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墨村的交通擁堵聯想到二黨執政與民意的重要性

澳農

原自由黨州政府簽訂的東西連接髙速公路合同預算中包含有聯邦政府的3億撥款，既然工黨新州政府取消了此修建項目，聯邦政府就放出口風說要收回這筆專項撥款。 新州政府不為所動，堅持取消項目，終止合同的同時，州長自赴國會山與總理艾伯特談判，據理力爭這筆撥款必須留在維省的理由是我們有自己改善交通計劃，維省人民期望著我們為他們在改善交通上有所作為，他們有權這麽期望。正是基於對我們的信任，他們才在不久前舉行州大選中選擇了工黨。大選前作出各種承諾拉選民，大選後打選民牌是政客們的強項，拿手好戲. 最終聯邦政府同意將這筆撥款繼續撥發給維省作為基建專項資金。

澳洲政局基本是由二大黨掌控，工黨和自由黨輪流執政。這種執政模式在西方國家相當普遍，美國是共和黨和民主黨；英國是工黨和保守黨；德國是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聯盟。

聯邦和各州政府每四年舉行一次大選，雖然國際事務，如反恐戰爭、伊斯蘭國、難民問題等等也是選民們所關注的議題，但人們更多關心的是家庭生活保障、就業前景、社會安定和子女教育等與自己休戚相關的民生亊務。

在大選初期，執政黨和反對黨都會接二連三地發布令人鼓舞而又眼花撩亂的治國理念和新政，總理、反對黨黨魁和各小黨的領袖們馬不停蹄地到各主要行業和邊緣選區發布他們的行業或是就業政策，振興經濟和保障福利措施。但他們卻很少會去大學作演講是因為教育經費預算的減少意味著大學自籌款部分的增加繼而向學生收費項目越來越多，自然而然地增加了學生的負擔，而學生們是有知識且年輕氣盛的一個群體，政客們去那裏作政治秀的結果往往是意料之中地在一片抗議聲中草草收場。

就如同是戰爭一樣，贏得勝利或者是勝敗的轉折點往往是某一戰役或是因對手的某一決策失誤而決定了曆史的進程，當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某段曆史亊件的話總會有許多假如的推演結局，但曆史是由已發生的亊件和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構成而不是後人以今天的政治格局和局外人思維、眼光重新演繹，盡管大多數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是非常理智和懷著善意。

1993年的大選是在基廷二次挑戰當時的工黨總理霍克取得成功成為由執政黨內選舉出來而非經過大選的總理這一大背景下拉開帷幕。在此之前工黨在霍克的領導下已連續執政三屆，再加上基廷是由黨內中途換黨????而非民眾選舉總理，選民已厭倦了工黨的長期執政而急不可耐地想在此次大選中投已經當了很久反對黨的自由黨，換政府的情緒在選民中已相當普遍，權威民調機構的多次民調結果也顯示換政府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可逆轉的了。資深的政治評論員甚至這樣評述道，自由黨即便是什麽也不做也能贏得這次大選。

當時的自由黨領袖是候信愽士，自認為有黨內和民調的雙重支持，對大選前景信心滿滿，誌在必得。因為在此之前工黨己連任三屆，所以自由黨提出的口號是反擊。在振興經濟，增加財政的國策中包括了一項征收消費稅的方案。本來這是一項積極的稅收政策，但是自由黨在最初的方案宣傳中側重於其稅收方麵的重要性和橫向比較的普遍性，（美國和歐洲早已實施此項稅收）而忽視了人們在支出上的心理承受力，盡管人們的實際支出並未因此而大幅增長，因為在引入消費稅的同時政府削減了公司和運營成本稅收。

問題是對個人而言，消減公司稅的利益是非直觀和間接的，大多數人更多關心的是家庭支出和自己口袋裏的錢，直觀而實際。工黨正是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對消費稅政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窮追猛打大做文章。記得當時工黨策劃了一個廣告在電視和廣播上鋪天蓋地的反複宣傳：當你把手伸進自己口袋的時候，你會發現還有另一隻手，那就是自由黨的消費稅。

那次大選工黨正是利用人們對消費稅不完全了解所帶來的恐懼心理一擊成功，贏得大選並再次連任。亊後評論家們普遍認為自由黨輸掉了一場原為不可能輸掉的大選。

有時一項政策推出的時間要重於這項政策本身的好壞，孤注一擲，放手一搏既要有政治家的膽識和勇氣，更要懂得推出的時機和如何迎合選民的心理。同樣的消費稅政策依然是由自由黨推出，成功實施。不過那是多年後在澳洲政壇老政客霍華德在其個人聲望如日中天那段時間，將消費稅經過精心包裝後推向選民而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