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記憶 －－給自己的備忘錄（上） 作者：淺寒
文革開始時我三歲半。文革十年間的很多事，都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一直記得。還有一些事是後來聽大人講的。 我知道記憶難免會把親身經曆的跟聽來的天衣無縫地混淆在一起，故盡可能把它們理清、分開。】
北京：急風暴雨的年月（1966－1969）
我出生的時候，我家住在北京市東城區東單附近，地址是西總布胡同51號。雙開大門是朱紅色的，門牌是大紅色的。那時大門上紅色的新門牌旁邊，還釘著一塊稍小的深藍色舊門牌，是28號。聽父母說，我十五個月大的時候，就被送進了附近東堂子胡同的一個全托托兒所[1]。那第一個托兒所，我一點都不記得了，在那裏呆的時間應該不長。第二個叫緞庫[2]幼兒園，在天安門廣場以東、南池子大街內的緞庫胡同東口，是個大四合院。我剛去的時候一歲半多一點，有張老照片，是1964年夏天在那個幼兒園的院子裏拍的；照片上，一個阿姨正蹲在我身邊哄我。父親說，那是我剛去的時候，還不習慣。我在那裏至少呆到1967年，我的第一顆乳牙是在那兒掉的。那是夏天，午睡後小朋友一起在大浴盆裏洗澡、玩水，我的一顆鬆動多日的下門牙掉了；我取下來交給老師，老師說，給你媽媽留著。我清楚地記得，那時我四歲半。還記得幼兒園的會計姓董，是個臉上有麻子[3]的老師。她的辦公室在幼兒園一進門的左手，影壁斜對麵；每次到幼兒園，都會碰到她，都會先跟她打招呼，所以記得。其他老師姓什麽，都忘了。但是母親說，有過一個待我很好的老師，她原來是個地主的小老婆，解放後進了城，一直自謀生計，可文革開始不久就被趕回鄉下去了。母親還說，我父親落難後，有一次紅衛兵來幼兒園調查有沒有“狗崽子”[4]，那個老師撒了謊，說沒有。我自己記得，有時候午睡之後，老師帶我們到街上散步，小朋友排起隊，每人拽著前麵一個人的上衣後擺，一直走出南池子，走上東長安街。有一次，我們在那裏看到一個剃了陰陽頭[5]、脖子上吊著大牌子、牌子上打著紅叉叉[6]的人在掃街。他穿著藍灰色的褲褂，低著頭，斜著眼睛看我們，露出很大的眼白，讓我覺得他的眼神很陰鬱。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剃了陰陽頭的人，而且我不能判斷那個人到底是男還是女。
後來離開緞庫，我進了東單二條與三條之間一個小胡同裏的南觀場幼兒園，也是全托，在那裏呆到六歲多一點。那時每天早晨起床後，吃飯前，我們都要手拿語錄本[7]，衝著毛主席像站好。一個老師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我們一邊揮動語錄本，一邊連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老師再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我們再次揮動語錄本，連喊：“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在幼兒園裏，學過跳“忠字舞”[8]，還學過一些兒歌，內容包括支援剛果（利）[9]人民，打倒美帝國主義[10]。記得有一首兒歌的開頭是：“國慶節，十月一，XXXX都歡喜。爸爸買來大紅紙，媽媽給我做紅旗。做紅旗，幹什麽，全家大小遊行去……”這首兒歌母親在家裏也教我念過，而且是照著一本兒歌集教的，所以記住了一部分。小時候母親還教過我寫字，但那時可抄寫的隻有《毛主席語錄》。1974年，我家經過幾番周折搬回西總布時，我在牆上發現一張用漿糊貼上去的小紙片，上麵是我當年抄寫的一段語錄：“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括號裏的兩個字被我漏掉了。
幼年時對父親的印象很少，隻有數得過來的幾次，但都還算清晰。有一天，母親到了下班時間還沒回來，父親讓我打電話去詢問。我們住的院子是中央美術學院教工宿舍，十戶人家，有一部公用電話。我搬了一個板凳，蹬上去，踮起腳，使勁昂起頭，才湊合看到放在傳達室窗台上的電話鍵盤。撥號碼的時候很緊張，生怕出錯，不過也因此記住了平生撥打的第一個電話號碼：556155。
還有一次是一個星期一早晨，父親騎車送我去緞庫幼兒園。因為我不想去，而且認得從南池子進緞庫胡同西口那條路，所以他繞著道，走東口。可等我們到了幼兒園門口，我還是認出來了，沮喪之餘，放聲大哭。
另一次是個星期天，父親帶我去王府井。八十年代的四季香水果店修出了高台階、大玻璃窗，但六十年代那家店鋪的門臉兒還很小，門框低矮，漆成淺黃色。那天，店門口停著一輛運水果的馬車。我看著甩動的馬尾巴，十分好奇，就上前去揪。那馬受了刺激，開始撂蹶子。父親趕忙上前把我拉開，馬蹄子踢在了他的腿上。我們回到家，他脫下褲子，我看到他大腿上有一塊巴掌大小的圓圓的青紫色傷痕。
還有一次，也是星期天，父親帶我去東四買箱子。我家原來隻有母親留蘇時國家發的三隻箱子，兩隻稍大，深藍色，布麵，鐵皮包角；另一隻小些的皮箱，棕色。後來父母大概攢了點錢，要去買隻新箱子。我跟父親那天去的應該是隆福寺，記得花24塊錢買了一隻深黃色的大木箱。我們叫了一輛三輪車，把箱子架在車夫身後；我跟父親勉強縮在後麵的座椅上，腳搭在箱子上，一路從東四到東單招搖過市，感覺很高。我父母結婚後一直住美院宿舍，家具也是公家的，每月連房租帶家具折舊費兩塊多錢。那隻木箱是1976年之前我家買的唯一一件新家具。此外那些年家裏添置過的屈指可數的家具什物，包括父親改裝、拚湊的一張四方飯桌，上下兩層，很笨重；我記得看他塗油漆，是暗紅色的。
還記得的一件事，是一次周末父母一起帶我去頤和園劃船。當時小，感覺碼頭特別高。父親先跳上船，母親抱起我，朝父親遞下去。我的腳剛一落到船上，就感到船身劇烈晃動起來，嚇壞了；可等坐穩以後，我又把手伸進水裏撈水草玩，嚇著了母親。那天劃完船，我們坐公交車回到米市大街。下車前我嚷餓了。下車後，父母帶我到胡同西口的德昌厚食品店買了一包肉鬆，回家煮米粥吃，放了不少。
我記得的幼年時代最後一件與父親有關的事，是他帶我去北京火車站坐滾梯。我家離北京站不算太遠。車站的大鍾除了夜裏，每逢整點都奏《東方紅》樂曲，順風的時候，在家裏就能聽見。那時滾梯在北京還是新鮮玩意兒。父親帶我到了車站大廳，我們坐滾梯上到二層，再順樓梯跑下來，然後再坐上滾梯，如此重複多次，兩人都樂此不疲。
推算起來，這些都應該是1966年仲夏之前的事。後來，父親從我的視線中消失了很長時間，我那時不知道為什麽。沒有人告訴我，我也從來沒問過。多年以後，母親告訴父親，有一次我從幼兒園回來，跟她說聽老師講，她們去北大看大字報，看見我爸爸在拔草[11]。對我來說，那可能是一段非常短暫的記憶；另外，當時的我也不可能把爸爸拔草與爸爸不回家這兩件事聯係起來。
圖：在西總布胡同51號院內與小朋友珊瑚合影。大約1969年
文革開始後，米市大街改叫瑞金[12]路，西總布胡同成了瑞金路八條。舊門牌號碼廢止不用了，但父親隻記得舊門牌，後來從“牛棚”[13]給家裏寫信，還因此惹過麻煩。我不知道混亂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也不知道災難什麽時候降臨到了父母頭上，但卻還記得周圍發生的一些事，特別是街坊鄰裏遇到的麻煩。有一天，母親帶我走到天安門前。我們看到金水橋上貼了一張傳單。傳單的左上角是一個人的頭像速寫，我一看，大叫一聲“侯伯伯！”就跑上前去。母親趕忙說：“小聲點！”那位“侯伯伯”是我家隔壁的鄰居侯逸民，我的小朋友珊瑚的爸爸。他是美術學院油畫係的教師，文革前畫過一幅《劉少奇去安源》，文革伊始，這幅畫成了“黑畫”[14]。那張傳單的下半頁就是他這幅畫的草稿。頭像下麵、草稿上麵有一段文字，我看不懂。那時，侯伯伯已經被紅衛兵關了起來。珊瑚的媽媽鄧澍也在美術學院油畫係教書，是我母親留蘇時的同學。不久，她也被鬥了。在我從緞庫幼兒園轉進南觀場幼兒園之間，有過一段時間銜接不上。我脖子上掛了鑰匙，自己留在家。一天中午，母親下班回家，顧不上做飯，掉頭就去了隔壁。我等了一陣，不見她回來，就跟到珊瑚家。拉開門，隻見珊瑚的姥姥坐在凳子上抹眼淚，母親坐在一旁安慰她。原來那天上午珊瑚的媽媽被鬥、被打，還有幾顆牙被打得鬆動了。在那之後不久，珊瑚的姥姥帶珊瑚回了河北高陽老家。又過了一段時間，她們從鄉下回來。珊瑚告訴我，那裏武鬥[15]，兩邊打槍，她家的房子正好在中間，姥姥就把她塞進炕洞裏躲避。我聽了不十分明白，但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事。
院子裏另一戶鄰居、我的另一個小朋友潘纓的父母，也都在美術學院當老師。潘纓的姥爺原來是天津的資本家，文革時早已過世，隻有她姥姥跟他們一家住在一起，院子裏的孩子都隨潘纓叫她婆婆。有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母親帶我出去買菜。回來時，隻見大門緊閉。我抬腳就踢，母親沒攔住。踢門聲驚動了裏麵的人，出來一個穿藍製服、戴紅袖章的紅衛兵，是美術學院的學生。母親小聲問：“出了什麽事？”他說：“在抄家。”大門在我們身後又關上了。我溜進裏院，看見地上到處是紙片。不一會兒，外麵又傳來敲門聲。紅衛兵打開門，這次來的是三輪車。那時潘纓的媽媽蔣采蘋剛生了小兒子潘越，在家坐月子。我見紅衛兵用一個粉色被麵的大棉被把她從頭到腳裹起來，擁出去，塞上三輪車拉走了。不久，潘纓的爸爸潘世勳也被關了起來。據說在潘纓的媽媽被抓之前，他們約好無論誰一旦被關，留在外麵的一個把消息寫在小紙條上，塞進火柴盒，再利用周末人少時放到美院被關押者專用的廁所內某一個字紙簍裏，用這種方式通消息。結果有一次潘纓的爸爸星期日下午到女廁所去放火柴盒，被清潔工看見，紙條被發現。很多年之後，我看到一本書 ——《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幹校告白》（1998），裏麵有蔣采蘋的一篇回憶，才知道文革中她“和另外幾個出身也不好的同誌，自己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可是參加造反派的人往往是被對立麵的紅衛兵揪來整去，她也不例外。潘纓的爸爸被關的第二天，美院紅衛兵就在食堂裏給他開了批鬥會。我那天正好跟母親去上班，站在美院後花園，隔著食堂半開的大門，看到潘叔叔站在裏麵，低著頭，下麵不斷有人上去說些什麽，還喊口號。再後來，潘纓的小弟弟長大了一些，不時看到他們姐弟倆跟著婆婆去街上吃飯館。她家底子厚，能出去吃油條。
說起批鬥會，後來母親老說，有一次美院紅衛兵批鬥油畫係教授羅工柳時，她看到我在校園裏跟羅工柳的夫人楊筠玩夾包。我隻記得楊阿姨跟我玩夾包的事，記得她胖胖的身子怎樣不靈活地跳動，記得她臉上永遠掛著的淡淡的笑容，但不知道那時她丈夫正在挨鬥，不知道她承受著沉重的精神壓力，也不知道她是在以這種與小兒嬉戲的方式，對造反派加於他們的人身侮辱表示不屑與蔑視。
院子裏還有一位鄰居常任俠，在美院圖書館工作，當時已經六十歲左右，但他女兒還小我一歲，叫小穎。我家有一張老照片，是我一歲那年冬天父母抱著我在院門口照的，從照片上可見大門上用粉筆寫著“7大3小”，那是送牛奶的人做的標記，即我們院子的住戶一共訂了7瓶1磅的和3瓶半磅的牛奶。那時院子裏與我同齡的孩子有五個，都屬虎，小穎一個人屬兔。我們五個屬虎的有時候會排成一排嚇唬她，說五隻大老虎要吃一隻小白兔。小穎家養的一隻大花貓有一次咬傷了我養的一隻小雞，小雞第二天就死了，我很傷心。後來母親又給我買了兩隻小雞，好不容易養到半大，有天夜裏被黃鼠狼叼走了。此後，我再沒養過小動物。因為小穎的爸爸比較威嚴，我們不大去她家玩。記得大些以後，已經是1974年了，小穎隨母親郭淑芬從甘肅武威下放回來不久，我有一次去她家，發現她家牆上掛的沒有一張那時流行的毛主席像，每間屋子裏掛的差不多都是她父親自己的畫像，隻有外屋牆角靠窗戶的地方掛了一張小開的魯迅像。
圖：西總布胡同51號大門口，門上“7大3小”的字樣是送牛奶的人做的標記。1963年冬
住在常家隔壁的，是美院的裸體模特劉鐵山。他兒子小明也跟我同年；小明還有個姐姐小秋。劉叔叔是從北京郊區農村出來的，妻子姓薛，是個家庭婦女；此外，鄉下家裏還有父母要接濟。他工資不高，家裏生活困難，就仗著身體好，年年獻血，可是自己又舍不得補養，把國家給的那幾塊錢都貼給家裏了。幾年後，他得癌症去世。記得母親不止一次感慨說，鐵山本來像是鐵打的，竟然就這麽走了，都是因為窮啊！再後來聽說，薛阿姨帶著兩個孩子改嫁了。
文革初，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我那時不知道到底在發生什麽事，但記得紅衛兵的大遊行。也許他們就是去天安門廣場接受偉大領袖的檢閱。有一次，父親的一位老同學李少先叔叔路過我家。母親去上班，李叔叔就帶我上街去看遊行。我們站在瑞金路馬路東側，看到許多大彩車從北往南，向東單方向徐行。彩車上有紅旗、標語，還有人物造型。我很奇怪那些彩車沒有司機開車，怎麽朝前走，後來突然發現彩車下麵露出人腳，才明白是有人在裏麵推。我很為這個發現興奮，使勁拽李叔叔的手，讓他快看。
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張傳單，不記得怎樣知道了內容是批判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的。傳單上有一張陳毅的漫畫，畫上的人很小，正被一隻巨手提起。我對母親說：“看，小陳毅！”母親說：“不許這樣說。”我還覺得有點委屈：那漫畫上的人就是不大嘛。
記得那時家裏西牆上掛過一張大幅彩色照片，是毛澤東和林彪兩人坐在一起，林彪戴著眼鏡、軍帽，低著頭，手持剪子在剪報紙。對麵的東牆上掛著一張世界地圖，地圖兩側分別印著“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這是毛澤東的兩句詩。東牆上靠近臨街的窗戶，還掛著一張約三寸高、近一尺長的黑白照片，放在鏡框裏。照片上一大排站著好幾個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16]成員和戴著袖章的紅衛兵小將，毛澤東站在最中間。我站在床上，仰著頭踮著腳才能看清楚。我最感興趣的是站在照片兩端兩個裝束差不多的人，都穿灰衣褲，戴灰帽子，還都戴眼鏡。我問母親他們是誰，母親說，一個是陳伯達，一個是江青。她沒解釋這兩個人是誰，我也不記得怎麽知道江青是個女的，但從照片上她帽子下露出的短發看，覺得怎麽都不像。
有一天，母親下班回來很晚，匆忙給我弄了點吃的，就又要走。她囑咐我自己睡覺，還說要把家門從外麵鎖上，讓我有事敲牆叫珊瑚的姥姥。我問母親去哪裏，她說打倒了劉少奇，要去遊行。母親走了很久，我一個人害怕，就敲牆。等珊瑚的姥姥過來，我就把鑰匙從門縫下塞出去。她打開鎖進來，陪一會兒我，再回去陪一會兒珊瑚。不記得那天晚上母親是什麽時候回來的，也許我已經睡著了。
有一天夜裏，胡同裏傳來一片叫喊聲。我和母親都被驚醒，隔著臨街的窗戶，看到外麵的夜空被火光映得發紅。第二天聽說，胡同中段住的一戶開中藥鋪的資本家夫婦，因為白天挨了鬥，夜裏雙雙自焚了。那處房子也失了火，臨街的灰磚牆上很久都有煙熏的印記。後來我上小學，經常路過那裏，還看到很多女工在晾曬中草藥。
母親還說過，文革中她在通遼師範學院讀大學的弟弟曾來北京串聯[17]，有一天她領我上街，正撞上我舅舅打著一麵大紅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我不記得這一幕，但記得舅舅和十幾個同學一起來到我家，一時間屋裏擠滿了人。他們都隨著舅舅管我母親叫二姐，還在我家吃了午飯。母親忙得團團轉。另外一次，是我二姑的三個孩子，我的一個表哥、兩個表姐，從昆明串聯來北京。當時母親剛買了一瓶辣椒醬不久，我們兩人吃了好幾天，才吃下去瓶口那一點。三個昆明少年一到，一頓飯就幹下去半瓶。我從此知道了雲南人能吃辣椒。
此外，隻記得一個已經成年的堂姐惠穎從開封來串聯，住在我家。其實那時家裏的客人極少。因為父親文革伊始就被群眾專政[18]，成了“現行反革命”，多數熟人避之唯恐不及，早就不再登門。我清楚地記得，那時候家裏常來的隻有三個人，其中一個是我的三姑父範景祖。他在張家口工作，但因為是鐵路係統的，經常跑北京。他每次來都不敲門，輕輕一拉門就進來了，坐一陣就走，走時也不讓母親送。另外兩個是父親的大學同班同學楊訥和何齡修。他們兩位那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19]曆史研究所工作，單位在建國門，離我家不遠。他們都不會騎自行車，總是步行來。我那時候從沒想過為什麽家裏客人少，但1976年文革結束後，家裏突然像走馬燈似的出現了許多客人。從他們的談吐，可以判斷出他們與父母不但不是初識，而且相當熟，但多年間從沒來過。當然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文革中也曾蒙冤，自顧不暇。
我小時候的玩具不多，最寶貴的一件是母親從蘇聯帶回來的一套六件套娃，印象中特別漂亮。文革中，套娃弄丟了，連母親都說不清楚是怎麽回事。後來我見過很多俄羅斯套娃，覺得哪個都不如我那套漂亮、華麗。也許真是這樣，但也許隻是小時候的印象太強烈，其實後來見到的未必沒有更漂亮的。
美岱召：提前插隊（1969）
1969年初，我大姨、大姨夫帶著大我一歲的小女兒三紅從內蒙古呼和浩特回河北老家，返程經過北京，走時我跟父母一起去北京站為他們送行。在火車站，我臨時要求跟大姨一起走，父母同意了。他們還買了車票，一直把我送到豐台站才下車。就這樣，在上小學之前，我在內蒙古度過了八個月。
最初兩個星期，我住在呼和浩特大姨家。對那座城市的印象很模糊，除了大姨家的那排平房，家裏的火炕、風箱，就是在公園裏看見的一個滑冰摔破了鼻子的人，還有幾個表姐帶我去百貨店買棉鞋扣眼的事。很快，因為我淘氣、不聽話，大姨讓表哥和平把我送到了鄉下姥姥家。和平哥哥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他的大妹秉鈞姐姐則開朗、潑辣。記得母親說，文革中我大姨夫挨批，罪名之一是“裏通外國”[20]，原因是他有個親戚，即我母親，是留蘇的。有一天上午大姨夫挨鬥，過了中午還沒回來。大姨打發和平、秉鈞兩人去送飯。到了那裏，他們看到大姨夫還站在台上。和平哥哥不敢上去，秉鈞姐姐拎著飯盒就衝上去了。我在呼和浩特那些天，都是秉鈞姐姐帶著我和她另外兩個妹妹一起出去玩的。
我姥爺那時在京包線上一個隻有慢車才停的小站美岱召工作，當糧站主任，但我姥姥是農業戶口，是人民公社社員，家裏還養了兩口豬，有一小片自留地。在我的印象中，美岱召是個小村，除了糧站以外，還有一個熏雞鋪，一個騾馬大店[21]，一個小商店（村裏人叫合作社），一個糧食加工場，裏麵有幾台電動脫粒機，很吵。此外，村裏還有一所小學校，六個年級的孩子坐在同一間屋裏上課，我還趴著門縫朝裏麵窺伺過。多年之後，我才聽一個來自內蒙的朋友說，美岱召在他老家土默特右旗那一帶是個大去處，那裏的糧站很大，夏收之後，他們都把糧食賣到美岱召，還可以換回西瓜。
我姥姥家的房子大概是後蓋的，孤零零的緊靠著火車站台，與村裏其他房子都不挨著。後來因為站台擴建，又把我們的房子埋了，讓我們搬到了村南頭一排新蓋的房子裏，與一個公社幹部為鄰。那時我每天出去拔豬草，跟村裏的孩子們一起玩，無論到誰家，渴了就自己掀起水缸蓋，用葫蘆瓢舀起水來咕嘟咕嘟地喝。我在外麵學了一口此地話，但我姥姥、姥爺都是河北人，所以在家裏，我跟他們說普通話。我的小夥伴裏，有一個叫“花花”，她家有一條黑狗，我特別怕，每次去她家，都要先叫門，讓花花把狗拴好，我才敢進去。另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小名竟叫“醜姑娘”。還有一個叫“幹幹”。記得母親來接我時，臨走， 幹幹的媽媽說：“等你長大在北京工作了，別忘了我們幹幹。”對當時的我來說，長大以後在北京工作是何等遙遠的事，但這句話我記住了。後來聽姥爺說，幹幹上了技校，畢業後到包頭找了工作，算是村裏最有出息的孩子。
在鄉下的那段經曆，後來幫助我懂得了為什麽列寧說農民是小私有者。那時美岱召車站上常有貨車停靠。每逢煤車停靠時，村裏就會有人帶著藤條筐，從村子一側車站工作人員看不見的地方爬上車去偷煤。我站在自家院子裏看到過很多次，有時車快開了，汽笛已經鳴叫，有時甚至火車已經啟動，偷煤的人還想多占一點便宜，不肯下來，結果車開快了，他們不敢再跳車，就被帶到下一站，不但被發現，偷的煤被扣下，還得步行很遠，幾小時後才拎著空筐走回來。有一次，一列火車在站台上卸下很多甜菜頭。正好幾個表姐從呼和浩特和包頭來姥姥家，我就跟著她們，和許多村民一起，蜂擁去搶甜菜，然後拿回家來喂豬。我們家去的人多，又近水樓台，回來交給姥姥的戰利品不少。
1969年春天，我還去過包頭三姨家。有一次是跟姥姥去的，她不認路，下火車後我們就走丟了，過了很長時間，打聽了好多處，才找到三姨。我記得還去過一次，沒有姥姥，跟誰去的不記得，但記得在從美岱召到包頭途中第二次看到與鐵路線平行的陰山上有一段山石，顏色、形狀都很恐怖。到包頭時，正值北京開完“九大”[22]，許多包頭人上街遊行慶祝，市麵上比較混亂。包頭當時盛傳有小孩被拐、被活埋的流言，三姨去上班時，囑咐她女兒、比我大一歲的表姐桂枝不要帶我出門，但我們還是出去了。桂枝那天帶我去三姨工作的百貨商店，為了抄近路，我們決定穿過一片小樹林。快走到林邊時，看到幾個人在挖坑。我倆麵麵相覷，都嚇得不行，手拉手加快腳步跑出林子。後來，三姨去上班時就鎖上院門，但桂枝的弟弟紅武還是想出辦法，踩著雞窩翻過院牆，去了鄰居家。
1969年9月，母親來美岱召接我回北京上小學。她告訴我一條重大新聞：有兩個美國佬開著飛機上月亮了。我當時仰望星空明月，想象中的兩個美國佬很小很小，他們乘坐的飛機也很小很小。我全然不知那是人類邁出的一大步。後來一直到上了高中，有一次在學校裏看“阿波羅十七號”登月的科教片，我才聯想起兒時想象中的那兩個“美國佬”。
回到北京：又一次動蕩的前奏（1969-1970）
母親所在的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研究所，文革中有工、軍宣隊[23]。記得工宣隊的兩個師傅都是男的，中年，一個姓郝，北方人；另一個姓林，南方人，還會打毛衣。母親去內蒙接我超了兩天假，那個郝師傅還把母親找去談話，批評了她。那天母親從辦公室裏出來時，眼睛紅紅的。軍代表是個年輕人，叫石卯，話不多，但跟大家關係不錯。所裏的人都喊他“時髦兒”，我則叫他“十毛叔叔”。我不知道工、軍宣隊後來是否隨美院教工下放[24]了河北，但記得石卯在那之前就回了部隊，因為記得聽大人說，石卯走了，也不會來信，因為他不識字。
我家住的胡同西口，有個大華電影院。小時候，母親曾帶我去那裏看過當時流行的四部兒童動畫片《小哥倆》、《新風尚》、《半夜雞叫》（1964）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這四部片子是連著放映的。還看過一部科教片《泥石流》，我當時看不懂，隻覺得泥石流的聲音很吵、很可怕；大些以後又看過根據這部片子出版的小人書，才明白是怎麽回事。還有一個新聞紀錄片，是介紹1969年中蘇邊境珍寶島[25]武裝衝突的。因為不知道“烏蘇裏江”這個地名，我覺得電影裏解說員的畫外音一直在說“周總理[26]家”。那部電影給我留下的唯一印象是銀幕上一片暗灰色，什麽也沒懂。再後來，開始看樣板戲[27]。記得有一次看早場的《智取威虎山》，電影6:40開演，我沒睡夠覺，看電影時，一共打了八個哈欠。此外還有阿爾巴尼亞、越南、朝鮮、羅馬尼亞的一些故事片。米市大街路西，金魚胡同東口，還有一家紅星電影院。我記得父親帶我去那裏看過阿爾巴尼亞電影《第八個是銅像》（1973），講反法西斯戰爭的。出來時外麵細雨霏霏，我們還到旁邊的上海小吃店去避了雨。
說到樣板戲，想起一位鄰居。文革中期，我們院子裏搬來了幾個新住戶，一些老住戶或者居住空間被壓縮了，或者搬走了。新住戶裏有一家姓馮，他家的長子是我父母的同輩人，長孫僅比我小一歲。我們小孩子根據自己對成年人外在形象的判斷，管他家的女主人叫馮奶奶，管馮奶奶的丈夫馮德雲叫馮伯伯，管他們最小的女兒敏華叫姐姐。馮奶奶的二兒子叫馮誌孝（文革中改名馮誌效），是個京劇演員，六十年代初畢業於北京戲校，與那一輩名角劉長瑜、錢浩梁、李維康、高玉倩等都是同學。他曾在《紅燈記》裏唱李玉和的B角；後來拍京劇《紅色娘子軍》（1972），他演男主角洪常青。馮誌孝的女兒叫麥玲，比我小兩歲，有時候來奶奶家玩，我們都叫她“小麥玲”。有一次馮誌孝演出，還拉我父親去看過，但我不知道是什麽曲目。拍完《紅色娘子軍》後，我在院子裏又見過馮誌孝一次，記得看見他長出了雙下巴，不像電影裏的洪常青了。馮誌孝的四弟馮誌三曾去插隊，回城後在東城區東單照相館當了攝影師。1974年我姥爺來北京，臨走時我們全家去那裏合影，就是馮誌三給我們照的。院子裏的另一位鄰居、版畫家王琦的小兒子王卓，從延安插隊回來後一直找不到工作，最後因為會彈鋼琴，去北京市少年宮給體操隊當了鋼琴伴奏。
1969年9月，我進了西總布小學。開學前，我們院子裏五個屬虎的曾湊在一起想象，新學校是什麽樣子，會不會就我們五個人一個班。上學以後，我們五個人的確被編在同一個班，但班上還有很多別的孩子。老師姓申，年紀比較大，小個子。記得第一天上課，老師讓每個同學輪流在黑板上寫自己的名字，還教我們背書包要左肩右脅。坐在我前麵的小男孩叫孫石，他的書包就是右肩左脅背的，讓我覺得很礙眼。我在那個學校隻上了兩個星期，就轉了學。父親隨單位下放，馬上要去江西南昌鯉魚洲；母親的單位也要下放河北磁縣，但因為她懷了孕，所以暫時留在北京，可因為還要上班，所以無暇照顧我。我被送到豐台區雲崗老姑家，轉學進了雲崗小學。雲崗是從廣安門始發的39路（後來的339路）公共汽車終點站，離市中心很遠。到妹妹出生前，母親差不多每個月都單程花一個半小時坐公交車來看我。妹妹出生前不久，我提前告假離校，回到母親身邊。
當時母親的肚子已經很大，走路比較慢。她被安排在美院看大門。美院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所以看大門實際上很輕鬆。與母親同時看大門的還有一個人，好像姓劉。他沒下放，是因為他妻子是澳大利亞人，也在美院工作；根據當年的規定，外國人不許下放。那時，他們正準備帶著兩個兒子移民澳大利亞。我跟母親去上班，那個劉伯伯就給我變戲法，比如把一個棉花團從耳朵眼塞進去，再從脖子後麵取出來。我怎麽看也看不出破綻，覺得很開心。美院另一個沒下放的外國人叫王合內，雕塑家，法國血統，但其實早已是中國公民。王合內的丈夫王臨乙二十年代末留學法國學雕塑。他們在法國結婚後，王合內起了中文名字。1937年，她追隨丈夫來到中國，直到八十年代都沒有回過故鄉。那時她家住在東單洋溢胡同，她每天騎車上下班，要穿過老協和醫院北牆外的東帥府胡同。記得母親說，文革初始，看見胡同裏的孩子朝她扔石頭，還叫她“蘇修”[28]；她卻不緊不慢地下了車，指著自己的大鼻子，帶著洋腔對孩子們說：“我不是蘇修，我是中國人。”
雲崗：人間初識（1969-1972）
在雲崗上學的第一天，是老姑推自行車送我去的。路上要過一條小河，河上有座高高的、一米多寬沒有欄杆的小木橋，有些橋板鬆動，走在上麵讓人提心吊膽。小河的水位很低，水是暗灰色的，河泥也是暗灰色的，聽說是因為上遊有個發電廠。過了河，還要經過兩條鐵道，遠處有個揚旗。後來去上學，有時走到鐵道邊，明明聽見火車在鳴笛，卻不見揚旗落下。那時我往往會覺得害怕，不知火車會從哪個方向來，該不該過去。鐵道旁路基上的碎石縫裏長著很多野菜，我跟著鄰居家的孩子們一起去采過。那時我奶奶也住在老姑家。我采回家的野菜，奶奶都涼拌了。我隻記住了一種野菜的名字，叫馬齒莧。
那時的小學裏，每天的第一堂課叫“天天讀”，即由老師帶讀《毛主席語錄》，然後才上算術、語文、圖畫、音樂、體育等課。學校完全是軍事編製，年級叫連，當年級組長的老師叫連長；每個班叫排，當班長的學生叫排長。學校沒有校長，隻有革委會[29]主任。此外還有工宣隊、軍宣隊。我在西總布小學上的是一連七排；到了雲崗小學，正好又是一連七排。班主任老師姓焦，叫焦淑玲，教我們算術；語文老師姓劉，是一排的班主任。那時除了讀語錄，還要背誦“老三篇”，即毛澤東的三篇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師會在課間隨時把學生叫到辦公室抽查背誦情況。我被抽查過一次。很多語錄和“老三篇”的片段都被譜了曲子，叫語錄歌，我們學唱過不少。教室樓的牆上也用油漆書寫著大幅語錄，我記得的一條是：“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30]教室裏的黑板兩側，也用粉筆寫著語錄，而且經常更換。每堂課前，全班學生都要起立齊誦一、兩段，“迎刃而解”這個拗口的詞，我就是從語錄裏生吞活剝地學來的。
小學一年級的語文課本，是當時的北京市試用教材，每課配有線條簡單的黑白插圖。第一冊第一課隻有五個字：“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第三課：“高唱東方紅。”第四課：“學習毛主席語錄。”第五課：“中國共產黨萬歲！”第六課：“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第七課：“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第八課；“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第九課：“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第十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第十一課：“筆杆子、槍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杆子。”下麵的就不記得了。其實這第十一課的內容當時就已經不能理解。這段話好像出自《林副主席語錄》。另外，當時還要求背誦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這一段也是譜了曲子的。當時小，這些話念也就念了，唱也就唱了，沒覺得肉麻，但不知教我們的老師作何感想。
後來的語文課本裏，還收入很多英雄事跡。除了戰鬥英雄董存瑞、黃繼光、邱少雲和家喻戶曉的雷鋒、劉胡蘭以外，還有王傑、蔡永祥、劉英俊、李文忠、門合、羅盛教、焦裕祿、王國福、楊水才、向秀麗、劉文學、金訓華[31]…… 記得楊水才的名言是：“小車不倒隻管推，隻要還有一口氣，就要幹革命。”那篇課文的結尾有這麽一段話：“京廣線上的列車向著北京奔馳，楊水才小屋裏的燈光徹夜長明。”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以抒情筆調間接描寫死亡的文字。
那時同班有個男生，叫秦鷹，媽媽是雲崗中學的語文老師。有一次，他很嚴肅地告訴我們，他爸爸是“九一六”的，那個“九一五”雖然怎樣怎樣，但不如“九一六”見毛主席的次數多。我曾經聽說過“九一五”、“九一六”，而且似乎知道我老姑是“九一五”的，但並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怎麽回事，相互之間是什麽關係。聽了秦鷹的話，我開始把他們的區別定義為見毛主席的次數不一樣。直到多年以後，我才得知那是文革中七機部[32]對立的兩個造反派[33]，派別的名稱來由好像是偉大領袖於哪一年的9月15、16兩日分別接見了兩派的代表。
到雲崗不久，有一天吃飯時聽老姑跟奶奶說，單位裏在整黨[34]，每天開會。我不懂整黨是什麽意思，也沒問。過了些天，有一次老姑中午下班回來，一進門就跟奶奶說：“媽，今天我哭了，今天輪到我，大家給我提了意見。”我當時站在旁邊，聽了她的話很驚訝，但的確看到她的眼皮還發紅發腫。那時老姑上下班騎車，路很遠。我想，過了這麽長時間還這樣，那當時她該哭成什麽樣子呢？
還是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自己也上過一個學習班[35]。一天早晨，我突然被老師從教室裏叫出來，在走廊上會齊同連其他排的另外幾個同學，自帶椅子，隨著一個姓羅的男老師到走廊盡頭坐下，集體學語錄。我們利用的是每天“天天讀”的時間，這樣學了整整一個星期，無非是讀得比較快，羅老師還稍作講解。學習結束，回到班上後，焦老師說：“知道嗎，這個學習班是給你辦的。”我暗暗吃驚，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麽嚴重錯誤，也不敢問；捫心自問，不過是偶爾自由散漫一點，上早自習時愛說話。我慶幸自己學習班期間態度還算認真，沒再被羅老師抓到什麽小辮子，惟不知那些陪我上學習班的同學是否明白是怎麽回事。
那時除了上課，還有一件大事就是挖防空洞。那是珍寶島中蘇武裝衝突之後不久。當時說情況緊急，蘇修馬上要打過來，要扔原子彈，防空洞都來不及挖，所以隻挖了些貓耳洞。我們每人發一把鐵鍬，在學校的操場東邊大動幹戈。天很冷，土很幹、很硬，我們人小，挖不動，再加上用人海戰術，很多孩子擠在一起，結果有一次我闖了禍，用鐵鍬刃碰破了在我旁邊幹活的一個男同學的腦袋。當時很害怕，因為不知這漏子捅得有多大。後來老師帶他去了醫院。此外，每個學生還被要求上交兩塊磚坯，說是燒成磚，修防空洞用。我老姑家裏沒有模子，不能拓磚坯。看見別人在外麵擺開架勢，挖了河泥或者和了黃泥拓坯子，我幾次站在一旁看，想鼓起勇氣問人家能不能讓我也幹點活兒，然後分兩塊，但最終也沒有說出口。後來還是同班一個叫陳啟林的同學給我救了急。她家隻有姐妹倆，不知怎樣弄到了幾塊磚坯，我們三個人一共隻需要六塊，所以給我分了兩塊。
圖：與雲崗小學的同學一起遊故宮。後排右四是陳啟林。1971年
那時還搞過防空演習。一天下午，我們列隊走在街上，突然聽到哨聲，表示來了敵機，需要按要求馬上就地臥倒，腳朝敵機方向，胸口與地麵保持大約兩寸距離，雙手拇指分別堵住兩隻耳朵，另外四指分別擋住兩隻眼睛，還要半張開嘴。事前我們被告知，天上的太陽標誌敵機，但那天恰好是陰天，而且聽到突然的哨聲，大家都一片驚慌，沒人顧上抬頭看太陽，就嘩啦啦臥倒了一大片，頭朝哪邊的都有。另外，學校要求每人上學時兜裏帶生蒜若幹，以防毒氣；衣服內襟上還要釘一塊白布，上書家長姓名、家庭住址，以防不測。
我還參加過一次拉練[36]，前後隻有幾小時。那天，我們淩晨三點在老姑家旁邊的大操場上集合。除了遠處間距很大的幾盞昏暗的路燈，四周幾乎一片漆黑，周圍十幾棟居民樓的窗戶沒有一扇透出燈光，大人們還都在夢鄉。我們隻能互相呼喚名字，找到各自的班級。記得行軍速度很快，前麵的人一直在一路小跑，我勉強看見前麵那個女孩兒李瑞芬不斷晃動的小辮。我們都很怕掉隊，怕因一時看不見前麵的人而走失。回到雲崗時，曙光初上，大家都疲憊不堪，隻能強打著精神去上學。
1970年盛夏母親生我妹妹時，父親從鯉魚洲回北京探親。妹妹出生不久，有一天下午街道搞防空演習，讓大家都去鑽防空洞。父親連忙讓我在母親身邊躺下，然後出去告訴街道來人，說家裏有人坐月子，她們這才沒進來檢查。那天院子裏幾個上了初中的大孩子也沒去鑽防空洞，而是躲進了後院一個廢棄的半地下鍋爐房。我後來跟他們去那裏看過，那屋子很黑，很深，很嚇人。
圖：與父親在西總布胡同51號院內合影。1970年
妹妹出生後兩星期，父親就趕回了江西幹校[37]。母親隻有法定的56天產假，假滿之前，忍痛把不到兩個月大的妹妹送到張家口我大姑家寄養，然後自己去了磁縣。最讓母親不安的是，張家口的牛奶供應比北京的差，隔天才供一次奶，她很擔心妹妹營養不夠。1971年夏天，母親休假，帶我去看過妹妹一次，那時妹妹還不怎麽會站。後來妹妹大些了，大姑帶她到照相館去照了張全身像。因為是冬天，妹妹穿著預備穿兩年的大棉褲，顯得腿有點羅圈。母親後來說，她接到照片，當時就哭了，不過幸好妹妹長大後身體結實，腿也沒毛病。
最初下放時，母親的地址是：河北省磁縣1584部隊二中隊美院一連。他們單位那時歸軍隊管治，所以是軍事編製。父親的單位也是半軍事化的，他的地址是：江西省南昌縣北大分校八連。我不記得是否給父母寫過信，但老姑讓我記住了他們的地址，也許因為別的同學都可以在衣服內襟上寫自己家的住址，唯有我不生活在父母身邊。
我小學一年級上了一年半，直到1971年寒假之後才升班。全北京市的學校都是如此，原因大概是當時中學畢業生除了下鄉插隊[38]無處打發，一時積壓過多。直到我上了初二，才又改回暑假升班，所以初二又念了一年半。另外，小學隻上了五年，這應該是因為毛主席說過“學製要縮短”。
1971年秋，雲崗小學一分為二，我們分到新建的雲崗二小，搬到南區的新校址，還在老師帶領下，在教室前麵的空地上種了兩排小樹。就是在那時，林彪座機墜毀蒙古溫都爾汗。開始，消息都是小道的。先是焦老師悄悄告訴我們，以後講用[39]時別再說“活學活用”[40]，隻說“努力學習毛主席語錄”就行了；後來，同學裏也開始有人私下說，林副主席出事了。再後來從收音機裏第一次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我還當是什麽大新聞，以為林彪之後又有了一位副主席。1972年初，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聽說北京市中心街頭的外國記者在到處打聽，林副主席怎麽不見了。至於尼克鬆，學校要求，如果被外國記者問到如何看待美國總統訪華一事，隻許回答：“我擁護我國政府的決定，同意尼克鬆訪華。”一個字都不許更改。其實那時的雲崗及附近地區由於七機部的關係，不對外國人開放，我們被外國記者采訪到的機會等於零。
也是大約在1971年，老姑家樓上的一個鄰居自殺。她是個家庭婦女，姓唐，丈夫是個矮小老實的四川人。他們有四個孩子，老三劉培比我小一歲，她還有個弟弟劉傑。我以前常去她家玩。聽別人說，劉培的媽媽有神經官能症，不能工作；姐姐也一樣，不能上學。記得她媽媽自殺之前，街上貼過大字報。我那時識字有限，但從字裏行間看出，劉培媽媽的罪名之一是她曾經說：“地主富農都是壞的嗎？貧下中農都是好的嗎？”不記得給她貼大字報的是什麽人，也不知道為什麽會有人給一個家庭婦女貼大字報。她在家裏吃了安眠藥。出事之後，來了一些人，用一塊木板把遺體抬下樓來，身上蓋了一層白布。我那時不懂得害怕，隻覺得好奇。記得早兩年在美岱召時，村裏的騾馬大店有一天死了個旅客。孩子們奔走相告，先是聚集到那間大客房去看，隻見炕上炕下圍著很多人，聽說還在給那個人做人工呼吸，但我們什麽也沒看清。後來有人抬著屍體去鐵道北側的陰山腳下埋。我想跟去看，被姥姥一把拉住，說是不能看死人，要不然夜裏會夢見鬼。這次劉培的媽媽被抬下來時，單元門口擠滿了看熱鬧的人。老姑家住在一層，我就扒在自家陰台的外側，高出別人一頭，趁他們剛出樓門、被人群擋住之機，一伸手掀開了那塊白布。劉培媽媽的臉色是青灰色的，除此之外，跟平時沒什麽區別。後來好長一段時間，劉培家的孩子都不出來玩，她爸爸也更沉默寡言了。
林彪出事之後，學校裏發生的最明顯的變化，是塑料菱形的紅小兵臂章被文革前的紅領巾所取代，紅小兵組織改回老名稱“少先隊”[41]。原來的軍事化編製也不用了，恢複了年級、班的名稱，每個班是少先隊的一個中隊，每個中隊下設三個小隊，全學校是一個大隊。中隊、大隊都有隊長、隊委。我們學校改戴紅領巾之前，老師教大家用皺紋紙條練習係紅領巾；授巾那天，大隊委先站到主席台上，由輔導員老師給戴領巾，然後下麵其他隊員才戴。我從那時到五年級小學畢業，一直戴著那一條領巾，戴破了縫，曬得退色了就翻過來戴，不光是舍不得那第一條領巾，也因為買一條新的要花一毛四分錢。
父親1970年夏離開北京前，給我買了一本《新華字典》。那時市麵上塑料皮精裝的《新華字典》一塊錢一本，紙皮簡裝的八毛一本。父親給我買的那本簡裝的因為是書店櫃台上的樣本，卷了邊，賣七毛。有一次學校組織我們去中國美術館參觀，我在那裏的小賣部花兩毛多錢買了一本《紅小兵革命鬥爭故事》，回來後抱著字典一篇一篇啃，不認識的字都用一毛多錢一支的紅圓珠筆筆芯標上了拚音。後來，父親還從江西給我寄來過兩套井岡山的明信片。焦老師讓我把明信片一字排開擺在黑板槽裏，給全班同學看。我上小學二年級時，父親還給我寄來過兩本小學三、四年級用的《常識》課本，我讀過很多遍。1971年底，父親隨單位從江西回到北京，開始到位於豐台區長辛店的二七機車車輛廠“七二一工人大學”[42]教課，離老姑家大約十裏地，可以每個星期天騎自行車來看我。他在雲崗百貨商店花一塊二給我買了一個綠色單麵正膠粒乒乓球拍，又花一毛八買了一隻“健將”牌乒乓球。這兩樣東西，我一直當成寶貝。
那時家裏的飯菜都很簡單。有時星期天早晨，奶奶用澱粉熬點糊糊、加點白糖給我和老姑的兒子小軍吃，就很稀罕。平時菜裏肉很少，魚則更少，主要是店裏沒有賣的。我老姑夫那時在北郊工作，屬於空軍地勤，每星期六晚上才乘公交車回來，星期一一大早，往往天還沒亮，就又走了。副食店隻有星期天早晨有可能賣魚，老姑夫就讓我先去排隊，其實就是等商店一開門，趕快擠進去，排上隊，他再換我。因為他穿軍裝，不便跟大家硬擠。但常常是大家空擠一場，到了店裏麵才被告知，今天無貨。後來全市魚的供應更緊張了，隻有逢年過節才賣，而且要憑副食證[43]定量供應，每人一、兩斤。1974年春節前夕，我在海澱鎮冒著寒風排大隊買帶魚，站了兩個小時，回來時既沒有網兜，也沒有手套，硬是用手托回來的，別提多冷了；魚刺紮破手指，血流出來，很快就凍得凝結了。1975年五一，北京連以往的黃花魚、帶魚都供應不上，隻賣一種 “橡皮魚”。那魚要把外麵的一層硬皮扒掉才能烹食，而且味道不好。
住在老姑家時，最常見的客人是她的同事、研究室主任趙普，老姑稱他“趙主任”。他家離老姑家不遠。周末老姑夫回來，趙主任常來跟他聊天，往往中午飯在我們家吃，偶爾聊到吃晚飯的時候，就又接著吃，接著聊。我那時不懂他們聊些什麽，也不大注意這些事。後來父親從鯉魚洲回來，星期日來老姑家，跟他們一起聊天。我零敲碎打地聽他們說一些話，似懂非懂，隱約覺得中國跟阿爾巴尼亞關係不好了。那時中蘇早已交惡，社會主義陣營[44]裏，歐洲就剩下了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兩個國家還是中國的朋友。當時最流行的一首歌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戰鬥的友誼，經曆過急風暴雨的考驗。”我在小學裏學過的另一首歌，歌詞是這樣的：“阿爾巴尼亞，歐洲明燈，暴雨打不滅，狂風吹不動，反帝最堅決，反修最英勇，光芒照四方，永遠紅彤彤。我們歌唱你，英雄紅山鷹。”阿爾巴尼亞號稱“山鷹之國”。還有一首歌的歌詞是：“小玲玲愛唱北京—地拉那，嘹亮的歌聲震天涯，風兒呀、風兒呀請你停一停，捎支歌兒帶給小米拉。捎去中國兒童友誼情，帶來阿爾巴尼亞少年的心。中阿兩國兒童放聲歌唱，萬歲萬歲毛主席！萬歲萬歲恩維爾·霍查！[45]”小學語文書裏還有過一篇課文，介紹一個阿爾巴尼亞少年如何向往北京，渴望見到毛主席。課文的開篇是這樣的：“阿爾巴尼亞地拉那‘一手拿鎬、一手拿槍’的業餘藝術團十五歲的少先隊員魯米，曾跟隨藝術團來中國訪問。”剛學課文的時候，由於有些字不認識，老師帶著我們念，但怎麽也不明白那個“一手拿鎬、一手拿槍”跟阿爾巴尼亞是什麽關係，同時覺得這個長句子格外拗口。
因為奶奶當時住在老姑家，她的子女們每到北京，都會來看望。有一次，我父親、他的二哥、弟弟碰到了一起，家裏大人多起來，我就跑到外麵去玩。回來的時候，看到他們幾個弟妹正在勸我二大爺，說二哥你還是交黨費吧。二大爺一聲不響，隻悶頭抽煙。我不懂他們的話，但記住了二大爺不交黨費這件事。二大爺那時在山西大同火車站當扳道工。多年以後，我問父親那是怎麽回事。父親說，文革伊始，全國到處喊“毛主席萬歲”，二大爺覺得別扭，有一天正好看見市場上有人賣烏龜，就指著烏龜說，這個才萬歲呢。這話被人告到領導那裏，他受到黨紀處分，一賭氣，不交黨費了。時間長了，人家要給他加重處分。正好那時他到北京，弟妹就都紛紛勸他。
1970年4月，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爾後我們的語文課上用“喜訊”一詞造句，總免不了用上這個例子。有一天，老師告訴我們，今天晚上幾點幾分，人造衛星會經過北京上空，可以看到。當晚，我提前來到大操場，跟很多人一起，仰望夜空，不一會兒，果然看到一顆會動的星星緩緩自西向東劃過，耳畔還聽到舒緩悠揚的《東方紅》樂曲聲。多年以後回想起這件事，我大惑不解，不知道這樂曲聲是後來看了什麽人描寫衛星的報道聯想出來的，還是當時從操場周圍誰家的窗戶裏飄出來的，但無論如何，盡管據說那顆衛星一路播放《東方紅》樂曲，站在地球上聽到從太空傳來的歌聲，卻是萬萬不可能的。
那時同班同學的家，我差不多個個都去過，而且家家差不多都是不用敲門就可以直接登堂入室的。記得有一次去一個叫朱亞林的同學家，我推開門，見他正流著眼淚跪在搓板[46]上，他爸爸站在一邊，氣得直喘，他姐姐妹妹都在旁邊勸，但爸爸根本不聽。我不知亞林犯了什麽錯，但立刻上前，一把把他拉了起來。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新社會了，怎麽還能下跪呢？亞林的爸爸見我來了，也就順勢饒了他。我想他爸爸其實也是疼孩子的，隻不過在氣頭上，不會聽自己女兒的話。
上三年級的時候，班上轉來了一個新同學，叫趙燕軍。她有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妹妹叫燕民，弟弟叫燕林。有一次，她爸爸出了差，媽媽要上班，還要照看三個孩子。不巧趙燕軍得了急性肝炎，妹妹得了急性痢疾，把媽媽急得不行。我當時不懂得肝炎會傳染，去看趙燕軍，碰上她媽媽正在給她爸爸起草電報稿。我記得電文是：“軍肝炎 民痢疾 林體弱 速回京”。打電報按字數收費，隻能求簡單，而且不用標點符號。
上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裏還開過手工課。老師要求每人準備一個針線包，裏麵要有針、線、布頭、扣子等，上手工課的時候帶來，老師教大家怎樣綴扣子、打補丁。我也讓老姑幫我做了一個針線包。第一堂手工課安排在下午。那時中午放學都回家吃飯，暑熱季節，學校還要求學生睡午覺。那天下午去上學之前，我先拐彎到同班一個叫杜新亞的同學家玩，忘了帶針線包，臨離開他家時才想起來。小亞的媽媽趕快從他的一個舊背心上裁下一塊布，三下兩下大針腳給我又做了一個，裝上針頭線腦。雖然那個包不怎麽好看，但有了它，我才沒耽誤第一堂手工課。學過手工後，我開始自己練著用六塊兩寸見方的布塊做小包，裏麵裝上小石頭子或者豆子，這樣再玩夾包、砍包，就不用求奶奶給做了。
學寫鋼筆字之前，老師讓每人準備一支鋼筆。那時買一支普通鋼筆相當貴，印象裏帶軟塑料筆膽的沒有一塊錢以下的，透明硬塑料抽水筆管的也要好幾毛錢，所以老姑給我買了一支木杆蘸水筆，連筆尖一共一毛二，又買了一瓶藍黑墨水，一毛七，回家以後給我做了一個花布小口袋，把墨水瓶裝進去，袋口有根小繩子可以收緊，這樣，我每天拎著墨水瓶去上學。班上同學都使鋼筆，誰的筆沒水了就找我灌，但隻有用藍黑墨水的才行。當時店裏賣的墨水還有一種顏色叫純藍，一瓶一毛六。我想不起來當初我和老姑怎麽沒為省那一分錢而買瓶純藍墨水，不過我後來一直很喜歡藍黑墨水的顏色。長大以後我才知道，那時父親每月把自己工資的一半寄給大姑供養我妹妹，母親把自己工資的一半寄給老姑供養我。錢一拆開花，往往就不夠用。我當時雖然還不懂得大人的難處，但知道不能買貴東西，所以也不計較。
那時北京的市場上，供應緊缺，但物價穩定，經年不變，副食店裏賣的醬油一毛五一斤，一大瓶一斤半，兩毛三；黑醋一毛四一斤，白醋一毛三；醬豆腐四分一塊，臭豆腐三分五；細鹽，也叫再製鹽，一斤一毛七，粗鹽一毛四。糧店裏賣的白麵叫“標準粉”，一毛八分五一斤；大米分等級，小站[47]米，一級的一斤兩毛一分三，二級的兩毛零五；再次些的一毛九分七，更次的一毛八分三；最次的“早稻二號”隻有一毛五分二。那時每戶有糧本，每月憑糧本領取糧票，口糧定量為成年男子每月32斤，女子28斤，粗糧、細糧搭配；小孩的定量略少。在糧店買米買麵要憑米票麵票，都算細糧；憑粗糧票隻能買玉米麵和豆子。不過在飯館裏買油餅、油條例外，可以免交糧票；但如果交，不但可以用粗糧票，而且一兩糧票還可以抵二分錢。有一次母親的二叔從河北鄉下來，臨走時，母親給他帶了十斤白麵。這於他是重禮，於我家是重負，因為細糧的定量很有限。另外，買花生油憑油票，每人每月半斤，八毛五一斤；1974-1975年，有一段時間花生油供應緊張，改賣菜籽油，一斤八毛三。
那時在北京，買豬肉不憑票證，但價格不菲，一斤一塊錢。父母當時的工資都是每月62元。有一次，一個比我大得多的堂姐帶我去美院替母親領工資，記得扣掉房租、黨費、工會會員費，我們領到五十八塊五毛三。稍大一點以後，母親打發我去副食店買肉，一般一次隻買兩、三毛錢的，夏天，店裏就給一張荷葉托著，不包。一次買五塊、十塊的一般都是外地人，而且他們喜歡買肥肉，買了帶回家去煉油。排隊的時候，常見外地人跟賣肉的為肥肉的多少發生爭執。有一次我父親的胞弟從長春來北京，買了一大塊肉，要帶回去，先到我家找母親要了一把小毛刷子，用酒精塗了好半天，說是防腐。那時聽說外地的食用油供應更差，比如遼寧省，陳錫聯[48]當了省革委會主任以後，把每人每月的定量從半斤改到了三兩，所以人送外號“陳三兩”。
雞蛋也是一塊錢一斤，每戶無論幾口人，每月憑副食證可以買一斤，一般一斤八隻雞蛋。我每次去買雞蛋時，總希望售貨員順手抓起的那八隻蛋分量超過一斤，哪怕多付幾分錢；但往往秤杆一翹高，售貨員馬上就把一隻大蛋換成一隻小的，有時甚至換兩次，剛好湊成一斤整。豆腐一斤兩毛四，雖然每月憑副食證供應，但還不一定總買得到。此外憑證的還有芝麻醬、粉絲、粉條[49]等。肥皂憑證每人每月半條（一塊），四毛四一條，主要有“燈塔”牌和“北海”牌兩種。如果恰好隻能買半條或一條半，售貨員就用一根細線繩一勒，把整條肥皂從中間斷成兩塊。
布票是買衣料必需的。我不知道布票的定量有多少，印象裏是按年度發。小時候個子長得很快。記得父母常說，別長了，再長，布票就不夠了。上初中後，我的褲子短了。那條褲子本來是灰色的，但母親找不到同樣顏色的布頭，就用藍布給我接長了一截。我第二天去上學的路上，實在覺得無法容忍，就從頭上摘下鋼絲卡子，把那截藍布緬進褲腿裏，用卡子夾起來。那時買自行車、縫紉機、手表等市場上短缺的工業品，都需要工業券[50]。一直到1975年，我家都沒有縫紉機。那時母親去王府井東風市場，即現在的東安市場，買衣料的半成品或布料，借鄰居劉波阿姨家的縫紉機給我和妹妹砸衣服。後來好不容易在單位裏等到了一個縫紉機指標[51]，才買了自己的縫紉機，花了一百多塊錢，用的是父親文革初扣發後來又補發的工資。但在那之後不久，生活開始好起來，半成品不太見了，縫紉機也就慢慢賦了閑。
此外，每年入冬前，北京居民還要貯存大白菜，不限量，每家一般都要買一、二百斤，吃一冬天。大白菜一級的每斤二分五，二級的二分，三級菜基本上就是沒菜心兒的了，一分五一斤。
其他不需要憑票憑證購買的食品，在我兒時的印象裏，主要是零食，比如冰棍、糖葫蘆、酸奶、西瓜、米花、水果糖等。那時北京的冰棍有很多種，最便宜的三分錢一根，有紅果的、小豆的等等；五分錢的有巧克力的和牛奶的兩種。這兩等冰棍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還在賣，一般都是由小腳老太太推著白色的小木車坐在街頭或沿街叫賣。我小時候，還賣一毛錢一根的大雪糕、一毛五一對的鴛鴦冰棍和紙盒裝的冰激淩，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這些比較貴的冰棍、冰激淩從市場上消失過一段時間。母親偶爾帶我到胡同西口的德昌厚去買雪糕，售貨員打開冷櫃的頂蓋時，總會騰起一股白氣。糖葫蘆隻有山楂的一種，也叫冰糖葫蘆，冬天才賣，一毛錢一串，山楂果從上到下，一個比一個小，一共十個，我每次都數。酸奶隻有店裏才賣，除掉杯子的押金，兩毛四一杯。米市大街路東的寶泉堂浴池旁邊就有那樣一家酸奶店。裝酸奶的粗瓷杯很重，杯壁很厚，舀酸奶用的綠色搪瓷勺幾乎是扁平的。母親帶我去吃酸奶時，總是隻買一杯，我一個人吃，她坐在旁邊看。夏天德昌厚門外賣西瓜，有紅瓤的“早花”和黃瓤的“黑崩筋”兩種，很少有人買整個兒的。售貨員用很長很尖的刀把西瓜切成牙兒，放在玻璃櫃裏擋蒼蠅，一牙兒一毛錢。櫃台外麵有一個大鐵皮桶，方便大家站在桶邊吃，啃完西瓜瓤順手把瓜皮扔進桶裏。米花有玉米花和大米花兩種。玉米花三分錢一包，大米花四分；玉米花和不加糖的大米花都是一大方包，包裝紙上印著簡單的玉米、稻穗圖案；加糖的大米花隻有細細的一小管，以透明玻璃紙包裝。水果糖不知道多少錢一斤，但零售一分錢一塊。
聽母親說過，德昌厚的蛋糕六毛六一斤，她偶爾去買，最多也就買半斤。我不記得跟她一起去買蛋糕，但記得看見售貨員給別人稱蛋糕時，為了湊到一定分量，把一塊蛋糕用鐵夾子掰成兩半，然後把半塊放到秤盤上。父親有個老同學，也是他的同事，叫周南京，五十年代的印尼歸國華僑，家境算比較好的；1962年我爺爺過世時，父親臨時回家奔喪，還找他借過200塊錢。周叔叔的兒子周冰比我小四歲。大約1973年，周叔叔家裏添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女兒長了牙以後，周冰的媽媽給她們分發蛋糕，先把一塊掰成兩半，再把半塊掰成兩半，兩個孩子一人一角。周冰看見了，說媽媽我也想吃。媽媽說沒你的。過一會兒兩個女兒吃完了，伸著小手又要，媽媽再把另外半塊一分為二，周冰隻能站在旁邊看。
說起物價，還想起一件事。母親說，我小時候特別喜歡吃大山楂丸，每次路過東單三條東口那家中藥房，都得讓父母帶著進去買一丸。我記得山楂丸酸甜的味道，記得中藥房裏我伸手都夠不著的高高的櫃台，記得稱草藥的十六兩[52]小稱上精巧的秤杆、秤盤和秤砣。那時山楂丸三分錢一丸，很多年都是這個價。八十年代上半期，物價開始浮動，或者說開始出現市場經濟以及與之俱來的通貨膨脹。父親的同事林被甸有一天去藥房買山楂丸，本來說好買五丸，一毛五；剛要付錢，裏麵出來一個人，說漲價了，五分錢一丸了。林叔叔沒有更多的預算，隻好說，那買三丸吧。
我上幼兒園時穿的鬥篷、棉猴[53]，從裏兒到麵兒都是母親用自己留蘇時國家發的裙子一針一線改做的。我長大以後看到母親大學時代的照片，才突然發現這一點。剛上小學時，我有過兩件大紅色的罩衣，可以倒換著穿。一件平絨的，稍小，另一件條絨的，稍大。小一點的是二姑送的，大一點的是老姑給買的。老姑還給我買過一條裙子。那時我大概在上二年級。有一天，老姑帶我來到雲崗百貨商店，看到櫃台裏掛著兩條童裙，一條淺黃色帶碎花，另一條主調是咖啡色的，摻有黃、藍色塊，兩條價錢差不多。我喜歡淺黃色的，老姑堅持給我買了那條咖啡色的，理由是禁髒。因為裙子相當肥大，我一直穿了三、四年。這是那幾年裏我唯一的一條裙子。頭兩年沒碰到過什麽麻煩，我也每每努力找出那條裙子的優點安慰自己，比如覺得它的色塊有點立體玻璃的效果等等；但上了五年級以後，當我回到城裏的西總布小學時，因為每逢五一、十一都有遊園[54]活動，女生一律要求穿裙子，我那條因為色彩不夠鮮豔，每次檢查都通不過，隻好臨時找同學另借。
老姑家旁邊的那個大操場偏東側，豎著兩根高高的杉木樁，是放映露天電影時掛銀幕用的。一聽說哪天要放電影，孩子們就會提前去占位子，自帶凳子放在木樁西側；誰要是去晚了，人太多，就隻能坐在木樁東側，從銀幕的反麵看。大孩子有時候會蒙小孩子，說今天晚上演新電影《夜戰白橋》（與“夜占白瞧”諧音）。那時候常演戰爭片，比如《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奇襲》等，所以小孩子往往會信以為真，帶著凳子跑去空等一場。
操場北端臨馬路有個四周由磚頭砌起來的台，中間是用土夯實的。我們在操場上開過運動會，但更多的是開公審大會，那個台就當主席台。印象裏公審的都是刑事犯，但公審大會的形式是從文革初承傳下來的，即犯人或者戴著手銬，或者反剪雙臂，由兩名戴白手套、紮武裝帶的公安人員押著，沿台邊低頭彎腰站成一排。如果是女犯，押解的就是女警察。宣判到哪一個人的時候，那個人的頭就會被公安人員先使勁按下去“坐噴氣式”[55]，然後再被揪住頭發拽起來讓大家看到臉。最後，他們都是在台下群眾驚天動地的口號聲中被押赴監獄或刑場，後者都是“立即執行”。記得他們都是被一溜小跑著帶下去的，很有戲劇效果。幾年以後，我上初中時，已經不再開這種形式的公審大會。記得放學路上看到過胡同裏張貼的法院布告，上麵列出新近被審判的刑事犯、他們的罪狀以及判決結果，最後有法院院長的簽名。每次看到這類布告時，我眼前總會浮現出雲崗公審大會的場麵。
1972年春節前夕，父親帶我去鄉下看望母親。那時母親單位的幹校已經從河北磁縣遷到獲鹿縣，在前東壁、後東壁兩村。我們晚上從豐台站上車，我身高將到1.4米，按照購票標準買了1/4票。第二天早晨，來到獲鹿縣城火車站，我們被告知，從那裏沒有開往前東壁的長途汽車，要返回石家莊才行。我們掉頭回到石家莊，才上午十點。長途車下午兩點開。下著小雨，很冷，我跟父親在街頭閑逛，來到一條大街，叫北馬路。我想起老姑夫的父親家就住在北馬路5號，但父親說不能去。下午在長途汽車上，我們遇到一個美術學院的人，叫俞士鬆。下車後，他帶我們步行了八裏地，最後一路領我們進村，找到母親的住處。
那時母親與一班六、七個人同住一個老鄉家，除了曆史學家翁獨健的三女兒、大高個子的翁如蘭在地上用秫秸和幹草搭地鋪，其他人都擠住在一條土炕上。我們來探親，母親被允許搬到一個專做客房用的老鄉家。路上經過一戶農家，母親說，這個地方叫“呼家樓”，解放軍把睡覺打呼嚕的人都集中在這裏住。“呼家樓”本來是北京朝陽區大北窯附近的一個地名。過春節那天，我們回到母親的班裏，跟大家一起包餃子。班長叫劉偉，是美院的政工幹部；副班長叫張德華，雕塑家；還有一位是母親的朋友，叫趙瑞英，也是做雕塑的。那次，翁如蘭給我畫了一幅素描，是我平生第一幅，很像。有一天晚上，我跟父母三個人黑著燈躺在炕上，母親向父親描述她此前不久去內蒙奔喪的事。我姥姥1971年秋得肝炎，住進呼和浩特一家醫院。由於醫生誤診，姥姥的病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很快就去世了。她病危時，母親本想請假去探望，但那些軍人不允許；直到我姥姥走了，他們才讓母親回去。母親對此耿耿於懷。
過完節，我跟父親一起離開，母親送我們到另一個長途汽車站李村去上車，那裏離前東壁有十裏地。父親去買票時，我看到牆上貼著一紙通緝令，上麵說那個通緝犯身高1.7米，於是我纏著父親問1.7米到底有多高。上車後，看到母親站在窗前，樣子很難過。我強忍住眼淚，盡量不看她。不知那十裏路她一個人是怎樣走回去的。
我們離開後不久，母親碰到一次醫療事故，大難不死，是她的朋友趙瑞英救了她。那次母親生病，需要輸葡萄糖酸鈣。由於設在前東壁村的連隊醫務室沒有輸液設備，隨同單位下放的原美院醫務室的一位醫生隻能用普通針管給她輸，本來應該用非常慢的速度推。可那天那個醫生要去開會，不敢遲到，就一針一推到底，母親立時抽成一團。幸虧當時門外停著一輛軍用小吉普，趙瑞英阿姨聞訊趕到醫務室，一把抱起母親，衝上吉普車，把她送到醫院搶救。母親後來說，她生我時得了一場產褥熱，就險些送命；在幹校又第二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注：
[1]即寄宿托兒所，孩子星期一早晨送到那裏，星期六下午才接回家。
[2]舊時皇家緞匹庫所在地，故名。
[3]舊時疫苗未普及時，得過天花的病人臉上會落下大量小凹痕，俗稱“麻子”。
[4]文革初期對所謂“地富反壞右”子女的蔑稱。
[5]文革初期造反派對被管製者實行的一種人身羞辱方式，即無論男女，皆給剃去頭發的半邊甚或剃掉不規則的一片片。事後被羞辱者如想到理發館修整，也往往會遭拒，因為理發師不敢得罪紅衛兵。
[6]在人名上打紅叉叉也是文革中對被打倒者、被管製者的一種羞辱方式。
[7]即巴掌大小塑料皮的“小紅書”，正式名稱為《毛主席語錄》，也稱“紅寶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於六十年代初，流行於文革初期至七十年代初，發行量超過當時中國的人口總數。據有關部門統計，除漢文版外，還出版了8種中國少數民族文字版及37種外文版、1種漢英對照版和1種盲文版，總發行量超過10億冊；而截至到文革結束，中國的人口僅有8億。此外，“紅寶書”還被翻譯成20種外國文字在國外出版發行。
[8]文革期間流行的一種集體舞蹈形式，以表達對毛澤東的忠誠。
[9]即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原為比利時殖民地，1960年獨立，建立剛果共和國，簡稱剛果（利），六十年代中期一度改稱剛果（金），1971年更名紮伊爾，1997年改為現名。與剛果（利）相鄰的剛果亦稱剛果（布），曾為法國殖民地。兩國曾同屬古代剛果王國。
[10]美國曾於1960年以聯合國軍的名義出兵剛果（利）。
[11]文革初期對被專政對象的一種體罰、羞辱方式，蓋因在炎炎烈日之下、大庭廣眾麵前拔草，可能隨時受到本單位或外單位前來“串聯”的革命群眾之圍攻、批鬥。
[12] 瑞金為中國共產黨1931年在贛南創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及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文革中很多更改的地名都借用這類“革命聖地”的名字。
[13]文革初期在群眾專政下一些機關、大學的造反派隨意關押受管製對象的地方。被關押者會隨時隨地遭受打罵、批判，同時還被派以難於承受的體力勞動。
[14]那時許多不能令當權者滿意的、政治上不符合“標準”的美術作品都被扣上過這頂帽子。
[15]文革期間，尤其是文革初期，對立的造反派之間各自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武裝械鬥。有些地區的武鬥一直持續到1976年。
[16] 1966年5月正式成立，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等人為副組長。1967年中央政治局陷於癱瘓，中央文革小組執掌大權。
[17]文革初期各地大、中學生身穿綠軍裝、腰紮武裝帶、左臂佩戴“紅衛兵”袖章，打著紅旗結隊到外地去鼓動革命，還被允許免費乘坐火車。
[18] 即由本單位造反派實施管製、並未經過任何法律程序的專政形式。在文革初公檢法被“砸爛”之後，這種方式的群眾專政曾把許多無辜的人置於死地。
[19] 1977年之後改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中國科學院並列。
[20]文革中許多人因為有所謂“海外關係”而被加上這項罪名。
[21]舊時鄉下的旅店，給趕牲口上路的旅客備有拴牲口、喂飼料的棚子。
[22]中共九大於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開。
[23]全稱分別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與“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24]從1969年到1973年，北京大專院校的大部分教師及中直機關的許多工作人員被遣送到農村勞動，接受思想改造。他們被斥為“臭老九”，排在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走資（派）、叛（徒）、特（務）之後，被冠以“臭”。其中“走資派”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簡稱。
[25]位於黑龍江省虎林縣境內，烏蘇裏江江心，在主航道中心線中蘇兩國邊界的中方一側。1969年雙方武裝衝突之後，邊境問題長期懸置，直到1997年11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華，才正式承認中國對珍寶島擁有主權。
[26]即從1949年10月建國直至1976年1月病逝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1954年改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
[27] 文革中，文藝界萬馬齊喑，隻剩下五部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一部交響音樂《沙家浜》，及兩部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合稱八個“樣板戲”。
[28] “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簡稱，也是從五十年代末中蘇兩國交惡直到八十年代初中方輿論對蘇方的慣用稱呼。中共指責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以及對列寧主義的“修正”、篡改，是為“修正主義”。
[29] “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各級革委會在文革期間替代了原來的同級黨委和政府機構，行使黨政職權。
[30]這就是下文提到的“五·七指示”的一部分，出自毛澤東1966年5月7日寫給林彪的一封信。
[31] 董存瑞在解放戰爭時因舍身炸碉堡而犧牲；黃繼光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因用胸口堵槍眼而犧牲；邱少雲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因在燃燒彈引起的大火中為避免暴露目標一動不動而犧牲；羅盛教在抗美援朝期間為搶救一名落水朝鮮兒童而犧牲；王傑在幫助民兵訓練爆破技術時遇到意外爆炸，他為保護周圍民兵舍身撲向炸藥包而犧牲；蔡永祥為錢塘江大橋守衛，在列車駛上大橋時為搬開有人放到鐵軌上的一根圓木而犧牲；劉英俊為搶救6名兒童，舍身攔住驚馬而犧牲；李文忠在渡江時為搶救落水群眾而犧牲；門合為搶救他人舍身撲向防雹土火箭而犧牲；焦裕祿為河南省蘭考縣委書記，為治理鹽堿地積勞成疾，病故；王國福為北京郊區大興縣一生產隊幹部，克己奉公，後病故；楊水才為湖北省許昌縣一農村幹部，積勞成疾，病故；向秀麗為廣州一製藥廠工人，在一次酒精瓶爆裂事故中舍身截流，避免了嚴重爆炸，自己因嚴重燒傷而身亡；劉文學為四川省一少年，因發現有人偷竊公社海椒上前阻攔而被砍死；金訓華為上海知青，在黑龍江省遜克縣插隊，在一次洪峰中為搶救漂流的木材而犧牲。
[32]當時的第七機械工業部，即後來的航天工業部。
[33]文革初期許多學校、機關、廠礦的基層群眾分裂為不同派別，各自標榜捍衛毛主席、黨中央。有些造反派以強製手段奪取本單位的領導權；有些造反派之間還發生武鬥。兩派之間的衝突一般叫“派仗”；同一造反派的成員互稱“派友”。
[34]文革期間共產黨組織重新審查黨員的政治表現，並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重新確認黨員資格的方式。
[35]文革中對所謂有“問題”的人實行的洗腦方式，包括強製他們集中學習，讀報（當時流行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讀《毛選》（即《毛澤東選集》四卷），接受批評、批判，並進行自我批判，以期改造思想。上學習班的人，行動自由一般不受限製，但因學習班期限長短有別，有些人學習期間不允許回家，必須集體住宿。
[36]文革期間各地中、小學對學生進行的一種旨在改造思想的體能訓練，分長途和短途。長途拉練耗時多日，參加者需把棉被打成背包，用粗線繩“三橫兩豎”紮緊，包內還需打入換洗衣服鞋襪。學生在老師帶領下，長途步行到鄉下，有時甚至到 “革命聖地”延安、井岡山，沿途住在農民家裏，自己做飯、燒炕等。短途拉練則不帶行李，一日之內結束，以急行軍方式為主。
[37]即“五七幹校”，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遣送農村下放勞動的場所。
[38]指文革期間中學畢業生甚至中學還沒有畢業的在校生被遣送到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或到東北的北大荒墾荒種地。數百萬下鄉插隊的年輕人被稱為“知識青年”。
[39]指交流學習《毛選》或《語錄》的體會。
[40]這是林彪鼓吹毛澤東思想時使用過的一個詞，即要求大家“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
[41]“中國少年先鋒隊”的簡稱。
[42]文革期間工廠裏給青年工人開設的一種技術培訓班，名稱由毛澤東1968年7月21日對上海一家工廠開辦此類培訓班的批示而來。二七廠名稱的由來則是紀念1923年2月7日爆發的反對北洋政府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
[43]每戶一本，用以向有正式戶口的市民定期限量供應一些副食品，也叫“購貨本”。
[44]二戰之後冷戰期間世界上對立的兩大陣營之一，原以蘇聯為首，包括東歐諸國、中國、古巴、北朝鮮、蒙古、越南等國。
[45]霍查當時是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總書記及國家元首。
[46]洗衣機出現之前搓洗衣服用的長方形窄木板，上麵刻著許多近一厘米深的平行棱，跪在上麵的感覺可想而知。
[47]在天津附近，以出產小站稻著稱。
[48]陸軍上將，從1959年到1973年長期在遼寧省擔任領導職務。
[49] 粉絲以綠豆粉製成，白色；粉條以白薯粉製成，暗黃色。
[50] 全稱為“日用工業品購貨券”，每年按戶定量發放，往往得積攢數年才能買一輛自行車或一台縫紉機。
[51] 由於產品嚴重短缺，有了錢，有了足夠的工業券，往往還要有指標，才能買縫紉機、自行車這類產品。
[52] 古代度量衡，一市斤分為十六兩。成語“半斤八兩”即由此而來。到八十年代，北京的中藥房裏還用十六兩小稱稱草藥。
[53]北京人對舊日帶帽兜的半長棉大衣的稱呼。
[54]文革期間，原來五一、十一天安門廣場上的觀禮、煙花都被取消，代之以在天安門兩側的中山公園及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的遊園活動，參加者主要是小學生。
[55]指文革期間開批鬥大會時，挨鬥者被按下腦袋、雙臂同時向後、向上反拽的受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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