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反猶主義的反思
Lostalley
偶然讀到三聯生活周刊陸晶靖的文章“納粹德國為何殘殺600萬猶太人?"，頗有感想。該文基本是猶太學者費舍爾的中譯版。作為入門級的曆史解析論文，作者既沒有引證反方的合理觀點，也沒有屬於本人的中國視角，更不具備探討極具爭議性曆史話題應有的知性懷疑和多重立場。這種把反猶主義簡化成其他種族宗教對猶太人的嫉妒排斥迫害的一麵之詞，至少間接證明一個學術道德悖論：自詡為自由主義派的猶太文化精英卻不能容忍對反猶主義的任何理性探討。因此，這種絕對史學觀的曆史可靠性和現實可讀性都難以避免的要大打折扣。同時，猶太文化精英的“政治正確“使不斷解構與重新建構的曆史二元論原有的“真理越辯越明”的透視功能喪失。簡言之，猶太話語權壟斷下的反猶主義的成因分析已超出學術研究範疇，蛻化變質成自說自話的政治禁區。
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猶太宗教中自封為上帝選民的使命召喚，是猶太人曆史上遭難的自毀因素，排他導致排他。其次，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及由此形成的金融媒體貿易網絡的天然優勢，置其他非猶太種族於受剝削受控製的劣勢地位（贏在起跑線上），客觀上形成對其居住國的非軍事性經濟文化法律上的隱形入侵和滲透，最終導致居住國的顯性暴力排斥和清洗，是文明施虐在先野蠻受虐隨後的因果報應。再次，無祖國的漂移心態和尋求保護的賄賂心理的雙重影響，導致猶太文化滋生反集體的自由主義和厭惡秩序的無政府主義的天然傾向。這對追求穩定的民族國家和依賴平衡的國際體係而言，是一股防不勝防而又不得不防的特洛伊木馬式的潛在破壞勢力。中世紀西班牙的反皇室運動，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21世紀的全球化進程，都是猶太人製造或推動的。這種“渾水摸魚和火中取栗”的猶太生存法則，與崇尚秩序秉承傳統的民族國家具有本質上的衝突必然性。最後，猶太文化傳統中的精英意識和贏者通吃的極端性，與基督教的寬恕精神水火不容。猶太人對極致地位和財富的追求，加劇了金字塔式的權力分離和貧富懸殊，把普羅大眾的中庸生存之道堵死，最終導致暴力反抗，殃及猶太人的生存。綜上所述，反猶主義的根源來自一個施害與受害互為因果的連體怪嬰，在漫長的此消彼長的曆史互動過程中，演變成僅憑事實與理性難以理解的怪物。
用講究精確的修辭學分析猶太人的矛盾曆史觀，有助於理解其獨特的思維模式。比如，“大屠殺”（Holocaust)一詞本身是一個中性的宗教語匯，泛指宗教迫害及殺戮。而在猶太知識精英的改造下，成了特指猶太大屠殺的專有名詞，暗示猶太人是曆史上唯一的無辜受害者。這和“反猶主義”（Anti-Semitic)一詞在當今西方政治語匯裏的變異如出一轍。Semite（閃米特人）一詞原指居住在地中海到兩河流域的猶太人、巴勒斯坦人及貝都因人。而在猶太話語權改造下已成為針對猶太人的特指種族歧視。反諷的是，猶太人用這個詞指控巴勒斯坦人是“反猶主義者”時，等於說同為閃米特人的巴勒斯坦人自己歧視自己。當然，這種罔顧事實真相執意改寫曆史的文化屬性非猶太人獨有，但猶太人在這方麵確實比其他民族要更“出類拔萃”，也為猶太人為何招人恨提供了心理詮釋。
Bethesda, Maryland, 9/4/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