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年屆四五十歲的人都知道當年中國海洋上所發生的“渤海二號”沉船事故,因為這個事故所產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大的原因不僅僅是一下有72名石油工人遇了難;說它影響“太大”,是因為“渤海二號”事件來得不是時候。這起事故發生在1979年11月25日,它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初始,尤其是中國海洋石油對外合作最重要關頭和最熱鬧的時刻,所以它產生的衝擊波遠遠超出了事故本身。
但不管用什麽理由掩飾,“渤海二號”的沉沒,說到底,終歸是一場極其嚴重的事故,一下子有72名石油工人一瞬間就喪失了生命,這本身也是中外工程事故中的大事故。其二,“渤海二號”是中國在經濟情況非常不好的時候,用巨額外匯從國外引進的先進設備,它被一陣台風刮翻後沉沒在大海之中,國家領導人和全國人民都感到心疼。其三,“渤海二號”事件發生時正值中國海洋石油全麵向國際招標並已準備較大規模進行國際開發的時候,因此它成為擺在中國石油人、甚至是全中國人民麵前的一個嚴峻的問題。到底對外開放、引進先進設備好不好、還要不要。因為當時國務院對“渤海二號”事件定下的“結論”是:石油部某些領導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尊重科學,不重視安全生產,不重視職工意見和曆史教訓造成的。事故發生後,在各界群眾中議論較多的還有一句話是:世界上那麽先進的設備,咱中國人會不會用?既然沒有把握用好,就不要去浪費國家有限的外匯和人民的血汗錢嘛!
“渤海二號”給當時的石油部和中國石油人帶來的衝擊之大,幾乎是毀滅性的。首當其衝的是才上任不到兩年的石油部部長宋振明被免去部長職務,其次是主管石油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石油工業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康世恩被記大過處分。這樣的處分決定,在共和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對一向紅旗飄飄、戰功顯赫的石油工業戰線來說,這種打擊是空前的,以往“一聲吼,也能讓地球抖三抖”的百萬石油工人,此時一下在全國人民麵前抬不起頭來,受到的屈辱不言而喻。自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中國石油工人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成就的象征,他們從來沒有哪一天、哪個時代不揚眉吐氣過,即使是十年“文革”中,石油工人仍舊走到哪兒,就會香到哪兒。石油戰線上有鐵人王進喜式的英雄,有餘秋裏、康世恩這樣的高官,據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從石油戰線出去當省市和中央各部領導的就有幾十個,這在其他部門是不可能有的紀錄,因而石油人在中國各界的影響力,在許多年裏是被人羨慕和妒忌的事。
現在,“渤海二號”事故出現後,紅了幾十年的石油人內部仿佛出現了一次大崩盤——而在這之前的中國石油人始終“團結如一人”了幾十年。可現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連一向不用動一下聲色就能指揮石油千軍萬馬的餘秋裏此刻說話也沒幾個人聽了,他本人時常也被人在報刊上不指名道姓地說三道四……
有關權力層麵借“渤海二號”事件擠壓石油人的情形無須多說,事實上這種鬥爭是非常殘酷和無情的。更可怕的是,石油戰線內部所出現的崩裂,既令人心痛,又十分無奈。餘秋裏和康世恩生前曾經皆為此對天長歎過。
“渤海二號”的“直接責任者”馬驥祥。這位張文彬、秦文彩的老戰友、原“石油師”一團政治處副主任,曾轉戰玉門、新疆克拉瑪依、勝利、江漢、吉林和華北等油田,是一位曾為新中國石油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老石油人,於1978年10月底出任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局長。由於當時海洋石油勘探局是在天津塘沽,他的黨委書記一職是由天津市委任命的,那時的石油部下屬單位受雙重領導,業務上由石油部直管,人事和黨委接受地方黨委領導。“渤海二號”事件沸沸揚揚了半年多時間,最後的具體“責任者”便落到了馬驥祥身上,他被判了幾年徒刑。這樣一位曾經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及為中國石油建設立過卓越功勳的“老八路”、“老石油”的被判刑,對所有石油人來說,其感情的傷害是嚴重的,甚至是殘酷的。當時的百萬石油人不理解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的老戰友的最終命運竟然會是進了共產黨自己設下的監獄……任勞任怨的馬驥祥,刑滿後又回到石油係統工作了一段時間,不久便辦了離休手續,於1996年1月25日去世,終年75歲。
“渤海二號”第二位受重大處分的是石油部部長宋振明,他是因此次事故受到內心打擊最嚴重的一位。宋振明在1978年被全國人大任命為石油部部長,時年52歲,到1980年8月因“渤海二號”事件引咎辭職,任部長不足兩年。宋振明12歲時就是抗日的“小八路”,跟隨部隊輾轉南北,身經百戰,敵人打在他腿上的子彈一直留在他的身上。1952年,宋振明作為人民解放軍第57師13團的代政委,與57師全體官兵一起脫下軍裝,成為一名新中國的石油人。他高高的身材,氣宇軒昂,又極富有鼓動才能,是大慶會戰中的一名傑出指揮員,始終站在最艱苦的第一線。作為石油師中唯一一名從基層幹部成為共和國石油部部長的宋振明,52歲的他出任石油部長,既是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人改革開放、改進幹部製度,使一批有才幹的年輕人走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的一種象征,又是無數與他一起戰鬥和成長的新中國石油人的驕傲。49歲當了石油部第一副部長、52歲當了石油部部長的宋振明,在他之前的石油生涯中,運氣一直不錯,深得“餘、康”的重用和看好。然而也許過去的曆史太順了,在他當上石油部長後僅僅不到兩年時間,“渤海二號”事件出現了……身為石油部長的他,當時剛剛帶著石油部31名部級領導和一批司局幹部進行“西北萬裏行”回來,“渤海二號”就出事了,72條人命便擱在了這位年輕的石油部長身上。1980年8月29日,宋振明辭職,之後10年,一直心情不悅,積勞成疾,於1990年6月13日病逝,終年64歲。宋振明在臨終前,堅決要求回到他夢牽魂繞的大慶。“生為大慶人,死為大慶魂。骨灰埋大慶,何須立碑文。”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宋振明讓他的戰友們、工友們扶著將當年他與大家浴血奮鬥的大慶會戰場地一一重遊,並在病榻上寫下了著名的長篇敘事詩《萬人廣場作證》——
我又一次回到
朝思夜想的大慶。
大慶的水甜,
大慶的人親。
對大慶的一草一木,
我都懷有深深的感情……
忘不了
在大慶這塊土地上,
我度過了十八個春夏秋冬——
油井、泵站,
灑下了我的汗水;
荒原、小徑,
留下我的足印……
我將美好的年華,
全部奉獻給你啊,
親愛的大慶!
……
宋振明去世後,大慶萬人為他送行。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他舉行了骨灰安葬儀式。江澤民、李鵬、李先念、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等中央領導送了花圈。而他的大部分骨灰則按宋振明本人生前的遺願,放在了大慶的7個會戰著名紀念地,“好讓我的靈魂永遠伴著大慶”……可是我知道,在大慶舉行的遺體告別現場,有人將餘秋裏送來的花圈扔了出去——他們怨恨在中央高層的餘秋裏沒為宋振明說話。這事傳到北京的餘秋裏耳朵裏,這位石油部老部長、獨臂將軍含著淚花,對天長歎一聲:“他宋振明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我怎麽能不為他說話呢?可是……”一個“可是”後麵,有多少讓這位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老石油人內心無法說出來的委屈。而這份多年壓在獨臂將軍心頭的委屈,多少年後也沒有釋放出來。1994年10月31日晚,為新中國石油工業立下卓著貢獻的餘秋裏突然一頭栽倒在地,從此再也沒有站起來……他在301醫院的病床上整整躺了近5年,成了完全的“植物人”。據他的秘書講,在這5年中,隻有當親人在他耳邊放周恩來總理在1964年宣布“中國人民使用洋油的時期,一去不複返了”的那段錄音時,老石油部長會臉龐漸漸泛紅、泛紅……似乎有了某種意識。1999年2月3日,餘秋裏的心髒徹底停止跳動,終年85歲。
這些都是後話。
但“渤海二號”事故,真正承受最大打擊和壓力的也許要算康世恩。因為康世恩是新中國石油工業的奠基者和主要組織領導者,從出任燃料工業部西北石油勘探地質局局長起,他康世恩一生就沒有離開過石油工作,而且一直處在決策與組織指揮的最高層。“渤海二號”事故發生時,他康世恩雖然不是石油部部長了,但他是國務院分管石油部的副總理,石油部一切重大決定還都應該與他有關。國家正在百業待興的時候,石油工業對外開放處在最緊張和關鍵時刻,“渤海二號”如同當頭一棒打在了石油人腦殼上,當然康世恩可以說是受衝擊最重的。他受記大過處分,也開了國家副總理的先河。讓石油人當時極其焦慮的是:正處石油工業對外開放的戰略步子下一步到底該怎麽辦的關鍵時刻。康世恩這棵大樹倒了,一百萬中國石油大軍不成了散兵遊勇了?
石油人急啊!急得甚至亂罵人:媽的,海洋上打井,誰也沒有幹過嘛!能保證不出一點事嗎?再說了,海上起大風,我們能頂得住嗎?老子幹了一輩子石油,流血流汗,現在倒好,一出事,就啥都不是了!奶奶的,探石油真不是人幹的活!可不是,幹死人的是我們,被人罵死的也是我們,這世道哪有公道!
石油係統內部也有人起哄,一些過去在具體事上受過委屈,或者像提拔、分房、工資待遇上自認為吃過虧的人,這時也向某些已經倒了黴的部領導發難……
石油部廠礦領導幹部會議上,老部長餘秋裏出現了。他掃視著一向激情澎湃、氣氛異常熱烈、而今則變得死氣沉沉的廠礦領導幹部會場,一改其往日侃侃而談、慷慨激昂的風格,表情沉痛、語氣凝重地說:“同誌們,這次‘渤海二號’事故,造成這麽多同誌犧牲,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作為國務院的一個成員,作為石油部過去的領導人,也是負有責任的……”說到這裏,餘秋裏的語氣十分低沉,會場上的氣氛更是格外沉悶。
突然,主席台上,一聲怒吼:“但,我們不能因為這件事影響了國家的石油工業!影響了我們‘石油人’的光榮傳統和革命精神!”台下的幹部們被老部長熟悉的大嗓門一下又震撼和震動了。
“我希望大家振作起來。要經得起考驗!我也相信我們石油部的人是經得起考驗的!”餘秋裏一轉話鋒,說,“現在我提四點希望:一要正確對待批評;二要勇於正視批評,決不可以護短,更不能文過飾非;三要充分發揚民主,廣開言路,虛心征求和傾聽各種批評和建議,絕不能再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四要振起革命精神,奮發圖強,埋頭苦幹,整個石油行業要從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來!”
“你們有沒有信心?”餘秋裏收住話茬,目光盯著台下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臉孔。
“有……”台下的回音零零落落,有氣無力。
“有沒有信心?”老部長的目光裏濺出了火星,聲音提高了一倍。
“有!”台下的聲音仍然不大,且參差不齊。
“到底有沒有信心?”台上,獨臂將軍露出了本相——那隻當年在大慶使千軍萬馬感到力量和光榮的右臂又在半空中揮舞和呼嘯起來了!
“有——!”會場上,頓時響起驚天動地的回聲。
餘秋裏的臉色緩和了不少,嘴裏嘀咕了一句:“這還差不多。”
但是“渤海二號”事故對石油人的打擊實在太沉重了,並非是餘秋裏的一番鼓動所能徹底扭轉的。最要命的是,此刻的另一位石油統帥人物——康世恩出了大事:1980年秋,正當秦文彩他們與數家外國公司就招標問題展開一輪又一輪談判,等待最終拿主意的康世恩同誌作出決策時,這位為新中國石油工業操勞了幾十年的副總理突然時常感到膀胱難受和疼痛,在秘書和家人的多次催促下,康世恩來到301醫院檢查,結果令大家大為震驚:康世恩患的是膀胱癌。
聽到這個消息,本已非常消瘦,又因近幾個月承受種種壓力的康世恩,雖然臉上表情平靜,可內心的痛苦在親近人的眼裏是可以看得出的——他躺下了……帶著疲憊與痛苦,還有無數說不出的憂慮與無奈。
石油工業對外開放剛剛起步,這兩年各油田的生產情況也開始出現了滑坡,有許多事情急著需要去處理呀!65歲的康世恩好像第一次感到了力不從心,可又心存不甘,然而醫院的醫生命令他“躺下”——他哪兒能躺得下嘛!
“渤海二號”事故的影響,是直截了當的顯現:1978和1979兩年,中國自產的原油實現了1億噸,達到1?06億噸。1億噸,這在當時是中國石油生產的標誌性數字。而經過兩年多調整與改革後的國家經濟,正處在複蘇時期,百業待興,石油是必不可少的能源,從某種意義上講,石油的產量,直接影響到國家經濟增長的速度,這是全世界經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一條不變的規律,尤其是全球化經濟形態下的國家經濟。
1978年黨的三中全會後的中國,如同一艘載著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航船已揚帆起航,怎能出現石油能源的下滑?
然而,1980年的中國石油生產真的滑下去了,滑到了1億噸以下。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國家總理著急了!政府的所有經濟部門跟著也著急了,因為石油能源的下滑,就意味著其他一切經濟計劃指標要下滑、下調……這是絕對不允許出現的事!
鄧小平著急。全黨著急。
躺在病榻上的康世恩此時又多了這個更讓他憂心的負擔。石油是他的生命,石油生產是這位以石油為生命的中國石油領導者的榮譽——自新中國他康世恩擔任石油部門負責人以來的幾十年中,石油生產就從沒有下滑過,用石油部門的人說,就是尖頭從來一直是往上升的。眼下國家在萬馬奔騰的大好形勢下,石油的生產卻往下降了,這可是關係到他康世恩和整個石油行業的榮譽問題!是關係到國家經濟發展的大問題!也是關係到黨的中心工作能不能按計劃前進的政治問題了!因為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就確定了一項大政方針:從1979年開始,用三年時間對國家的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而1980年是三年調整期的最後一年。“如果石油生產完不成1億噸,整個國家的經濟就要重新作調整。”國務院領導的著急可想而知。
能不能保住1億噸原油產量,這對當時的石油部是個嚴峻的考驗,也是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命運和戰略問題。
“國家給石油部的投資1980年是17億元,等於1980年的一半,投資少了一半,我們的原油生產肯定是雪上加霜,下滑的幅度可能會更大……”當時主持石油部工作的焦力人副部長對國務院領導說。
“投資肯定不會比前一年多,這是國家全盤考慮的事,但你們的原油產量不能降到1億噸以下,尤其是再不能往下滑了。要不然,影響麵太大了!”國務院領導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衝焦力人有些不客氣了。
“如果要保證1億噸,我們建議國家至少得給石油部加5億元的投資。”焦力人最後說。
“那好,你們的意見我拿到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議一議,原則上我同意這個方案。”當時的國家總理口袋裏也實在沒有什麽錢。一個工業部門增加5億元投入不是小數目。然而石油能源對整個國家的影響麵太大,焦力人的方案後來被采納。
可1億噸的任務如何完成,石油部上下心裏完全沒有底。
餘、康二位石油老部長又聚到了一起。在病房內,餘秋裏握著老戰友異常消瘦的雙手,又心疼,又焦慮地說道:“老康啊,我們倆看來又有點回到當年剛剛到鬆遼那陣子了。”
康世恩很勉強地笑了笑說:“那陣子我們隻知道往前衝,衝上去就有勝利的希望。我看現在也該拿出當年那股衝鋒的勁兒。”
餘秋裏一聽,頓時欣慰起來:“有你這話,我的信心就足了!我看我們應該研究一個年產如何保1億噸的方案,1億噸應當成為石油部今後三年的一條基本杠杠。從國民經濟全局考慮,必須穩住這1億噸,而且我看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
“我完全同意。我們就向中央匯報這件事。”康世恩重重地點點頭,長期以來他與餘秋裏在重大問題和關鍵決策時總是不謀而合。“石油部上上下下這段時間士氣不太足,少不了你老部長多去鼓鼓勁啊!”康世恩一手支撐在病榻上,一手握著臨別的老戰友的手,目光裏流露著動情的乞求。
“我去。我要去的。你好好休養,石油上的事離不開你老康!”餘秋裏依依不舍地暫時惜別了老戰友。不日,他以國家能源委員會主任的名義,再次到石油部開會和找個別人談話,一一解釋石油部保1億噸產量的意義和具體做法。
一日,餘秋裏正在同一位老石油人談如何爭取保1億噸的具體做法時,另一位老石油人悄悄過來湊在老部長的耳邊說:有人到中央有關部門去告你了,說你堅持1億噸油,是在繼續搞“左”的一套。
“去他的,我這個人就是不怕得罪人,不怕告狀!怕得罪人,怕告狀,就什麽事也幹不成了!”餘秋裏大怒,右臂連連揮動起來。稍後,他說:“現在有些人看到批‘左’的,就把什麽事情都說成是‘左’的。其實他根本什麽都沒弄明白!”
其實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像餘秋裏這樣的老革命者和黨的高級領導,也還不能全麵地估計到“左”的思潮對社會和各界的影響力。1978年12月,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大政方針,然而圍繞走什麽路、怎麽走的問題,當時國內尤其是思想戰線存在的問題和一些認識上的混亂及模糊觀念還比較嚴重,“四人幫”的殘餘和流毒影響仍沒有肅清,社會上的壞人和別有用心的人依然不少,他們利用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初期所出現的一些空子,不斷製造各種矛盾與鬥爭,社會上的諸多不同觀念和意識的交鋒這時也很激烈,甚至影響到高層。
1982年,正在全心全意主持能源委員會工作、部署全國石油和煤炭生產的餘秋裏,突然被總書記胡耀邦找去談話,胡耀邦對他說:關於你的工作,有些變化。有一次鄧小平同誌講,軍隊的一些同誌向中央建議,要求讓你回軍隊主持政治工作。所以中央決定讓你當總政治部主任。“你有什麽意見?”胡耀邦問餘秋裏。毫無思想準備的餘秋裏,想了想,以慣有的堅定語氣說:“我聽從黨的安排。”就這樣,離開軍隊24年、在石油戰線建立了卓著貢獻的餘秋裏,惜別他的那幫“鐵人”兄弟們,到北京平安裏的總政大院上班。上任那一天,他連軍裝還沒有,是穿著“石油部長服”——中山裝去的。雖然身在鐵馬軍營,餘秋裏在繁忙的工作之餘,每每總會想起中國石油事業。上任總政治部主任不久,他便與總書記胡耀邦到南線看望“自衛反擊戰”的將士。回來的路上,他向胡耀邦提出建議:去一趟勝利油田。總書記笑了:“怎麽,還沒有從‘油’裏跳出來?”餘秋裏陰著臉,點點頭,說:“是的,這幾年石油部門因為‘渤海二號’事故有些抬不起頭,我想請總書記去鼓鼓勁。”“好嘛,我們一起去!”胡耀邦高興地說。於是,這兩位親密戰友,臨時改道,在回北京之前到了勝利油田。那一次胡耀邦到勝利油田視察的情景,許多人都還記得清清楚楚,他和餘秋裏站著一起高唱:“黃海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的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四化的希望,能源的責任,要靠我們打頭陣……”後麵幾句是胡耀邦即興改的詞,兩位老“抗大”這麽一唱,把現場成百上千的石油人唱得熱血沸騰,於是跟著總書記和老部長一起唱了起來,越唱越帶勁,越唱越高亢,其情景激動人心,催人奮進。
這是餘秋裏離開石油戰線後首度在公開場合下為石油工業做的一件事。這裏有個客觀原因,當時勝利油田的負責人是曾經跟了他十幾年的老秘書李曄。老部長知道“渤海二號”事故後自己能在石油部說話的分量已經有限,他這樣做和選擇勝利油田,純粹是一片難言的苦心。
上麵說的,同樣是本文的題外話。
我們還是回到“渤海二號”事故影響下的中國海洋石油對外合作的工作……因為這是一件中國對外開放最前沿的工作,所以它經曆大風大浪也在必然之中,困難和阻力正進一步等待著秦文彩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