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回首：天津市改為河北省省轄市

往事回首：天津市改為河北省省轄市

謝 燕

1958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天津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河北省省轄市。1967年1月，黨中央又改變這個決定，將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轄市仍改為中央直轄市。前後兩個決定相隔整整九年。在這期間，天津市有些什麽正麵的或負麵的變化？其中河北省和天津市兩級黨委的關係如何？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又是如何對待的？……本文試圖探討這些問題。但由於受主客觀條件的限製，敘述難免失之偏頗，作者衷心歡迎讀者提出批評。

（一）

早在1954年，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就曾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提出將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的要求。劉少奇隨即征詢天津市委的意見。據當時在市委辦公廳工作的李定回憶：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火青責成他就此事進行調查研究。他約請了一些學者專家和黨外民主人士開座談會。會上大家都不讚成接受河北省委的要求。將座談會的記錄整理成文，便作為天津市委的意見上報劉少奇。河北省委的要求至此也就擱淺了。

過了兩年，毛澤東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他在論述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時說：“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我們的國家這樣大，人口這樣多，情況這樣複雜，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麽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

遵照毛主席的教導，中央人民政府許多各部委紛紛將他們直接管轄的、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工礦企業下放給地方管，地方的積極性因此大為提高。林鐵等河北省領導人認為這是他們重新向中央提出要求將天津市劃給河北省的最好時機。林鐵為此專程赴京，見到了毛主席，陳述了他們的意見。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即人民政府）隨後向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遞送了一紙要求將天津市劃給河北省的公文。

林鐵還曾幾次和周恩來總理商談這件事。周總理感到很為難。他手握很大的權力，但辦事一向謹慎。尤其是這件事關係到他的第二故鄉天津，必須首先聽取毛主席的意見。現在我還沒有完全弄清楚究竟是毛主席作的文字批示，還是毛主席在會議上的講話。僅據幾位老同誌說，是毛主席對這件事表了態，大意是說可以接受河北省的要求。天津市劃給河北省的問題就這樣一言而定。

接著，按照我國的法定程序，周總理於1958年2月6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七十次會議，討論通過了將天津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納入河北省版圖的決議。同年2月21日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批準了國務院的這一決議。同年4月召開的河北省人大第七次會議也相應作出決定，將省會由保定改為天津，並宣布省直屬機關將從同年4月25日起，在天津辦公。

天津市不歡迎中央的決定。後來天津市委為此派市長李耕濤、副市長郭春原赴京，向中央領導人說明天津的情況，但已無可挽回。

（二）

天津市改為省轄市，劃歸河北省領導以後，首先引發了天津市高、中層幹部的大變動。

當年黨內流行一種說法：天津市不歡迎中央的決定，是因為天津市改為省轄市，降格以後，天津市的領導幹部都降低一級。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

按照我國的幹部管理製度，天津市委、市政府既已不再是省部級機構，盡管地方還是那麽大，人口還是那麽多，對原先按省部級機構配備的幹部，就必須作適當的調整，並任命與省轄市地位相稱的幹部。因此，中共中央決定，原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火青調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和河北省委決定，原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吳硯農調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原天津市委常委於致遠調任河北省總工會主席。此外還有許多領導幹部，如穀小波、李華生、杜新波、鄭季翹、梁寒冰等都陸續調出天津，另有任用。他們基本上都屬平調，沒有降級使用。但這樣一來，天津市的幹部隊伍就明顯地有所削弱。

新的天津市領導班子主要成員是：天津市委第一書記由萬曉塘擔任。他還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原天津市副市長李耕濤任天津市市長、市委書記處書記、河北省副省長。原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保留原職。原市委常委張淮三任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原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穀雲亭調任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

萬曉塘原任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天津市副市長。山東齊河人。山東惠民第一鄉村師範學校畢業。參加革命以後長期做公安工作。1949年天津解放時，從冀魯豫邊區調來天津，參加城市的接管工作。在天津市眾多的領導幹部中，何以他能脫穎而出，擔當一把手呢？黨組織討論人事任免情況曆來屬於國家機密，不足為外人道也。所以，我隻能作以下推測：一、這可能是出於前任第一書記黃火青的提名、推薦。黃火青在1997年6月為《張淮三紀念文集》而寫的一篇短文中就說：“我在天津工作後期，主要依靠他（指張淮三）和萬曉塘。”二、另一位強有力的支持者可能是中央公安部長羅瑞卿。羅自稱為毛主席的“大警衛員”，每次毛主席出差到天津來，都有他陪同。萬曉塘任天津市公安局長，和羅工作上接觸比較多。羅對萬的印象很好。就在天津市領導班子即將開始大調整時，羅曾鼓勵萬要勇於挑重擔，並示意要準備挑重擔。三、另一位可能與萬被重用有關的人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幹部大會上講話時，以讚賞的口氣，三次提到萬曉塘的名字。天津市其他幹部都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殊榮。

當時在一部分天津幹部中，主要是少數資曆比萬老、過去的職位比萬高的幹部中，認為萬曉塘沒有做過一個地區的全麵領導工作，對他作為一把手的工作能力的評估有所保留。但天津市大多數幹部的看法是：萬曉塘人品好，對黨忠誠，能團結同誌，關心群眾，決不會把事情幹壞。

萬曉塘本人對於登上一把手的寶座並沒有感到沾沾自喜。從內心說，他也不讚成天津市改為省轄市。不過，他的組織性紀律性強，一向顧全大局，維護黨中央和河北省委的威信，因此總是任勞任怨，努力工作。

王誠熙告訴我，有一回，山東省外事辦公室主任丁濤出差到天津來，萬曉塘在自己家裏設宴招待，並叫王誠熙作陪。這三個人加上女主人張露都是山東人，又都一起在冀魯豫邊區工作過。老鄉加老戰友久別重逢，一邊敘舊，一邊喝酒，歡樂之狀可以想見。客人自然要說幾句恭維萬曉塘的話，萬曉塘卻連忙申辯道：“你別以為我的地位提高了，有什麽了不起。你不知道我現在的工作多麽難做呢！回想我們在冀魯豫工作的情景，那是多麽愉快。如果能讓我選擇，我還願回冀魯豫去當公安局長，不在這裏當第一書記。” 王誠熙也是“老公安”，和萬曉塘在一起工作有25年之久。他說，萬曉塘從來不說牢騷怪話。這是他所聽到的萬曉塘少有的一次心態的表露。

萬曉塘的這種思想狀況，上一級黨組織也不是沒有察覺。據權延赤著《天津市長胡昭衡》一書記載，1963年，趙武成、胡昭衡調到天津來工作，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們和他們談話時，第一書記李雪峰就說過，“曉塘同誌是書記，幹勁足，團結人好，但是思想上也不讚成降格（指天津市改為省轄市）。思想不通，對下麵幹部的怨氣就頂不住，沒有很好做工作。有時自己也流露怨言，可是到了上麵還得掩蓋，怕上麵有意見。這一點不算很強。”

（三）

天津市成為河北省省會，河北省直屬機關約有6000名幹部、職工由保定來到天津。天津市委、市政府想盡各種辦法，克服許多困難，騰出了11萬平方米的辦公用房，兩千多套宿舍，“使省級機關搬來即開始辦公”。所以河北省委辦公廳整理的《關於省直各部門和天津市關係問題的意見》一文說，1961年11月省直各係統、各部門主要負責同誌座談三年來的省市關係時，大家“一致表示滿意”。

萬曉塘尤為關心省委領導人的住房。他還利用星期日，發動並帶領市委機關幹部，為準備分配給省委領導人住的房子打掃衛生，連院子裏的雜草都被連根拔得幹幹淨淨。

省直屬機關遷來天津以後，如同許多兄弟省的領導對省會城市要求一樣，凡是舉辦重大活動，都由河北省主持，或由省、市聯合主持。由天津市主持時也不可在天津兩字前麵漏掉河北兩字。天津市就應成為名實相符的省會。

過去天津市的體育運動，從總體上看，比河北省強。有些體育運動項目在全國也不算弱。此後，天津市參加全國體育比賽時就和河北省其他城市一樣，打出河北省的名義。省委並將天津市大批優秀運動員劃歸省體工大隊建製。

天津市的高等教育也比河北省強。省委決定，將原位於天津市馬場道的天津師範學院改名為河北大學，歸河北省領導（現已遷往保定）。原位於天津市丁字沽的天津工學院，也改由河北省領導（現已改名為河北工業大學）。這些學校今後都要麵向河北省招生，主要為河北省培養人才。曾經擔任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就是河北省泊鎮人，該校的畢業生。

天津醫學院附屬總醫院是天津市規模最大、人才最多、設備最好的一所綜合性醫院。省委要將這個醫院改歸省建製，以利於為河北省廣大城鄉人民，首先是省直屬機關人員及其家屬看病。萬曉塘征求了市委文教部部長王金鼎的意見，對省委這一要求感到難以執行。因為總醫院是天津醫學院的教學醫院，那裏的醫生同時又是天津醫學院的教師，並且承擔了許多科學研究項目。不能把這個醫院和醫學院分開。河北省委負責人和萬曉塘經過幾次商討，最後采納了萬曉塘提出的替代辦法，即由天津市負責為河北省直屬機關另外籌建一所醫院。這所醫院很快就建成交付使用，即為現在的天津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

為了解決多年來存在的地理上的矛盾，河北省委還決定，將天津市內河航運局撤銷，天津市境內的內河航運業務由河北省內河航運局直接管理。

河北省直屬機關搬遷到天津來，帶來為數不少的家屬。不僅需要解決住房、吃飯、看病，還需要解決家屬就業和子女入托、入學等問題。河北省委經與天津市委商定，在河西區尖山地區新建一批住宅樓及各種配套設施。當時稱之為“省委宿舍”。

為了迎接國慶十周年，北京市正興建“十大建築”，河北省委也提出要興建河北省大禮堂和河北省賓館等標準比較高、規模比較大的建築，以適應今後開會和接待貴賓的需要。但由於不是國家計委批準的項目，資金和建築材料都得由地方自籌，施工不久就遇到很多困難；後來中央又三令五申，不許蓋樓堂館所，致使這幾項建築中途停工。河北省大禮堂成為天津市年頭最長的“爛尾樓”，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恢複修建，即為現在友誼路上的天津市大禮堂。

（四）

當年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製度，是以蘇聯為樣板，采取公有製加計劃經濟的做法。一個工廠生產什麽產品，一年生產多少，都由國家主管部門下達計劃。工廠對待這計劃，就如同軍隊對待作戰命令一樣，必須堅決執行。完成計劃所需的資金、原材料、燃料，都由國家主管部門按照定額分配。生產出來的大多數產品也由國家包銷。工廠所得利潤則如數上繳國庫。如果工廠需要增添、更新機器設備和廠房，可以打報告向主管部門申請撥款。中央撥給地方的這些資金，都是不用償還的，算做“國有資產”。所以那個時候沒有“虧損企業”一說。至於物資，國家計劃分配的是指標。還需按照商品買賣的辦法，並按國家規定的價格付錢。指標限定你可以買多少。如果沒有指標，有錢也買不到東西。這就可以看出中央分配給地方的資金、物資，對地方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是多麽重要了。

有的同誌把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說成是“省市合並”。這個說法不準確。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以前，在行政區劃上，和河北省同處一個等級。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以後，就降格為河北省下屬的一部分，和保定、石家莊、唐山、張家口、承德等城市的地位一樣。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在分配資金、物資時，就不再直接分到天津，而是經由河北省作第二次分配。但由於曆史的原因和當時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多年來，天津市從中央得到的資金、物資，按人口平均計算，顯然比河北省多。1958年天津市改為省轄市時，天津市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河北省高。河北省在作第二次分配時，考慮到天津市和河北省其他城市之間的平衡，將原應天津市得到的資金、物資，拿出一部分分給其他城市，天津市所得資金、物資就這樣比過去大為減少了。

譬如一個國營工廠，過去每年需要用煤若幹噸。現在被扣去了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少了這麽多的煤，“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它將如何保持正常生產，完成國家計劃？因此，在一段時間裏，天津市各工業局、工業公司和國營廠紛紛派出人員上訪。有的工業局就去北京找中央有關部委。因為中央部委了解天津的情況。但他們表示能夠理解，卻隻能答複：“分給你們的資金、物資都已參照過去的指標，分到河北省。保證隻有增加，沒有減少，請你們放心。”於是，他們再去找河北省，河北省解釋：“我們在作二次分配時，已考慮到天津的曆史情況，盡了最大的可能照顧你們，你們實際所得比保定、石家莊等城市還高得多。我們認為你們應該知足！”最後，各工業局就隻好找自己的直接領導——天津市市長、市委書記。萬曉塘深知關係重大，決心親自出馬，和省計劃委員會商談。省計劃委員會主任一職是由一位副省長兼任的。他婉言謝絕萬曉塘來訪，答複說：“萬曉塘同誌是省委書記處書記，是我們的上級。下級不可以叫上級來商談工作。”

1959年1月，市委領導人萬曉塘、李耕濤、張淮三應召赴京向中央領導人匯報天津市的工作情況。周總理了解上述問題以後，隨即指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來津進行調查研究，並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黨中央書記處也十分重視“天津問題”，專門開會討論，作出一項重要決定：今後，中央在分配資金、物資等時，仍按中央直轄市對待天津。做法是在中央下達計劃指標時，緊接著河北省後麵，增加一行：“其中天津市”。天津此後在中央各部委心目中便被稱作“計劃單列市”。

（五）

這樣做，緩解了天津市和河北省在計劃指標分配上的矛盾，但沒有解決天津市改為省轄市以後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分歧很大，黨中央和河北省領導人的主張也不一致。

首先說黨中央領導人的主張：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朱德副主席來津，視察了鋼鐵、機械、造船、化工等工廠企業和塘沽新港，強調提出天津市今後要發揮“母機”城市的作用。在1959年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仍認定天津市是全國四大工業基地之一。1959年11月1日，周恩來、李富春、薄一波三位國務院領導人聯袂來津，聽取省委書記林鐵匯報時，強調提出天津市在全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天津工業大力支援全國和城市建設。在1961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研究工業生產時，周總理說：天津是幾百萬人的大城市，應該有人參加這次會議。李先念副總理說，他總想著天津，解決我國當前市場供應困難，還要天津發揮作用。當時國務院正在考慮安排四十種日用工業品的生產。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盡管已改為省轄市，天津市民的口糧供應，仍和中央直轄市北京、上海以及重工業集中的遼寧省一樣，由中央下令，從外省調進。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等許多文件，都可以說明這種做法。

再說河北省領導人的主張：河北省領導人看到全國解放以後，河北省的經濟一直上不去，人民生活仍然貧困的情況，因此，正如前麵所說，曾一再要求黨中央同意將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他們想象如能這樣做，將可以利用天津的經濟力量，幫助河北省經濟的發展。據當時任天津市計劃委員會主任的李中垣回憶，1961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以後，下山以前，河北省委書記、省長劉子厚找他談過一次話，就直言不諱地提醒他：“今後在考慮天津市的發展方向時，首先要考慮天津省轄市的地位。今後，天津的工業不是大發展，而是要適當收縮。如果一張口就提從全國出發，會與事實有出入。主要幹部如果思想不明確，會使整個工作出現錯誤。”（李中垣：《八十述往》157頁、169頁）

至於天津市領導人的想法，他們口頭表示擁護省委領導人的主張，但是內心卻不以為然。例如，李中垣在《八十述往》一書中就說：“回顧這段曆史，看來是個曲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天津的發展。這就涉及天津的定位問題，在全國處於什麽地位，起什麽作用的大問題。……天津作為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應該在全國範圍內發揮其作用，……”

黨中央決定恢複天津市的直轄市的待遇，天津市成為“計劃單列市”之後，中央各部委在分配資金和物資等指標的具體做法上，還有所謂“先一後二”和“先二後一”的爭論。什麽叫“先一後二”？就是先確定分配給河北省的指標，再從中列出分配給天津市的指標。什麽叫“先二後一”？就是先將天津市和河北省（除去天津市）的指標分別列出，然後相加，成為河北省的總指標。天津市要求中央各部委采取“先二後一”的做法。這兩個做法的實質區別在哪裏？身為天津市計劃委員會的李中垣回答道：“直接對中央與不直接對中央大不一樣，對此我在實際工作中深有體會。……體製不同，考慮問題的角度就不同。從省的角度看，全省是個整體，考慮全省多。天津工廠多，產品好，可以搬出一些支援省裏的其他地區。……而從直轄市的角度看，考慮全國和天津市如何盡快發展就多一些。這是我們在計劃工作中，在考慮天津發展規劃中經常遇到的一個矛盾”。

由此也就不難理解：1961年8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河北省委何以堅決不讓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參加。中央的開會通知是發給河北省委的，沒有發給天津市委。萬曉塘得悉此次會議不隻是要討論發展經濟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還將討論中央分配給各省市的糧食、工業原材料以及經費指標等問題。事關重大，萬曉塘向省委提出要求參加。省委答複，已經決定讓劉子厚省長和吳硯農書記參加，天津市委就不必再派人參加。（如果讓天津參加，河北省其他幾個城市如石家莊、保定、唐山等也要參加，就麻煩了。）後經再三交涉，省委同意天津派李中垣作為隨員到會旁聽。下麵是李中垣列席會議情況的回憶：

“……會議的頭幾天主要是討論糧食問題……。這時會上發了一張糧食分配表，上列天津的分配指標是17.1億斤，其中國家調入14.1億斤，其餘3億斤由天津市自產解決。……雖然我不負責糧食問題，不了解上年天津糧食分配的情況，但知道市裏糧食已相當緊張……，於是立即打電話向市裏匯報了這一情況。萬曉塘很重視……。當晚11時，他來電話讓我相機反映：天津目前隻能保持三季度的糧食銷量，冬季已無法保證……因此天津的糧食形勢仍很緊張，要求少減3000萬斤，以便於安排。我立即向省領導反映了市裏的意見，請他們在討論糧食問題時反映天津的困難。但在第二天討論糧食問題的小組會上，省領導並未反映天津的意見。我問他為何沒有反映天津的要求，他們說，與其他地區相比，天津情況算是好的，即使提也要看看會議的情況再說。我心裏非常著急，就再次向市裏報告情況。萬曉塘說，目前天津市場很亂，一個玉米賣到八角錢。而且現在病號很多，宋景毅、王培仁（副市長）都發現是肝炎，語氣甚為沉重。他說最好能搞些豆子榨油，並囑咐我盡量想辦法反映天津情況，至於能否解決以後再說。

會議期間，我看到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特地來廬山解決了大冶鋼廠的煤炭問題，曾向劉子厚（省長）提出可否讓萬曉塘來一趟廬山談談天津的問題。劉子厚說，會議快完了，不要來了。隨著會議的進展，我發現中央非常關心天津的情況，……我就給萬曉塘打電話，動員他到廬山來反映天津的問題。萬曉塘問我劉子厚是否同意，我說劉不同意，他說：‘那我就不能去’。這時我感到省裏對市裏支持不夠，覺得自己應相機向中央反映天津的情況。

……後來，在我的堅持下，省委領導在給中央的最後報告中，適當增加了反映天津情況及要求的內容。……”（《八十述往》161頁-164頁）

（六）

天津是我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既然河北省委領導人有心利用天津支援、幫助河北省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那麽，在天津市工業生產計劃安排上，河北省委要求天津市支援河北省農業生產，安排生產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等產品；同時還要求天津市為河北省的中小城市發展工業，提供人材、物資、生產項目以及經營門路等各種援助，就是順理成章的事。天津市在這一點上執行省委指示是堅決的，卓有成效的。前麵提到的省委辦公廳一份文件中就說，1961年河北省工業口的各位負責同誌 座談時“一致認為，省市合並以來，天津市各工業部門都積極地為全省生產了鋼鐵冶煉設備、水利設備、排灌機械以及拖拉機配件等，對發展全省農業和地方工業起了很大作用”。當然，也要承認，完全按照省委要求去做，勢必打亂、改變原有的天津市與周圍其他各省的供產銷關係。因此有些計劃項目執行的結果就不能使河北省領導人感到完全滿意。

（七）

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以後，天津市管轄的區域有過幾次變動。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12月，河北省委、省人委決定撤銷天津專區，將原由天津專區管轄的十二個縣劃給天津市。這十二個縣是：鹽山、黃驊、靜海、任丘、武清、霸縣、河間、交河、獻縣、吳橋、寧津、淪縣。變動的主要原因顯然是上述十二個縣太窮了，農民生活太苦了，省委希望將它們劃給天津市領導以後，能夠得到天津市的直接幫助，加快經濟的發展。用心可謂良苦。

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先後幾次帶著市委辦公廳李定、陶正熠、王輝等負責幹部到吳橋、河間、任丘、獻縣、交河、淪縣、黃驊、靜海等縣進行調查研究。這時我國正處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萬曉塘是農民家庭出身，早年種過地，戰爭年代又長期在農村工作，對農村情況很熟悉。他聽取了縣委負責人的匯報，仔細詢問了縣裏的糧食儲備情況、農民吃糧水平、防治疾病情況以及農作物生長情況以後，便不再要縣委負責人陪同，而是帶著隨員在村前村後到處轉悠，並入戶和農民交談。陶正熠回憶說：萬曉塘還到農家的廁所去看過。他告訴陶：從糞便上可以看出農民現在吃的是什麽。小孩屙的巴巴不是黃色，而是綠色，說明他們吃的是樹葉、野草，不是糧食。萬曉塘還發現，農民沒有笑臉，不願意見幹部，問他們話往往不吭聲。過去戰爭年代不是這樣，農民見到幹部來了，會主動和你說話。現在這種情況說明，我們的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對幹部不滿意。他認為當前災情這麽嚴重，除了自然災害的原因外，與幹部作風不好也有關係。因此他每去一個地方，都不讓汽車開進村。必須通過村莊時，也叫司機繞著走。他說：“群眾這麽困難，我們還擺什麽官架子。”他很同情農民的苦難。

但是，天津市區同樣麵臨嚴重的缺糧問題。據當時任天津市糧食局局長的劉丕昌回憶：1959年夏天，分管農村工作的天津市副市長牛勇要求天津市借給滄州地區各縣一點“能充饑的東西”，秋後歸還。劉局長沒有請示李耕濤市長和分管財貿工作的宋景毅副市長，也沒有請示中央糧食部，就撥給了滄州地區“一點麩皮”，又借給兩千萬斤薯幹。中央糧食部知道了，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來天津時，對省委書記閻達開、市長李耕濤說：“給京、津、滬調糧食多麽困難啊！薯幹不僅可以給人吃，還可以釀酒。高級知識分子很苦，給他們點酒喝，也是改善他們的生活。你們沒有請示糧食部，就借給滄州薯幹，今後不能再這樣做了。”可見天津市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解決不了農村的問題。1961年3月，河北省又將天津南麵的幾個縣收回去，成立滄州專區，與天津市脫離關係。

（八）

1964年8月，毛主席針對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作出了“要準備打仗“的判斷。他認為，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於打仗。他提出，各省市都要建立自己的二線、三線，把工廠一分為二，一半遷到內地去。河北省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並征得華北局同意，開出了一份長長的清單，交給天津市委，要天津市一次遷出一百多家工廠，疏散幾十萬職工，去向自然不出河北省境內各縣。

萬曉塘一向執行上級指示堅決，這件事又是毛主席提出來，關係到國家的安全，他就更加重視。但當他麵對省委要求一次遷出這麽多工廠，疏散這麽多職工時，又不能不感到棘手。

河北省委負責人決心很大，態度很堅決。他把天津市委的幾位負責人召集起來開會。會上，天津市市長胡昭衡和省委負責人發生了激烈的爭論。胡市長的意見是：擁護毛主席有關戰備工作的指示。但省委提出的要求過高、過急，市委做不到，要求省委重新考慮。省委負責人批評他隻從天津本位出發，不顧全大局，不考慮國家需要，不講黨性，不抓階級鬥爭……。胡昭衡市長則反駁說：作為天津市長，他一定要考慮天津市的實際情況，這不應說是本位主義。

這一年，遵照省委指示，天津市仍然遷走了四十幾個工廠。其中少數全遷，多數采取“割韭菜”的辦法，一個工廠遷出一小部分，留下大部分。周恩來總理批評了有些地方“一哄而起”的做法，鄧小平總書記肯定了天津的做法，才平息了省市之間的這場爭論。

（九）

天津市劃給河北省領導以後，天津人也不是隻有支出，沒有進賬，決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

天津市地處九河下梢，曆史上就常常因為水利、水患和天津附近的幾個縣鬧矛盾。

如聞名全國的天津小站稻，從來都是通過南運河馬廠減河引進黃河水澆灌稻田。河北省在團泊窪開墾新稻田，在馬廠減河上遊趙連莊修建了一個截水閘，影響到小站稻田用水。小站農民要上京城告禦狀，被萬曉塘勸阻。後來天津市成為河北省省會，天津附近各縣又劃歸天津市領導，兩家變成一家，這個問題也就不難處理了。

1963年，天津市遭到全國解放以來最大的一次洪水威脅，省委毅然作出決定，在天津西邊挖開堤壩，讓洪水分流，淹沒了文安等縣，確保了天津市區安然無恙。

此外，在對天津市的糧食、副食和輕工業原料的調撥、供應上，河北省有關省廳也都十分關心，及時幫助天津市解決了許多困難。

（十）

天津市委十分重視教育天津市的廣大幹部，正確對待黨中央關於將天津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河北省省轄市的決定，尊重省委領導，處理好和省委的關係。大多數幹部表現是好的。但是在日常工作中，省市兩級機關幹部之間磕磕碰碰的事還時有發生。其實，天津市的幹部大多數是河北省人。有的是省直機關幹部的同鄉、同學、戰友。隻是由於各人的工作崗位不同，產生利害關係，以致發生爭論。據檔案記載，就天津市一方而言，就有過以下幾個問題：1、天津市有的局不尊重省廳領導。有的局長甚至不參加省廳召開的局長會議。往往是召開局長會議，派處長去，召開處長會議，派科長去，而且時來時走，不遵守會議紀律。2、還有的局遇到問題，不按規定首先向省廳請示匯報，常常越級去找中央部委。還有的局連統計報表也不按規定及時上送省廳。3、有的幹部強調天津的利益多，考慮全省的需要少，對省廳下達的任務不願意接受。有的局找尋借口，討價還價，執行起來也不認真，給省廳留下“天津人不好辦事”的不良印象。4、還有個別幹部在群眾中說了一些不應說的話，如有一位市委中層領導幹部嘲笑“省委搬到天津來，把小白樓舊貨店的狐皮桶子都買光了”，就有損省委幹部的形象。另有兩位中層領導幹部一唱一和，發牢騷說：“歸河北省領導，還不如歸台灣領導好。”一旦發現這些問題，天津市委都及時對這些幹部進行了批評教育或紀律處分。

由於天津市改為省轄市後確實產生了前麵說的一些實際問題，在一些幹部中要求仍然將天津市改為中央直轄市的呼聲很高。天津市委工業部副部長李誌敏在給薄一波副總理寫信時，反映了天津市劃歸河北省領導後產生的一些問題，要求仍將天津市劃歸中央領導。按理說他這樣做並沒有違犯黨紀國法。但是，河北省委主要負責人卻在一次省市兩級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他，說“現在有人扛著分裂主義的大旗”，並責令天津市委追查“謠言”，予以嚴肅處理。萬曉塘隻好讓市委候補書記崔榮漢做工作。崔原任市委工業部部長，此時仍分管工業部工作。經崔反複勸說，李誌敏為了顧全大局，在市委工業部處以上幹部參加的生活會上作了檢討。然後由市委將他的檢討材料上送省委，才算了此一事。

在另一次省市兩級直屬機關幹部大會上，所有議程都已完成，即將宣布散會的時候，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河北省省長劉子厚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講話。他嚴厲批評省委機關有些幹部狂妄自大，以上級領導自居，對天津市的幹部不尊重。他認定這是一種不良作風，必須堅決克服。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一聽，也坐不住了，緊接著省長的話，說“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是我們天津市的直接領導。天津市的幹部必須遵照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辦事。如有誰對省委不尊重，情節嚴重的一定要給予紀律處分。”後來，天津市河西區有一位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提議天津市仍恢複為中央直轄市，果然受到開除黨籍的處分（現已平反）。

鑒於省、市關係不融洽，省市兩級領導人商量以後，決定拿出一段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做法是由省市機關相互提意見，各自做自我批評，最後由省市領導人分別作總結。這就產生了1961年12月8日，萬曉塘在天津市委召開的各部委局負責人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省市關係問題》（詳見《萬曉塘紀念文集》）。他在報告中反複強調說明，“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要有正確的認識，正確的態度，正確的方法，來處理省市之間的關係。”

（十一）

這是天津市1958年~1967年曆年經濟發展變化的一份統計資料。

常住戶籍人口 (萬人) 社會從業人員 (萬人) 國內生產總值 (億元)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元/人) 社會勞動生產率(元/人) 工業總產值 (億元) 農業總產值 (億元) 地方財政預算內收入(億元) 地方財政預算內支出(億元) 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億元)

1958年 548.29 208.90 32.49 607 1643 61.94 2.94 16.31 4.64 5.86

1959年 567.52 209.20 41.25 744 1973 85.15 3.40 22.38 7.20 6.43

1960年 583.53 222.50 42.66 746 1976 96.04 3.17 22.43 8.00 7.54

1961年 584.23 212.20 28.41 489 1307 51.54 2.95 11.88 2.65 2.54

1962年 595.63 203.80 24.25 414 1166 45.39 2.78 9.77 2.49 1.86

1963年 615.33 204.60 20.65 442 1305 48.95 2.98 10.06 3.27 2.58

1964年 629.52 221.40 30.59 494 1436 55.20 3.11 12.84 3.46 3.59

1965年 637.80 227.50 35.96 571 1602 66.35 4.82 13.33 3.50 2.91

1966年 640.85 227.10 39.31 618 1729 80.42 3.98 15.91 3.25 3.84

1967年 649.72 237.00 33.62 524 1449 68.27 4.59 12.64 2.62 1.73

可以看出，從1961年開始，天津經濟便一步步下滑，到1965年才恢複到1958年水平。眾所周知，造成這種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不在天津市。但是，中共中央華北局卻百般指責天津市，並決心對天津市的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大幅度的調整。1963年10月，調來趙武成任市委第二書記，胡昭衡任市長，楊拯民任副市長。還準備將包括萬曉塘在內的天津市的一些領導幹部陸續調出天津，另有任用。同年12月，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批示，向全黨發出《關於加強相互學習，克服故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華北局和河北省委抓住這個時機，派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李立三、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頡伯，坐鎮天津，發動天津市委成員學習文件，聯係自身的問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後責成萬曉塘代表市委常委作檢查總結，承擔責任。在這期間，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聽取天津市委的匯報時，竟至辱罵天津市委是“死豬不怕開水燙”。這句話後來還由趙武成在一次市直幹部大會上作了傳達。

對於天津市委及其負責人萬曉塘這個時期的工作究應作何種評價，迄今在一部分幹部中還有爭論。例如曾長期擔任天津市政府辦公廳主任、對天津解放以來經濟發展變化情況最熟悉的宋祝勤，為紀念萬曉塘逝世34周年而寫的一篇文章中，就反駁了李雪峰的批評，稱讚萬曉塘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他說：

“在‘大躍進’‘左’傾思想的影響下，對一個地區及其領導人的工作評價，往往把在‘大躍進’中‘躍’得越‘高’的，甚或說大話、吹牛皮、放空炮的人和地區視為先進；把比較實事求是、說真話、腳踏實地幹的人和地區視為落後。在當年的這種氣候下，從上麵來的某些同誌，帶著這種偏見，不體諒天津所處的地位和複雜、困難的環境條件，更不問天津在那種情況下所付出的努力。不察實情，不辨事理，似乎早‘胸有成竹’，抱著一種成見來評功過。匯報聽了，下工廠看了，但從未對天津工作（工業）作出客觀的全麵的分析和指示，而是這也不好，那也不對，橫加指責，甚至惡語相加，硬要給天津戴上一頂‘落後’的帽子。現在，這些莫須有的說法早已和那股‘左’的氣候一樣煙消雲散了。”

胡昭衡市長本來是帶著華北局旨意走馬上任的。1963年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們和他談話時，即強調天津市今後要處理好和河北省的關係。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解學恭甚至要胡昭衡在天津市委內部形成一個核心，遇到問題去找省長劉子厚。但是，胡昭衡不久就發現萬曉塘的處境十分艱難，令人同情。胡昭衡認為天津市還應恢複中央直轄市。這時，天津市委領導人如萬曉塘、張淮三等都不敢提這個問題，胡昭衡便有意通過經常到天津來進行調查研究的陳伯達向中央領導人反映情況。據原市委工業部副部長李樹夫說：在1965年春夏之交，陳伯達曾讓他找幾位負責幹部，就天津市是否仍改為中央直轄市問題開座談會。首先在會上發言的是副市長楊拯民。他主要講了“省市合並”以後，中央對天津市的資金投入、物質分配，比過去減少了許多，致使天津市的工業生產遇到了困難。他的話還沒有講完，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淮三便搶著發言。他的意見和楊拯民的意見正好相反。他舉1963年抗洪為例，說明河北省領導對天津市幫助很大。他斷言“天津市歸河北省領導很好”。他這麽一說，其他同誌便不好再說什麽，以致座談會開不下去。其實，與會者都了解，張淮三的話實屬違心之言。後來在胡昭衡的要求下，陳伯達仍將事先寫好的給中央領導人的一封信寄去。這時中央領導人也已感到將天津市改為省轄市的決定欠妥。周總理在一次會上講話時就說，本來還以為辦了一件好事，結果出了這麽多問題，這是沒有想到的。

1966年4月9日，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員會遵照黨中央的指示，開會通過將省直屬機關由天津遷回保定的決議。但是，這個決議還沒有執行，“文化大革命”便開始了。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被迫靠邊站，省長劉子厚主持省委工作。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他和天津市委作了分工：市委管天津市中小學的“文化大革命”，省委管包括天津市在內的全省所有高等學校的“文化大革命”。其實任何一級黨委都是無法管好“文化大革命”的，劉子厚這樣做隻會給自己添麻煩。天津市委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再受到黨中央的批評，但有的問題是河北省委處理的，劉子厚不得不前往北京向黨中央做檢查。也許是受此影響，黨中央於1967年1月2日發出正式文件，宣布早就作出的決定：天津市由河北省省轄市恢複為中央直轄市。這時萬曉塘已經病逝。市長胡昭衡從“文革”一開始，便靠邊站，不能正常工作。陳伯達要求辭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到天津來工作，沒有獲準。黨中央任命原華北局書記處書記解學恭為天津市委第一書記，原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閻達開為天津市委第二書記。河北省直屬機關就在這“兵荒馬亂”之際，匆忙離開天津，遷回保定。有些單位搬家時，沒有運輸工具，有些同誌就隻好步行，狼狽不堪。他們對省會往返搬遷這件事頗多微詞。以解學恭為首的天津市委建立後緊跟“四人幫”，作惡多端，又使天津市成為“文革”中的一塊重災區。解學恭終於被開除黨籍。

（十二）

據說，河北省委當年向黨中央提出要求將天津市劃給河北省領導，主要理由有三條：一、曆史上天津就曾經是河北省省會。二、如今許多兄弟省都有大城市作省會，河北省還沒有這樣的大城市。三、省市合並以後，有利於工農結合，城鄉互助，消滅三大差別。

我就這個問題專程拜訪了李定（離休前曾任天津市委秘書長、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他認為，這樣做顯然沒有考慮到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多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天津市已經成為我國北方的一座中心城市。在經濟上，和華北、東北、西北以及其他地區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係。硬要通過改變行政區劃的辦法，改變隸屬關係，將天津市改變成河北省一省裏邊的中心城市，麵向河北省，為河北省的經濟發展服務，這不僅限製了天津市的經濟發展，對河北省和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是不利的。

現在，本文圍繞“省市關係”問題所提到的許多同誌，大多已經亡故。他們都是好人、好心。回顧這九年的曆史，我們從中所應汲取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是什麽呢？我認為 用今天流行的話說，就是一定要堅持科學的發展觀，自覺地按科學的發展觀辦事。

本文資料來源：訪問李定、崔榮漢、李樹夫、王城熙、王輝、崔廣興等同誌記錄，胡昭衡、張淮三、聶壁初、李中垣、宋祝勤、劉丕昌、陶正熠、陳德仁等同誌的傳記或回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