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維利亞代表著西班牙的黃金時代。這個時代也是人來曆史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神聖而矇昧千年的中世紀徐徐落幕,理性覺醒和文明亢奮的近代曆史閃亮登場。兩大宗教(天主教和穆斯林)在這個時代激烈交鋒,信仰此消彼長,但是文化則兼容並蓄。在這個人類文明的十字路口,沉重的曆史車輪在這片土地上碾下深深的印記,信仰,藝術,財富都使這裏的風景顯得如此濃墨重彩。
老城的鍾聲
進入塞維利亞老城就像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迷宮,不僅街巷狹窄,相互交織,錯綜複雜,而且無東西南北的方向規律可循。畢竟幾千年的古城不能讓你輕易摸透。
放下行李,稍作休息,我們就迫不及待奔大教堂而去,正在街巷迷宮中摸索前行,迎麵撞上一陣洪亮的鍾聲,先有單鍾點擊,然後群鍾齊鳴,立刻整座城市的上空中充滿了數不清的節奏和頻率的回響,渾厚中混著清脆,威嚴中透著聖潔,於是,市井的嘈雜被一掃而空。教堂的鍾聲並不陌生,但是這樣的混響和規模,可是聞所未聞。
尋鍾聲,轉過兩條小街,豁然大教堂就近在咫尺了。不愧為世界第三大教堂,特別是教堂的鍾樓吉拉爾達塔的體量和高度,即使你有思想準備,當你第一次與她相遇時,不免還是會驚歎不已。原來鍾聲來自塔頂(後來才知道,塔頂有25口大鍾,全部機械動力驅動)。這樣大規模的鍾聲預告了一個重要的聖禮儀式即將開始
鍾聲還未散去,就有大隊人群在神職人員的帶領下,簇擁著聖母瑪利亞的塑像,進入大教堂的洗禮門。這樣的邂逅,讓人驚喜,也覺得不知所措,忙著拍照竟然忘了跟著人群進入教堂,直到教堂內傳出美妙動人的唱詩班的歌聲,才發現為時已晚。我們邂逅了一個重要的天主教聖禮,可就在大教堂門前又與之擦肩而過。
信仰與政權的變革
歐洲的曆史上,有兩個國家在宗教信仰上經曆了截然相反轉變。
一個是今天的土耳其,歐洲最東部,先前的拜占庭帝國(又稱東羅馬)東正教(天主教的分支)政權,在穆斯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打擊下風雨飄搖了幾個世紀,終於在1453年隨著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淪陷,徹底滅亡;
另一個就是西班牙,在歐洲最西端,幾乎就在同一時期天主教政權則節節勝利,將統治伊比利亞半島近700年的摩爾人(阿拉伯穆斯林的一個分支)漸漸逼上了絕路。
在塞維利亞,當時處於鼎盛時期的摩爾人穆瓦希德政權用了14年的時間,於公元1198年修建了一座當時頗具規模的清真寺。盛極必衰的摩爾人沒有想到,大勢急轉直下,1248年,僅僅過去50年時間,塞維利亞就就陷落了,清真寺成為天主教政權的戰利品。
政權更替了,信仰也需要重建,被天主教收複的地區,所到之處,清真寺紛紛都被改造為天主教堂,塞維利亞的這座大清真寺也經曆了同樣的命運。
今天歐洲很多著名的古建築都有“改變信仰”的經曆,比如希臘雅典衛城的帕底農神廟曾經由神廟改為東正教堂,又從東正教堂改為清真寺,後來還做過彈藥庫,不幸戰爭中大爆炸被毀,殘留至今。
伊斯坦布爾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是一座傳奇的東正教堂,後來奧斯曼帝國統治以後被改為清真寺,今天是一座博物館。
塞維利亞人的瘋狂
到了1401年,伊比利亞半島天主教的全麵勝利已經勢不可擋,光複後的塞維利亞天主教信徒們,已經不滿足這座由清真寺改建的教堂,他們為神聖的信仰奉獻一個世界之最已經不再是夢想。他們說“我們要建造一座巨大的教堂,以至於見到的人都會認為我們瘋了”。這個瘋狂的計劃是要拆除原先的清真寺,在其原址重建一個全新的哥特式天主教堂。
其規模是如此龐大,後來用了一百多年時間才完成。這座巨大的教堂打破了聖索菲亞大教堂壟斷了近一千年世界之最的曆史,而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教堂。這就是今天來到塞維利亞最大的風景,我們一定不會錯過的塞維利亞大教堂。
規模常常意味著地位,當時世界的中心就在塞維利亞。
曆史的轉折點
中世紀的曆史車輪駛入1492年,史學家把這一年看作世界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就在這一年發生裏兩件劃時代意義的大事。第一,統治伊比利亞半島700年之久的穆斯林政權將最後一個據點格拉納達拱手交給了交到天主國王費迪納德二世和伊麗莎白·伊拉·德卡斯提爾的手中,至此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統一在天主教信仰之下。這個統一就誕生了現代意義的西班牙國家。統一後的西班牙也就有了精力和財力來做另一件大事,這就有了另一個更加具有劃時代影響力的事件,哥倫布發現美洲。
新大陸的發現
哥倫布的航海探險源自於歐洲人對於東方的向往。在那個中世紀晚期時代,人文主義開始複蘇,人性的禁錮開始鬆動,人們的物質需求以及相應的貿易快速發展,人們的高檔奢侈品,特別是香料都來自東方的印度,與東方的貿易,文化和財富的交流需要一個安全可靠的通途。從基督教世界的歐洲地中海地區向東,歐洲人遇到了一個強大的敵對國家,穆斯林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453年,奧斯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滅亡。東方的通道幾乎被封鎖,商業貿易風險巨大。
可是人的欲望更大,於是一個古老的命題變得有了實際的意義,地球不是圓的嗎?向東不行,我們可不可以向西呢?
人們在很早以前就通過天文觀測,特別是月食的觀察推算出大地其實是一個巨大的球型,
哥倫布的時代,航海業已經非常發達,人們已經繪製了大量的海圖,還做了計算,認為向西航行到印度並不遙遠。可是理論終究不是現實,大西洋向西是一片茫茫的未知世界,這樣的遠洋航行不僅要麵對海上風暴這樣已知的風險,還要克服“天邊的斷崖”和“海中心的巨大漩渦”等那時人們想象中的恐懼。探索需要信心和勇氣,時代需要英雄,哥倫布應運而生。但是這樣規模的探險,隻靠個人英雄主義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傾國的財力,需要有一個有實力又有戰略遠見的君主的支持。哥倫布在前後10多年時間,遊說了幾乎歐洲所有當時的航海大國,一直到1492年才得到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的資助。在塞維利亞大教堂南側有個西印度群島綜合檔案館(Archivo de Indias),裏麵收藏了當時哥倫布與西班牙王室簽署的協議原件。西班牙的資助隻是總費用的一半,另一半由意大利的商人提供。當時的意大利,主要是威尼斯,熱那亞等城市是歐洲貿易的主要口岸,那裏的人生活富裕,思想開放,文藝複興運動漸入高潮。商人們資助哥倫布,自然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考量
1492年8月3日夜裏,哥倫布的艦隊從西班牙西南海岸的帕洛斯港出發了,向西,目的地印度。
經過兩個月零9天的航行,哥倫布的船隊橫渡大西洋終於看見了一大片陸地,這是中美洲的一些島嶼,但是哥倫布堅信他們來到了印度,或者至少是印度以東的一些島嶼,東印度群島。今天的我們打開地圖,很容易看出,這裏距離印度非常遙遠,直線距離還有兩萬公裏之遙,而哥倫布的這次探險才跨越了不到七千公裏,他剛剛邁出了一小步。可是這一小步是人類的一大步。在後來的10年間哥倫布又進行了3次航行,他一直堅信這就是東印度群島,他把這裏的原住民叫印第安人
(就是印度人的意思),一直到死他也沒有改變這一錯誤的信念。這或許是反映出,當時人們因為天文地理知識的局限,對於地球周長計算的巨大誤差,也或許是哥倫布對個人成就和自尊心的極力維護。但是這一地理大發現,遠遠超出了到達印度的意義,哥倫布的貢獻遠遠超出了個人的榮譽和自己的想象力。大航海時代開始了!
很多西方史學家將哥倫布發現美洲當成歐洲中世紀的結束和世界近代史的開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新大陸的發現“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辟了新天地”。
就在哥倫布之前70-100年,中國明朝永樂年間的鄭和船隊進行了7次遠航,最遠抵達非洲的東海岸,其航程,船隊規模(鄭和船隊2第一次遠航62艘船,2.8萬人,哥倫布第一次探險僅3艘船90人)都遠遠超過哥倫布,可是這樣浩浩蕩蕩的大規模遠航,沒有對世界曆史的發展產生影響,對於中國曆史也影響甚微。曆史學家和中國人因該研究和反思,中國人在技術和能力都領先的情況下,為什麽沒有把握曆史的機遇。
哥倫布的歸宿
哥倫布這個曆史巨人,生前命運跌宕起伏,死後遺體的行蹤也撲所迷離,最終帶著各種謎團於1898年從古巴回到西班牙,就安放在塞維利亞大教堂的王子之門內。
讓我們把目光聚焦在大教堂的哥倫布的靈柩前。四座雕像代表了哥倫布時代構成西班牙的四個王國,分別是Castilla、Leon、Aragon和Navarra。仔細看四尊雕塑身上的服飾,左前方的人物代表萊昂(Leon)王國,他手持戴十字架的長毛,紮在一個石榴上,石榴是當時格拉納達的代表,是阿拉伯人在西班牙最後一個據點,剛剛被征服。
左後方的人物長袍上有鎖鏈的圖案,他代表納瓦拉(Navarra)王國;右後方的人物,皇冠和長袍上有蝙蝠,代表阿拉貢王國(Aragon,費爾南多是阿拉貢的國王);右前方的人物手持一個船槳,在他的長袍和皇冠上有城堡圖案,代表卡斯蒂利亞王國(Castilla,伊莎貝爾女王是卡斯蒂利亞的女王)。
這座雕塑由西班牙著名雕塑家Arturo Melida於1891年設計,原先安放在古巴哈瓦那,後於1899年遷移至塞維利亞大教堂。雕塑家運用了當時盛行的浪漫主義表現方法,沒有將人物統一在傳統的氛圍裏,而是將他們各自的內心情感表現展現給人們。前麵的萊昂王國和卡斯蒂利亞王國昂首挺胸,目光落在遙遠的天邊,表情中有信心,自豪和崇敬。後麵的阿拉貢和納瓦拉低頭俯視,看著腳前,似乎在沉思,懺悔。
哥倫布生前創造了傳奇,死後他的遺體再度飄揚過海,繼續演繹輝煌,曲折而神秘的傳奇故事,至今謎團未散。被抬著的靈柩事實上是一個離地五尺的懸棺,似乎在告訴人們,他永遠也不願意在地下長眠。
財富
大航海時代就是歐洲強國對海外和新大陸收斂財富的時代,大量的黃金白銀和奇珍異寶源源不斷運回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塞維利亞作為當時西班牙南部的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口岸,見證了那個年代突然出現的富有和奢華。城中的瓜達爾基維爾河畔有座十二等邊形的堡壘,1221年建造。後來用作黃金中專站,甚至一度外壁都貼上金磚。今天金磚已沒有蹤影,隻留下一個虛名“黃金塔”。傍晚時分,瓜達爾基維爾河畔上倒映著晚霞,在夕陽和燈光下,黃金塔又顯出迷人而虛幻的金色。
走進大教堂,你依然可以目睹當年財富的沉澱。精美的裝飾和聖器,還是那樣金光閃閃,絲毫不顯歲月的蒼老。財富印證著信仰的虔誠,信仰和虔誠也成了這筆財富的守護神和避難所。
黃金塔並沒有優美的身姿,也沒有精美的裝飾,卻是照樣吸引人們的目光,尤其是在夕陽和晚霞中。圍繞著她的棕櫚樹的剪影讓她古樸中帶著妖豔,莊重裏透著神秘。財富常常演繹出扣人心弦的故事和讓人感歎的興衰變遷。所以有多部影視作品中收入了他的身影,她的造型還在微軟公司的遊戲軟件“帝國時代”裏出現。
讓我們的思緒從曆史的長河中拉回到眼前的塞維利亞大教堂,來參觀這座文化藝術的博物館。
原先的清真寺被拆除了,可是並沒有徹底根除,她的那座高大的宣禮塔,就是現在看到的吉拉爾達塔,連同她承載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符號,在這個漫長而瘋狂的重建過程中,存活了下來,是唯一留存的原清真寺建築結構。今天,我們麵對這座宏偉的教堂,我們似乎可以領悟到這座高塔能夠存留的原因。人們常常把她看作是歐洲文化中“包容”精神的完美體現,這是有道理的。文化可以融合,但是信仰卻是排他的,人類曆史上有太多的毀壞源自於這種排他性,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偏見,仇視,甚至極端。希拉爾達塔的保留決不意味著天主教對於穆斯林教的妥協和認同,但是毫無疑問,天主教徒們對於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藝術,美學,和建築學的成就是接受,尊重,甚至敬仰的。
吉拉爾達塔
塞維利亞人不僅保留了希拉爾達塔,還在新建大教堂的裝飾中兼容並蓄了精美的阿拉伯的紋案,重建的教堂和原先的塔樓像是同源弟兄的重逢一般,那樣和諧,易於相處。
正是因為這些阿拉伯文化的融入,讓這座哥特式教堂,在肅穆,崇高和神聖的氣質中透著優雅神秘的異域情調。這也成為今天這個大教堂的另一個重要看點。
其實吉拉爾達塔的保留並不是一成不變的。1568年,西班牙著名建築師Hernán Ruiz改造了希拉爾達塔頂上的鍾樓部分,原來宣禮塔上的4個象征著法蒂瑪之手的圓球,被換成了青銅風向標,一個古羅馬裝束的婦女,左手握一盾牌,右手持棕櫚樹葉,這個可以轉動的青銅風向標雕塑就叫吉拉爾達,象征著信仰必勝(這個風向標在教堂的東南麵的入口也有一個複製品,可以近距離觀看)。他的設計讓文藝複興風格的鍾樓與塔身的比例,阿拉伯元素的精致的磚石裝飾網格裝飾和馬蹄形窗,配在一起,竟然十分和諧。塔頂28個大鍾至今仍能用優美的音色為塞維利亞居民報時。這座塔後來成為許多世界知名塔樓的範本,例如舊金山渡輪大廈(Ferry Building)的鍾塔和芝加哥萊格利大廈(Wrigley Building)都模仿了希拉爾達塔的設計。
吉拉爾塔高104米,內部沒有樓梯,也沒有電梯,如何登頂呢?環形坡道,因為塔基邊長13米,寬闊的坡道讓人可以騎馬到塔頂。
鍾樓上的觀景台對遊客開放,360度塞維利亞市區風景盡收眼底,俯瞰阿爾卡薩爾城堡、遠眺西班牙廣場、鬥牛場等。周圍的民居和酒店很多有頂層遊泳池,可以看到人們在聚會,喝著啤酒,曬著太陽,享受閑暇和慵懶。是的,西班牙人的生活節奏是慢的,有那麽美妙的光陰可以仔細品味,何必匆匆忙忙地為那無盡的將來操勞呢?
(上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