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幫助母親整理我父親的筆記和遺稿時，我發現了一本封皮已經發了黃的舊書：“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tion Genetics”，看作者的姓名應該是一個中國人：Ching Chun Li，翻開書的扉頁，上麵印刷著手寫體字母：“To the Memory of Jeff”。在同一個抽屜裏還有一摞信封，細看卻是90年代初這本書作者與我父母通信的部分信件，這引發了我對50年代初那驚動了高層的“李景均教授被迫離國出走”事件的興趣……
李景均教授，1912-2003（因他寄來的早期照片暫找不到，從網絡下載）
李景均教授1940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又在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短期修課之後，攜新婚的美籍華人妻子，於1941年秋在加州登上了駛向上海的輪船。當時的上海已淪於日寇之手，為躲避日寇的潛艇和騷擾，輪船在海上迂回了51天後，不得已停靠在香港。因身無分文現金，他們飽嚐了有上頓沒下頓的艱辛，後來在地下組織和親朋的接濟和幫助下，他和懷了孕的妻子徒步荒山舟車輾轉，用38天繞過了日寇的封鎖線到達大後方，於1942年在桂林的廣西大學農學院任教。他們的長子Jeff在那裏出生，但在次年去重慶的長途汽車上染上菌痢尋醫無門，在他的懷中停止了呼吸。1943年李景均在金陵大學任教，1946年應北大農學院俞大紱院長之邀北上，在34歲時成為北大最年輕的係主任，是當時國內著名的群體遺傳學家。
我父母都從李先生的課中受益匪淺。李先生在農藝係授課時，我母親是該係畢業班學生。據她回憶，李先生的語言精煉，深入淺出，比如講兩維和三維數學模型時，他會順手捏住講桌上平攤著的一塊抹布，把它提起來顯示維度的差別，令學生們一目了然。他的課還嚴格守時，最後一句話講完時正到該下課時間，也正好是學生結束一整頁紙筆記的時候，可惜她的課堂筆記多在文革下放中丟失，我隻找到了一頁。我父親雖然是晚一級的學生，又已經轉到了植保係，但因為對李先生的課有特殊興趣，也選了他的課並成為班裏最好的學生之一，一起聽課的同學們，都喜歡借閱他的課堂筆記。李先生的課，成為了我父親後來發展植保係統工程模式的啟蒙課程之一。 1948年李先生把他的課堂講義整理成英文教科書，並把這本處女作和後來在美國出的第一本書，都獻給了在戰亂中早夭的長子Jeff。六十七年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在談到中國現代自然科學發展時，是這樣介紹這本書的：“至今為止，絕大部分的中小學和大學的理工科教材以翻譯西方的教科書為主……。偶爾出現過中國寫書西方用的情況……”，展現在我眼前的，就是這本由北大出版社持有版權的《群體遺傳學》。
當年為幫李先生出這本書跑出版社的助教王伯伯說，1948年解放軍圍城時，係裏的助教吳伯伯常請李先生出去聚會，而據當時是地下黨員的吳伯伯回憶，在農學院校園將成兩軍交火前沿時，俞院長和李先生擔心實驗室器材和農場校產在戰亂中丟失損壞，就和部分師生留在那裏看守。當年12月，俞院長的連襟葉劍英，請他們把器材送到良鄉解放區保管，並留在那裏參觀訪問十多天，希望他們為新中國科教事業貢獻力量。雖然在解放軍進城不久，李先生就收到過國外發來的聘書，但他還是留在了北大農學院繼續任教，主講遺傳學，生物統計和田間實驗設計等課程。為了解和向國內介紹不同的遺傳學派，1949年他還和同事一起，翻譯了前蘇聯農業科學院長李森科的“遺傳及其變異”一書。盡管在40多年之後，他在給我父親的信中說：“回憶當年（1949-1950），李森科學派的種種謬論，實在令人覺得愚昧可笑！ 真可謂滿紙荒唐話也。”
然而荒唐的卻還不隻是李森科的話，當時北大農學院請華北大學（1945年在張家口解放區成立）農學院的樂天宇院長去演講，樂在會上把英美的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稱為“舊遺傳學”，大大批判了一通，舉了一些全沒有常識的例子，來攻擊“舊遺傳學”。而生性耿直的李先生是一個“大炮”，在會後，他對農藝係師生指出了樂講話中的錯誤和不科學的地方。樂知道後被觸怒了，在華大農學院的“農訊”校刊上撰文，猛批李先生的“群體遺傳學”。
在北大和清華的農學院奉命與華大農學院合並後，樂天宇成為學校實際的第一把手。第一個學期開學學校就決定，把被稱為“新遺傳學”的前蘇聯的“米丘林遺傳學”增開為必修課，而把被扣上“唯心”和“反動”帽子的“舊遺傳學”，也就是李先生開的那門課改為選修課。1950年，又停開了他的另外兩門課，後來聽說前蘇聯有“生物統計”課，才將“生物統計”改名為“農業統計學”作為選修課。學生們因此不再有興趣（或膽量）去修李先生主講的“反動唯心論”，甚至他那份關於李森科“遺傳及其變異”的譯稿，也因樂從中作梗而無法出版，後來書稿交到中蘇友協由周建人校閱後才得以印刷，但樂又阻撓不允發行，直到送交胡喬木審批後方才得以發售。
這些荒唐事雖然引起了有關教授教師的強烈不滿，但他們對黨派來領導大學的人也是無可奈何。在政治帽子和人身攻擊的雙重打壓下，無課可教的李景均教授於1950年寒假憤而離開農大去上海，並致信樂天宇和俞院長：“身體欠佳，請假數月，祈勿發薪”。3月份在香港的哥哥收留了他一家，在那裏他致函農學院同事說：“學無所用，逼上梁山”，在婉拒了台灣大學的聘書後，他決定到美國去工作。
李景均教授的出走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關注，7月16日毛澤東在樂天宇交上來的為此事件申辯的報告上批注：“這個報告裏所表現的作風是不健全的，樂天宇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但調查工作一直延續到教育部正副部長介入，才在1951年初將樂調離別任。李先生在幾位美國知名學者的幫助下，解決了護照和進入美國的簽證麻煩，於5月去了美國匹茲堡大學，在諾貝爾獎得主Antonio Ciocco博士的實驗室工作。
1955年，李先生的書“群體遺傳學”被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一麵世就被學術界公認為是最好的教材，以後多次再版，成為一本中國人寫而西方人用的書。他在美國先後出版了10本書，有些被翻譯成西班牙文俄文等，成了全世界通用的“群體遺傳學”教科書，他本人也在1960年被推舉為“美國人類遺傳學會”的主席。1988年，在學科內引領潮流數十年的李先生，又獲“美國人類遺傳學會”的“傑出教育”獎，他的美國同行說：“沒有幾個人有他那樣清晰的思路和能力，來闡明繁雜的群體遺傳學的概念。”
然而這一切的一切，都難以撫平李先生內心深處的傷痛，他在給我父親的信中說：“所述種切，不堪回首，…我已年邁，誠如古人所雲：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他說前蘇聯科學院委托了四名遺傳學家翻譯他的書使他“深受感動”，讚賞他們“光明正大，承認錯誤重新再來的科學態度”。他對當時國內“避而不談…., 希望大家都忘記一切，不要再談誰是誰非”的做法表示很不理解。在另一封信中, 他告訴我父母：他的一本書由他學生的學生譯成中文，在中國出版了，鑒於生命科學已經發展到分子水平，他戲稱這本書已不過是“人，手，刀，口”一類的啟蒙讀本，隨信還附了幾張由黑龍江出版社出的書的封麵複印件。可歎當年他那被迫“內銷轉出口”的陽春白雪，終於部分地回到了埋葬著他的長子和報國初衷的故土，和舊雨新知見麵了，這遲到的回歸，雖堪慰“斷腸人”鄉愁，卻足令旁觀者唏噓。
經查資料我得知，樂天宇隻是當年“大事件”中的一個“小人物*”。他被卷入那場悲劇，固然有個人“思想中”的“毛病”，但更是為政治大環境所驅使：從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斯大林的政治權力“以革命的名義”對科學橫加幹涉，令執不同見解的科學家遭到了殘酷清洗甚至被判死刑，前蘇聯的生命科學研究也因此至少停滯了30年。在前蘇聯解體後，李森科“偽科學”的來龍去脈才被逐步揭露出來**，但那些災難性的惡果，在“向蘇聯學習”的國家中，除東德外無一幸免。在農大，除了李先生首當其衝外，受到衝擊或委曲求全的大有人在，比如一位教授上課每提到摩爾根遺傳學時，必定這樣介紹：“……目的是讓大家了解，我們的批判對象到底說了些什麽……” 更令人扼腕的是，從我懂事開始到70年代末，中國課本上唯尊李森科和米丘林為遺傳學的巨頭，而有關孟德爾和摩爾根的信息則遭到嚴密封殺，令我在走出國門之初，突然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感覺。
當我為核實李先生被“逼上梁山”那些事，翻閱以“宜粗不宜細”為原則編寫的“農大校史”時，才發現那不過是個小小的序曲。後來近30年頻繁的政治風暴，反複被批判下放，使得老師的科研澱積和學生的求學進程一次次地被打亂或“清零”，直到80年代初才相對安定下來。李景均教授幸而躲過了那些“有理說不清”的，以至於致命的“折騰”，相比起他留在農大的同事和學生，還多了近30年能夠專注於教學和科研的時光呢，其中的是非得失，就不是這篇小文所能探究的了。
曾健君 2016年2月10日
備注
*樂天宇也是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曆，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的好友之一，毛澤東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就是答他的詩的。在文革中他受到了四人幫的迫害，1980年，79歲的樂天宇帶著平反時補發的5萬元工資回到湖南老家，在宗廟裏創建了一所民辦的“九嶷山學院”，招收高考落榜的農家子弟，學院收費低廉不包分配，對少數民族貧困家庭和軍烈屬子弟減免學雜費。他製定的校訓是：‘貴自學、敦品德、勤琢磨、愛勞動’。除了開始的投入，他還把每個月的退休工資，除留50元生活費外都投入了學校建設。為了給學校省錢，他撿人家丟掉的菜葉吃，出差隻住每晚2角錢的通鋪，1983年他在建校工地簡陋的辦公室裏中風，十天後辭世。“九嶷山學院”專門建立了一座紀念館，緬懷這位為家鄉教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老人。曆史就是這樣一個迷幻的多棱鏡，一篇小文不可能麵麵俱到，僅此備注。
**李森科欺世盜名，把“米丘林遺傳學”當成打擊異己的大棒：米丘林遺傳學的很多見解，被幾十年的農業實踐證明是正確的，但它的缺點是不承認基因在遺傳中的作用。在米丘林去世以後，李森科拋出由斯大林親自修改過的“論生物學現狀”的報告，以支持“米丘林遺傳學”為名，把與孟德爾摩爾根學派的學術之爭轉變成“階級鬥爭”。後來，他又找了幾個根本不是生物學家的人一起，變本加厲地提出了所謂物種形成的“新觀點”，導致了300多名前蘇聯科學家聯名上書，要求撤銷他農業科學院院長的職務。李森科被迫下台後，又找到赫魯曉夫做政治靠山，繼續打擊反對他的人，直到赫魯曉夫下台，前蘇聯生命科學才恢複了正常的科研秩序。而與此同時，建立在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基礎上的現代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工程技術，已經在西方蓬勃發展起來了。
本文得到原農大老師學生和附小校友的指教，並參考了下列文獻
中國未來與科學的隱患 ，饒毅，中信出版集網絡文章，2015-12-27
北京農業大學校史，1995年版
Remembrance of Ching Chun Li, 1912-2003，Spiess EB. ， Genetics. 2005 Jan; 169 (1): 9-11.
遺傳學家/生物統計學家李景均先生: 其人、其書及其精神，郭孫偉，《科學文化評論》， 2008年，第5卷 第4期68-8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