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君羊
學學，寫寫
從上小學到大學，到工作，我接觸過的老師不下幾十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小學班主任周老師。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老師。
入小學第一學期，是在江蘇太倉浮南小學，那是老家鄉下的一所學校，不怎麽正規，我又是插班生，今天跟這個老師上課，明天又改成另一位，所以對他們都沒什麽印象。
後來我上海借讀生的批文下來了，便入學於徐匯區的平江路小學，認識了周老師。我當時覺得她挺高大，現在想來卻是身材瘦小得很。孩子對老師的尊重與敬仰似乎是無條件的，或許是上千年遺留下來的”師道“的影響，或許是因為我沒有戶口，借讀身份來之不易，由珍惜上學的機會而進一步珍惜受老師教導的時間，反正我總願回顧在平江路小學度過的時光。我在上海中山醫院出生自然是上海人，無奈出生不久媽媽就調往天津與爸爸匯合，傻不拉嘰地把我的戶口也一同遷走了，於是在上海我成了“黑戶”。不能和小夥伴一起上海醫學院的附屬幼兒園還好，上不了小學可是令人太失望了。於是奶奶不得不去教育局求情，求他們看在她是烈屬的份上（我五叔抗美援朝時犧牲了），準許我，她最愛的孫女留在上海上學，陪伴她。記得那是夏天，奶奶天天頂著烈日往徐匯區教育局跑，我有時也跟著去。後來實在是煩了我就和奶奶說不行就到鄉下去讀書。終於，在浮小上了一學期後我回滬進入平江路小學。
說回周老師，她從我一年級第二學期一直教到四年級，好像語文，算數都是她一人教。我四年級時在學校翻單杠摔了下來，在家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周老師總是來家給我補課。那時候的人騎車的比較少，估計她來來去去都是步行。有時還是晚上。夠不易的。然而小學生對老師就好比對媽媽，從不會想到“她容易不容易”，老師就是老師，應該來幫助我，為了讓我不掉隊她可以花很多時間，管它是工作還是個人時間。可是於此我奶奶就不同了，她對我“功課好”的期望是如此的殷切以至每次周老師來的時候奶奶都是千恩萬謝的。以後的日子裏，隨著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周老師給我補課，奶奶在一旁張羅的情形，我便一次又一次地深感慚愧，自己在學習方麵沒有太大出息，可以讓家人引以為傲。
轉過頭來說我摔斷胳膊的事。我原是學校體操隊的隊員，在學了新動作後往往沒練好就在同學前逞能。那次也是忖了，課間休息的十分鍾，大家都擠在單杠上。我做繞環兩周時手脫了杠直接摔了下來，手在地上這麽一撐就骨折了。當時人嚇傻了也不覺得很疼。由學校的老師用自行車馱著去市兒童醫院。到了兒童醫院急診，接骨的正好碰到的是外地進修的醫生，直接就給接錯位了。後來我奶奶趕到，找了我姑姑的同學也是小兒科醫院的院長，這才拆了重新做手術，但二次對接不容易直，必須牽引，讓弘骨慢慢自己長齊。為了做牽引我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出事那天也是周老師全程跟著。至於安排手術，繳費，辦住院手續是周老師還是學校其他人我不知道。在奶奶來醫院之前都是周老師陪著我的。那時的老師真好，盡心盡責地。
四年級下半年，周老師退休了，換了一個陳老師。如果說周老師是母親般的溫和那麽陳老師就是真正的老師般的威嚴了。她很能幹也很厲害，我們都畏懼她。她的課上誰都不敢說話哪怕是舉手回答問題，學習委員的我常會被點名回答。自從她管我們，班裏的紀律，衛生，板報等都是學校裏的先進。那是批林批孔剛開始，我們小孩子也跟著瞎起哄。我負責出板報，不會寫批判文章，就跑到“上醫”院裏去抄大字報，結果錯字連篇，詞不達意，不通順的多了去了。陳老師就幫我改了又改，最後上黑板報的幾乎是她自己的文章。好笑的是我奶奶和姨婆兩人本是家庭婦女，不關心時事政治的，但非常反對我批孔老二。我姨婆還專門跑到學校把我拉回家。當時我自然是似懂非懂緊跟大人一會這樣一會那樣。既是紅小兵又是乖孫女的我在外麵有多革命在家裏就有多聽話。現在看來，奶奶和姨婆對文化的淳樸認知要比許多知識分子靠譜多了，或者說她們比文化人更直爽更勇敢吧。
學校裏的老師就該比奶奶們有見識嗎？其實這也是我狹隘的理解。在我們那個年紀，對老師的看法近乎神化，對他們的要求也是非常苛刻，他們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喜有悲真實地出現在我們生命裏。他們總是代表著正確，公平，覺悟，有著絕對的權威。“老師說的…”比任何話都管用。而我們所有的問題也必須在他們那兒得到回答，如果沒有，或者和家裏的意見相左，對於我們十歲不到的孩子來說簡直是個大災難。老師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學生產生影響，或成為命中貴人或不經意間傷害孩子的自尊心直到永遠。以後我上了住宿的中學與老師的接觸日益增多，到了大學更是經常去老師家玩，聚餐。老師們越來越向我顯示出常人的素質，他們絕大多數為人師表，但也有人在日常工作中存著偏心眼。
幸好我不記得受過老師的什麽委屈。周老師和陳老師不知現狀如何，是否在世，在這裏我要真心地說“謝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