛開始推廣液化石油汽，俗稱“煤氣”，連煤氣罐帶爐灶共24元，每次換一罐氣兩塊四。我家那一帶是全市最早裝備上煤氣罐的地區之一。盡管爐子先進了，鍋裏的東西仍然單調。父親有個大學同班同學，叫鄒誌正，當年上大學時是調幹生[69]，所以比父親大十歲，我叫他鄒伯伯。鄒伯伯那時已經回了山東老家鄒縣，每年給我們寄來一包一公斤的花生米，十分金貴。我還記得跟母親一起到位於米市大街煤渣胡同東口的郵局去取包裹的情形。那些年隻有過春節時每人才供應半斤帶殼花生、三兩葵花籽，而且並不能真正吃上，因為母親總是把全家的定量二斤花生、一斤二兩瓜子放到一隻從蘇聯帶回來的漂亮銅盤裏，來了拜年的客人才拿出來招待。每當鄒伯伯的花生米寄來，我們就像過節一樣，母親不時炒一小盤，撒上細鹽，當葷菜吃。有一次家裏來了一個客人，還帶了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年輕人。那年輕人大概是肚子太空，見了油炸花生米，幹脆把筷子橫起來，一次夾一排。他們走後，母親沒少抱怨。
另外一樣印象深刻的食品，是母親的朋友趙瑞英從西藏帶回來的黃油。那時美院有一批雕塑家去西藏創作大型組雕《農奴憤》，趙阿姨也在其中。回來時，她送給我家一塊黃油，裏麵還摻雜著牛毛。母親把黃油放進炒鍋裏融化，撇掉牛毛，再倒進碗裏凝固。每天早晨，我們把剩饅頭切成片，放在鐵絲架上烤熱，塗上黃油，黃油立刻就融化了。那股膩膩的味道順著鼻孔直往頭上鑽，吃到嘴裏就更香了。
那些年過中秋節時，店裏賣的月餅樣式有限，伍仁的是高級的，普通的叫提江月餅，白糖餡兒，硬得一口咬下去就是一道白印。多年後一夥小學同學一起在網上憶中秋，一個同學還記得另一種月餅，叫“自來紅”，但我記得它的樣子更像酥皮點心，中間點個紅點，棗泥餡兒。印象裏小時候伍仁月餅也吃過，但不記得是什麽時候。隻記得1974年，過中秋時家裏買了一塊提江月餅。那天妹妹上幼兒園不在家，奶奶在，我跟父母、奶奶四個人分那一塊月餅。剛切開四角，一個路過北京的堂哥進了門，母親把自己的那一角給了他。
到1975年，院子裏有兩戶先後裝備上了14吋黑白電視機。父母從來不讓我到鄰居家去看，但我若是晚上從人家門前或窗下走過，看見裏麵的藍光，總難免停下腳步。那時院子裏有一個公用水表，一個公用電表，每家按月輪流負責收水電費。這是我們小孩子最喜歡幹的事，因為可以借機會走家串戶，當然我還希望什麽時候碰上誰家正在看電視。那時水費按人頭收，電費根據各家用電器的總瓦數分攤，我家每月的電費有幾毛錢。就在那時，家裏25瓦的白熾燈都換成了8瓦的日光燈，據說它的亮度是同等瓦數白熾燈的三倍。
後來，鄰居裏有人率先買了自己的電表，隻按自己家電表走的“字數”交電費，與公用電表餘下的差額，則由其他各戶攤。因為電表都有消耗、有誤差，結果沒有自己電表的人家就得多出錢。到後來，隻剩下了我家和另一戶沒有自己的電表，電費高了許多。父母一咬牙，也到王府井百貨大樓買了一個電表，請美院的電工小徐給裝上了。那個月，院子裏唯一一戶沒電表的被迫交了一塊多錢電費，到下一個月，他家幹脆隻點蠟了。大家為了節省公共開支，把一進大門那段走廊裏的電燈換成了一隻1瓦的白熾燈泡，走廊裏昏暗無比，堆放無序的自行車常碰到過往行人的腿。
1974年夏天，我的同齡小朋友之一小林子家搬走，院裏搬來一個新住戶，是母親留蘇時的同學、雕塑家錢紹武，我叫他錢伯伯。在小林子家搬走與錢伯伯搬來之間的兩個小時，院裏一戶人口多的鄰居搶占了那兩間小屋。錢伯伯來了以後，隻好臨時把東西堆在院子裏。鄰居都不露麵，沒有人出來調停。到了傍晚，那個占了房子的人大概覺得實在過意不去，自動退了出來。那時，錢伯伯已經非常疲倦。因為當晚隻有我一個人幫他把東西搬進屋，他日後主動提出給我畫一張素描。做雕塑的人一般素描功底都比較好，錢紹武的素描尤其好，所以母親很高興。給我畫的那張盡管色調有點暗，但還是非常逼真的；後來給我小妹妹畫的一張，因為加用了彩色粉筆，屬於試驗性，效果不佳，錢伯伯沒有給我們。
在那之後，不時見錢伯伯請一些演員來家裏當模特，他一般花兩個小時完成一張素描像，再花半小時臨摹一張副本，送給模特。他有個習慣，喜歡一邊畫素描，一邊講故事，自己講到高興處，帶頭朗聲大笑，這樣模特聽得高興，表情也放鬆。我那時經常坐在旁邊看他畫，也順便聽了一些故事，可惜不怎麽記得了。還有一次，我看見他搭了一個小木架，在上麵捏泥稿子，就問他在做什麽。他說是給一個印度醫生柯棣華做雕像，並給我講了柯棣華的故事。我這才知道，在白求恩之外，還有過另外一位外籍醫生在抗日戰爭期間死在了中國的土地上。
1974年初夏，學校安排我們班到位於東城燈市西口路北的一個小服裝廠去學工勞動，我隻學會了用錐子翻褶，而且一個星期重複幹的就是這一種活兒。一個學期以後，我們又去那家小工廠馬路斜對過的北京市服裝二廠勞動，幹了兩個星期。車間裏都是電動縫紉機，一間廠房裏有幾十台，噪音極大，誰說話都無法聽清。我被分配在靠牆角的一台縫紉機上幹活，但並沒讓我真去踩機器。幹的什麽活不記得了，隻是記住了那個能看見全車間所有人背影的角落。
一年後，我們去的是東城區開關一廠，我被分派在噴漆車間，幹的活兒主要是拿砂紙打磨鐵櫃表麵，磨平以後工人就可以噴漆了。其實我們幹的隻是第一步，然後工人還要用噴槍裝上金沙再次打磨。金沙很沉，一小麻包就100斤。因為我個子高，班主任曾昭青老師就讓我跟她一起搬那些麻包，給工人師傅打下手。此外，我們學生還自己組織去近郊一個種菜的生產隊幫忙。那個地方在永安裏外，沿北京站東側一條小胡同向東走，再過一條不知叫什麽名的東西流向的河，菜田就在河南岸。我們每次去，都由一個姓郭的年輕女社員給我們派活兒，主要是在菜地裏拔草。那時去勞動的名義是改造思想；後來想想，不知改造了什麽。
那時，父親帶係裏的工農兵學員開門辦學，去的是北京541廠。後來父親說，那個工廠是印鈔票的，但鈔票不需要老印，所以他們平時也印許多別的東西，包括地圖。地圖的次品成了下腳料，往往被工廠食堂用來包油餅等麵食，於是父親帶回來許多世界地圖的散頁。我如獲至寶，把它們排列起來，經常翻看，因為在離開北大21樓之後，我已經很久沒機會看地圖冊了。
1974年初，全國又開始批林批孔，把林彪跟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夫子掛上了鉤。按照當時報上的說法，因為孔子說過“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鼓吹複辟，故跟林彪是一丘之貉。鄰居珊瑚的爸爸不得已，把自己的名字從“侯逸民”改成了“侯一民”。根據報紙上的宣傳，古代批孔的英雄有一個叫“柳下蹠”的，於是侯伯伯又改弦易轍，拾起國粹，畫了一張國畫《柳下蹠痛罵孔老二》。那張畫差不多有一人高，畫好後掛在珊瑚住的小屋東牆上。
那時候伯伯也帶美院的學生去開門辦學，他們去的是一家鋼鐵廠。有一次出了事故，因為高爐缺氧，鋼水溢出，站在高爐前的幾個工人被鋼水當頭澆下，不治身亡，美院的一個工農兵學員李林琢當時在場，也大麵積嚴重燒傷。他後來做過幾次整容手術，但他剛養好傷出院時，形象還很恐怖。有一次李林琢來找侯伯伯，我剛好走出家門。由於我們兩家的門緊鄰，夾一個90度角，都麵對一個小走廊，我跟李林琢打了個照麵，那一跳嚇得不小。聽說他後來因為精神太痛苦，幾番從宿舍裏逃跑，每次都有很多同學出動，四處去找他。我家1975年秋搬到美院以後，他還跑過一次。當時正是吃晚飯之前，我看到一個姓雷的解放軍學員張羅大家去追他。八十年代中期，我家跟李林琢家成了一個筒子樓裏斜對門的鄰居，低頭不見抬頭見，此乃後話。
下放回來後，由於營養差，父親的身體一直不太好。1973年冬天，他得過很嚴重的哮喘，夜裏隻能坐著，不能躺下。當時美術學院的大隊人馬還在鄉下，母親從前東壁回北京時，買回來一些農民人工培植的靈芝。記得那時我們晚飯後用剪子把靈芝草剪成半厘米長的小段，泡在葡萄酒裏，泡好以後給父親喝。1974年冬天，他的哮喘又犯了，中醫開的藥方中幾味主要的藥，比如半夏、五味子、川貝母，東單藥房裏都沒貨。為了給父親買藥，我冒著風雪跑遍了王府井、南小街、北小街上所有的中藥店，都一無所獲。
1975年夏，父親帶學生到京郊大興縣去開門辦學，得了一場急性痢疾。醫生給他開了痢特靈，沒想到他藥物過敏，弄得全身隻剩下一個食指關節能動。母親每天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父親裝進我小時候上托兒所時坐過的小竹車，推他到協和醫院去打針。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有一次他們去醫院的路上，遇到母親的朋友、協和醫院的內科醫生焦浦惠。焦阿姨直說怎麽沒早告訴她。後來就是她每天來家裏給父親打針了。父親病好以後，落下一點後遺症，就是手抖得厲害，於是他開始寫毛筆字，借此努力把住筆，控製手抖。那時家裏的一麵牆上貼滿了他寫的字，我記住了其中的一首漢詩：“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覽，飽則泥伏。饕餮貪汙，臭腐是食……”
母親那時也偶爾下鄉去收麥子。有一次她不在，我去她單位的圖書館，找她的朋友、管理員朱碧琴借書。朱阿姨人很隨和，但要求我一定先做完功課，才借書給我看。那天朱阿姨借給我的書是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繁體字。那一階段看過的繁體字小說還有柳青的《創業史》和高爾基的三部曲《童年》、《人間》、《我的大學》。小時候在學校裏隻學簡體字，繁體字都是通過啃小說認識的。
1974年，上演了一部兒童片，叫《向陽院的故事》。胡同裏很多孩子都效仿，紛紛組織起來，給各自的院子起個很有革命性的名字，用紅紙寫上院名，貼在門楣上。我們的院子因為在路北，門朝南，由珊瑚做主，也叫了“向陽院”。珊瑚和潘纓喜歡畫畫，所以她們寫的是美術字，在胡同裏顯得很特別。
不久，胡同裏還開設了一個小圖書館，其實就是一個四合院裏的一小間西廂房，幾百本書，每逢周六下午對小學生開放，每個院子有一張借書卡，全院孩子共用，凡借書都在卡上登記。管理員是一個病退回城的女知青，叫什麽名字不記得了。她住在胡同中段，家裏有個傻哥哥，不能工作的；但每次路過我家大門口，遇到我父母時，那個傻孩子都會非常禮貌地打招呼，稱他們“先生”。因為我有時幫管理員收拾書，她破例允許我進到圖書館裏麵自己找書看，別的孩子在外麵排隊看到了，有時就會嚷：“為什麽她就能在裏麵？”記得那時看過的一本小說叫《較量》，還沒看完第二頁，就已經知道壞人是誰了，覺得挺沒意思。還有一本小說叫《鹽民遊擊隊》，我花了一個星期天一口氣看完，累得頭暈眼花，現在什麽情節都不記得了，但當時非常投入。至於那兩年流行的浩然的長篇《豔陽天》、《金光大道》，電台裏都連續廣播，但我沒耐心一天聽一段，所以就自己看了，有一些片段印象很深。他的短篇小說集《幼苗集》和《老支書的故事》，是我那時候愛看的書，它們文字淺顯，故事也生動。
1974年，突然又批起了《三字經》。其實如果不批，我們還不知道曆史上有過這樣一個啟蒙課本，也無所謂中毒。倒是從此知道了孔融讓梨的故事，也知道了念書可以刻苦到“頭懸梁、錐刺骨”的地步。再後來批林批孔深入，老師讓寫批判稿，就犯了愁，因為小學裏還沒教過怎樣寫這類論說文。記得在母親的辦公室看到一本小人書，裏麵都是批孔的內容，字字鏗鏘，就拿來抄。那時老師還讓大家寫兒歌，押韻就行。有一次全校文藝匯演，我們年級一班的同學出了一個三句半，第一段是：“三句半，一上台，/ 鑼鼓叮當響起來。/ 今天說的哪一出？/ 批—林—禿！”不知是不是他們自己編的。
除了大批判，老師也對學生進行正麵教育，比如大隊輔導員劉老師在廣播裏給全校宣講共青團史，我記住了惲代英、關向應等名字，回家問父親他們是誰。上麵讓“粗知馬列”，學校就給大家介紹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恩格斯的什麽著作，但我們聽不懂。有些老師積極主動地帶領我們批判“師道尊嚴”，也許是出於不得已，做樣子。有個年紀比較大的教音樂的張老師，鼓勵大家給她提意見，反複說無論同學們提什麽意見，她都舉雙手讚成，百分之二百地同意。那還是我第一次聽到“百分之二百”這種說法。
老師做自我批評也是家常便飯。有一次班主任曾老師上課時批評幾個男生嬌氣，然後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大大的“嬌”字，說：“你們看看，寫這個字，要先寫什麽偏旁？女！你們不是女孩子，怎麽能這麽嬌氣？！”說完下課走了。課間十分鍾休息後，曾老師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向全班做檢討，說自己剛才不該那樣說話，因為有歧視女同學之嫌。那是1975年，我們在小學裏上“戴帽初一”的時候。“戴帽初一”指的是小學畢業生留在原小學讀初中一年級，等初二才升入中學。這是因為此前兩年小學縮短學製，取消六年級，五、六兩個年級的畢業生同時升中學，造成北京市各中學的普遍超員。
那時候還搞“評法批儒”，說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曆史貫穿了儒法鬥爭的一根紅線。家裏有一張《儒法鬥爭史年表》，貼在我的床邊，午飯後睡不著午覺的時候，就把那張表念了個爛熟。表上按照朝代順序列出法家、儒家代表人物的名字，結果凡是搞過些改革的人物，比如商鞅、秦始皇、李斯、漢文帝、漢景帝、漢武帝，乃至武則天，都躋身法家之列；而儒家都是些文人，比如董仲舒、朱熹、程頤、程顥。總的印象是，法家比儒家的代表人物多，隊伍壯觀。同一張表上，還列出了曆朝曆代的農民起義時間、領袖、口號等。除了領導曆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陳勝、吳廣以外，印象最深的是王小波、李順起義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受法家、儒家這類概念的影響，我後來還買過一些《活頁文選》裏法家的文章，大概兩毛錢左右一份，記得有荀子的和王安石的，但沒看懂。
1975年重演《長征組歌》[70]，其中的每個段子都跟1934－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進程中的某個重要階段相關聯，我們在學校裏學唱過一些。有些段子很抒情，比如：“雪皚皚，野茫茫，高原寒，炊斷糧。紅軍都是鋼鐵漢，千錘百煉不怕難。雪山低頭迎遠客，草毯泥氈紮營盤。風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饑誌越堅。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於天。”有些段子則偏重具體戰事，比如有一段的唱詞是：“戰士雙腳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烏江天險重飛渡，兵臨貴陽逼昆明。敵人棄甲丟煙槍，我軍乘勝趕路程。調虎離山襲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回家問父親，為什麽一條赤水河要過四次？父親說，那是被蔣介石追得沒處逃啊，隻好來回跑，最後才算把他甩掉。
此前看電影《閃閃的紅星》，記得電影裏說，紅軍長征，是開始了“戰略轉移”；老師也告訴過我們，紅軍長征是為了北上抗日，最後到達了陝北根據地。我不明白，既然北上抗日，為什麽紅軍剛離開江西的時候不朝北方走，而朝西南走。父親說，離開江西蘇區是被打得呆不住了，是逃跑，當時並不知道要去哪兒。這些說法跟我在課堂上學的不一樣，但我沒跟父親爭論。我覺得他的話有道理。類似的一個例子已經是幾年以後了，有一次跟父親談起抗日戰爭。我們曆史課上學的“正史”是：八路軍八年浴血抗敵，蔣介石卻躲進了峨眉山。父親說，你看，說八路軍抗日，都是說在敵後開展遊擊戰，那正麵戰場總得有人支撐啊，誰呢？國民黨。記得當時我還有點吃驚，不過再想想，是啊，連歌裏唱的都是共產黨“建設了敵後根據地”，沒有前線，怎麽有後方？看來我們的曆史課本把正麵戰場回避了。
我小學同班有個同學，叫陳少琴，她爸爸是老革命，當時任外交部總務司司長。她家住在外交部街（那時還叫瑞金路十條）的外交部宿舍，每天上學時她都要繞道西總布胡同西口。因為路過我家，她就每天來找我，我們一起走。陳少琴有三個哥哥，大哥在外地工作，二哥在廣州當兵，三哥還在124中上高中。她告訴我，她三哥是班上的團支部書記，他們幾個團支委經常交換日記，交流思想。不久，有個支委，還是個女生，主動申請畢業後去西藏，給她三哥造成很大壓力。她三哥並沒有想去，但覺得人家女生都誌願了，自己又是支書，不表態不好。不過由於父母堅決反對，他最終還是沒說。
1974年暑假，我二姑的小兒子小胖從昆明來北京。他比我小幾個月，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開心。小胖胃口好，吃什麽都香，隻可惜沒有多少好吃的。有一天中午，母親做飯，先炒好了一個蘿卜條。我和小胖扒著菜盆搶著吃。等母親做好第二個菜端上桌時，我們倆已經把蘿卜條吃光了。
父親有個中學時代的朋友，叫李溫，在寧夏銀川工作，偶爾出差來北京。1975年暑假，他女兒小春也來北京玩，住在我家。小春與我同歲。那時沒什麽零花錢，我就帶她去當時還叫“人民路”的王府井大街看街景。走在改名為“瑞金路五條”的東帥府胡同裏，為了抄近路，我們溜進協和醫院後門，從醫院光線昏暗的地下室穿過。本來文革初協和醫院改名叫“反帝醫院”，後來因為尼克鬆來訪，醫院再度改名，叫了“首都醫院”。九年後，小春從西安醫學院畢業，分配到協和醫院工作，就住在醫院地下室19樓的集體宿舍裏。她每次從宿舍到值夜班的急診室，走的都是我倆當初摸黑走過的那段路；每次說起此事，她都要感慨一番，仿佛少年時代的那一趟穿行預示了她的命運。
李溫叔叔在銀川有個朋友，叫蔣新明，是文革前高等教育部長蔣南翔的侄子。那時蔣新明一、兩個月就來北京出趟差，李叔叔介紹他認識了父親。蔣新明是個豪爽的人，非常健談，每次來一聊就是一個晚上。那時我家除了一紅一棕兩把木椅，就隻有一把黑色圈椅，扶手上的漆差不多都磨光了，彈簧也舊了，坐在上麵很硌。蔣伯伯大概受不了，力勸父親做一對沙發。來過幾次之後，仍不見期待中的沙發，有一次他幹脆背來一個麻袋，裏麵裝的都是彈簧。那時很多人家自己做沙發，有了彈簧，隻需弄些麻繩綁綁，再裝上一副架子，做個布罩就行了。下一次來，仍不見動靜，他幹脆不問了。父親有些愧疚，就托老姑幫忙買了一副沙發架，但仍然沒動手把沙發做起來。1976年春，母親因為胃下垂住進了寬街中醫院。醫生說她得此病，是因為太瘦，瘦得連胃都托不住了。一個星期天，父親帶我和妹妹去醫院探視母親，剛要出門，他的一個堂侄從張家口來了。等我們從醫院回來，堂哥已經把彈簧綁好，正在往沙發架上安。母親出院後，趕緊用縫紉機砸了一對罩子，這樣，我家才算有了沙發。可惜那時蔣伯伯已經不再來北京出差了。
注：
[56]十九世紀德國工人運動活動家。
[57]二十年代末，處於非法地位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新創建的“中國工農紅軍”，在湘贛邊界井岡山及周邊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這些效法蘇聯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地區叫“蘇區”，也叫“根據地”。
[58]指文革當中許多教授、學者或幹部在遭受批判之後仍長期被剝奪原有權利、無法正常工作的狀況。
[59]在經曆過文革初始階段的混亂及普遍的停課鬧革命之後，從1967年秋起，學校複課，但又續上了“鬧革命”的尾巴。
[60]從1973年開始，高校招生在單位推薦之外，增加了簡單的文化課考試，被視為反“左”、“回潮”。有鑒於此，官方開始批“極右”，稱“反回潮”。
[61]當時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一小的一名五年級學生。
[62]即中央警衛團，負責中共中央的安全保衛。
[63]以煤末和黃土加水混合而成，圓柱狀，分“大煤”、“小煤”和“引火煤”三種，大煤高約三寸，小煤和引火煤高將近二寸，帶排列有序的12個小圓孔。燒火時圓孔必須對齊，才能通氣。
[64]後來聽比我大幾歲的北大附小同學說，這位阿姨叫邵玉芳，她故去的丈夫叫沈立。
[65]指越南、老撾、柬埔寨。
[66]當時流行的一種殺蟲劑。
[67]文革中對被批判者被管製者、特別是蹲“牛棚”者的蔑稱。
[68]指文革中學生根據“五·七指示”，走出校門參與社會實踐，但往往耽誤了文化課，也沒學到社會實踐本領。如果大學生間或還可以應用一點書本知識，中小學生則純粹是充當無償但低素質的勞動力。
[69]指五十年代那些已有工作經驗、被保送帶薪上大學或申請離職不帶薪通過報考進大學的年齡比較大的本科生。
[70]原創於1964年，由長征參加者肖華將軍作詞，戰友文工團1965年首演，後被拍攝成音樂藝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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