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agela
隨緣，感恩，享受生命的美
我和那一大批人一樣，經常被趕上了。剛上小學就趕上文化大革命，停課在家玩了兩三年，到小學四年級才正式“複課鬧革命”。一九七一年上了中學，還是學工學農，野營拉練，傳達文件，運動批判，加上三不五時的迎接外賓的活動，還有整整一年停課排練第三屆全運會的團體操，五年的中學時代，天曉得真正上過幾天課。
一九七六年高中畢業，我和同學們一起被分到了北京朝陽區來廣營公社南湖渠大隊插隊，趕上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尾巴，成了一名知青。我要是晚畢業一兩年就不用去插隊了。嚴格說來，文革末期的知青和那些去延安內蒙雲南新疆的“老三屆”相比，生活境遇已經不太相同。由福建莆田縣的小學老師李慶霖在1972上書毛主席的信件最終導致國家在1973年製定了保障知青基本生活的具體規定，在插隊的第一年由國家向每一位知青提供每月十元錢的生活補助（當年的十元可以勉強維持一個城裏人一個月的夥食），而生產隊必須為知青建造知青宿舍。知青插隊兩年後就可以返城就業，但是就業方向和名額都是不確定的，插隊三年四年甚至更長時間也不能回城工作的人應該也不少，決定命運的除了運氣就是後門吧。
我們的知青宿舍是一排7間的平房，每間房住三人，西邊三間是女生，東邊四間是男生。吃飯由大隊派工統一做，吃多少打多少，沒限製。當然沒什麽油水，但管飽。到生產隊的第一天，隊長到宿舍來看望我們五個新來的女知青，鼓勵我們說：農村空氣新鮮，糧食好吃，待上一年你們都得胖。你們瞅瞅那些老知青。我們生產隊有比我們早來一年的女“老知青”，有幾個真是銀盤大臉，麵色十分紅潤，身材前鼓後翹，倍兒瓷實。大概因為我的骨架較粗，老隊長特地指著我，說我最有發胖前途，真讓我受寵若驚，不勝惶恐（怕胖啊）。
兩年的插隊生活，最深刻的記憶就是累。生活的艱苦不至於不能忍受，但是幹農活真是累啊。本來城裏的女孩子沒有勞動的習慣，沒有勁也不會幹活，我的胳膊和手又天生虛胖沒有肌肉，比一般的女孩子更少點幹巴勁兒。更要命的是我這人天性要強，又死心眼，隊長讓鋤兩壟地我絕不會鋤一壟半，辦法隻有一個，就是咬牙拚命。我每天都完成跟其他女勞力一樣的工作量，翻地，插秧，割麥子。。。記得隻有一件事我真的幹不了，那就是掰玉米，我的手勁不夠，拽不下來。我也有接到美差的時候，大家管這種活叫“宣泛活”，比如說拉牲口。拉大牲口是男勞力的活，我也就是拉個毛驢。第一次拉毛驢幹活，那畜生欺生，剛下地就直接跑回村裏回圈了，還有一次我喂它吃東西，它竟然吃壞了拉稀了。最難忘插秧時那防不勝防的大螞蝗，能直接鑽進腿上的血管喝血喝的全身通紅。被咬的人嗷嗷叫著（大家都怕，農民也怕）把那惡心的家夥從小腿肚打出來，擦幹淨血跡還是要繼續幹活；還有清晨3，4點獨自去村外大渠給稻田放水，一路驚起草裏烏泱烏泱的大蚊子撲頭蓋臉；也有讓人懷念的比如說傍晚或夜裏收工的時候又餓又累，我和那些年輕的農村姑娘們有時一塊“飽吹餓唱“，一路唱著歌走回村（1977年文革前的老歌剛剛解禁，覺得特好聽），路也就沒有那麽長了。這樣拚命幹活的結果就是身體受傷，我上大一的時候，經常腰痛得不能彎也不能直，雙肩酸麻，右邊髖關節也經常疼痛。好在年輕，經過一年的休息和調養這些傷痛也就慢慢好了。當然我也完全沒有發胖，城裏姑娘插隊勞動還能胖起來，要不是親眼得見，我也不相信。
常常看到有人爭論，文革時在農村階級陣線分明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生產隊幾十上百戶人家，每一家的階級成分就像是姓甚名誰屬於ID的一部分，我們知青是絕不可以走進成分不好的人家的。那些地主富農分子都已經上了年紀，在各類政治學習和開會的時候會被命令站在邊上接受批判，還經常被生產隊派去打掃廁所，場院，或幹其他雜活，而且完全是無償勞動。一些知青曾看不下去表示過同情，被團支部書記大香子嚴辭製止了。大香子大名叫李義香，是個溫暖而開朗的姑娘，比我大不了幾歲。她家姐妹幾個個個模樣周正，大香子還代表農民形象做過天安門某個群雕的模特呢。大香子是我們知青的直接領導，常常告誡我們:在農村階級覺悟是最重要的，階級立場的錯誤千萬不能犯。親不親階級分在這裏是最貼切的了。好玩的是大香子後來嫁給了本村一個富農的兒子，說明覺悟是假的，是不得已而為之，而愛情才是真的。這當然是文革結束後的事了。
女知青在農村被人欺負嗎？--這個真沒有，在我所看到，聽到，知道（包括詢問其他當年的知青）的範圍以內，沒有哪個女知青遭到當地農民或各級領導的性侵犯。文革的確瘋狂，但文革並不鼓勵性犯罪，相反，一些正常的兩性交往甚至夫妻生活有時倒被批判成思想複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甚至掛上破鞋批鬥。內容都是侮辱和侵犯他人，形式上是另一個極端。所以有些文藝作品或奇葩“回憶錄“把文革時的中國說成是性的地獄，女知青成了性犯罪受害者的代名詞，我認為這裏麵水分很大。前些年很流行當年的知青帶著孩子回到農村去看看自己生活過的地方，看看自己熟悉的老鄉，他們應該不是帶著那麽痛苦的記憶回去的吧。
在農村的兩年裏我又趕上了很多事。有唐山大地震，北京居民狂蓋地震棚，大街小巷一片破爛狼藉；有毛主席逝世，有粉碎四人幫，最後在1977年冬天我趕上了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結果以4門總分359分的成績考上清華大學，離開了生活了近兩年的農村，終於回了城。
記得插隊時有一次跟一個小夥子一塊幹活，他憤憤不平地說，就該讓你們城裏人上農村來幹活，憑什麽就該我們臉朝地背朝天，一個汗珠摔八瓣，在土坷垃裏刨食吃呢！我哭笑不得，心說我們下農村了，也不代表你能進城啊。世事難以預料，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來廣營鄉開始了拆遷和城市化，成了北京著名的望京住宅區的一部分。我從互聯網上下載了兩張過去是南湖渠村，現在是南湖西裏社區的近照，如下圖。農村，農地已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住宅樓群，各類商店，服務設施，娛樂場所，垂釣中心、水上樂園、網球場等等，房價現在大概是每平方米4萬人民幣。來廣營人也都成了比老北京人更有錢的名副其實的城裏人。看著照片我不禁想到，這些樓上沒準哪個窗戶的裏麵還住著我記憶中的二頭子，三頭子，劉燕茹和大香子…你們都好吧！
７８年考入大學回城。那可是段珍貴但決不願重複的經曆啊！
老姐姐你如今還好吧！珍惜生活，多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