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是一場注定將以策劃者失敗而告終的政治“鬧劇”。
從2013年初有香港“占中三醜”之稱的戴耀廷等人提出“占中”開始,整個運動過程就充滿了“政治”與“黑金”,“民主”與暴力,國內敵對分子與國際反華勢力的勾連。
原本“港獨”、“台獨”、“民運”分子,以及一些國外反華勢力以為,通過歪曲和異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提出的有關政改方案,尤其是對其中關於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辦法中,“成立選舉提名委員會和要求參選者必須愛國愛港”這兩項規定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誣指中央將收緊香港民主,並煽動香港市民起來對抗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意圖以此實現其裹挾和綁架中央,達到他們讓香港的政改最終突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框架,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選舉按照英國聯邦“實體的選舉模式”舉行。
然而,“占中”運動的策劃者們似乎太一廂情願了。
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決定,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的原則和製度框架。尤其是決定明確: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實行行政長官普選時,需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半數以上的支持。同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這意味著反對派和‘港獨’分子們提出的企圖將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所謂‘香港政改方案’被否定。”香港一家媒體如此評價道,但這可能也將引起反對派和“港獨”分子在“占中”問題上進一步瘋狂反撲。
不過,兩岸及香港輿論則普遍認為,中央在香港政改上的態度是明確的、果斷的,無論香港一些反對派和“港獨”分子,如何勾結台灣島內的“台獨”分子、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民運”分子,或是那些企圖在香港製造中國版的“顏色革命”的國際反華組織或國家興風作浪,或導演出什麽樣的“鬧劇”,都不會改變香港未來政改格局。
■政改完全按香港基本法運行
“香港政改方案,是依據香港特區基本法的規定,對香港的選舉製度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2014年香港政改方案,經香港立法會審議通過產生,並由梁振英提交全國人大審議。該方案表達了香港社會普遍期望於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意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日前在香港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的選舉製度應逐步向普選方向改革。香港特區政府曾相繼提出過2007年及2008年香港政治製度改革以及2012年香港政治製度改革提議,其中香港2012年政改方案落實了一部分改革措施,但尚未達到普選的目標。
“2014年,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的泛民主派及民間組織都提出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時落實普選的目標,但各方對這兩次選舉的具體機製具有不同意見。”李飛說,香港激進反對派要求特首候選人必須經由“公民提名”,並以違法的“占中”相脅迫,給政改平添波折。
針對香港存在的政改爭議,李飛向香港有關人士做報告時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嚴格遵循基本法,按照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的:第一,製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根據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符合“一國兩製”的原則,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製度。
李飛說,第二點,中央在製定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時就明確提出了“港人治港”的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是‘一國兩製’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為此提供相應的製度保障。”
■中外五股敵對勢力勾結攪局香港政改
“其實,今天香港政改出現如此複雜的情況,與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或者行政長官必須符合哪些條件沒有直接關係。”台灣大學政治學係教授張亞中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關鍵在於有些人不希望“一國兩製”在香港試驗成功。
張亞中說,分析現在香港出現的反對派組成和他們的背後代表的勢力就可以看出端倪。
他說,至少有五股勢力在角力政改。首先是美國和英國政府,它們或以政府發言人、外交係統高官,或是駐港總代表或前高官發表一些不利於中國政府、香港特區政府言論,用一些極其具有挑撥性詞語,看起來是說給香港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聽的,但其實是在向香港市民傳遞美英有意幹涉香港事務的弦外之音,“這是一股強大的外來力量。”
其次是“港獨”分子。張亞中說,這股力量最為複雜,他們中有香港特區政府舊官僚,有立法會議員,有島內政黨,有大商人、傳媒巨頭等等,這些人中,很多人從嚴格意義上講,他們根本不是香港人,他們中有相當部分的人是拿著外國綠卡的假香港人。但他們卻在香港具有相當的能量和話語權。他們通過政治與黑金勾連,形成一股勢力,上可以在立法會質疑一切,下可以利用各自在香港的特殊身份,動員和蠱惑不明真相的社會人士投入到各種社會運動中,他們還可以通過其手中掌握的傳媒對外釋放錯誤信息,誤導公眾,起到渾水摸魚作用。
三是“台獨”勢力插手。據台灣媒體報道,對於台灣島內“台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過去島內一般都采取否認態度。但由於去年蘇貞昌任民進黨主席期間因成績平平,備受黨內批評。蘇貞昌眼見民進黨主席的任期就要到期,在此情況下,在訪歐期間大放“台獨”厥詞,假造聲勢自吹自擂。他不僅鼓吹其“台灣事實上已獨立”的濫調,還宣稱“台灣是香港的救生衣”。
蘇貞昌聲稱,民進黨很關注香港發展,現在更有許多香港“民主人士”赴台,叫台灣人珍惜現時所擁有的,“不要放棄(‘台獨’)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有些香港“民主人士”甚至在台灣登報“表達訴求”。他聲稱“台灣漸漸的已經被他們(‘港獨’政客)視為救生衣,或希望與力量的燈塔”,聲稱“民主台灣雖小,卻是大陸和香港民主人士的希望”。
他還打破過去民進黨一貫否認的“台獨”與“港獨”勾結的做法,主動自爆“台獨”與“港獨”勾結秘密與過程。
他說,去年9月6日,香港公民黨議員毛孟靜等在“台獨”媒體《自由時報》刊登廣告,整份廣告充斥著荒謬的理據,更處處針對中央政府:一方麵要拉特首梁振英下台,一方麵竭力否定“一國兩製”、否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憲製管轄權,並汙蔑香港“被融合、被赤化”,呼籲台灣“引以為鑒”。其意圖是要與“台獨”殊途同歸,將香港帶向一個“獨立政治實體”的不歸之路。
去年10月19日,台灣“占中”推手朱耀明、“港獨”組織“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及工黨主席李卓人赴台會晤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商議“占中”與“台獨”合流。同一日,台灣民進黨創黨成員、“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應邀到港出席論壇擔任講者,宣揚“台獨”和支援“占中”。
台灣輿論認為,在同一天內“台獨”兩巨頭介入“占中”,說明“占中”勢力中的“港獨”勢力,已經與“台獨”勢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
曾於去年9月聯合公民黨毛孟靜等人一起於《自由時報》刊登“港獨”廣告的譚凱邦,今年1月10日又在該報刊登名為《香港都想獨了台灣幹嗎不獨》的文章,公然支持“台獨”,並鼓吹“港獨”行為,言行之極端令人憤慨。
今年1月19日,香港工黨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等,應“華人民主書院”、“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綠營團體之邀,參加“台港公民社會運動研討會”,與會的還包括眾多“台獨”團體。其間李卓人“感歎”說,“台灣和香港現在是命運共同體,中共的策略是‘先經濟、後政治’,香港則是經濟和政治輪替打壓,對於香港和台灣來說,今年都是關鍵的一年,香港要爭取民主普選和‘占領中環’運動;台灣則要討論服貿協議,這對台灣未來發展非常危險。”
四是“民運”分子。台灣和香港輿論認為,近些年來,由於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讓一些“民運”分子將香港作為他們攻擊中國政府的基地。這些“民運”分子或通過我國台灣地區,或通過英美國家等繞道到達香港,他們帶著英美國家交給的任務,充當英美國家聯絡香港反對派勢力的中間人,有的甚至是充當間諜角色,為這些國家收集或傳遞情報。一些“民運”分子在香港特定關係人或特定組織掩護下,利用香港社會言論和出版自由,對中國政府進行汙名化宣傳,達到擾亂香港市民對真實的內地的黨情、政情的看法。
第五股勢力,則是1997年香港回歸前就已經紮根,但香港回歸後轉入地下的各國或地區情報網、間諜機構。香港作為原來的遠東自由港,也是遠東最大情報交換地。雖然1997年香港回歸,但是基於各國和地區利益,這些情報網、間諜網基本都沒停止運作。尤其是英美國家更是密集布點。即便是我國台灣地區的情報機構在香港也一直運作正常。
據香港一家媒體秘密調查發現,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李登輝執政時期的台灣當局向“台獨”傾斜,“反攻大陸”無望下,一度放棄在港澳、內地的“地下”與“地麵”活動,且截斷資助香港親台團體的“大水喉”,此後香港的台灣勢力極速走下坡路,一些團體更因為失去金錢援助而關門大吉。在香港紮根半個世紀的台灣軍事情報網絡大大縮減,由過往逾10個情報站,縮減至名義上的4個,實際活動更少。
但是,在陳水扁執政中期,即約2004年左右,台灣“國防部”轄下的軍情局再度在香港投入大量資源,駐香港情報站再次活躍。他們四處收風,介入香港政治局勢。去年開始趁有反對派策動“占中”的機會加強活動,台軍情局駐港人員單獨約見一些已退出江湖的右派人士,全力鼓動他們參與“占中”。
“陳水扁執政後期,台灣當局內部普遍認同台灣的將來很有可能步香港的後塵,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區,在既無力‘反攻大陸’下,唯一可做的是讓香港‘一國兩製’的例子失敗,令其失去對台灣借鏡的作用,引起國際關注。在這個指導原則下,駐港特務情報機構工作性質亦發生變化,由過往國民黨黨務係統有很大的指揮權,轉而直屬台灣‘國防部’軍情局領導,即使兩黨輪替執政,有關政策也沒有改變。”台灣軍情局消息人士透露。
■警惕香港版“顏色革命”
從中東到北非,再到中亞,這幾年已經有多個國家陷入內戰,或政治內亂。而縱觀其共同特點,都少不了美國等西方國家情報部門的介入。
作為中國第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遠東最大最發達自由港,以及“一國兩製”的第一個實踐區,香港無論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來說,都有特殊意義。尤其是“一國兩製”的成功實踐,更具有劃時代意義。因為他的實踐將為我國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積累經驗。
正因為香港對中國具有這樣的意義,他自回歸以來,就一直為一些國家所青睞,他們青睞的不僅僅是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繁華的經濟,更主要是香港回歸後依然保持著,甚至比回歸前具有更多的民主空間。
而作為西方反華勢力,他們無時不在企圖將中國一夜之間變色,這樣的圖謀他們幹過,無論是上個世紀末期想把中國全盤西化,或是在幾年前意圖將“茉莉花革命”推向中國,但由於中國具有強力的自身“免疫”功能,他們的計劃沒有得逞,但香港的政治製度空間恰恰是他們策劃“顏色革命”的最好縫隙。於是在一些國家策劃下,“港獨”分子與一些西方反華國家在港的情報機構建立了聯係,“占中”行動中,“港獨”分子除了得到“台獨”勢力的言傳身教外,還倚重某些西方反華國家情報機構,通過這些機構,“港獨”分子搭上了某些大國政府建立溝通管道,獲得這些國家對香港事務幹預等。
據香港媒體報道,本次香港政改和“占中”行動中,有大概至少6個國家情報組織深度介入,其中美英涉入最深,就連“占中”宣傳網站都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而一周傳媒老板黎智英更是穿梭在美國情報部門、美國國防部高官、香港立法會議員、政黨領袖之間,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反中央、反香港特區政府者提供資金支持。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表示,“占中”是違法的,是香港版的“顏色革命”。
他說,就像這幾年來某些西方國家在亞洲、非洲、歐洲導演的一係列街頭政治、“顏色革命”一樣,如果真出現“占中”,就是上演了一出西方國家所慣搞的“顏色革命”、街頭政治的“香港版”,就是一場把戲而已。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