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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觀火與隔岸助火
——二戰初期的美國
戴問天
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CCTV-1播出了電視連續劇《八路軍》。其中有一段戲，王稼祥向毛澤東報告說，納粹德國進攻波蘭，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形成德、意、日和美、英、法兩大集團。毛澤東糾正道，還不能把美國劃到英法圈子裏去，羅斯福總統還在支持日本侵略中國，從中發財。毛澤東這段話說得很對，美國雖然是二戰主要參戰國之一，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從1938年歐洲上空開始出現戰爭烏雲直到1941年12月，它對大西洋彼岸采取的卻是“隔岸觀火”的政策。對於太平洋另一岸的亞洲，則在更長時間裏已經不是“隔岸觀火”而是“隔岸助火”，即通過向日本大量出售軍需物資來發戰爭財。二戰戰火能夠燒得那麽旺，美國恐怕也有一份應該總結的教訓。
先說“隔岸觀火”。1919年1月18日開始舉行的巴黎和會，雖然有包括中國在內的二十七個戰勝國代表參加，但主要操縱在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1924）、英國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和東道主法國總理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三巨頭”手裏，實際上成了幾個強國的分贓會議。和會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不僅對戰敗國德國是一份條件極其苛刻的不平等條約，而且對戰勝國中國也是極其不公平的，因此引發了成為中國曆史重要轉折點的五四運動。對此丘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曾有這樣的評論：“和約中關於經濟的條文，其苛刻和愚蠢，竟然達到顯然不能實現的程度。”而在當時，代表財政部參加英國代表團的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更因反對條約中有關經濟的條款憤而辭職，並且寫了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和平的經濟後果》，指出條約規定的對德國懲罰性賠款，將把那個國家逼到“economic nationalism”（經濟民族主義）和“resurgence of militarism”（複活軍國主義）道路上去。協約國軍西線總司令、法國福煦元帥（Ferdinand Foch， 1851～1929）也說：“那不是和平，是二十年休戰。”
曆史的發展果然證明凱恩斯和福煦這些預見是完全正確的。為了讓德國能夠支付戰爭賠款，以美國金融家道斯（Charles Gates Dawes，1865～1951）為主席的委員會提出一個計劃，即由美、英、法、比利時、荷蘭、意大利、瑞典、瑞士等國向德國提供貸款（當然是利息不低、有利可圖的貸款），讓德國恢複和發展經濟，以籌措賠款所需要的經費。德國1924年接受這個“道斯計劃”，第二年簽訂“洛迦諾條約”（Treaties of Locarno）。後來的事實表明，“道斯計劃”不但對德國恢複發展經濟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還對它重整軍備起了重要作用。這件事以後，道斯聲名大振，很快就當選美國副總統（1925～1929），並於1925年與英國政治家張伯倫（Sir Joseph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一起分享諾貝爾和平獎。應該說明的是，此一張伯倫不是二戰初期推行綏靖政策（appeasement）的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1869～1940），而是後者同父異母的兄長。後來丘吉爾一再念叨按這個計劃給德國貸款一事，認為正是它給德國軍國主義打了“強心針”。
當希特勒上台、在複活軍國主義道路上一步又一步邁出的時候，把《凡爾賽和約》那個“頭箍”強加在德國頭上的英、美、法等國，卻又自甘放棄念“緊箍咒”了。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本來是根據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提議”（Fourteen Points）建立起來的，但這時卻完全聽不見美國的聲音。1936年3月德軍違反《凡爾賽和約》進駐萊茵蘭（Rhineland），1938年春天希特勒把奧地利“heim ins Reich zu holen”（接回家）。這些“動作”在英國和法國還引起一陣騷亂，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則毫無聲息。接下來“Sudetenkrise”（蘇台德危機）成了歐洲政治的中心議題，但人們仍然聽不見美國的聲音。在國際聯盟大會上，隻有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外長）李維諾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1876～1951）9月21日提出正式警告：
現在，捷克內政正在受到其鄰國的幹涉，而且受到公開咆哮的攻擊恐嚇，說什麽要以武力相加。……對於奧地利被消滅這個重大事件，國際聯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過去了。蘇聯政府深知這個事件對於歐洲尤其是對於捷克的命運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奧合並之後就立即正式向歐洲各大國提出建議，應該對這個事件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集體措施，以便采取集體的預防措施。遺憾的是，我們的建議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這個建議如果實行，可能使我們不致於受到現在全世界為捷克的命運感到的震驚。……
李維諾夫還表示，蘇聯將根據蘇捷條約援助捷克。這段話很重要，後來丘吉爾寫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專門引了出來。大概不是巧合，也就在這一天，丘吉爾自己也向倫敦報界發表了一個聲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兩國的壓力之下被分割，這無異於西方民主國家向納粹武力威脅徹底投降。這種失敗不會給英國和法國帶來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這將使兩國的處境更為軟弱無力和更為危險。……受到威脅的，不單是捷克斯洛伐克，還有一切國家的自由和民主。以為把一個小國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實在是致命的謬見。
當時丘吉爾還不掌權，這樣捷克終於在慕尼黑被它的盟友法國與英國出賣，美國則隻袖手旁觀。過了還不到一年（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發動對波蘭的“Blitzkrieg”（閃電戰），英、法兩國終於放棄綏靖政策，於9月3日對德宣戰。隨後大英帝國所屬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南非聯邦隨即也都對德宣戰——盡管那還隻是德國人稱的“Sitzkrieg”（靜坐戰），美國報紙稱的“Phony War”（假戰）。因此，德國進攻波蘭被看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開始。但是，即使到了這個時候，美國仍然於9月5日宣布在歐洲戰爭中保持中立態度。
那時美國有一個《中立法》，即禁止向歐洲交戰雙方出售武器及其他戰爭物資。但是，由於德國實際上沒有從美國購買過這些東西，所以這個貌似公允的法令禁止的其實隻是交戰中另一方的英、法等國。11月4日美國才有所鬆動，國會通過《中立法》修正案，由禁止出售改為允許出售，但要“現款自運”。根據這個修正案，從這時起到一年以後的1940年11月，英國為購買所需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不得不向美國支付四十五億美元，使自己的外匯儲備隻剩下二十億美元，而且大部分是不能出售的投資。為了籌措給美國的錢，英國政府甚至從私人手裏購買了價值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的美國股票，把它們賣出。又過了四個月，美國國會通過《Lend-Lease Act》（租借法案）並一次撥款七十億美元，這才解決了丘吉爾政府的難題。
二戰爆發兩年多以後，由於日本偷襲珍珠港，戰火燒傷了自己，美國再也不能隔著兩個大洋對戰爭作“壁上觀”了，才於1941年12月11日正式對德國和意大利宣戰。但它真正與德、意兩國交戰是1942年11月的事，距它宣戰又過了將近一年。那便是在北非的“火炬行動”，對手是此前已經在阿拉曼戰役中被英軍打敗，後勤補給困難，早已失去“沙漠之狐”威風的隆美爾（Erwin Rommel,1891～1944）。
附帶說說，美國對歐洲戰事“隔岸觀火”已經是第二次了，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便這麽做過，並且嚐到了甜頭。從1914年戰爭爆發起美國就隔著大西洋靜觀戰事的發展，直到1917年4月6日國會才通過參戰決議。不過這年年底派到歐洲的軍隊也才隻四個師，而且並未投入戰鬥。等到沙俄退出戰爭，德國把東線兵力轉移到西線，美國軍隊才在1918年7月首次與德國真正交戰。而那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結束了。隻打了幾個月的仗，作為戰勝國美國卻與英法一起實際主宰了巴黎和會。其實，美國對一戰的主要貢獻是提供軍需物資，因為那時英法等國還都有錢買軍火，不像二戰期間得靠美國按“租借法案”提供援助。這樣一戰期間美國通過賣軍火也是賺了大錢的。
再說美國在亞洲的“隔岸助火”。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般是從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進攻波蘭算起，但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日本侵華戰爭，卻早在1931年9月18日就開始了。我們常說“八年抗戰”是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算起的，其實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是八年而是幾近十四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雖然蔣介石自己不抵抗也不允許張學良抵抗，但黃顯聲將軍在事變當天就指揮沈陽警察與日軍戰鬥，而且後來東北義勇軍又一直在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附帶說說，黃顯聲將軍後來長期被國民黨關押，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被殺害在歌樂山下。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許多人似乎並不知道在日本侵華的很長時間裏美國究竟做了些什麽。2003年2月28日《文匯讀書周報》發表過一篇題為《該告別冷戰思維了》的文章。作者（署名“老石”）說：“美國從來沒有對我國提出過領土要求，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的支持與幫助。”並且舉了飛虎隊、二戰援華物資為例。作者顯然不知道，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整整十年時間美國所做的並不是“支持與幫助”中國，而是不顧我國的一再反對，把“廢鋼鐵”和木材賣給日本，使日本得以用這些東西做成飛機、槍炮和炸彈，侵略我國。當時陶行知先生鑒於美國軍事物資源源輸往日本的嚴重性，曾經策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成立一個經濟研究會，由那時在美國的經濟學家胡敦源先生主持。研究會搜集美國官方資料以後發現，先天不足的日本，侵華所需軍事原料幾乎全部依靠進口，其中從美國進口的最多，1937年占到百分之五十四點四，1938年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這就不難明白在《陶行知日誌》（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出版）裏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記載：
（1938年5月4日）洛杉磯五千人集會上講演：日本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人是美國的軍火幫助殺死的。在座國會議員司克脫（Scott）先生對大眾說：“請大家記著，日本在中國殺死一百萬人的時候，有五十四萬四千是美國幫凶而殺死的。凡不願做幫凶的人請站起來！”全場一致起立，表示禁運決心。
1936年9月，陶行知被救國會派往歐洲，出席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際反侵略大會，會後又作為救國會代表到法、英、美、加拿大、墨西哥等國，向各國人民和海外華人揭露日本侵華罪行，宣傳抗日救國，直到1938年才回國。張家康先生《抗戰中的駐美大使胡適》（《書屋》2005年第8期）告訴我們，1937年9月胡適曾經受國民政府委派出訪歐美，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與支援。這樣，那時在歐美便同時有官方與民間的兩個安徽同鄉兼留美同學會都在從事“國民外交”。不過陶行知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堅決主張抗日，當年便寫了《東北兩少年》的詩，其一題《哀張學良》（哀“長城躲到黃河邊”），另一首題《勉馮庸》（東北馮庸大學校長，時率學生南下請願），還寫了《敬贈馬占山主席》。而胡適則直到1937年“八·一三”日本進攻上海時才改變態度，此前一直是個“主和派”。1936年胡適到美國出席太平洋學會，還在為“蔣先生”的不抵抗政策辯護。據陸璀說，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上海有一個名叫胡阿毛的司機，把滿載日本兵和軍用物資的汽車開到黃浦江裏去，自己也壯烈犧牲，陶行知為此寫過一首小詩，裏麵有“恭喜胡家出好漢，不是胡適是阿毛”之句〔1〕。遺憾的是我父親（他是陶行知早年在曉莊師範的學生）後來三次編輯陶先生的著作（《行知詩歌集》，三聯書店1981年出版；《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時都沒能找到原詩。
美國政府支持日本侵略中國的做法，早就引起美國民眾的不滿了。1936年美國西海岸發生過海員罷工，反對把軍事物資賣給日本供其侵略中國。但是，民眾的決心並不能改變美國政府的態度，於是我們又看到《陶行知日誌》有這樣的記載：“（運廢鋼鐵去日本的）挪威貨船起航，有十七名海員拒絕去日本，被德克薩斯州行政司法長官拘留。”據《陶行知日誌》提供的數字可知，1937年運往日本的戰略物資，美國占百分之五十四點四，英國占百分之十七點五，德國占百分之三點八。分類來說，美國所占比例分別是：銅百分之九十二點九，各種油料百分之六十點五，汽車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點二，鐵（廢鋼鐵？）百分之五十九點七，鑄鐵百分之四十一點六，各種機械、發動機百分之四十八點五。陶行知先生離開美國的時候，曾經在臨別演說中專門說道：“我回國參加抗戰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彈炸死，請你們不要忘記，我身體的百分之五十四點四是被你們美國炸死的。”所以講，如果說二戰之初美國對大西洋彼岸的歐洲是“隔岸觀火”的話，那麽它對太平洋另一岸的亞洲則是“隔岸助火”了。
盡管當時國民政府最高層不乏宋子文、宋美齡兄妹那樣與美國關係說得上“親密”的人，1938年9月國民政府又把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與羅斯福總統有同窗之誼的胡適派到美國去做大使，但美國政府仍然像京劇《沙家浜》裏胡傳魁唱的那樣，“一點麵子也不講”。反過來，它大量向日本輸出戰略物資的行為又持續了三年多。根據張家康先生的文章可知，甚至到“珍珠港事變”前夕的1941年11月22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中、英、澳、荷四國大使通報美日協定草稿，還隻要求日本從越南南部撤軍，隻字不提日軍侵占中國大片領土的事。英、澳、荷三國大使表示無異議，胡適則不請示國內當即表示反對。直到半個月後（12月7日）日本炸彈落在珍珠港美國軍艦上，美國當權者才被炸醒。別忘了，那時的日本飛機還大量使用木材製成，那木材說不定就有美國賣給它的；而日本製造炸彈所用的鋼鐵，很可能正來自陶行知先生在美國一個又一個港口看到的準備運往日本的“鐵山”。倒是蘇聯答應了蔣介石的要求，於1937年8月21日和中國政府簽訂條約，不但支援了飛機（當時蘇聯空軍所用E-15和E-16型戰鬥機），還以“誌願航空隊”名義派來飛行員，參加保衛武漢的空戰。1938年4月29日，中國空軍十九架飛機和蘇聯“誌願航空隊”四十五架飛機並肩戰鬥，擊落日機二十一架。中國飛行員陳懷民和蘇聯飛行員舒斯捷爾在飛機受傷的情況下駕機撞向敵機，英勇犧牲。解放初期我在重慶育才學校上學，那時育才已經從抗戰期間陶行知校長創辦時所在的合川古聖寺搬到市郊謝家灣，學校旁邊便有一座陣亡蘇聯“誌願航空隊”飛行員的墳墓。遺憾的是1951年街道擴建時被平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