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飯或幹不用動腦的活時，帶著耳機邊聽哈耶克的晚年著作《致命的自負》，大概是:
自從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運用上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哈耶克從這種進步中卻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潛在危險，即每個科學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在對人類的自由不斷形成一種威脅，這是因為它加強了人類在判斷自己的理性控製能力上的一種幻覺，即哈耶克所說的“致命自負”。在他看來，一切打算對整個社會經濟實行計劃的企圖，不管它們是出於何種的動機（高尚的或不高尚的），都是建立在這種危險的知識自負上。問題不在於該自負的經濟計劃所設定的目標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倡導的辦法能否達到這些目標？如果人的腦力本來無法理解人類社會的複雜性卻因自負而把自己拔高到萬能的自以為能規劃一切的境地，再把這種無知和固執付之於實踐而強製推廣的話就會讓社會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早期作品)，社會最終會走向崩潰。（雖史上已有不少例證，可無知和自負之人的執念總認為在自己手中可以完成這個人類的壯舉，但結果是這些人經常會被自己的無知，執念和致命的自負所擊敗，同時不可避免的也會給社會帶來災難。）
哈耶克為證明這種立場的錯誤，提出了他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的“擴展秩序”這一核心概念，它脫胎於他50年代以後開始係統闡述的“自發秩序”的思想
他認為，許多人敵視市場秩序的原因，即在於他們沒有真正理解或根本不願理解這種抽象的自發模式和天賦特性在一切生命領域所起的作用。正是因為這種不理解，使這些自負的人情不自禁地傾向於從“泛靈論”角度，把複雜結構解釋成某個主體的自覺設計的結果。由於這種“建構論理性主義”把人類社會獲得的一切優勢和機會，一概歸功於理性設計而不是對傳統規則和天賦人性的遵從，（比如那些認為科學高度發達後就可以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的“科學教”崇拜者或科學迷信者），因此這些自負認為，隻要對目標作更為恰當的籌劃和“理性的協調”，就能消滅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現象。這都是因為致命自負的人在理性之外看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識，或者說，他們不承認人類通過理性而得到的各種知識體係，也受著某些傳統行為實踐模式和人類天賦或天生特性的製約。
然而，如果那些人認為哈耶克批判是在崇尚無知和詆毀、否認人類理性的自信和理性的實踐，那就大錯特錯了。哈耶克所批判的僅僅是“以暴力和強製來推廣所謂理性”的“非理性”模式，而不是反對人類社會發展所必需的“理性的實踐”。雖然這種人類實踐之“理性”不可能絕對地正確，永遠隻能是相對的，有條件和範圍限製的，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人類有限的“理性”指導下的實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根本動力！但是，無知和執念，暴力和強製才使人類理性的實踐蛻變成致命的自負！（有些評論選自馮克利和丁禮庭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