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南海危機是美國軍方主動挑起,卡特在前,猶太勢力和軍工複合體在後,公然挑戰奧巴馬。奧巴馬在南海問題上的公道話,是對這股勢力的反製,中國應該公開點明這點,避免將美國視為鐵板一塊。奧巴馬是和平總統,舉例為證:奧巴馬對內塔尼亞胡極為反感,上任後一直想解決巴以衝突,這對削弱中東反美恐怖勢力以及緩和與穆斯林國家的緊張關係,都是至關重要的。但遭到美國猶太勢力/軍工複合體/基督教原教旨派的反對。在伊朗核問題上,奧巴馬頂住巨大壓力,堅持和伊朗談判而排除動武。內塔尼亞胡居然密謀,欲在不通知美國的情況下偷襲伊朗核設施,拖美國下水,把軍事打擊伊朗的陰謀做實。奧巴馬知道後直接警告內塔尼亞胡,如以色列不經美國批準擅自進攻伊朗,他就命令美軍攔截甚至擊落以色列戰機(以空襲伊朗要飛越伊拉克領空,屬美國中東司令部管轄)。
美國軍工複合體是個龐大利益集團,對華強硬乃至製造衝突是其一貫立場,總統,其他行業利益集團,民間主和團體,對其有牽製作用。這有點像電力輸送網的運作模式,耗電總量均衡的情況下可以平穩運行,一旦某地耗電量突變而引起超負荷運轉,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就會造成係統癱瘓。因此,掌握美國錯綜複雜的內部矛盾演變並加以利用,是中國對美政策的必備內涵。運用正確情報,在關鍵時刻推波助瀾,是大國博弈的必要手段。中國奉行的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是弱勢地位的產物,而當國力增強需要擴大勢力範圍時,就是作繭自縛。
中國的智庫應對危機的戰略分析能力亟待提升。其對信息掌握和解讀水平有限,外語程度普遍偏低,國外文化背景的浸淫不夠,偶爾出訪開會的交流模式難以滿足深度觀察和透視對方的要求,忽視細節實證而習慣主觀臆斷,導致中國智庫整體素質平庸。
中國對美情報部門機構重疊,效率很低。人員多來自黨務係統,素質欠缺,在歐美的活動也是內鬥模式,即把資源集中在華人社區,對付法輪功和民運之流有餘,挖掘有價值情報不足。其兩條線情報作業方式(留學生和高科技華人),前者是歡迎訪美高官和抗議示威遊行,後者是利用軍民兩用的模糊空檔,既搞技術又不想得罪美國,是害怕出事的中庸之道作祟。相比之下,情報出身的普京就深諳此道,俄羅斯情報部門在美直搗虎穴,發展和策反美國情報人員。技偵技術(尤其是監聽和密碼破譯)遠超中國。普京有些舉措看似大膽冒險,其實是經過大量情報分析後的深思熟慮,常有以小博大,擊中要害的高性價比。舉例來說,烏克蘭廣場動亂時期,美歐在安排未來代理人的問題上分歧嚴重,美國堅持以烏裔猶太人為主體,而德法傾向東西烏克蘭聯合政府,美國助理國務卿紐蘭和駐烏大使欽定烏克蘭新班子的保密電話,被俄羅斯竊聽並破譯,普京了解美國猶太勢力和傳統白人之間的矛盾,就把錄音放到網上,既揭露美國的真實意圖,又挑起美國內部矛盾,是情報為政治服務的傑作。另一例子: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收買雇傭兵,向示威群眾和鎮暴警察同時打冷槍,以擴大事端趕親俄總統下台。此事被參與調解的立陶宛外交部長得知,向歐盟人權委員會的主席(英國人)報告,電話被竊聽解密(歐盟的保密製式與美國不同),也被放到網上示眾。俄羅斯在這兩件事上發揮情報的邊際效用,采取迂回戰術,既揭露美國和歐盟的幹預,又激起東烏民眾的憤怒和不安,進而為下一步的戰略對抗升級奠定基礎。當然,在外交謀略上,俄羅斯具有國際經驗人才儲備以及硬件方麵的優勢,中國一時還難以項背,但看守家門的內望式思維,是中國在外交情報戰中裹足不前的文化根源。