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紅西子
夢工廠電影《革命之路》，凱特·溫斯萊特獲得第66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劇情類電影最佳女演員獎。凱特爐火純青的演技，將一部情節平平的家庭劇，演繹得風生水起。貌似舞台的簡潔場景內，我的視線總被她的表情所牽引。（哎，看看人家多會折騰！看過了電影，小說可以不看了。）
暫停對影片藝術性的褒言，片名“革命之路”，其 revolutionary，革命、變革之意，已令我注目。“革命路”是個路名，也是男女主人公婚姻生活的隱喻。變革帶來美好、或必然導致死亡？電影帶給人們思考。
故事講述了一對美國夫妻關係的悲劇走向。隨著情節延拓，凸顯現實與理想的衝突，兩位主人公展現了典型的囚徒困境（Prison Dilemma）。因價值觀不同、加之現實因素的幹擾，家庭中爭吵遍布——此類婚姻衝突在國內家庭情境中見怪不怪，不同的隻是，在國內墮胎，隨便去。美國康涅狄格州於1821年率先通過《反墮胎法》，影響了近一個半世紀的美國大部分州，直至1973年發生著名的“羅訴韋德案”，自由與保守兩派的爭議，才令墮胎的合法出現了空間。故事正發生在50年代的康州，反墮胎的橋頭堡——在此嚴苛的時代背景下，影片以女主人公為自己墮胎、命喪黃泉而結局。
故事中的衝突，源起於女主人公April熱望改變自己枯燥的主婦生活，在與丈夫意見達趨一致、行將動身的當口，卻發現自己懷孕。丈夫於是決定守成，安於前途光明的新職，而April在失望之餘，用墮胎行動表達了自己身臨淵底的無望。夫妻雙方的婚外性，不外乎是各自在單調日子的軌道邊緣打了下滑，並沒有影響到他們間的愛情，但丈夫“法語熟練”的大話被揭底、肚子裏不得不降生的第三個孩子，讓April看不到一點改善的契機——她把變革行動失敗的原因歸咎到胎兒上，盡管她接受了生活一成不變的結論，卻對重複的、灰色調的將來失望得一塌糊塗，以至於私自結果胎兒的生命——囚徒困境走到了博弈的盡頭。
一些影評人指出，April因“自命不凡”而產生理想主義思想，可是，April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地點和生活方式。任何一個人，隻要他/她願意付出努力、從而改變自己人生道路的理想，都不應受到指責與非議。我故意忽略去往歐洲的“淘金熱”大背景，我認為它不構成April冀望改變自身環境的誘因。剝奪她改善生活之願景的，並不是理想的荒誕性，而是彼時的環境對她而言一如死水，畢竟，她還在家庭的框架下，而非拋夫棄子、離家出走，也沒有一絲獨自尋求個人利益的動念。片尾進一步表現了人文環境的嚴苛：April一屍兩命地歿了，鄰裏對她的冷言冷語卻開始了——真個是“風刀霜劍嚴相逼”，冷漠，不見生機。假如墮胎能夠合法化，April何至於看不到一點希望之光？對她的“不切實際”的批判，必也無從著落了。
影片不是探究墮胎與安全問題，更近距離展示了婚姻中的夫妻博弈過程。家庭倫理中，婚姻間的博弈現象比比皆是，常見的是，博弈的結果往往造成難以調和的矛盾，夫妻關係長成了硬刺，即便有愛、即便博弈的動因往往出於美善心意，也不能叫它柔軟至消弭。在電影裏，雙方的個人行為受到心理活動的驅使，發生一係列爭執，重複的囚徒困境漸次加劇——從根本上說，囚徒困境是兩個人的心理戰。
家庭倫理框含家庭規則，共同財產和孩子等等，都位於被雙方承認的規則內，需由各家庭成員自覺遵守，有決定權的任何一方，尤須安以接納的心理，避免因背離規則而帶來的惡果。影片末，女主人公對變革的單方熱愛之情，絕然蓋過了異想（Magical Thinking），縱然愛之深切，她亦由於主動地處死胎兒、進而被動地處死了自己，婚姻和家庭之完整性的覆滅，既成不可逆的事實。全盤皆輸的悲劇。一場追求理想生活的價值觀博弈，因異想不被堅守，延續性的非零和博弈之囚徒困境，演變成零和博弈，連納什均衡（完全利己地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結果是損人不利已）也再沒有達到的機會，更遑論帕累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之境的實驗。
有人對片名的翻譯提出異議，認為該譯以《變革之路》。Revolutionary與Change在詞義上有相近之處，於此聯想到奧巴馬的競選招牌：Change。從他參選、直至宣誓成為美國第一位非洲裔總統後，總有一股頑強的聲音，質疑change是否流於口號、質疑他號召的變革將給美國和世界格局帶來美好前景還是倒退。質疑聲音的載體們可能忘記了change於哲學中的永恒性，其勢態有如老子的水，變革無處不在、無時不在，無論個人還是團體、有所作為或者無所事事，也不論是主觀意願還是客觀存在、局部或者體製整體之變，不可改變的便是change，小如美中關係，也是同樣。最近一則新聞，標題“奧巴馬致電胡景濤：美國挑釁中國的後果嚴重 ”（美國文學城）文末替美國新政府指點江山道：“奧巴馬的班子也必須緊記，與中國打交道時，所有‘挑釁’或抨擊中國的言論也可能會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麵的影響，而在全球金融海嘯下，這個影響更可能大得讓美國政府無法承受。”雖然變革無時不有、且不論未來美國會不會“挑釁”，我從“新聞”中嗅到的是，華人不無等看笑話之幸災樂禍式的預告，這般言論無異於兩國關係緊張的納什均衡意見前戲。
奧巴馬作為新晉政棍或改革家、是理想主義者還是高談闊論者，其實都不重要，甚至價值觀也不是重點，關鍵在於，身居美國總統要職的奧巴馬，在金融危機重創全球經濟的慘烈背景下，他是否在實務上始終著力於帕雷斯最優、堅定地爭取從局部到全體的多贏。若嚐試從《革命之路》管窺美國精神，我們可以透徹地知悉：囚徒困境不可怕，可怕的是單方有意無意地追尋納什均衡，最終損人不利已。
蒼涼地目及到此：伴侶也好、國與國之間也罷，一切有形及無形的戰爭的深處，都是人與人的心理交戰，一無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