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 （轉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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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知識分子工農化運動對抗人類文明知識化的反智實踐，決定了當年知青群體擺脫不了的落後性質。在為傳統農業文明送葬的同時，也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陝北插隊十年，擔任過生產隊長、大隊書記等。現從事陝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研究。

上山下鄉是一個防止文明進步的曆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鄉之時，中國農業文明已走過兩千年。經曆了循環往複的皇權、暴政、戰亂、天災後，到人民公社製度強製建立，農業文明終於憑藉強權，實現了從未實 踐過的平均主義原始理想，小農被捆綁為集體，失去了自主生產和支配收獲的權利。用引進的理論，指導消滅分配差別和城鄉差別。

那不是天然形態的差別消失，而是人為形態的差別消滅。消失到消滅的一字之差，催生了鬥爭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進的進步目標，導致了劇烈的退步結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那是在非戰亂曆史環境中，中國農民最貧困饑苦的年代，最無法掌握自己溫飽的年代，最沒有自由的年代。

除可能的天災外，分配還受政權積累的影響，帶有必然的不確定性。知青所插之“隊”，是人民公社製度下強製農民群體依附自然經濟、平均分配食物的“生產隊”。在傳統東方農業文明被改變得匪夷所思、烏托邦理想強行實踐的最後過程中，知青上山下鄉深刻地印記了那種曆史特征。

據潘鳴嘯《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間，中國共招聘1400萬人進城就業，其中600萬是知青，800萬是農民。1971和1972年，全國有800多萬農民臨時工轉為固定工。
那時認為，知識分子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勞而獲的精神貴族”，白白讓工人農民養活，具有資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從具體的曆史條件來考察，使知識青年 “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農村進行思想改造，以實現“知識分子工農化”和“培養勞動者”，是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個主要目的。

因此，那時宣揚城市青年紮根農村，改當農民。上山下鄉人數也是隨著繼續革命和階級鬥爭的強調程度而增加的。

1955—1958年上山下鄉8.7萬人，1962—1966年人數增長15倍，到1967—1969年增長為54倍，470萬人。1973—1977年，又有858萬青年被卷進上山下鄉大潮。那時，上山下鄉成為政治動員方式推進的政治運動，是“文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了。

如果城鎮化是農耕文化轉向新文化類型的進步方向，那麽與城鎮化方向完全相反的上山下鄉運動，無法視為進步。如果農業文明的消逝和終結是社會的進步，那麽向臨終的農業文明學習的上山下鄉運動，不能視為進步。

回頭望去，上山下鄉是在一個文明沒落時代發生的防止文明進步的曆史事件。隻有在農業文明時代，和政治動員體係下，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件。換任何一個社會政治條件，都不可能出現這種選擇大規模知識人口遷徙農村的政治運動。

知青不過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一部分而已。雖然他們給農村帶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的吸引，但以知識分子工農化運動對抗人類文明知識化的反智實踐，決定了當年知青群體擺脫不了的落後性質。

以人類文明進步的理念分析，始於1942延安整風、盛於“文革”上山下鄉的知識分子工農化，傳遞的是一種非進步的“負”能量；而後來相反走向的知識化，才是社會進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鄉對個人的鍛煉是真實存在的，個人損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獲了堅強和愛心。所有苦難都可以使人經受磨練，可是苦難給人的磨練，並不證明苦難的正確。正如不能因為個人在戰爭或饑荒中經曆了磨練，就證明它們正確一樣。

上山下鄉運動產生的積極意義，與發動者的願望恰恰相反，是使許多知青通過社會底層實踐，深刻了解民間，對繼續革命、階級鬥爭理論，和用它們強力支撐的舊體製，發生徹底懷疑，轉向獨立思考，從而清醒地認知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真諦所在。

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

去陝北的這代知青，所經所曆反差巨大。

“少年不識愁滋味”時遠離城市，在傳統文明消逝的前夜，入鄉隨俗，耕種鋤割，既適應農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勝天殉道獻身，曾用立場尋找階級鬥爭，更以人性相知貧困農民，接受樸實溫暖的關愛，走過霜雪風寒的青春，竭力為鄉親排難解病，盡力教娃娃識字讀書。

這樣的經曆使他們初識人間苦難，改變觀察視角，認知真實中國，因而造就了對時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對鄉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將至時，那些他們曾經生活的村落，卻忽然冷落。青年時代的熟識老友，或亡故或遠走；地畔炕頭的當年紅火，已雲散已煙消。

往日的村莊可能消失，往歲的農業即將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將消逝。它們不是以發展的方式長入新的文明，而是以消失的方式訣別傳統文化。這種情況下，聚散無情時，知青們留戀的，是那往日的人文情感、質樸的真誠友誼。那是從此以後再難得到的人間珍品。

從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鄉不過是須臾間事情，是舊文明裏一種舊理想最後努力存在的一個曆史現象。那種努力的失敗，唱響了舊文明的挽歌。生產方式的改變，已經淘汰了那個時代。

我們在為傳統農業文明送葬的同時，也可以給上山下鄉運動蓋棺了。在知識文明即將到來的社會變遷、文化變遷中，對上山下鄉運動的歌功頌德，反映了知青群體當年的落後性質。

知青經曆的價值，在於親曆了消逝中的農業文明

值得關注的是，一方麵，在知識文明時代，傳統文化的經驗必然成為知識創新的資源，成為個性化創造的啟發；另一方麵，傳統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識係統，幾千年來為民族規範著認識領域和認知方式，支持著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

今天知青所回顧眷顧的生存經曆、鄉俗事物，都是農業文明的方方麵麵，也都是傳統文化的點點滴滴。那些真實記錄生存情境的曆史圖像，親身經曆多樣文化的書寫記述，其最大價值所在，是記憶消逝中的文明。

幾千年間，經曆了反複的毀滅和重生，農業社會逐漸成熟。無論怎樣的天災或人禍，農村總是農村。即使進入當代，傳統社會的結構被共產革命根本改變，鄉族自治 變為政黨統治，自耕土地變為群體耕種，大規模政治運動持續不斷，農民失去土地和自由，但農業社會的基本單位——那些窯洞村落，依舊存在，農耕經濟，仍然繼續。

而今，城鎮化告訴我們：一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個人類社會的文化類型，正在消逝之中。

人們離開故土村莊，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遷徙，而是分散出去進城務工，放棄舊的農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識生存能力。分散的遷徙，能力的改變，導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傳承終止、解體消散，一個個村莊從此將成為農業文明的遺址。

這一次變化的原因，不是曾經的古代戰爭、民族仇殺、人口遷徙，也不是政黨發動。經濟的發展，生活的變化，是突然到來的。非漸進的財富膨脹過程，導致了激進的城鎮化進程和巨大的城鄉差別。

去年春天我在陝北遇到一個畫麵，前麵是大片拆遷廢墟中堅持著的幾眼窯洞，孤孤零零，後麵是主體已經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層高樓。這個畫麵，向我們展示了中國與其它許多國家不同的發展方式。

現在在英國，我們可以在唐代的莊園裏喝茶，在宋代的教堂裏祈禱，在元代的大學裏學習，在明代的酒店裏住宿，在清代的地鐵裏坐車。倫敦開通地鐵那年，石達開兵敗大渡河。也是那年，陝西回亂初起，延安各縣還住著上一批居民，幾年後他們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無下落。

而在英國，至今，隻要沒被德國人炸毀的，他們都沒拆，鄉村也都在。人們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過的地方，往窗外欣賞千年以來不變的田園風光，藍天碧水相映，綠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沒人開發。
在那裏，傳統文化是和平長入現代文明的，城鄉差別是消失的而非被消滅的。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在這裏，激進的發展方式表現在了一個字上：拆。

推土機暴力地埋葬傳統，到處埋葬傳統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財富的膨脹中，我們沒有西方文明那種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沒有東方傳統原來禮義廉恥的祖訓，我們 失去了對知識積累、社會關係、行為觀念、精神價值的文化傳承，以為財富增長等同於文明複興，結果隻能一步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財富的海洋。
曾經的農民已經自信地走向遠方，不複回歸；多樣的文化必將無奈地歎息而去，消於無形。在傳統文化無法和平長入現代文明時，記憶的價值強烈地凸顯出來。這時我們意識到，一代知青，正是農業文明消逝的親曆者、見證人。

人類曆史上唯一的知青群體，結識了最後的傳統農民，經曆了最後的傳統農業，了解了最後的傳統農村。現在，目送它們消逝遠去。知青的記憶裏，有剪不斷、理還亂的一生牽纏。

記憶消逝中的文明，是為人類文化留下遺產。知青經曆的價值，就在於親曆農業文明，感知農業文明，記述農業文明。當農業文明無法與城鎮化進步適應共生，而忽 然消逝時，知青可以為後人認知曾經的文明——那其中的勞苦與煎熬、漫長和渴望、田園或荒唐，留下真實，留下細節，留下記憶。

知青個體的人生經曆，會因此而走出上山下鄉的落後陰影，彰顯人文意義的永恒價值。


 

 

[東籬翁]

文筆簡練，觀點鮮明，有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