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有人主張五八年農村吃大鍋飯，居然把五九年、六零年和六一年三年的糧食都吃掉了，造成後來餓死Ｎ千萬（見文學城的導讀貼）。所以人民公社五八年的“大鍋飯”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主因。從最壞的角度出發，假如五八年把種糧都吃了，那麽這個結果就不可能是餓死Ｎ千萬，而是餓死Ｎ億了。右派們腦殘，中國農民可不腦殘。說穿了，右派們之所以造這樣的低能謠言，目的就是要詆毀人民公社，反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公社是有很大問題，共同富裕這條道路是可能走不通的，但是右派們用謠言來支撐，實在是非常卑鄙的。

曾任中國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對六零年代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起因有過很好的總結（不是原話）：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句話至今仍被人們廣為引用，不少人將其奉為至寶大作文章，用來攻擊當時的中國政府不顧民生。甚至還有人認為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並不存在，所存在的隻是在極左路線下，人民公社化及大躍進後造成的農村經濟的嚴重失衡，進而引起“大饑荒”。

如果認真的邏輯思考，雖然五十年代的中國農業基礎差經濟底子薄弱，就算是風調雨順的常年，國家仍沒有解決全體人口的吃飯問題。但是中國那麽遼闊，究竟有什麽災難（指天災）能夠造成饑荒、並且還延續三年之久呢？這在邏輯上好像也講不通。

要弄清楚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起因，還得從劉少奇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話入手。

現在的人們都很有知識和經驗了。比如說要造三峽大壩，光論證就論證的十幾年。其建設對周圍及長江下遊和南部中國的生態環境、水文地理的影響是很大的。有人甚至將某年南方大雪，或者來年雲南幹旱的都怪罪在三峽大壩上。雖然不少是無稽之談，但很多人還是健忘的，他們忘記了“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前幾年，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一切了。

我這裏要提醒那些健忘或者不知道這段曆史的朋友們，三年自然災害發生的前三年或更早些（主要是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及農村合作化走人民公社道路後），中國農村進行了改天換地的大興水利工程建設。比如攔河築壩、修堤造田，引水通渠，聚水建閘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在一條河流上，大大小小的建立起十幾座水庫和水電站。所有這些工程，對國家水文地理乃至氣候的影響是巨大的。

舉幾種可能的例子。一些良田因為修閘築壩被水淹了，或者因為斷水或者氣候改變變得幹旱顆粒無收了。當然也會有更多的荒地開始灌水可以播種，但因為它們很貧瘠產量很低，需要好多幾年的調理才行，等等、等等。因為水利建設工程鋪的很廣泛，所以它們對廣大地區氣候的影響是很大的，比如幹旱暴雨、水患洪災等。肯定有不少地方還需要整個村落的移民（移出來、移進去等）。

我不否認有些地方因為當地官員謊報產量造成部分農村饑荒、或者吃大鍋飯坐吃山空等。但這些因素似乎不可能連續影響三年。而能夠連續影響三年甚至更久的，甚至在這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後，繼續需要調整或改造的就是農村的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比如安徽是三年自然災害的重災區，當時治理淮河（攔壩築堤）很可能就會造成不少農田的丟失（原來是水泛區域）。

總之，將三年自然災害的起因歸咎為地方官員瞞報謊報糧產或因為極左實行吃大鍋飯等因素是不對的，至少是很不完全的。國家政府在後來實行了一係列調整措施，並縮小基建規模是為證例。

當年中國農村進行的大量的水利建設，對後來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肯定是起到促進作用的。甚至今天的中國仍在吃這些老本。但在當時確實有點悲壯。假如我們當時的領導者頭腦不要太熱，水利建設的規模不要一下搞那麽大，而是慢慢的穩步的搞；假如當時的建設者和領隊者們對於水利建設對氣候改變等有更多的認識的話，可能一些地方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劉少奇總結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即自然災害肯定也是有的，但不少主要的。主要的是一些地方的災害就是因為人為因素而造成的。如果要我用最重的口吻批評的話，我也隻能說這是“心急辦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