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100)
2007 (142)
2008 (123)
2009 (93)
2010 (67)
2012 (58)
2019 (57)
2022 (100)
2023 (112)
按語：有人主張五八年農村吃大鍋飯，居然把五九年、六零年和六一年三年的糧食都吃掉了，造成後來餓死Ｎ千萬（見文學城的導讀貼）。所以人民公社五八年的“大鍋飯”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主因。從最壞的角度出發，假如五八年把種糧都吃了，那麽這個結果就不可能是餓死Ｎ千萬，而是餓死Ｎ億了。右派們腦殘，中國農民可不腦殘。說穿了，右派們之所以造這樣的低能謠言，目的就是要詆毀人民公社，反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公社是有很大問題，共同富裕這條道路是可能走不通的，但是右派們用謠言來支撐，實在是非常卑鄙的。
曾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對六零年代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起因有過很好的總結（不是原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至今仍被人們廣為引用，不少人將其奉為至寶大作文章，用來攻擊當時的中國政府不顧民生。甚至還有人認為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並不存在，所存在的隻是在極左路線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躍進後造成的農村經濟的嚴重失衡，進而引起“大饑荒”。
如果認真的邏輯思考，雖然五十年代的中國農業基礎差經濟底子薄弱，就算是風調雨順的常年，國家仍沒有解決全體人口的吃飯問題。但是中國那麽遼闊，究竟有什麽災難（指天災）能夠造成饑荒、並且還延續三年之久呢？這在邏輯上好像也講不通。
要弄清楚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起因，還得從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入手。
現在的人們都很有知識和經驗了。比如說要造三峽大壩，光論證就論證的十幾年。其建設對周圍及長江下遊和南部中國的生態環境、水文地理的影響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將某年南方大雪，或者來年雲南幹旱的都怪罪在三峽大壩上。雖然不少是無稽之談，但很多人還是健忘的，他們忘記了“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前幾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切了。
我這裏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這段曆史的朋友們，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及農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後），中國農村進行了改天換地的大興水利工程建設。比如攔河築壩、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閘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條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幾座水庫和水電站。所有這些工程，對國家水文地理乃至氣候的影響是巨大的。
舉幾種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為修閘築壩被水淹了，或者因為斷水或者氣候改變變得幹旱顆粒無收了。當然也會有更多的荒地開始灌水可以播種，但因為它們很貧瘠產量很低，需要好多幾年的調理才行，等等、等等。因為水利建設工程鋪的很廣泛，所以它們對廣大地區氣候的影響是很大的，比如幹旱暴雨、水患洪災等。肯定有不少地方還需要整個村落的移民（移出來、移進去等）。
我不否認有些地方因為當地官員謊報產量造成部分農村饑荒、或者吃大鍋飯坐吃山空等。但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連續影響三年。而能夠連續影響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這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後，繼續需要調整或改造的就是農村的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災害的重災區，當時治理淮河（攔壩築堤）很可能就會造成不少農田的丟失（原來是水泛區域）。
總之，將三年自然災害的起因歸咎為地方官員瞞報謊報糧產或因為極左實行吃大鍋飯等因素是不對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國家政府在後來實行了一係列調整措施，並縮小基建規模是為證例。
當年中國農村進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設，對後來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肯定是起到促進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國仍在吃這些老本。但在當時確實有點悲壯。假如我們當時的領導者頭腦不要太熱，水利建設的規模不要一下搞那麽大，而是慢慢的穩步的搞；假如當時的建設者和領隊者們對於水利建設對氣候改變等有更多的認識的話，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劉少奇總結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自然災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災害就是因為人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評的話，我也隻能說這是“心急辦壞事”了。
你到現在為止還不肯承認錯誤啊？！那是常識性的錯誤啊！
那些錯誤說明你根本就在狀況外！你根本不具備參與這場辯論的資格！
你連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明白，我還要跟你說什麽？我還要回答你什麽問題？
你甚至到現在還在說我“腦子進水”？你臉皮可真厚啊！你們毛左就是你這樣的，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
我這兩天花了大量的時間答複你的問題，原先不知道你的底細，現在我，包括所有的明眼人，都已經清楚了：你不過是一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家夥！
我現在都後悔花了太多的時間跟你辯論了！一點意義都沒有！
從今以後，希望你在一邊呆著去！我懶得再理你！就你這個水平，我勸你少來這裏顯眼！
說你腦子進水你還不信，誰都知道當年的統計數據很混亂，連畝產一萬斤的事都有，你那個王統計憑什麽假定公安部的“某些”數據是準確的？？？
你們那些所謂的磚家在玩數據的時候，都是基於“假定”來的嗎？ 那麽你就直接回答一個質疑吧， 你們怎麽假定當時有多少逃荒人口沒有被統計？ 有多少偷渡人口？ 有多少失蹤人口？ 有多少謊報出生人口？ 我看了一些你們磚家的數字遊戲，沒有一個回答這些問題的。 你要不要試試？
一個不能回答別人質疑的統計遊戲，沒任何意義。
為政治立場編故事、一味瞎起哄、腦子裏麵全是水的是你！
最可笑的是你到現在連最基本的人口術語和數學術語都沒有弄明白！
你所搬來的這段文字：“這9年間，中國人口以每年淨增1100--1800多萬的速度增長著。其間公布增長率為年均20.90_，而按公布總人口測算，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長率則為21.68_。若按21.68_的速率，則1959年應淨增人口1431萬，總人口應達67425萬；而公布總人口為67207萬，相差218萬。1960年應淨增人口1462萬，而公布總人口卻淨減1000萬，相
差2462萬。1961年應繼續淨增1494萬，而總人口又淨減少348萬，相差1842萬。三年累計為4522萬人。”
請注意：這裏“應淨增人口1462萬”等等講的是“應淨增人口”！
而我所引用的王維誌的數字“公安部公布的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萬人，1960：1389.3萬人，1961：1188.6萬人。”
請注意：這些數字是“每年的新出生人口”！
這是兩個雖有聯係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他們之間是什麽聯係呢？用一個數學公式，也就是：
實際淨增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
但是“應淨增人口”和“實際淨增人口”又不一樣！
“應淨增人口”是指按照以往的出生率推算、按照正常趨勢應當增加的人口，而“實際淨增人口”是指因為大饑荒把這個正常趨勢打亂、致使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的實際增加人口。
你連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有搞清楚，也好意思在這裏發表評論？
我敢肯定你根本就沒有看懂我所轉貼的王維誌的那個計算公式、計算方法和計算結果！
你這個水平也好意思在這邊瞎起哄？是誰暈暈了？是誰腦子進水了？又是誰在編故事了？
還在這裏為你的政治立場編故事啊，但你要學會怎麽去讓聽眾信服。 我來問你，從1949-1958中國的平均人口增長率多少？ 平均每年增加人口多少？ 他們在統計1959-1961人口時用的出生率是多少？？ 希望你腦子不全是水，還能自己找出答案來。
嗬嗬，我還是給你點資料吧，要不也太難為你了。 這可都是從支持你的論點的文章中摘出來的哦。
“1958這9年間，中國人口以每年淨增1100--1800多萬的速度增長著。其間公布增長率為年均20.90_，而按公布總人口測算，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長率則為21.68_。若按21.68_的速率，則1959年應淨增人口1431萬，總人口應達67425萬；而公布總人口為67207萬，相差218萬。1960年應淨增人口1462萬，而公布總人口卻淨減1000萬，相
差2462萬。1961年應繼續淨增1494萬，而總人口又淨減少348萬，相差1842萬。三年累計為4522萬人。”
“公安部公布的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萬人，1960：1389.3萬人，1961：1188.6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
上麵這段可是你發的貼，也就是你的專家王統計用的數據。 他假定公安部的數據是準確的。假定？？？？？？？？？？？？？？？ 王統計假定公安部的一些數據是準確的？？？？？？？？
你看出問題了嗎？ 要不要暈暈公再來？？
看看王統計假定的公安部的出生人口和公安部公布的1949-1959的平均出生人口，幾乎一樣。 還有啊， 你能不能給王統計打個電話，問問他， 對於逃荒人口，他是怎麽假定的？？？
---1959～1961年氣象水文考
金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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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 www.chinafamine.net 轉載時請注明作(譯)者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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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年自然災害”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還
是沒有親曆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間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那場災難，都會
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導、黨政文件到後來的各種
說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話語的力量就是如此強大，它甚至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們親身經曆
的烙印。
雖然任何思維正常的人在當時都知道那三年不是因為自然災害，或者主
要不是因為自然災害，但是“三年自然災害”一旦成為習慣說法，重複幾十
年，便進入了人們的潛意識，以至人們會不自覺地懷疑是不是自己搞錯了。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曆史的定論。
在這裏，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
然災害”麽？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
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
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嚴重的洪水、乾旱、颶風、海嘯、地震、霜、
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
的隻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麽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二
80年代起，中國國家統計局頒布的“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表，似
乎為“三年自然災害”這一說法提供了具體而權威的證據。請看筆者摘錄的
表1.
表1 部分年度全國自然災害受災和成災麵積及糧食總產量
說明一下表1對年份的選擇。除了1959～1961年這三年外，還摘錄了其前
和其後的各三年，即1956年～1958年、1962～1964年，同時又選了氣象界和
減災界公認的三個大災年，即長江流域大水的1954年、全國大旱的1965年和
1972年。
從表1看，1959～1961年全國的自然災害確實是相當嚴重的，尤其是1960
年和1961年，受災麵積和成災麵積都遠遠高於其他任何正常年份或是災年。
然而，這還僅僅是一個方麵，更要命的是災害的後果──糧食減產。從1959
～1961年，中國的糧食產量連續三年大幅度減產。1959年，全國糧食總產量
17000萬噸，比1958年銳減15％；1960年總產量比上年再遞減15□6％，隻有
14350萬噸；1961年比1960年雖然稍有增加，也僅僅為1958年的74％。自然災
害的後果如此之嚴重，糧食減產的幅度如此之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
上，是絕無僅有的。
中國本來是個災害大國，按《中國統計年鑒（1984）》公布的數字計算，
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麵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
災麵積為1295萬公頃。也就是說，一年中全國若有1000餘萬公頃耕地的“農
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 這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災年”， 而隻是
“正常”的。即使如此，中國的糧食總產量卻在頻繁的自然災害中實現了穩
步增長。
如果除去1959～1961年那三年，從1949～1983年，全國的糧食總產量基
本上是逐年遞增的趨勢。隻有1968、1972、1977和1980 這4個年頭的產量比
上年稍有減少，減產的幅度高者為4％（1968年），低者為1.3％（1977年）。
上述各年的成災麵積，1972年為1718萬公頃，1977年為1516萬公頃，1980年
為2232萬公頃（1968年的數字缺），都高於或大大高於1959年的成災麵積，
或者說災情至少比1959年嚴重得多。
而1980年的成災麵積，已經接近1960年的災情。但是這些年與那三年比
起來，糧食的減產則是微乎其微的。
再看其他一些年份。若以1959～1961年的平均成災麵積為100，則1956年
為 68，1957年為 67，1962年為 74，1963年為 89，1978年為 97，1979年為
67，1981年為 83，1982年和1983年都為 72。 就災情講，這些年都是相當嚴
重的，都超過了1959年的水平。但這些年的糧食總產量不僅沒有比上年減少，
而且都增加了。在上述9個年頭中，有6年都是創造了糧食總產量的曆史最好
水平。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
及成災麵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隻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
“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
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麽多。
三
其實，從氣象水文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
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份條件。
這裏有一份《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該表是
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 120個水文站點曆年的水文氣象
檔案資料編製的，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這80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
況統一劃分為 5個等級，即 1度為澇，2度為偏澇，3度為正常或旱澇相當，
4度偏旱，5度為旱。 筆者將其中一些年度的數據綜合整理為表2，選擇的年
份與表1相同。為了使情況一目了然，表2對原表中的旱澇等級做了符號意義
上的對應調整，其中：澇由1度改為－2度，偏澇由2度改為－1度，正常或旱
澇相當由3度改為0度， 偏旱由4度改為1度， 旱由5度改為2度。 一般而言，
－2度的澇和2度的旱，為氣象水文意義上的災害氣候。
表2 部分年度全國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
表中的總指數和平均指數越趨近於 0，則說明全國的旱澇大勢越接近於
旱澇相當或是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當然這裏邊也包含了先旱後澇或先澇後
旱以及南澇北旱等各種情況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體數字，則使這一
統計更接近於真實的準確情況。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乾旱”，
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據的支持。
表2顯示，1959～1961年間，中國大地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
當正常。
並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驚。
1959年總指數為－9， 平均指數為－0.075，其中旱的2度站為13個，它
們是長治、洛陽、鄭州、信陽、德州、臨沂、荷澤、蘇州、宜昌、漢中、安
康、萬縣和昌都；偏旱的1度站為25個。2度站、1度站合計38個。澇的－2度
站13個。旱、澇站合計26個，為總站數的1／5強。
1960年總指數為＋11， 平均指數＋0.092，其中旱的2度站僅8個，即大
同、臨汾、鄭州、屯溪、邵陽、百色、漢中和銅仁；偏旱的1度站為44個。2
度站、1度站合計52個，說明1960年偏旱的地區較常年為多。澇的－2度站14
個。旱、澇站合計22個，不到總站數的1／5.
1961年總指數為－1， 平均指數－0.008， 其中旱的2度站15個，開原、
沈陽、朝陽、赤峰、南陽、信陽、濟南、安慶、鄖縣、沅陵、喀什、康定、
重慶、銅仁和貴陽；偏旱的1度站29個。2度站和1度站合計稍超出總站數的
1／3.澇的－2度站12個。旱、澇站合計27個，不到總站數的1／4.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
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
都可以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
＋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
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
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
料表（1895～1979）》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
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另
外還有29個偏澇的－1度站。 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
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 旱的2度站也都
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偏旱的1度站還分別為34個和35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
年。 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
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複時
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大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
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
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複蘇。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
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曆史上的最好時期”。
四
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中說：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
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誌、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誌在勝利麵前滋長了驕
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誌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
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
人民公社化運動， 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 為主要標
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
……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
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
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
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
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
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麵積表》更能準確
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
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麵積中，起主要作用的根本
不是什麽自然災害，而是左傾狂熱及其指揮下的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
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
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
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麽“自然災害”。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
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
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害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
一，就是造成了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國情報告中曾經指
出：“三年困難時期，因糧食大幅度減產，按保守估計，因營養不足而死亡
約1500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中國科學院國情份析
研究小組，國情係列報告之一《生存與發展》）50年代末任毛澤東秘書的李
銳先生說:“餓死成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承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本文僅論及三年災難的自然層麵因素，
至於它的非自然因素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等等，容當另論。
(原刊於《方法》雜誌1998年3期)
回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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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掩蓋死亡是不對的，但是故意誇大人為的因素同樣有錯。
在下貼出的the history of china基本跟閣下的描述匹配
我多次告訴過你，沒有掌握一定的知識之前就不要瞎起哄！你的上一條評論又在瞎起哄了!
我什麽時候說過大饑荒之中出生率和以前一樣了？王維誌的計算說過三年大饑荒的時候出生率和以前一樣了嗎？
“公安部公布的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萬人，1960：1389.3萬人，1961：1188.6萬人”，那麽大饑荒之前的1957年出生人口是多少？我查了一下有關資料是1899.8萬人，大饑荒之後的1963年出生人口又是多少？相關資料顯示是2786.6萬人！這和王維誌所使用的大饑荒時期的人口數差距有多大？
你無視這些巨大的差異，竟然汙稱我們所使用的出生率和沒有饑荒的時候一樣！到底是誰在玩數字遊戲？當年玩數字遊戲、宣傳“畝產萬斤”的是你們毛左，今天還在玩數字遊戲，否認大量餓死人的還是你們這些毛左！
當年逃荒的人口絕大部分並沒有算到死亡人口裏麵，那個時候戶口對人民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對中共政權的管理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確認死亡一般是不會把戶口除掉的。
對你這種人，我沒有想說服你，因為你正是犯了你自己宣稱的“有選擇的相信，或預設政治立場的”根本錯誤，還一個勁地在這邊瞎起哄，你這是在顯示你的聰明呢還是愚蠢呢？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講法，是黨中央掩飾自己的政策失誤的一種說詞。正如黨中央的所謂“蘇修逼債說“一樣，是在欺騙中國老百姓。蘇聯在這三年裏並沒有任何逼著中國還債的文件和講法。反而還應支援了中國東北百萬噸糧食，挽救了百萬中國老百姓的生命。是中國黨中央毛澤東要死撐自己的麵子，要“即無外債，也無內債“，甚至在大饑荒的時候也要提前還債。美國政府也曾動議支援中國食物，後因估計中國政府一定會拒絕而作罷。
大家清查閱中國的官方檔案及所有回憶錄，有沒有所謂的“開倉濟荒“的紀錄？在成百萬千萬的老百姓餓死的時候，黨中央竟然堅持所謂的戰備糧堅決不能動用。老百姓的生命在黨中央的眼裏從來就沒有高的地位。
請大家查一下中國官方的紀錄。在三年大饑荒裏，中國仍在大量出口糧食來換取黃金和美元（當時世界糧食價格較貴）。中國老百姓的性命在黨中央的眼裏到底有多重要！
請大家查一下中國官方的紀錄，在三年大饑荒裏，黨中央毛澤東為了和蘇聯爭奪“世界革命“的領導權，向外國共產黨和一些國家施舍了多少外援！國內的老百姓正在嗷嗷餓死啊！
當黨中央主席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裏，假惺惺的講與中國老百姓共患難，不吃肉時，卻在那裏吃魚吃海鮮（看一看宋慶齡回憶錄），真不知道該怎樣評價這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
嗬嗬，還在這裏玩數字遊戲啊， 當年還說畝產1萬斤呢，你信不信啊？ 當年人口漏報虛報的應該很嚴重，能把產量說成那樣，人口就報得那麽準？？ 你也不想想如果那麽多人餓死了，出生率居然還和以前一樣？ 這麽著吧，你自己做個實驗，三天不吃東西，然後和你太太或老公做愛試試？？？
還有那個什麽莫斯科海龜王統計，你問問他，當年是怎麽統計那些逃荒人口的？ 你以為專業人士都沒有政治立場嗎？
我再次聲明，任何有選擇的相信，或預設政治立場的辯論，都沒有任何說服力。
非常佩服你的認真和執著。
有些人寫了幾篇東西，自以為成了什麽什麽筆，豈不知那個什麽裏的石頭也可以是金黃色的。
那些選擇性失明的人，你給他宏觀的統計數據，他說你沒有具體證據；你給他微觀的具體案例，他就說幾個人的例子，怎麽能支持總體的數據。我倒是想問下，如果有準確的數據顯示餓死的不是三千萬，是二千九百萬，或者二千萬，甚至再少些，一千萬，那事情的性質就有不同嗎？一個自稱為天下勞苦大眾打天下的執政黨，讓所謂的國家的主人在沒有戰爭或傷亡性自然災害（如地震和海嘯）的情況下成百上千萬地“非正常死亡”（官方語言），難道可以辭其咎嗎？不容談論和批評的後果，就是後人隻知那是“三年自然災害”而不知“大饑荒”。
不要忘記，那些活生生餓死的是和我們一樣有生存權的鮮活的生命！
歌德不是說，不識過去三千年者，僅是渾噩度日，但現在一些人似乎不僅是渾噩。趁著現在還有很多當事人活著，是重新了解這段曆史的時候了。
至於有人說，是三千萬嗎？三千萬或者兩千萬，甚至隻是三百萬，那又怎麽樣？都是生靈塗炭。
那麽多的材料和證據不是駁得你體無完膚？你不過是有著一個花崗岩腦袋罷了！你還在一篇一篇地寫？我勸你少做一些孽！
“真相總有一天會大白於天下”，這句話由你的口裏說出來真是太搞笑了！中共試圖掩蓋大饑荒大規模餓死人的真相，掩蓋了幾十年，現在互聯網起來了，大量的事實在網上披露了，真相掩蓋不住了，人民稍微有了一些知情權了，你們這些毛左卻又跳出來為那位暴君塗脂抹粉，實在讓人惡心！
你要寫就盡管寫，但是正義的力量絕對不會被你這種毛左壓下去，自古以來，邪不勝正，我就不信了，你還能把黑的說成是白的！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已經有了專門的揭露大饑荒真相的網站：
www.chinafamine.net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這個網站，上麵有許多精彩的文章，看來正義人士的力量是無窮的，吾道不孤！金筆，你盡管寫，看你寫得過這許許多多的正義之文嗎？！
體無完膚？搞笑啊。我隻是沒那麽多空跟你們耗。看我一篇篇的寫，就知道我根本不會把你們放在眼裏的。真相終有一天會大白天下的，我仍將繼續做我的努力！
是一些人的奴性在作怪，他們都還沉迷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個人崇拜之中，難以忘懷百萬紅衛兵在北京天安門受主席接見的激動人心的歲月，因此他們決不允許任何人說毛主席的一句“壞話”！你拿出什麽證據都不行！這是一些五零後的情況。
還有就是八零後、九零後的情況：生長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一直都是過著衣食無憂的日子，那種大饑荒的歲月他們難以想象，沒有接觸過，他們不敢相信在我黨一直鼓吹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會發生這種世界曆史上最慘絕人寰的一幕！
現在國內的也好，國外的也好，黨內的也好，黨外的也好，學者專家也好，平民百姓也好，社會學的也好，人口學的也好，回憶錄也好，正史也好，都支持著這樣的論點：餓死的人超過3000萬，而且不是天災，就是人禍。
邪了門了，總有人給這樣的災難辯護。
這裏轉貼楊繼繩的文章《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的部分章節摘錄。
在這裏，筆者要重點介紹另外一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這位學者就是王維誌。
王維誌，1955年～1959年，在莫斯科經濟統計學院學習人口統計專業。1959年回國後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過很短一段時間後，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戶政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王維誌曾到一些省去核實人口數據，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1980年代以後，王到中國社會科院人口所從事研究。王維誌不僅熟悉人口統計理論，還熟悉中國官方人口數據的形成過程。為了研究大饑荒年代中國的人口損失，筆者曾多次到王家認真聽取他的意見，同他討論分析。王維誌認為，蔣正華提供的1700萬非正常死亡數據偏小，與實際情況差別大。王維誌的研究結果是：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3300萬～3500萬人。
公安部公布的這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1647.4萬人，1960：1389.3萬人，1961：1188.6萬人。 如前所述，當年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國家的供應指標，出生人口漏報較少，所以假定這些數字是準確的。
當年的出生人口減去當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就是當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萬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萬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萬人
1959～1961年，3年總死亡人數是以上3項相加，即5721.3萬人。在這總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這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餓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為781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頁），王維誌僅粗略估算，將781萬人作為1959～1961年3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數，則1959～1961年3年正常死亡為2343萬人，總死亡人數5721.3萬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萬人，則非正常死亡為：5721.3－2343＝3367.9萬人--即大饑荒期間餓死3378.3萬人。
其實，1958年第4季度有些地方已發生饑荒，這781萬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3年平均死亡人口作為正常死亡人數，即（706.2＋687.5＋781.1）／3＝724.9，則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數為724.9×3＝2174.7萬人，將總死亡人口的5721.3萬人扣除2174.7萬人--即大饑荒期間餓死人口為3546.6萬人。
王維誌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實際經驗和親身體驗對統計數字進行調整的。他是學統計的，當然熟悉數學工具，但他沒有用複雜的數學計算。他知道各地報上來的數字是多麽不準確，如果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處理這些數據，顯得滑稽。
金輝、曹樹基、王維誌幾位中國學者，估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萬～3500萬之間，他們3人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數字卻比較接近。但是，金輝、王維誌沒有考慮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因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餓死人的現象。曹樹基的計算中雖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在他的計算中，小規模的人口死亡無法發覺。有些地區計算中有遺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兩年的餓死人的數字（按各省官方數據計算的結果是，1958年為181萬，1962年為42萬，共計223萬人），則大饑荒餓死人在3500萬～3700萬之間。取其中數3600萬。
據筆者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10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筆者認為，同所有中外學者的數字比較，3600萬這個數字比較接近實際，但還是低於實際。如前麵提廖伯康的四川數據、安子文的安徽數據都高。在大饑荒期間曾負責安徽亳縣統計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梁誌遠（梁當時擔任亳縣政府辦公室副主任）以親身經曆證明，非正常死亡人數遠高於上報數。親曆者提供的數據遠多於現有的各種統計數據，也高於王維誌的數據。
在計算人口減少時，本文沒有考慮各省淨遷出人口。如果考慮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會少一些，但不會少很多。這是因為流動人口的數量是有限的。據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謝富治提供的數字，1960年全國流動人口最多，省內流動人口為600萬人，省際流動遠遠小於這個數。 省內流動不會影響筆者所述的各省非正常死亡數字，省際流動對筆者的上述計算有一些影響。因此，我將廖伯康、安子文、梁誌遠等親曆者所說的情況抵消省際流動的數字。全國非正常死亡還是按3600萬人計。
可能在下錯過了閣下的高論，哪篇帖子揭穿在下了？那six sigma嗎？在下是學理工科的，不怕閣下跟在下討論數學物理知識。
你對“年年有餘”的評論有欠公允，你的幾篇關於大躍進的文章被許多網友駁斥得體無完膚。我們大家是不是也要問一句：你怎麽還有臉在這裏混？！
我剛剛才又上網，看了你的評論，答複如下。
你轉貼的文章是陳東林的文章《三年自然災害與大躍進》一文的一部分，陳東林的文章的其他部分是承認了毛澤東的政策荒謬所造成的大饑荒。那本《災情報告》有一大漏洞，那就是它混淆了由人為的行政錯誤造成的災害和自然造成的災害，把人為錯誤造成的受災麵積都算到了天災的頭上。
我所鏈接的1951年到1990年中國氣候資料都是由中國的農學家和氣象學家根據原始的可靠資料所匯總的。這些資料充分證明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的實際自然災害水平並沒有高於其他的正常年份！
至於有沒有餓死三千萬人，這也是許多毛左所竭力否認的！因為這個數目實在太大，超出了許多人的心智的承受能力，所以許多人特別是八零後、九零後下意識地選擇不相信，但是很遺憾目前我所看到的資料，根據我的比較辨析，我認為至少是餓死三千萬，隻會多，不會少！
你這人上次在我這裏不懂裝懂胡說八道被我揭穿了，你還有臉在我這裏混，哈哈！
官方的統計數據多了，你們好像對大部分的數據都存有異議，為什麽就相信這個數據？ 官方還說有嚴重自然災害呢，你怎麽就不信了？
你如果不知道他們是怎麽算出來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可以去網上查查。 但很不科學。 至於什麽國外學者，他怎麽會知道當時是怎麽統計人口的？ 他又怎麽知道饑餓會使中國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多少？
最後，不要以為老外說的就是真的，馬克思也是老外，你信他嗎？
在下不清楚非正常死亡的算法，但是中國官方的《中國人口年鑒》的統計數字是這樣。閣下覺得官方的非正常死亡數字高些對官方有利呢？還是官方的統計數字低些對官方有利呢？
在下貼出來的是CAMBRIDGE的the history of china,在下順手把這章節的作者注了出來，閣下是歸海的精英，不會不了解國外學者教授的嚴謹和認真吧？作為一位史學家，況且能在CAMBRIDGE著書出版的史學家，應該知道該秉筆直書，把曆史史實呈現給社會。
閣下可以下載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8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by NICHOLAS R. LARDY
這部分去看，verycd上就有。
我說的就是那個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算法很有問題。 你告訴大家，當時是怎麽統計逃荒人口的？
另外就是那個出生率也有問題。 那些年，人們都吃不飽，出生率還會和前幾年一樣嗎？
至於你拿一篇文章說那幾年中國出口到蘇聯的棉花增加了，並不能說明中國當時沒有嚴重的自然災害。 產棉地區未必就是受災地區啊，比如新疆。 還有就是以前出口量也可能很小，那幾年要還債，出口就多些。
是的，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是低估的。
當時統計數字呈給周恩來的時候，周恩來要求立即燒毀，底版都不能留。
可想而知，如果確切數字公布出來，政府根本沒法交代。
Most astounding, even as the mortality rate was rising in 1959, Chinese exports of cereals, shown in Table 8, were reaching peak historical levels. Exports (primarily rice and soybeans) in 1959 reached a level twice the average of the 1st FYP, while imports (mostly wheat) fell to the lowest level in six years. Thus net exports in 1959 were more than double the average annual level of the 1st FYP.
Similarly, in 1959 cotton yarn and cotton cloth exports were double and almost double,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1957. In value terms, Chinese exports to the Soviet Union rose 50 percent between 1957 and 1959 and in 1959 made up 6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52 Moreover, at the height of the GLF crisis in 1958-62,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rural relief averaged less than 450 million yuan per year, or about eight-tenths of a yuan annually for each individual in collective agriculture,53 while the market price of grain in shortage areas had reached 2 to 4 yuan per kilogram. The internal welfare funds of collective units did not provid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source of support for starving rural people. In i960, the peak of the mortality crisis, internal welfare funds totaled only 370 million yuan.54
就這個59-61年中國人口年鑒中非正常死亡2000萬的官方統計數據,也有打水漂之嫌.
簡單的看一組數據，中國人口年鑒公布59-61期間，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是2000萬，這是官方的統計數據。
對比一下中國八年抗戰的人口死亡數字1800萬，閣下可看清楚了。
三年和平時期，非正常死亡2000萬；八年戰爭時期，死亡1800萬（死亡人數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
閣下評論一下。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8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by NICHOLAS R. LARDY
THE INCIDENCE OF THE CHINESE FAMINE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ncidence of this massive famine, but two hypotheses can be advanced. First, the famine was disproportionately a rural phenomenon. Second, even within rural areas, deaths were highly concentrated regionally.
Several types of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 that the famine was disproportionately rural. First, as shown in Table 5, the decline in grain consumption on average was far more severe in rural areas. By 1960 rural consumption of cereals had fallen 24 percent, while urban consumption had fallen less than 2 percent. In 1961, when average national consumption reached its lowest point, rural consumption had fallen 52 kilograms or 25 percent, while urban consumption was off only 15 kilograms or 8 percent. In absolute terms, consumption of vegetable oils and pork fell by more in urban than in rural areas, but the urban consumption of these items remained twice that of rural areas. Moreover, since caloric intake was derived so overwhelmingly from direct consumption of cereals, there is little doubt that urban consumers suffered less deprivation than peasants.
簡單的看一組數據，中國人口年鑒公布59-61期間，中國人口非正常死亡是2000萬，這是官方的統計數據。
對比一下中國八年抗戰的人口死亡數字1800萬，閣下可看清楚了。
三年和平時期，非正常死亡2000萬；八年戰爭時期，死亡1800萬（死亡人數包括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
閣下評論一下。
有一點我就不懂了， 我貼的文章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大部分是政府的統計數據。 你
卻不信，拿出另外的文章看來反駁。 可是， 那幾年的國家人口統計數據， 你怎麽
就願意相信呢？ 這不是有選擇的相信是什麽？
誰也沒有否認那幾年餓死人了，我說了，就算今天的美國也有餓死凍死的。 但有政
治目的地無限放大，說餓死3千萬以上，就很難令人信服。 3千萬人，分布在十個省，
一個省要300萬人啊，你覺得可能嗎？
我認為問題就出在統計數據上，很多逃荒的人，沒法統計。
我沒有否認那三年局部地區有什麽旱災、水災、風災，中國這麽大的地方哪一年局部地區沒有這個災、那個災的？關鍵是統計資料已經顯示這三年的“自然災害”並沒有超過任何正常的年份！
下麵的連接可以證明：
1951～1990年全國降水量距平變化圖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4a.htm
1951～1990年中國氣候生產力變化圖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4b.htm
1957～1963年中國氣候災害分布圖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3a.htm
1951～1990年全國四季平均幹旱和雨澇範圍變化圖
http://www.yhcw.net/famine/Research/ClimatePic/r020902b.htm
“三年自然災害”？——一個最無恥的謊言
曆史常常如一位被任意打扮的少女，有太多的真實遭到人為地扭曲。當我們艱難地打撈起那些曆史的碎片，還原其本來的麵目後，驚愕之餘，更多的是長久的感慨與無奈。
1960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過去歌頌鶯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調子，為國人描繪出一幅可怕的圖景：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次年元旦後災荒被更大的渲染：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年我國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災荒。在官方強勢話語的宣傳下，“三年自然災害”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關於那個困苦歲月的代名詞。而那冤死的三千萬農民則隻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從有文字記載以來，中國就是豐平歉年相交替的，從未有過遍布全國的連續三年自然災害。史學家考證，三年困難時期我國大部分地區並無“嚴重的自然災害”，即便災害在某些地區發生，也未持續三年之久。且遠未達到“嚴重”的程度，更談不上“百年不遇”了。因此“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使得在此期間因饑饉死亡至少三千萬人，竟是中國八年抗戰死亡人數的1.5倍呢？
過去有個很流行的提法：那是蘇修掐我脖子，催逼債款。然而史料中記載，饑荒中有兩千萬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夏收前幾個月青黃不接時死去的。而蘇聯與中國反目，催我還債是在1960年7月以後，根本不是造成三年嚴重困難的原因。而且，中國對蘇聯的債務不抵在大躍進其間損耗掉的工業投資的三分之一。1961年，在東北麵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中國提出向蘇聯借糧二十萬噸，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大饑荒剛結束不久，《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宣布，我國克服了困難，不但沒有借一文錢，而且把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與此同時還拿出了比償還的外債數額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援助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可見，當年隻要政府少幹點打腫臉充胖子的事，老百姓便不會如此淒慘。
那麽，大饑饉的原因到底是什麽？很簡單，是糧食的大幅度減產！可在這沒有全國性特大災害的三年，為什麽會出現糧食大減產，導致全國的缺糧和饑荒？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與災害有關外，主要原因是耕地拋荒和糧食棄收。大躍進期間，全民煉鋼，大辦水利，農民被強迫丟下農活去“找礦”、“煉鋼”、“修水庫”，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裏，或因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再加上各地嚴重的浮誇虛報產量，使國家征購糧食的任務成倍增加，留給農民的口糧所剩無幾。而就在這時，人民公社卻在大辦公共食堂，以數千年來未有之場麵糟蹋糧食。三、四個月就耗盡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糧。至1959年春，許多地方已出現餓死人的現象。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正在全國範圍蔓延。這時救災賑民本是政府應做的頭等大事。但因大躍進極左政策的影響，政府根本不去救災，甚至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廬山會議彭德懷等少數人說了點真相，卻立刻遭到殘酷打擊，並引發了全國性的反擊右傾機會主義高潮。黨內僅存的敢說真話的幹部在這場自上而下發動的權力鬥爭中，被統統打倒了。新聞媒體卻一如既往，仍在侈談大躍進的高速度，仍在厚無廉恥地粉飾太平。
當糧食大幅減產、庫存急劇下降、數億農民即將進入饑饉狀態的1959年時，中國的糧食出口非但未減，反而達到曆史最高水平，出口耗盡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數億嗷嗷待食的饑民就隻有死路一條了。實際上若按當時的人均口糧計算，隻要不出口糧食，就不會發生嚴重的饑饉，幾千萬農民也不至於餓死。但政府一心想著造原子彈、導彈揚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黃金外匯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當年，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直到1960年春，人類曆史上空前的大饑饉籠罩中國。萬戶蕭疏、餓殍遍野的景象已無法掩飾時，中央政府不得不承認了大規模餓死人的事實，並於1960年下半年開始采取救災措施。直到1961才開始大量進口糧食，主要從北美采購小麥。由此可見，帝國主義的“封鎖”，並未阻礙我國大量進糧救災。但一切均為時已晚，數千萬農民已化為冤魂。為了給政府和中央領導人集體性的、幾乎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自然災害的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三年自然災害”也就成為了新中國建國以來一個最大的謊言。
古語雲：“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爭而自來”，可現實卻往往讓謊言重複一千遍竟成為真理。而謬誤流傳，貽害後世，更為千古遺恨。因此揭穿謊言，警醒後世，乃每位有良知的公民應盡之義務。
2010年2月15日轉自《華媒網》
哦，洪水，幹旱，台風都是冒充的自然災害啊， 領教了。
你所貼的這篇文章正是我前麵所轉貼的那篇文章所駁斥過的。
那個所謂的受災麵積都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而是人為的行政錯誤造成的，然後冒充自然災害的。
關於三年大饑荒的文章很多，可以多讀、多比較，你自然而然地能夠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不應當沒有讀，沒有掌握相當的知識，就隨便發表評論。
除了文章之外，相關的書籍有：楊繼繩的《墓碑》、丁抒的《人禍》、喬培華的《信陽事件》等書籍，都是關於中國大饑荒的重要著作。
“隻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這句話很適合這個博主“金筆”還有他的幾個仆從，他這個頑固不化的毛左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學城裏麵發表謬論，否定大饑荒餓死人，否定毛澤東的政策荒謬，已經多次激起了公憤。希望你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終於把它帖出來了,支持!
你不是要看文章嘛，那我也給你一篇，嗬嗬，希望你也相信。
中國經常發生的自然災害主要是氣象（包括旱災、雨澇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
以前，自然災害的程度基本為中等或以下。其中1954年的洪水災害較大，從受災麵
積看，仍“屬中等水平”（《災情報告》第374頁）。
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
受災麵積達4463萬公頃，成災（收成減產30%以上為成災）麵積1373萬公頃（《災情
報告》第378頁）。其中成災占受災麵積比例30.8%，與曆年比並不高，但集中在主
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占全國成
災麵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
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曆
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
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
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
對移。
6-8月出現江淮流域為主的大旱災，到7月下旬受災麵積已達821.2萬公頃，持續
到8月上旬擴大到黃河以北和西南內陸，受災麵積達2276萬公頃。7月下旬，河北、
北京、黑龍江地區突降暴雨，山洪驟發，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
7-9月，東南沿海遭到5次台風侵襲，最高達12級，使120萬公頃農田受災。
本年災害從受災麵積看已是建國以來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災害種類繁多，在
部分地區輪番發生。除旱災、霜凍、洪澇、風雹外，還出現了建國以來不多見的蝗
災、粘蟲災、鼠災。
本年全年成災人口為8043萬，超過1949-1958年平均數80%以上，其中山東、湖
北、四川各占1000萬。本年春荒人口達9770萬人（主要指缺糧人口，包括外流逃荒、
營養病、破產度荒、賣送兒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
的2.87倍。
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後，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後最嚴重的，也
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麵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麵積2498萬公頃，受災麵
積居建國五十年來首位（《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第35頁，國家統計局綜合
司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簡稱《五十年匯編》）。主要災害是北方為
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台風洪水災害。
1-9月，從去年秋天開始就缺少雨水的山東、河南、河北、山西、內蒙古、甘肅、
陝西等華北、西北地區持續大旱，有些地區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災麵積達2319.1萬
公頃，成災1420萬公頃。其中山東、河南、河北三個主要糧區合計受災1598.6萬公
頃，成災808.5萬公頃，分別達整個旱災地區的68.9%和56.9%.山東、河南境內的黃
河等河流都長期斷流，濟南地區的800萬人生活用水告急。進入夏秋，旱災擴展到江
蘇、湖北、湖南、廣東、四川、雲南等南方地區。整個大陸省區除西藏外旱災麵積
達3812.46萬公頃，是建國五十年來最高記錄。
6-10月，東部地區發生嚴重的台風和洪水災害。5個月裏台風登陸11次，高於以
往平均數近兩倍。台風過境時間高達10-20小時，高於往年平均數三倍以上（《災情
報告》第379頁）。台風造成暴雨頻繁、洪水泛濫，廣東、福建、浙江、安徽、河南、
江蘇、山東、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11省受災993.3萬公頃，直接死亡5000餘人。
山東部分地區30多天裏降暴雨19次，平地積水3-4米。東北遼河、太子河泛濫，流量
為有史以來最大，淹沒遼寧、吉林等地143.7萬公頃，“鞍山、本溪等地區農田、村
莊受到毀滅性打擊”（《災情報告》第378、379頁）。
本年3-5、9月，東部和西北部發生嚴重霜凍災害，波及11省區，受災麵積138.1萬
公頃。3-9月，還發生了由南向北推進、波及21省區的風雹災害，受災麵積達392.26萬
公頃。
本年大災害不僅麵積超過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災害基礎上連續發生，危害極
大，成災人口達9230萬人，春荒人口高達1298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
的3.8倍。另一個特點是旱、洪災同時發生，反差極大，一個省內，部分地區暴雨洪
水泛濫，另部分地區持續幹旱，給救災帶來複雜困難。
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麵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
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麵積達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五
十年匯編》第35頁），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
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
占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從去年冬季持續到本年3月下旬，黃河、淮河流域1300萬公頃農田遭受大旱，4-6月，
旱情擴大到長江流域廣大地區，年內全國旱區受災麵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麵積
1865.4萬公頃。其中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小麥比去年最低水平又減產
50%，湖北有67萬公頃未能播種，河南有73萬公頃基本失收。4-5月，淮河流域遭受霜
凍、大風災害，淮北有375萬公頃農田受災。倒塌損壞房屋504萬間。4-6月，江南珠
江、湘江、贛江、閩江流域兩次普降暴雨，洪水決口，泛濫成災，水淹10個縣市城
……7-8月，海河、黃河平原連降暴雨，發生嚴重水澇災害，其中河北、山東部分地
區災情是百年未遇的，受災麵積達160萬公頃，占播種麵積54%，近100萬公頃無收成。
到9月，災區有60萬公頃仍積水未退，聊城、滄州有3500個村莊被水包圍，280萬
人斷糧，滄州專區死亡人數占總人口4.9%.7月下旬至8月，東北局部地區遭受暴風雨
侵襲，山洪暴發，衝入伊春市，交通、電訊中斷，工廠停產。鬆花江流域7萬公頃絕
收。
8-10月，東南地區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遭受台風襲擊11次，
其中12級以上占9次，是建國五十年裏最多的（《災情報告》第82頁）。淹沒180萬
公頃農田，造成損壞漁船、倒塌房屋、衝毀海堤、死亡人數的損失都超過往年。
“三年自然災害”在建國五十年以來自然災害史中的地位，可以從下表中看出：1958年
全國受災麵積65571萬畝，1959年98812萬畝，1960年全國受災麵積92623萬畝，1978年
全國受災麵積72660萬畝（原表有五十年數據，略去）。這三年受災麵積確實大大高
於建國五十年來的任何一個時期。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大饑荒，到底餓死了多少人？這個問題，引起了中國批毛派和擁毛派的長期大辯論。海外對此提出的數字，從二千萬到四、五千萬，而中國內部披露的數字，也至少有幾百萬。
最近，曾撰寫文章大力呼應鄧小平南巡改革說法的前《人民日報》副總編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躍進”時期餓死3千多萬人，海外有報道說，這是中共核心媒體負責人首次公開承認這一有爭議的數據。
周瑞金15日在財經雜誌上發表題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們為1070萬噸鋼，動員了9000萬人土法煉鋼，煉出400萬噸是鐵疙瘩，更嚴重的是讓豐收的糧食爛在地裏，造成後來的大饑荒，餓死3000多萬人。”
有不少媒體轉載了周瑞金的說法。在周瑞金發表這個觀點之前，中國幾乎沒有高級官員公開承認大饑荒餓死人的情況，更鮮有相關的數字披露出來。不少學者研究得出結論，發生在上世紀60年前後的大饑荒，起碼餓死了“成千上萬”。
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是940萬；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采訪袁隆平時，這位中國“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
海外學人曹長青說，另一位中國學者金輝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調查推算出，當年那場大饑荒的死亡數字在4,040到4,319萬之間。
而周瑞金的這個數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級幹部第一次公開發表的。周瑞金的數字，沒有任何調查過程和結論來支撐，僅僅是一個數字而已。
對大躍進時代各種數據進行過一手調查的前新華社資深記者、現《炎黃春秋》雜誌的副主編楊繼繩認為，周瑞金透露的數據並不是他的研究調查，影響力有限。
楊繼繩說：“我覺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還高的人也都講這個數字，但沒有說數字是從哪裏來的，他們也都是聽別人說的估計。周瑞金是一個退休了的副部級幹部，他的話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觀點，隻是個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識分子的文章吧。”
楊繼繩花了10餘年時間進行一手調查，於2008年寫成《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在香港出版，書中公布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
周瑞金在鄧小平92年南巡講話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發表係列評論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為鄧推進改革開放造勢，引發國內外強烈反響。鄧南巡談話20周年之際，周瑞金重提改革，呼籲應當“重振改革勇氣，再造改革動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國當前麵臨著一些迫切的“發展以後的問題”，其中包括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事業滯後、公眾幸福感下降、環境汙染加劇、以及社會腐敗縱深發展。
中國新聞工作者高瑜認為，周瑞金所擁護的鄧小平南巡時的改革模式堅決不可取。她認為，鄧改革的後果是使權力直接進入市場，而人民沒有權力也沒有監督。
高瑜說：“你們想想南巡講話給中國帶來的是什麽，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鄧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資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壟斷，也就是被中國共產黨壟斷，還用鄧小平那個方法能解決嗎？鄧小平已經造成了這五個方麵，你還用他的方法來解決？曆史不會再給你20年機會。”
高瑜說，周瑞金現在所指的改革也並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麽改革也救不了中國。
再說了，關於那三年的文章多了去了，你大概隻相信你願意相信的文章。
你老兄可真逗，聽說一個人餓死了，就認為那統計數據就是真的。 那麽你能不能回
答到底他們是怎麽統計逃荒的人口呢？
誰也沒有否則有人餓死，就算今天美國也有餓死凍死的，但說是3千萬，反正我不信。
你不懂曆史就少在這邊起哄！建議你去讀一讀一些相關的文章再來這裏發表評論，比如今天文學城新聞裏邊的報道：
老實人如何變成賊：1960年親見留美博士餓死(圖)
考證：是“三年自然災害”麽
“三年自然災害”如今已經成為現代漢語中的一個習慣詞組。無論過來人還是沒有經曆過的人，提到1959─1961年的那場災難，都會首先想到或說起“自然災害”。從當年的傳媒報道、黨政文件到後來的各種說法，無一例外地都證明著和重複著這一“無可懷疑”的事實。
“三年自然災害”似乎已經成了曆史的定論。
在這裏，筆者卻想對這個無人懷疑的神話問上一問：那三年果真是“自然災害”麽？
若問那三年有自然災害嗎？當然有的。中國地闊天長，不可能每一寸土地每年都風調雨順。若再問自然災害嚴重嗎？答案大概是否定的。遠的不說，單看近40多年，其間大規模的最嚴重的洪水、幹旱、颶風、海嘯、地震、霜、凍、雹、蝗災等自然災害，那三年能獨占哪一項呢？可以說一項也沒有。有的隻是“三年自然災害”這麽一個籠統的習慣說法。
通觀新中國自然災害與糧食產量的概況，說明在大多數年份，自然災害及成災麵積並不能直接決定糧食收成的豐與歉。隻有1959-1961年這三年是個“不同尋常”的例外。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災害並非導致三年災難的主要因素。或者說，那三年的自然災害不足以、也不應該使糧食減產那麽多。
其實，從氣象概率和統計學上說，三年災難的原因不要說完全推給自然災害，就是“三分天災”，也不具備充分條件。
這裏有一份《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該表是由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水文科學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曆年的水文氣象資料編製的，它將每一年度的旱澇狀況統一劃分為5個等級，逐年清楚地記錄下了1895-1979年間全國及各地的旱澇態勢。
盡管人們一直在說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嚴重幹旱”，可是這種說法卻得不到科學統計數據的支持。
資料表顯示，1959-1961年期間，中國大地上風調雨順，全國的旱澇態勢相當正常。
不論是從總指數、平均指數看，還是從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論是單獨看其中一年，還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說確實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年（總指數＋27，平均指數＋0.208）和1958年（總指數－21，平均指數－0.175）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指標——0。尤其是接連三年平均指數都沒有溢出±0.1，三年總平均指數僅為＋0.003，這在1895-1979年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上再也找不出第二組來。
我們還可以比較真正大澇大旱的年份。1954年大水成災，總指數達－79，平均指數為－0.658，僅澇的－2度站達到41個，就超過了總站數的1／3。而1965年和1972年則是真正的大旱年，總指數分別高達＋95、＋97，平均指數分別為＋0.792和＋0.808，旱的2度站也都超過了總站數的1／3，分別是41個和42個。
我們再看與1959-1961年相鄰的兩個三年：1956-1958年、1962-1964年。這6年中的任何一年的總指數、平均指數，以及旱、澇站的合計數，都要比三年災難中的任何一年要高。1962-1964年這三年被稱為“三年恢複時期”。盡管這三年的氣象水文條件不如1959-1961年，並且它又是在三年災難的巨大廢墟上艱難起步的，但這三年的農業還是實現了連年增產，整個國民經濟也從三年災難時期的近乎崩潰狀態得到了複蘇。
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1961年三年災難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
筆者認為，《旱澇等級資料統計表》比《受災和成災麵積表》更能準確地說明本來意義上的自然災害的真實情況。實際情況是，在1959─1961年間，導致“農作物產量比常年減產30％以上”的成災麵積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災害，而是9000萬人去大煉鋼鐵、大辦食堂和“共產風”使人們無心收割莊稼、“大兵團作戰”和瞎指揮的窮折騰，以及農業勞動力大量死亡和患病等等。正是這些人為因素直接和決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災難。它顯然不是什麽“自然災害”。在後麵的附錄中，我們將會看到安徽省鳳陽縣關於種種人為災難的原始記載，將會深切理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神話該結束了。
本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中國大地上，既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自然災害，也沒有發生大的戰亂和嚴重瘟疫，而是天下太平，風調雨順。但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超級災難卻鋪天蓋地地籠罩了全中國。它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新觀察]·文庫版·大饑荒檔案www.ChinaFam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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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上海《社會》雜誌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
很有問題。 三年自然災害，很多人都逃荒了， 結果統計時當然很容易把他們漏掉
了啊。 比如說， 一個村子有一千人， 結果500人去逃荒了，上麵讓統計人數，村
長一點人數，就500了， 然後就報上去了。 那麽這500逃荒的人都死了嗎？
3000萬人是什麽概念啊，當年受災厲害的大概就10個省左右，那麽每個省平均要死
掉300萬人。 別說3百萬人了，就是30萬人，也是屍橫遍野了。
youtube上搜一下，用一下關鍵詞
“中國” “大饑荒”
腦殘者靠說理是轉變不過來的，列舉再多事實他們也不會承認。在他們眼裏別人的命都不是命，為無辜者喪生而憤怒、抨擊獨裁體製和獨裁者的人不是有良知或正義感，反而是“蓄意造謠抹黑”。
所以，最好的轉化辦法就是讓他們也被“心急辦壞事”的獨裁者餓死或用其他方法折騰死，再投胎後可能會明白點做人的基本道理。
說你弱智，不太好，畢竟你也是留學過的偽精英．
但你這個人非常固執．一條路走到黑．這麽多的史實，視而不見．
什麽右派左派？其實，許多人是中間派．我就是中間派．但是，要正視事實！
你到底下過鄉沒有？你了解過去的農村嗎？
如果當時的情況不是那麽糟糕，59年時彭德懷元帥就不會那麽痛心疾首，冒犯老毛．老毛整治了彭德懷之後，誰也不敢說真話了．好大喜功放衛星的，升官發財．說真話的，被打成右派．最後是有問題，也不敢說．這也是情況越來越糟糕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你，好像舉事實講道理都沒有用．
最後一次，告訴你：那時餓死大量的老百姓，是事實．我很清楚地記得，我祖母多次說，要不是你爸爸把我接出來，我早就餓死了．然後是嘮嘮叨叨列舉七大姑八大姨中，誰誰誰餓死了．我一個親戚，8歲時跟隨他父親逃到台灣．長大後留美，後來在加航任高級工程師．他母親和弟弟妹妹沒有來得及逃，留在大陸．他第一次回國，他弟弟什麽都不敢講．第二次回國，才在江邊沒有人的地方，告訴他，他的母親和妹妹，都是餓死的！．．．
中國人口年鑒 1959-1960 看看當時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多少
周孝正教授的視頻
高華教授的視頻
the history of china 第14卷第八章
袁騰飛的視頻
......
這些看完了，閣下如果還有這樣的結論，在下再告訴你些材料。
大家用虛無的想象來證實一個沒有的結果，這才是真正的搞笑。
如此大麵積的饑荒，救援如此的不力，劉少奇給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還是輕的，依我看百分之百是人禍，毛禍。
八年抗戰，戰爭狀況下中國的死亡人口是1800萬；59-61年，和平時期非正常死亡至少2000萬。
在下不管什麽麽左派右派，藍營綠營，毛派鄧派，對這樣的錯誤能深刻反思，給百姓一個交代，並製定相應的規章製度，防止類似的災難再次發生，在下雙手雙腳讚成。
1. 各地官員瞞報糧食產量，老百姓的口糧全交了。地方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到地方搶糧。
2. 已經出現大麵積的饑荒了，還出口糧食到蘇聯，買進機器。
Most astounding, even as the mortality rate was rising in 1959, Chinese exports of cereals, shown in Table 8, were reaching peak historical levels. Exports (primarily rice and soybeans) in 1959 reached a level twice the average of the 1st FYP, while imports (mostly wheat) fell to the lowest level in six years. Thus net exports in 1959 were more than double the average annual level of the 1st FYP.
Similarly, in 1959 cotton yarn and cotton cloth exports were double and almost double, respectively, the levels of 1957. In value terms, Chinese exports to the Soviet Union rose 50 percent between 1957 and 1959 and in 1959 made up 60 percent of China's exports.52 Moreover, at the height of the GLF crisis in 1958-62,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rural relief averaged less than 450 million yuan per year, or about eight-tenths of a yuan annually for each individual in collective agriculture,53 while the market price of grain in shortage areas had reached 2 to 4 yuan per kilogram. The internal welfare funds of collective units did not provid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source of support for starving rural people. In i960, the peak of the mortality crisis, internal welfare funds totaled only 370 million yuan.54
The only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famine visible in i960 were meager, given the magnitude of the crisis. Cereal procurements were scaled back by more than 16 million tons (Table 7). But since resales to peasants did not increase over the previous year and total production fell by more than 25 million tons, the grain retained in the countryside fell even farther from the already low levels of 1959, and rural mortality rates skyrocketed. Second, exports were scaled back and the Chinese opened discussions for large-scale wheat imports. But exports in i960 remained well above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1st FYP (Table 8), and the decision to import appears to have been more related to an emerging crisis of urban consumption standards than a response to the rural crisis that by the time contract negotiations opened, had been going on for a year and a half. Urban consumption standards had been maintained in 1958 and 1959 not only through record levels of procurement but in part by drawing down statecontrolled grain inventories. In an effort to conserve the small remaining stocks, in September 1960 the amount of grain supplied to urban residents through the rationing system was reduced by one kilogram per capita per month.55 In October, contracts for wheat imports were negotiated and sig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General editors
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 FAIRBANK
Volume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1: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8 The Chinese economy under stress, 1958-1965
by NICHOLAS R. LARDY)
THE PARTY S RESPONSE TO THE FAMINE CRISIS
The crisis creat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osed the most severe challenge the Party had faced since coming to power in 1949. Yet the course of political events not only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Party to anticip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crisis but led to policy decisions that exacerbated the famine. Even more startling is the fact that once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of widespread famine was in hand, the Party remained paralyzed, unable or unwilling to formulate a timely and cohesive response to the most massive famin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vidence of the failure of the agricultural mobilization strategy was available as early as the winter of 1958- 59. It was clear to member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at the time of the Wu-ch'ang Plenum in November and December 1958 that there was precious little basis for the announcement that 1958 grain output was 375 million metric tons and cotton output was 3.5 million metric tons. The account by P'eng Te-huai, then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nd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 of the discussions at that meeting shows that the statistical system had deteriorated to the point where it wa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actual harvest level with any degree of confidence. According to P'eng, some comrades at the meeting thought that the harvest was in excess of 500 million tons and that regardless of the precise amount, "industry is now vastly behind agriculture." P'eng challenged the accuracy of the reported levels of output. According to P'eng, Mao personally made the decision to announce a figure of 375 million
metric tons.48 The published output figures thus reflected a political rather than a statistical judgment.
Although those figures became the basis for agricultural planning for 1959, at least two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challenged the veracity of 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reported cereal production. P'eng Te-huai, some time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u-ch'ang Conference, traveled to Hunan province for a firsthand examination of rural conditions. He found that condi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where he visited were grave and concluded that the output figures previously submitted to the center were inflated. Not waiting until he could return to Peking and report his findings directly, and fearing that "the masses are in danger of starving," he sent an urgent cable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requesting that the province's tax and compulsory delivery quota be reduced by one-fourth.49
Ch'en Yun, the fifth ranking member of the Party and by far the most senior on economic affairs, also distrusted the reports being submitted to Peking and in the spring of 1959 pointedly chose to visit Honan, the province that had played such a path-breaking role in the water conservancy campaign in the winter of 1957-58 and subsequently in the formation of communes. He too found that local political cadres were out of touch with conditions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province, lacked adequate data on the true grain situation, and were deluded by the inflated reports submitted from the grassroots level.50 It is not clear how Ch'en brought his findings to the attention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Politburo, but it is implausible to argue that he kept the information to himself.
The reports of P'eng Te-huai and Ch'en Yun in the winter and spring of 1959 signaled that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of the GLF was flawed. Organization of large-scale communes and massive political mobilization had not raised agricultural output in 1958 even with weather conditions that, on balance, were more favorable than in either 1956 or 1957.5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