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東風
我是個不識字煙波釣叟
4月9日，央視星光大道著名主持人畢福劍就自己在一次飯局中唱評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選段引發民間強烈不滿一事，發出一條道歉微博：“我個人的言論在社會上造成了嚴重不良影響，我感到非常自責和痛心。我誠懇向社會公眾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為公眾人物，一定嚴格要求，嚴於律己。”
雖然這條道歉微博可說是閃爍其詞——比如隻為“嚴重不良影響”道歉，而不為唱評的內容道歉（這似乎恰恰說明畢福劍在席間表演時並非無心之失，而是對唱評的內容進行了認真的考慮）——雖然表示要“嚴肅處理”的央視究竟如何處理的“靴子”迄今沒有落地，但畢福劍的道歉和央視的表態本身就具有標誌性意義：這是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以來，民間泛左翼群體（包括泛社會主義者、左翼民族主義者和左翼愛國者等）第一次憑借輿論的力量，迫使精英人士就事關毛澤東的政治言論作出道歉，同時迫使正式機構作出表態。這表明中國的社會輿論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重大變化，對中國社會未來政治走向的影響不可估量。
官方為何對反毛言論持曖昧態度？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原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中的失敗，泛右翼／自由派以冷戰勝利者和曆史終結者的雙重姿態，逐漸在事實上掌控了中國的思想、文化界，主要是教育界、輿論界和文藝界，此後，一場持續近四十年的以詆毀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為目標的重寫曆史運動在中國全麵展開。作為中國革命最主要的領袖和象征，毛澤東從政治成就到個人品德都受到了大規模的、耐心細致的、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
官方對這一運動的態度是曖昧的，這源於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也是曖昧的——一方麵，對毛澤東的攻擊，尤其是對毛澤東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攻擊，有助於論證改革開放以來路線的正確性，減少推行改革政策（比如國企改革及大規模下崗政策）的阻力，所以他們反毛言論裝聾作啞。同時，急於獲得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認可的官方也不願為曾致力於推動世界革命的毛澤東辯護，以免遭西方社會關於中國“改革倒退”的疑慮；另一方麵，毛澤東畢竟是黨、軍隊和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如果被正式否定必然會導致體製合法性的崩潰。
官方這種左右為難的心態導致了他們對毛澤東采取了一種欲說還休、遮遮掩掩的態度：一方麵，從不正式回應文化精英對毛澤東的“批判”；另一方麵，在不得不表態時，低調地用行政手段以非政治的名義用幕後操作的方式“刪除”一些過於露骨的言論。老實說，官方的這種態度實際上助長了對毛澤東的攻擊，因為這刺激了小市民喜歡“揭秘”的心理，同時還使那些不了解曆史、逆反心理嚴重的右翼憤青做出了“為什麽不敢公開辯護？必有見不得人之處”的判斷，攻擊不受權力保護的毛澤東，反而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敢於挑戰權力的正義感和崇高感，於是在網絡上掀起了攻擊毛澤東的競賽，袁騰飛之流就成了這類競賽的“弄潮兒”。
反毛輿論已呈再衰三竭
進入九十年代之後，隨著中情局參與策劃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等反毛專著的出版，《炎黃春秋》、南方係媒體的傾情加入，以及茅於軾、袁騰飛之流的赤膊上陣，反毛輿論逐漸趨於高潮。但事物的發展總是按照唯物辯證法所揭示的對立統一規律進行的，在反毛的聲音達到高潮之時，也正是其走向低潮之日，與此同時，民間的“毛澤東熱”卻如湧出地麵的岩漿一樣噴薄欲出，勢不可擋。
反毛的勢頭走向衰竭的原因之一，是自由派文化精英在這一過程中製造了大量謠言，由於在信息化時代，這些謠言很容易被戳破，所以這些謠言最後都成為“飛去來器”，擊中了謠言製造者自己。另一個原因是這些文化精英在病態心理的驅使下，在談論毛澤東時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語言，如茅於軾的“強奸婦女無數”、袁騰飛的毛岸英被燒成“掛爐烤鴨”等，傷害了很多原本於政治無感的普通人的感情，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感。
九十年代中國社會心理的一大變化是民族主義情緒的勃興，自由派文化精英雖然一向主張“普世主義”、反對民族主義，但也敏銳和本能地利用這一趨勢來反毛，比如在抗日問題、外蒙獨立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的邊境劃界等問題上編造謠言反毛，試圖把毛澤東抹黑成“賣國賊”。但問題在於，這些做法雖然能夠影響少數缺乏專業知識的網民，但遮蓋不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毛澤東是一個不世出的愛國者，近代以來，是毛澤東而不是任何其他什麽政治人物把中華民族帶出了“近代陷阱”，所以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反毛是不可能成功的。2012年9月18日當天，筆者在日本大使館門前觀看抗議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的遊行隊伍，目睹了一排又一排遊行隊伍舉著毛主席像從麵前走過，深深的感到：一旦當中華民族遭遇某種危機，需要尋找一個人物來充當民族精神的象征時，非毛澤東莫屬！任何其他政治人物的畫像出現在這一場合都會顯得很滑稽，甚至具有諷刺意味。
民間“毛澤東熱”興起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急劇分化教育了許多人，尤其是大規模下崗政策推行以後，許多人恍然領悟到原來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其實並非錯誤，而僅僅是反映了他的遠見；其二就是學術界“新左派”興起之後，左翼學者對民眾的不懈啟蒙逐漸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為民眾所接受。如韓德強為毛澤東時代經濟成就辯誣的文章《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在1999年剛問世時可謂空穀足音，今天已經是左翼民眾的常識了。
民間輿論阻擊畢福劍的重大意義
這次民間輿論對畢福劍的成功阻擊，是民間左翼力量在爭奪話語權、文化領導權方麵所取得的一次小小的、但意義不可謂不重大的政治勝利，因為其具有“第一次”的性質！這和八十年代在“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行動中，“老左派”憑借體製的力量迫使某些知識精英檢討的意義完全不同。有道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畢福劍事件之後，中國的輿論場已悄然發生重大變化，出現了新的結論和新的遊戲規則，可謂換了人間！
“畢福劍事件”表明，反毛輿論的峰值已過，自由派文化精英將在這個問題上轉取守勢。原因很簡單：既然在牢牢掌控文化領導權的過去三十多年裏，在啟蒙神話尚且沒有破滅的情況下，都不能徹底、不可逆地否定毛澤東，那麽在民間左翼開始覺醒並自覺參與文化領導權的爭奪、美國神話已經開始破滅的今天，要完全做到這一點，就更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一些自由派精英（如賀衛方）自欺欺人地將此歸咎於檔案沒有“解密”，但實際上他們心知肚明：在他們掌控輿論主導權的這些年裏，所有可能對毛澤東不利的檔案，都已經“解密”了，一些完全不存在的檔案（比如毛澤東收到共產國際三十億金盧布的收條）也被發明出來，未來真的要解密檔案，隻會使毛澤東的形象更加高大。
“畢福劍事件”還表明，民間左翼強勢參與中國社會“政治正確”構造的時代正在到來。 “畢福劍事件”使很多自由派文化精英矯情地抱怨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但實際情況是，自體製的意識形態防線在九十年代全線崩潰之後，中國的主要問題不是沒有言論自由，而是沒有言論底線！這條底線就是中國社會缺乏類似西方社會的那種政治正確，或者隻有“反向的政治正確”，體製失去了文化領導權的保護後，隻能以警察的力量對付言論。而這次民間左翼對畢福劍的成功阻擊，本質上既是一種“政治立法”行動，也是一種政治糾偏行動。以此為起點，“不能否定毛澤東”將逐漸會成為中國輿論場中新的政治正確，自由派精英在公開場合談論毛澤東時，將不得不有所收斂，對毛澤東的侮辱性言論，將會逐漸萎縮為狹小的精英圈子裏的私密言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肆無忌憚的荼毒社會。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重牆。民間自發的維護毛澤東尊嚴的輿論的興起，比使用權力或通過立法的方式維護毛澤東更令人興奮！這表明在經曆了長時間的思想混亂之後，中國社會正日益變得成熟起來，也表明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在擺脫八十年代以來的失敗主義情緒而逐步恢複（盡管是在一個很低的起點上），這對中國的未來可能產生的積極影響不可估量。最新的消息說，畢福劍將離開他主持多年的星光大道，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但中華民族將有可能從此走上更加光明的道路，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要對畢福劍道一聲謝。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
博主， 你如果不是五毛或中共既得利益者，有篇好文請你仔細讀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fe270102va7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